婺源聚落画像之宗祠建筑篇

婺源地区古镇村落作为典型的徽州聚落,其建筑形制能反映徽州的宗族礼治等社会原理。所以梳理徽州祠堂的来龙去脉,浅谈宗族礼治的社会原理,可以帮助了解徽州的宗族社会,加深对古代乡土社会的理解,亦可通过祠堂这一类型的建筑文物,了解乡村基层的文物保存状态。

徽 州 祠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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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祠堂形制的演变

宗法的建立源于崇尚祖先崇拜,在继承周代宗法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以严格维系宗族内部血缘、尊卑和长幼秩序为核心目的的民间制度,在以宗族为基本单位的乡土社会里,它扮演的是一种强执行力角色。礼治的依据是儒家的经文,是判断是非曲直、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和依据。礼治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基于一种社会共识,是传统的习惯性延续。如“孝悌”是之于亲属的基本要求,“忠信”是之于朋友的行为准则。

不同于世家更重视活人在世所享受的大宅园林,徽州宗族更热衷于建造一座华丽的宗祠,将祖辈的荣耀和世代子孙的成就通通归集在这一座纪念性的建筑里。民居是属于在世家族的,无论家族地位如何,始终是要面临分裂的(如兄弟间的分家)。但祠堂不会,它本质上应该永远存在,过世的祖先永远都在,所供奉的一方方小小的牌位便是每一个祖先在天之灵的凭证,徽州古村落中散布着的各类祠堂就是宗族精神在物质上的联系。

祠的本义是祭祀,祭祀是祠堂主要的功能,那么祠堂形制及其祭祀礼俗是如何被定义的呢?

朱熹所编纂的《家礼》是明清时期最重要的一本礼仪规范,儒家一直以来的理想之一,就是复兴周礼时期的理想社会(来源:司马氏书仪和朱子)

《家礼》开篇即写道: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明确描述祠堂建筑形制是:三开间,中门,外门,两阶和周垣(四周围墙)。虽然内容十分有限,但后人根据这段文字描述,揣摩并绘制出不尽相同的图示,这也正是明代探索“祠堂”这种新的建筑形制的开端。

《明会典》中的家庙图和《书仪》(宋·司马光)中的影堂(来源:司马氏书仪和朱子)

参照朱熹《家礼》成书之前借鉴的司马光私撰的礼书《书仪》影堂图,家礼中所描述的那个“三间”的祠堂主要为“供奉祖宗牌位”的功能,“举行祭祀典礼”只需要在阶下的空地处,或者“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极度简陋,但这一功能空间,实际上就是今天祠堂里最为庞大而宏伟的“享堂”。

《明会典》的家庙图中可以看到“享堂”建筑被明确化,这可以理解为“影堂”扩大为宗族“祠堂”的一个必然现象。同时,明代祭祀制度的开放,也导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明清祠堂,因为宗法礼治的重新定义而被极大丰富,形成了许多前世所未有的新功能和新形式。

宋代的《家礼》已经无法完全被明清的建造所参考,必须更多地结合现实需求和当地的建造习惯。随后,各地出现了许多不尽相同的祠堂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真正的主体建筑——享堂的“规模”多大,“规格”最高的总是奉祀祖宗神主的寝堂。寝堂的台基一定比享堂高,或者多加一层楼,这是我们的先祖在解决“现实功能”和“法理需要”时所必须用到的办法。

祠堂空间次序图 (来源:《徽州祠堂建筑空间研究》)

婺源汪口村俞氏宗祠,可以看到建筑整体明显的起伏关系(无人机拍摄)

那么祠堂真正的形制,和《家礼》所规定的又有多大的联系呢?

祠堂祭祀功能分析图(绘制:李健)

徽州民居原型(绘制:李健)

徽州民居原型的扩展方式(来源:宗族文化对民居形制的影响与分析)

祠堂建筑内进行的活动都极其讲究位序,这深刻影响到祠堂的平面格局。祭祀时乐队大都设在一进——仪门两侧。享堂是主要祭祀空间,一般都比较高大,并兼具多重功能,室内空间宽敞,加添许多装饰,使用材料也最好。第三进的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也是宗祠最重要的部分,祖先牌位及供桌靠后墙摆放,前面留出大部分空间作为族人跪拜之用。

徽州民居以三合院作为一个基本单元它是住宅中功能最为重要,兼有居住,起居和接待功能。三合院既是空间单元,也是生活单元。正房三开间,一明两暗格局。左右次间是卧室。主院落为天井,一个进深浅的窄高空间。明间为开敞堂屋,与院落连成一体,主要是用于生活起居兼接待的堂屋,是家庭公共生活中心。

从实际考察来看,祠堂成为一组递进式院落的整体,每一进的堂前都有廊庑环抱天井,形成开阔的院落,这种形制演变显然受到当地原有建筑特色本身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徽州民居原型的单元组合与扩展。

当然,明中叶后的兴建众多的祠堂,多无视皇朝的等级规定,追求形制上的恢宏富丽,肆意扩展面阔和进深,这也与徽商经济的繁荣,诸多宗族兴旺和子孙的繁衍有关,早期的祠堂已经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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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念与建筑空间的关系

从以上徽州文化和建筑空间环境分析可以得到:建筑空间环境与人类文化观念必然有联系。于是,我们尝试将环境、人和文化三者建立一种关系,用中国传统“道”和“器”观念,人就是二者的桥梁。环境是形而下,文化作为形而上,人是环境和文化的传递着也是构建者。也就是千百年来人类在活动中总结形成的思想观念,反过来也影响人的行为活动。什么的行为就会在居住上形成什么样的空间观念,相应的人类通过营造活动创造了这般的空间环境。这种建筑环境、文化观念和人的关系框架,也完全适用于我们今天对祠堂这一典型建筑的研究。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读懂宗祠建筑之前必须先读懂徽州文化。

文化与建筑空间关系示意图(绘制:李健)

婺 源 祠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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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目前,在古徽州府辖六县——黟县歙县绩溪休宁祁门、婺源等地的各村镇仍有大量的宗祠遗存。其中,歙县和黟县的宗祠建筑遗存数量较多。婺源境内也有相当数量保存较好的宗祠建筑。本次我们调研了汪口村的俞氏宗祠和理坑村的官厅。从选址朝向和平面布局上看,二者区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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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氏宗祠

俞氏宗祠坐落于沟通村内外交通水口处,成为本村落标志性的建筑。祠前有较大的广场——坦,能同时供几百人聚会只用。

俞氏宗祠在汪口村的位置(无人机拍摄)

俞氏宗祠的五凤门楼(拍摄:李健)

门首为木结构五凤楼,歇山顶,青瓦覆盖,檐角高翘,门楼下面斗拱密布,横坊刻双龙戏珠图案,横坊下面明坊深雕双凤朝阳。在古代朝纲中,五凤门楼属朝廷建筑,民间修建必是犯上,但是宗祠出资建造者:俞应纶,当过太子的老师,所以算是圣上御批。磅礴大气的外观,突出了宗祠的统御性和标志性。

俞氏宗祠精致的木雕石雕(无人机拍摄)

俞氏宗祠的平面图 (绘制:李健)

俞氏宗祠的剖面图 (来源:《婺源俞氏宗祠建筑雕刻艺术研究》)

祠堂分三进、两个相连四合院落,前后进各五间,中进三间,由外而内依次为:仪门——享堂——寝堂。以三进结构组成一完整且独立的建筑体的公共空间,正堂空间的对称性强烈地将视线引导向位于中轴线的空间及装饰,寝堂的供牌台为室内视觉的焦点,上下堂及敞廊以天井空间为中心向内围合,组合起来形成祠堂的“统一感”。从剖面看台基遵循徽州宗祠形制特点,每一进依次抬高。整座祠堂周砌高耸砖墙,宛如一座城堡,70根大木柱支撑了庞大的梁架,占地面积达665平方米,巍峨壮观,气势恢宏。

整个祠堂对外有很强的私密性,建筑立面上没有开窗,通过坚实的墙体围合,内部通过天井通风采光,这样内向性的空间是与家族制度既团结内部又排外的特性相一致的。

俞氏宗祠回廊上的木雕 (拍摄:李健)

梁柱之间的盘斗云朵雕、镂空的梁头替木和童柱、荷花托木雕眼花缭乱。此外,宗祠内的梁枋、雀替、斜撑、斗拱和浮驮等部件也都雕刻精致。因而,俞氏宗祠被誉为中国古建筑造型的艺术宝库。

俞氏宗祠享堂(拍摄:杨哲)

俞氏宗祠享堂高出前院五个台阶(拍摄:李健)

从享堂望后面的寝堂(拍摄:李健)

享堂的卷棚天花(拍摄:李健)

寝堂正面(拍摄:李健)

原先布置上享堂和寝堂之间没有门,可以清晰看出寝堂的台基比享堂的高,现有享堂背后的影壁后来加的。享堂天花是卷棚顶,裸露屋架结构,而寝堂用的是平闇天花,这也看出寝堂的规格是比享堂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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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松祠

理坑村的官厅,又名友松祠,原来是明朝广州知府余自怡奉旨而建的,并留存了石雕“圣旨”匾额。现在的官厅是余自怡后代改用作本支系的祠堂。官厅从民居被改成宗祠,也是由于其坐落于理坑村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周围都是宗族的聚居的民居。

从形制上就可以看出,是典型徽州民居住宅的格局。正门是石库门,官厅高大的青砖门楼设计为四柱三间五凤楼的形式,屋顶成左右对称十个翼角。官厅分为正厅、余屋两部分。正厅有五间,分两正两厢一厅堂,正堂正对中轴是天井,二进二楼。方柱雕础,青砖铺地,三面回廊,轩廊木质卷棚,楼上为“走马楼”。余屋位于正厅右边,共三进一天井,外部墙面与正屋合为整体。

官厅是典型的明代风格建筑,简朴庄重,雕刻不多,其结构为方形,内向为封闭式,围绕长方形天井的合院,属木结构封闭砖墙围护建筑。也正是其原来作为官员住宅宏大的规模和地位,才适用于祠堂这样重要功能的建筑。

友松祠在理坑村的位置(无人机拍摄)

婺源理坑村友松祠顶视图(无人机拍摄)

婺源理坑村友松祠平面图 (来源:《理坑明清建筑》)

祠 堂 的 今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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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

村落的终结的确是每天都在发生。村落的数量一天天在减少,一个个村落的消失必然包括了祠堂的消失。在调研中,我们也经常看到仅剩下几个石柱础的祠堂遗址,有的甚至连遗址都没留下。还有一些散落在村落里的祠堂,因族人凝聚力不强,经济条件较差,祠堂处于无人管理的荒废状态,其所在的环境及破落的程度表明它们处在急剧的衰落过程中,其消亡只是时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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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

一些祠堂在改革开放后马上恢复了原来的部分功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婺源地区众多家族祠堂的复苏期,大量祠堂在此期间被修复一新,虽然部分功能己经丧失,如祠堂作为家族的法庭等,但其作为家族文化代表的“敬宗收族”的功能得以继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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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

我们看到婺源一些家族祠堂,传统的祭祀的功能在它们那里可能还在延续或者开始慢慢的淡化,但因为它们在村落里的地理位置,建筑本身的规格与价值确实代表了当时村里的文化认知和最高建筑工艺水平,直到现在仍有其价值。其中某些家族祠堂结合村落旅游经济发展环境,经过部分和全部的功能转型再现活力,又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生命力。

结 语

在徽州数以万计的祠堂中,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是其中幸存的很小一部分。在“红色年代”里,祠堂作为旧社会的代表,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热潮之中。大部分祠堂的命运是被强制拆毁,拆毁追求的是一种象征意义,表示“新”社会对旧事物的彻底决裂。未拆毁的祠堂,大多被改造成为当地的学校或农业加工厂、仓库等,一部分遭到了破坏性改造,只有少部分被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激进的年代过去了,但祠堂仍旧是尴尬的存在。因宗族制度而诞生的祠堂,在一个新兴、开放的社会里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它对于我们又有多大的意义?然而,作为历史建筑和一个时代的遗物,无论是从社会制度、文化、建筑工艺等角度,祠堂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今天的祠堂或多或少还继续扮演着家族教化的角色,只不过这些影响中打上了时代变迁的烙印,而其中的文物价值永远不会终结。

透过祠堂建筑空间,我们不仅从祭祀中领略到当地当时的宗法气氛,也能体会到宗族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共同性格——“宗大于祖”,以及其中蕴藏的为人处事哲学,这些仍是今天我们了解徽州文化的重要窗口。因此,保护好这些历史文物始终是当下最紧要的工作。

参考文献:

方利山.《徽州宗族祠堂调查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

张小平.《徽州古祠堂》.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赵华富.《关于徽州宗族制度的三个问题》. 安徽史学.2003/2

沈超.《徽州祠堂建筑空间研究》.合肥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09

蔡 丽.《宗族文化对民居形制的影响与分析》.建筑文化.2011/05

文/李健

图/婺源聚落画像实践队

编辑/李翔

指导老师/杨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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