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文化史迹：千年文明 百年旧影两千余帧民国影像再现中国文脉
在介绍这套 《支那文化史迹》前，先说一下部分人对“支那”一词的误解：首先要澄清的是这个语源不在日本，而在印度。“支那”，“China”（英文，直译为支那）；“Chine”（法文，也是支那的意思）；“Sinoa”（古罗马文，也是支那的意思）。古代印度称中国为“Chine”，据说是“秦”的音译，在中国引进梵文佛经后，翻译的僧人又把“Chine”音译为“支那”。这是“支那”一词的起源。《大唐西域记》有这么一段记载：“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宣，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是一种中性的外语音译国名而已。
即使是进入晚清之后，中国学者、政治家使用“支那”一词的依然广泛。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呼吁革命之后，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并补充说：“清为一朝名号，支那为外人呼我之词”；章太炎持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然而在《馗书》中也说“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完全将“支那”等同于中国。
支那”一词被认为具有强烈的侮辱感，主要是因为日本自甲午之后广泛地使用此词来称呼中国，带有战胜者对于战败者的贬低、轻蔑、嘲讽的诸种意味，从而引发中国有识之士的抵制与反感。
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日益溃败的大清帝国正处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有强敌环伺，内则政局动荡，上上下下自顾不暇。就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时间里，国门不得不洞开，任凭各式西洋人和东洋人长驱直入，在中国做着他们想做的事情。对中国好奇的东洋、西洋学者就像水银泻地一样，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对各种文物古迹遗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考察。也许，这些考察确实混杂着多种动机，诸如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对东方文物的觊觎和向东方殖民的政治意图。
其后的日寇侵略、解放战争、大炼钢铁、文化革命，又兼欧美东洋藏家大肆搜购我国文物，可谓人祸不断，加之地震、洪水等天灾，我国大量古迹文物遂遭浩劫！本应引以为豪的中华文化遗迹、文物等多遭破坏，今已荡然无存或流散海外。故其毁损前所摄照片，尤可宝贵，史料价值，不言自明！
欧美日本学者，20世纪上半叶编撰的关于我国古迹之珂罗版大部分图录，以篇幅大小、摄印水准而论，公推沙畹之《北支那考古图谱》、大村之《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关野之《支那文化史迹》及喜龙仁之《五至十四世纪中国雕刻》为其中之“四大名著”！
由日本古建筑学家及专门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常盘大定和他的朋友日本建筑史家、东大教授关野贞合作编辑的《支那文化史迹》，在以上诸著中，允称其为搜罗最全、开本最巨、解说最详者，可以说当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无出其右者。
这套十二卷本的《支那文化史迹》，自1939年5月开始，历经两年，才由法藏馆陆续出齐。后国内外曾多次翻版。此书分图录和解说两部分，解说独立成册，便于对照研究。图录采用大开本珂罗版印刷，散页蓝布帙装，限定四百七十套发行，每卷收录图版约百余张，全套图片两千多幅。这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战争条件下，可谓豪华版。卷中含括了中国山西、河南、广东、湖南、江苏、浙江、福建、河北、山东、陕西、四川、湖北、江西、安徽、北京等地诸多名胜古迹、古建遗址及市井图像，是一部以图为主，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建筑等文化史迹的大型著录，尤其是宗教建筑、石刻雕像等，其中最早的照片摄于1906年，它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堪称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
今天来看，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的考察，虽然不一定是西洋、东洋学者中最早的，但相当多的遗迹之发现和摄影，显然是具有开创性的。在当时中国官方尚无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文物普查，中国学者还很少深入文化遗迹考察的时代，他们的这些照片拍摄和调查记录，很多是“第一次” 。这也刺激了中国学者，促使他们开始了自觉的对艺术、建筑、陵墓、寺观进行田野考察。其中就包括中国营造学社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刘敦祯等人。
美中不足的是，此套丛书内容不乏疏漏甚或错讹之处，有的解说及观点也明显失实或欠妥。排列显得凌乱，不够系统谨严，如山西大同之史迹，分别收录于第一和第八辑；河南省史迹分录于第二和第五辑；山东史迹，尤其是同一地区，如长清县史迹亦分散于第七和第十一辑，查阅起来确有不便之处。但若置身于当时的环境，又不得不承认其先导作用，尤其是在我国诸多学科发轫之际，这些海外学者的调查研究多有开创之功。因此，不应忽视越境学术调查与研究对我国学术发展的刺激和影响。当然，最值得强调的，还是那些实地考察所得的照片、拓本、手绘图等视觉资料。
古建筑、园林艺术家陈从周称赞是书：余治中国建筑史，初引以入胜者，其唯《中国文化史迹》诸书，图文并茂，考订精核，私淑焉，四十年来未能去怀。
为了让更多喜好者了解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古迹的遗存和嬗变脉络，看到早年被割裂的文物原本所在的背景。特整理此电子版，以更加真切地感知中华文明之精粹。可以通过点击图片查看每卷详细内容。
《支那文化史迹•第一卷》
A、大同云冈石窟，76面，119幅；
B、大同上华严寺，2面，4幅；
C、大同下华严寺，3面，8幅；
D、大同善化寺，1面，2幅；
E、五台山，25面，39幅；
含：明月池、南山寺、大塔院寺、大显通寺、真容院、罗睺寺、大广宗寺、殊像寺、金刚窟、般若寺、北山寺、居士塔、笠子塔、那延罗窟、竹林寺、清凉台、千佛塔、金阁寺、灵境寺、法华寺、大佛光寺；
《支那文化史迹•第二卷》
C、登封嵩岳寺，2面，2幅；
D、登封法王寺，2面，4幅；
E、登封会善寺，5面，10幅；
F、登封永泰寺，2面，3幅；
G、登封碑楼寺，2面，4幅；
《支那文化史迹•第三卷》
A、广州光孝寺，19面，31幅；
C、广州华林寺，3面，7幅；
D、广州文庙，3面，6幅；
E、广州五仙观，1面，2幅；
F、广州怀圣寺，2面，3幅；
G、韶州南华寺，15面，23幅；
I、潮州开元寺，6面，9幅；
J、潮州韩山，8面，12幅；
M、衡州，4面，8幅；
N.、岳州，2面，6幅；
O、宁乡沩山，9面，19幅；
P、长沙，2面，4幅；
《支那文化史迹•第四卷》
A、镇江，6面，12幅；
B、句容，8面，16幅；
含：茅山（华阳洞、九宵宫、元符万宁宫、德祐观、乾元观）、宝华山（慧居寺）；
C、苏州，10面，19幅；
含：虎丘、戒律幢寺、寒山寺、北寺、双塔寺、开元寺、白云寺、崇报寺、支硎山寺、元妙观、沧浪亭；
D、上海其他，4面，11幅；
E、杭州，56面，89幅；
含：西湖、雷峰塔、保俶塔、灵隐寺、净慈寺、天竺寺、凤林寺、昭庆律寺、高丽寺、圣水寺、玛瑙寺、梵天讲寺、闸口白塔、六和塔、吴越文穆王神道碑、云栖寺、孝义庵太素锦庵塔、石屋洞（4面，6幅）、烟霞洞（6面，10幅）、飞来峰（12面，17幅）、文庙、城隍庙、岳飞墓、岳王庙、径山寺；
F、绍兴，10面，20幅；
含：大善寺、塔山、会稽山、南镇庙、禹庙、禹陵、禹碑、兰亭、南宋孝宗陵、南宋理宗陵、东湖秦桥、余姚（龙泉山、王阳明墓）；
G、宁波，17面，28幅；
含：延庆寺、宝云寺、天封塔、天宁寺、四明月湖真隐堂、天一阁、慈湖书院、岳林寺、雪窦寺、天童寺、阿育王寺；
H、普陀山，7面，10幅；
含：潮音洞、磐陀石、太子塔、普济寺、法雨寺；
《支那文化史迹•第五卷》
A、登封嵩山，17面，28幅；
含：嵩阳观、中岳庙、太室阙、少室阙、开母阙、唐潘尊师碣、崇福宫；
B、巩县，17面，32幅；
含：石窟寺（14面，23幅）、宋太宗陵（3面，9幅）；
C、偃师，8面，13幅；
含：明伦堂、宋昇仙太子碑、汜水等慈寺碑、郑州开元寺、密县法海寺；
D、洛阳，6面，10幅；
E、开封，6面，9幅；
F、归德，3面，5幅；
含：禹碑、开元寺、文雅台；
G、鹿邑，5面，8幅；
H、安阳宝山，24面，37幅；
含：灵泉寺（9面，13幅）、大留窟（2面，4幅）、大住窟（10面，16幅）、天宁寺、定国寺、大魏义井铭碑；
I、武安北响堂山，21面，30幅；
J、磁州南响堂山，13面，25幅；
《支那文化史迹•第六卷》
含：国清寺、真觉寺、智者大师讲经处、高明寺、善兴寺、智者大师降魔塔、上方广寺、中方广寺、万年寺、赤城山（砖塔、华阳洞、餐霞洞）、太白堂、台州（紫阳道院、千佛塔、巾峰塔）；
B、福州，34面，52幅；
含：乌石山（石塔）、越王山、闽王庙、文庙、九仙山（白塔、万岁寺）、怡山西禅寺、澳桥、东禅寺、开元寺、烽火台、万寿桥；
C、闽侯雪峰崇圣寺，12面，17幅；
D、闽侯鼓山，26面，37幅；
《支那文化史迹•第七卷》
A、长清灵岩寺，17面，30幅；
含：证明龛（4面，8幅）；
B、历城，51面，87幅；
含：神通寺、朗公塔、四门塔、千佛崖（8面，13幅）、九塔寺、大佛洞（4面，7幅）、黄石崖（5面，10幅）、龙洞（6面，12幅）、玉函山（7面，13幅）、佛峪（2面，3幅）、千佛山（3面，7幅）、开元寺摩崖造像（2面，3幅）、佛慧山大佛（1面，1幅）；
C、青州，39面，58幅；
含：云门山（14面，19幅）、驼山（17面，25幅）、金石保存所、法庆寺、玄帝观、真武庙、范井、文昌宫；
D、淄州，9面，13幅；
《支那文化史迹•第八卷》
A、太原天龙山石窟，37面，64幅；
B、太原，19面，29幅；
含：永祚寺、傅公祠、净明寺、奉圣寺、龙山童子寺、风峪华严经石、晋祠平定李清报德像碑、应州佛宫寺、榆次永寿寺、大同九龙壁；
C、交城石壁山，11面，16幅；
含：代州雁门关、玄中寺（10面，15幅）；
D、交城万卦山，7面，12幅；
E、赵州，4面，5幅；
含：柏林寺、陀罗尼大石幢；
F、正定，27面，41幅；
含：临济寺、隆兴寺（15面，22幅）、庆惠寺、天宁寺、曲阳（唐清河郡王纪功碑、修德寺塔）、灵寿赵郡王高叡建定国寺碑、元氏凝禅寺三级浮图碑、顺德（开元寺、天宁寺）、行唐封崇寺、定州开元寺、保定莲池书院、通州祐胜寺、北京慈寿寺；
《支那文化史迹•第九卷》
A、西安及其附近，105面，186幅；
含：灵宝函谷关、潼关、华阴（华山、西岳庙）、临潼（骊山、华清宫）、西安文庙（碑林）、花塔寺、开元寺、卧龙寺、牛头寺、香城寺、慈恩寺（大雁塔）、兴教寺、华严寺、兴善寺、青龙寺、荐福寺（小雁塔）、香积寺、百塔寺、崇圣寺、草堂寺、罗什寺、鄜县石泓寺（3面，5幅）、三原文庙、泾阳（惠果寺、南石窟寺、唐崇陵）、澄城晖福寺、长武昭仁寺、醴泉（石鼓、唐昭陵）、咸阳（周文王陵、武王陵、成王陵）、乾州（唐乾陵）；
《支那文化史迹•第十卷》
A、四川，13面，22幅；
含：广元千佛崖（3面，4幅）、剑州重阳亭（1面，2幅）、峨眉山、成都武侯祠、泸州武侯祠、少陵草堂、万县太白山、青羊宫、嘉定苏东坡读书楼、绵阳冯焕石阙、渠县平阳石阙、雅安高颐石阙、巫山峡；
B、湖北，20面，39幅；
含：宜昌三游洞、荆州承天寺、当阳（玉泉寺、庆门寺、大通寺）、汉口关帝庙、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黄鹤楼、张之洞旧邸、晴川楼）、黄梅（高塔寺、东渐寺、四祖山正觉寺、四祖庵、五祖山真慧寺、授法洞、中峰堂）；
C、江西，22面，43幅；
含：庐山（东林寺、西林寺、天池寺、栖贤寺、秀峰寺、瞻云寺、圆通寺、周濂溪墓、爱莲池、烟水亭、陶渊明墓、白鹿洞书院、简寂观、太平宫）、九江龙仁寺、南昌滕王阁；
D、安徽，5面，9幅；
E、江苏，49面，92幅；
含：南京（雨花台、瓦棺寺、鸡明寺、灵谷寺、清凉寺、文庙、贡院、明故宫、明孝陵、方正学墓、孙中山墓）、江宁（梁安成康王墓、梁始兴忠武王墓、梁萧侍中墓、梁临川靖惠王萧宏碑、张家库梁墓、花林村梁墓、牛首山普觉寺、祖堂山幽栖寺、摄山栖霞寺、摄山千佛崖，2面，4幅）、扬州（天宁寺、旌忠寺、五亭桥、法海寺、蜀冈、平山堂）；
《支那文化史迹•第十一卷》
B、曲阜孔子林，3面，5幅；
C、曲阜颜子庙，5面，8幅；
D、曲阜周公庙，2面，4幅；
E、邹县孟子庙，3面，5幅；
F、邹县重兴寺，1面，2幅；
G、泰安蒿里山，4面，8幅；
含：冥福寺；
H、泰安岱庙，6面，12幅；
I、泰安泰山，8面，15幅；
J、泰安徂徕山，2面，4幅；
K、泗水，1面，2幅；
L、兖州，2面，3幅；
含：兴隆寺、文庙；
M、济宁，7面，12幅；
含：文庙、铁塔寺、普照寺；
N、长清，6面，11幅；
O、济南，5面，11幅；
含：吕仙阁、趵突泉、长春观、道院、大明湖、北极阁、金石保存所；
P、肥城孝堂山，3面，5幅；
Q、嘉祥，8面，12幅；
含：武氏祠；
《支那文化史迹•第十二卷》
A、北京，55面，99幅；
含：紫禁城、景山、北海、天坛、地坛、雍和宫、国子监、文庙、法源寺、双塔寺、大钟寺、天宁寺、妙应寺、五塔寺、东黄寺、西黄寺、白云观、东岳庙、碧云寺、卧佛寺、戒台寺、颐和园万寿山、玉泉山塔、圆明园、卢沟桥；
B、昌平，14面，30幅；
含：十三陵、南口、居庸关；
C、房山，22面，37幅；
D、易县及其他，20面，40幅；
含：易县西陵、兴隆东陵、蓟县独乐寺、临榆山海关、密云古北口、延庆八达岭。
｜ 关于作者｜
常盘大定（1870—1945）是著名宗教学家，佛教史专家，也是真宗大谷派高僧，曾任母校东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佛教史。他对中国的宗教遗迹格外关注。在踏访中，尤其注重对史迹的拍摄、拓制和记录，所作日记也一丝不苟，每次都留下数量可观的图文资料或日录。《中国佛教史迹踏查记》（1938）即其多次来华探访记录之汇总，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现状，尤其是佛教史迹或文物的难得文献。书中不仅资料丰富，记述详细，而且于踏查过程中的所得所感也时有披露，读来颇有趣味。
常盘大定生前来华七八次，其中，仅20世纪20年代就曾五次来华考察宗教文化遗迹，在佛教实证研究领域属先驱者。他第一次来华是1920年9月至翌年1月，考察路线为沈阳、北京、房山、大同、张家口、太原、洛阳、汉阳、宜昌、庐山、南京等，考察对象主要是各地石窟、寺庙、道观等遗迹、遗物。事后出版了《访古贤之迹——中国佛迹踏查》（1921）。第二次时间在1921年9月至翌年2月。行程为青岛、济南、泰安、曲阜、兖州、济宁、北京、石家庄、郑州、开封、洛阳、汉口、长沙、九江、南京、扬州、镇江、苏州等，回国后撰写出版了《续访古贤之迹》（原名为《中国佛教史迹》，1923）一书，其中还附带11幅地图，以及作者实地拍摄的112幅图片。第三次（1922年9—12月）和第五次（1928年12—翌年1月）主要是对南方各省的调查。包括上海、宁波、汉口、庐山、杭州以及广东、福建等省市。加上第四次（1924年冬）对大连、旅顺以及青岛、济南等地的考察，中国南北各地主要文化胜迹，尤其是佛教遗迹等，基本为其踏遍。
关野贞作为建筑史专家，曾断言中国已无唐代及之前的木构建筑。他来中国较早，1906年起开始考察陕西汉唐陵墓，对唐代的昭陵、乾陵和崇陵做了详细调查，并且绘制了《唐太宗昭陵陪塚配置图》，这也许是最早的昭陵图。此后，他有关考古、建筑、艺术的论著，也曾不断被翻译。而他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便是天龙山石窟。
关野贞（1868-1935）是日本与伊东忠太齐名的建筑史学者。他在涉华建筑与实地考古方面，也是一位先驱，一生来华十余次。将伊东忠太与关野贞两人的建筑调查与研究对照着看，更富有意义：伊东重视建筑史，尤其是建筑美术与工艺的研究，擅长建筑史宏观建构；关野则侧重建筑与考古研究，尤其是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建筑及其艺术做详实考证，以微观研究见长。可以说，两者各有长短，互为补充，综合来看，则可得到较为客观全面的中国建筑的印象。
关野贞初次来华调查是1906年，此前他主要从事日本及朝鲜的古建筑、古寺社调查或修复工作。关野与其东京大学同事塚本靖以及帝室博物馆平子铎岭三人于1906年9月至翌年初，自北京出发，经郑州至西安，对沿途各地的古迹遗物，尤其是陵墓碑碣、石窟造像等进行了详细考察，从而探明了中日韩三国在建筑及艺术上的部分渊源关系。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关注的课题。
为弥补初次来华未能于山东境内考察之遗憾，1907年秋，关野贞又专程奔赴齐鲁大地，对建筑遗迹、石刻造像等展开调查，还从嘉祥县和济南府各获得一方汉代画像石，千里迢迢运回日本，成为当时东京大学的珍贵藏品。此次考察后，关野贞发表《中国的陵墓》（1908）、《中国山东省汉代坟墓表饰》（1916）、《山东南北朝及隋唐之雕刻》（1916）等论文，为其探讨中国雕刻艺术和陵墓及碑碣变迁夯实了基础。
1913年对中朝边境考察之后，1918年初，关野贞又受日本文部省派遣，对中国、印度及欧美古建筑及其保存情况进行调查。这次他经朝鲜陆路进入我国东北，一路考察到北京，再由北京至大同、房山、保定、彰德、开封、巩县、洛阳、郑州、太原等地。回到北京后不久，又南下历访济南、青州、青岛等地，从青岛海路抵上海，再由上海至浙江、江苏等地考察。此次在华考察长达7个月，大有收获，其中最得意的当属在太原近郊探访到天龙山石窟遗迹。为众多精美的石窟造像所吸引，他放弃了当天离开的原定计划，在天龙山上住了一宿，翌日接着攀登观赏，并对大多数石窟进行了初步考察和拍摄，事后撰写了考察报告《天龙山石窟》（1921）。他的这一所谓“发现”与伊东忠太十余年前找到云冈石窟一样，在学界亦引起不小轰动。也许正缘于此，日本至今仍流行着伊东忠太发现云冈石窟、关野贞发现天龙山石窟之说。其实，这些石窟遗迹并非什么隐秘之所，地方志等文献多有记载，且当地也并非无人知晓，甚至有的石窟之前已有外国人踏访过，根本不存在发现之说。伊东、关野等人的这类探察活动，之所以被盛传或渲染，与近代日本日趋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不无关系。
关野贞多次来华调查，不仅获得研究上极为重要的感性认识，而且于各地拍摄并制作了大量图片、拓本等，为此后的研究与著述奠定了基础。他与常盘大定合编的《中国佛教史迹》（6册 1925-1931）以及遗稿《中国碑碣形式之变迁》（1935）等，即实地考察成果之体现。尤其是前者六卷本图集可谓中国佛教建筑与佛教美术调查研究之集大成者，至今仍为学界推崇。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东亚考古学会（1927）和东方文化学院（1929）等涉华重要调查机构的设立，日本学界的对华考察步入频繁化、规模化、综合化阶段。从1930年开始，关野贞又先后六七次来华从事古迹调查或保存工作，地区多集中于东北以及热河，调查对象主要是辽金时期的建筑、陵墓以及热河古迹等。
伪满洲国成立后，出于国策需要，日本方面主动协助伪满政府保护热河遗迹。关野贞、竹岛卓一等受日方委托，对热河进行了多次详细考察，后结晶为五卷本《热河》，除其中一卷为解说之外，其余四巨卷均是相关图集，收录图版300余张，600余幅。这是日本人最早对热河进行的全面系统考察，其图版资料等为日后热河遗迹的修复保存起到了一定作用。另外，在对东北、华北等地的辽金时期建筑进行多次考察之后，关野贞与竹岛卓一又编辑出版了《辽金时代的建筑及其佛像》。直到去世前一个月的1935年6月，关野贞还曾来华调查辽金建筑。关野贞在先后十余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并编辑了大量有影响的论著和图录资料集。图集除上述几种之外，还有与常盘大定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12辑，各辑均附解说，1939-1941）。遗憾的是，这套大型系列图集尚未完成，关野不幸病逝，编辑出版工作只好由常盘大定继续下去。关野贞生前有关中国的论考等，后汇编为《中国的建筑与艺术》（1938），由岩波书店出版。可以说，这部书是其在中国古建筑与美术研究方面所获成果之集大成者，与伊东忠太所著《中国建筑装饰》一起，一直被学界视为中国建筑与艺术研究领域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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