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祭坛为何近似天坛圜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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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祭坛为何近似天坛圜丘？
近日，在呼和浩特市区北的大青山蜈蚣坝顶，考古人员发掘了一处北魏皇帝祭天遗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文平表示：“史书上与北魏皇家祭天相关的记载很多，但此前没发现过北魏皇家祭天遗址。”
该遗址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2019年正式考古发掘，目前已初步明确原建筑的形制。消息传来，引起人们关注，但也有不少人感到奇怪：从遗址看，近似北京天坛的圜丘，而非方形，北魏为什么要选择中原式样的祭坛呢？北魏是游牧民族建立的一个割据政权，祭天遗址不过是座大土堆，发掘它有何意义？
其实，在“大土堆”背后，隐藏着诸多历史密码。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境内的北魏皇帝祭天遗址发掘现场 新华社记者彭源 摄 TAKEFOTO供图
一块摩崖石刻明确鲜卑源流
鲜卑是继匈奴后，在北方草原上崛起的游牧族群。与匈奴一样，它也是由多民族构成。
鲜卑起源何处，说法纷纭。吕思勉先生认为，应来自西伯利亚，“西伯”即鲜卑；另说本东胡一支，被匈奴打败后，远遁乌桓山，改称乌桓，进而称鲜卑。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者在大兴安岭北段发现嘎仙洞（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洞中有摩崖石刻。据《魏书》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因“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便派李敞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魏书》中记录了祝文的内容，与嘎仙洞石刻竟完全相同。由此确认，北魏祖先“凿石为祖宗之庙”为信史，进而确认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公元前1世纪走出森林，统一呼伦贝尔草原，进而南迁，占据北方中原。
嘎仙洞石刻祝文，引自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探究》
西晋时，鲜卑分东鲜卑（有段部、慕容部、宇文部等）、西鲜卑（主要是乞伏部、秃发部）、北鲜卑（有拓跋部等）。北鲜卑（有时也称拓跋鲜卑）是匈奴与鲜卑混血，后建立北魏王朝。
拓跋鲜卑曾长期占据黄河流域，对中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相当时期，北方贵族以拥有鲜卑姓为荣，如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曾自称普六茹坚，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李虎自称大野虎。普六茹、大野都是鲜卑姓，非受赐不可僭用。杨坚的夫人独孤伽罗、李世民的夫人长孙皇后都是鲜卑人。
为何四月才祭天
在制度文明上，拓跋鲜卑对中原文明有较大贡献。府兵制、均田制、三省制等，都源于北魏。陈寅恪先生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拓跋鲜卑之所以能对中原文化影响深远，因为它主动接受中原文化，以致宋代误认其祖先是汉将李陵。
李陵像
登国十年（395年），年仅24岁的拓跋珪率军在“参合陂（一说在今内蒙古凉城东北，一说在今山西省阳高县）之战”中，用2万人打败后燕太子慕容宝，第二年称帝并进入中原，天兴元年（398年），定国号为魏。
拓跋珪幼年曾流落内地七八年，熟悉汉文化。打败慕容宝后，立刻从俘虏中提拔贾彝、贾闺、晁崇等中原文人当参谋，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后，“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苟有微能，咸蒙叙用”。
拓跋珪还参照中原祭天仪式，改革拓跋鲜卑的旧仪。
早期拓跋鲜卑祭天较随意，无确定的时间、地点，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传说他活了104岁，北魏追封他为皇帝）于258年率部到盛乐（今属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时，才确立在“夏四月”祭天。
选在“夏四月”，可能与匈奴有关。匈奴“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拓跋鲜卑一年也是三祭，即元月春祭、四月夏祭、七月秋祭。拓跋鲜卑居住地比匈奴靠南，季节早到，祭典亦提前。
祭天成了“狂欢节”
与中原祭天相比，拓跋鲜卑有三点不同：
其一，中原根据天圆地方的观念，住房呈方形，祭坛用圜丘；拓跋鲜卑住则穹庐，呈圆形，祭祀则用“方泽”，即方形祭坛。
其二，中原只有皇帝才有祭天权，拓跋鲜卑则人人皆可。
其三，中原祭天面向北方，拓跋鲜卑认为西方是众神之地，祭天时面向西方。
拓跋鲜卑初期只是部落联盟，为加强团结，在祭天仪式中强调平等。方坛上立7个木主（木制的神位），主祭是女巫，助祭则必须是帝室的“十姓”成员。有时在“夏四月”祭好几次，有时几年不祭，受祭天神则有40多个。
拓跋珪在登国六年（391年）和天兴元年（398年）曾祭天，后一次刻意用“周典”，但他似乎未意识到，中原祭祀的天是上帝，皇帝作为天子，祭天是行孝表演，以教化万民，与草原信仰中的天神不是一回事。
到天赐二年（405年），拓跋珪显然有了进一步认识，决定在平城的西郊举办隆重的祭天活动，确定“自是之后，岁一祭”。
不过，中原王朝的天坛设在南郊，拓跋珪却设在西郊，祭坛上另设49木人，而且保留了绕天（步行在祭坛上环绕，皇帝3圈，公卿7圈）、蹋坛（跟着20余骑环绕祭坛，皇帝1圈，公卿7圈）等“夷礼”。
值得注意的是，拓跋珪“戎服登坛祭天”，坛下设百子帐，还“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简直搞成了“狂欢节”。在中原化的同时，也在向草原化倾斜。
2011年12月31日夜，北京天坛举行新年倒计时庆典，天坛圜丘变身虚拟时钟，迎接新年的到来。新华社 TAKEFOTO供图
北魏政治出现倒退
学者何德章认为，从天赐二年祭天中，可见北魏政治出现了倒退。
这一年，拓跋珪取消尚书机构。尚书始于秦代，东汉时，尚书令是政府首脑。北魏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将立法权、执法权、监察权分开，互相牵制，为中古到近世转型创造了制度条件，但只是非常设机构。
鲜卑本是部落联盟，八部大人主政，演变成八部大夫，又称“八国”，足以与君王抗衡。取消尚书省，实为向部落贵族妥协。
天赐二年祭天中，拓跋珪服色皆黑，说明已放弃北魏初年，依据中原文化确定的“服色尚黄”的仪制，连太学都停办了。
一方面，拓跋珪进入中原后，迷信道教，常服寒石散，导致“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
另一方面，拓跋珪定都平城后，本想用接受中原文化，拉拢当地士族，没想到士族随慕容氏余部四散，拓跋珪只能靠鲜卑铁骑管理地方，不得不讨好各部落。
当时各部落有多豪横呢？鲜卑无文字，未留太多记载，学者罗新在《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中辅以中亚文献，进行了钩沉。
罗新 著《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
在《北史》中，记载了北魏皇帝登基过程，是“以黑毡蒙七人……帝于毡上西向拜天讫”。突厥也有此俗，《周书》称：“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
显然，这是一个跨越不同游牧群体的“内亚传统”（“内亚”指内陆亚洲，以蒙古草原为中心），自有其独立性和连续性，与中原文化不同。
谁杀了耶律阿保机
在内亚传统中，登基时用黑毡裹住可汗，象征着又一次出生，但也规定了他的死亡。据《周书》载，突厥可汗上位时，仪式为：“拜讫，以帛绞其颈，使才不至绝，然后释而急问之曰：你能作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
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习俗，在内亚乃至中亚广为流传。蒙古大汗登基时即如此，可萨人（活动在今俄罗斯伏尔加地区）、波斯人（在今伊朗一带）等亦然。有的是捆住新可汗的手脚，放在奔驰的烈马上，再甩到地上，部落贵族们用丝巾将他勒昏；有的是裹在黑毡中，用木棒痛打至半死。
经此折磨，继位者只好胡乱说一个数字，到了年限，必须退位，否则部落就会杀死他，再选新帝王。
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死便留下的疑问，他在征讨渤海国时突然生病，7天后去世，似乎是偶然事件。可很早之前，阿保机便预言自己将何时去世。据《辽史》记载，他登基时，也曾“行再生仪毕，八部之叟前导后扈”，估计是刚经历了“八个打一个”的重创，随口称只当9年可汗。
阿保机任满9年后，本该退位，可他却参照中原文化，换个年号，又给自己延续了9年。在此期间，他的弟弟刺葛、迭剌、寅石底、安端等先后被制服或驱逐。阿保机自知各部落不服，决定用对外扩张换取合法性，结果很可能死在“八部之叟”手下。
面对如此残酷的传统，拓跋珪等主动接受中原文明，也就不奇怪了。
认可中原文化 改变祭坛形制
北魏是非常迷信的一个朝代，据《魏书》载，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时，有官员上奏称，皇家每年祭祀诸神达“一千七十五所，岁用牲七万五千五百”。
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干脆将都城迁到洛阳，远离草原诸部。此前他也曾到西郊祭天，但迁到洛阳后，立刻下令废止，并在南郊建天坛。王仲荦先生曾说：“放弃本部族崇拜的天、神而不祀，改而祭祀别的天神，这在鬼神迷信盛行的时代里，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
遗憾的是，拓跋宏下令建的天坛已无存，目前我国保存最早的、较完整的圜丘式祭坛是唐长安天坛遗址。此次在呼和浩特市郊发掘的祭坛，形制与唐代天坛、北京天坛相近，时间却更早。据史书载，拓跋宏在迁都洛阳前，曾“行幸阴山，观云川”，即到阴山祭天，很可能就是这时建的祭坛。
拓跋宏为什么要“行幸阴山”呢？因大青山蜈蚣坝是游牧与农耕的交通要道，被拓跋鲜卑的可汗划为私人庄园（称为“楼”，即王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此建了行宫，俗称阿计头殿（阿计头是斡鲁朵的音译，斡鲁朵本指宫帐，后指直属机构与军队），祭坛是阿计头殿的附属设施。作为皇帝的私人祭坛，形制如此汉化，可见北魏对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可。
从发现嘎仙洞，到1995年平城明堂（古代帝王所建的最隆重的建筑物，用作朝会诸侯、发布政令、秋季大享祭天，并配祀祖宗）遗址发掘，再到此次祭坛的发掘，使北魏礼治的面貌变得越来越清晰。
本文原载于《北京晚报·五色土》2020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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