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与北魏碑记石刻
北魏是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的一个朝代,如果连后面的东魏、西魏也算进去,它从公元386年起,到公元556年为止,前后延续凡171年。当时北魏的统治者崇奉佛教,因而佛教盛行于北朝,佛教徒造像建塔,立寺修庙,以及大修各种功德,加上随葬时的墓志等,留下了大量的碑记石刻。而同一时期的南朝因禁碑甚严,故碑刻罕见。
北朝无刻碑的禁令,取石又方便,所以名山大川,刻石造像不计其数,其中著名的如:中岳嵩山高灵庙碑,孝文帝吊比干墓文,止和寺尼道僧等造弥勒像记,云峰山摩崖题字,张黑女墓志等。传世最享盛誉的魏碑,有北魏龙门造像记二十种,即《龙门二十品》,以及王远所书、著名石匠武阿仁所凿的《石门铭》等。所以,于右任在《十九年一月十日夜不寐,读诗集联》诗中有:“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的诗句。
德风堂考藏于右任书法作品欣赏
康有为对《石门铭》的评价很高。他说:“(王)远书石门铭,飞逸奇恣,分行疏宕,翩翩欲仙。”又说:“石门铭正则端严,斜则奇崛,笔含篆隶,作真如草,疏处不离,密处不犯,疏宕飘洒,率直自然。”他的评价与于右任对《石门铭》的看法真所谓书家所见略同。可见,政见上歧异的人,并不妨碍他们在学术上取得一致,这也许是“殊途同归”罢!
于右任为了研究魏碑,保护古代的碑刻,曾呕心沥血,不惜代价,多方搜求魏墓志、造像记等。经过二十年的搜集,耗资十余万银元,陆续收购到汉熹平石经一块,北魏及各朝墓志三百余方。因其中有夫妇成双的墓志七对,所以他的居室名曰:“鸳鸯七志斋”,这些藏石名之曰:“鸳鸯七志斋藏石”。
于右任买魏碑,有些古董商索价过高,他身边的人认为应该还价。他说:“这些碑石,上海的日本人和走私商都在收买。你如勒价过紧,他们就会卖给那些人。”那时他任监察院院长不久,随从人员建议他对盗卖者进行严办,他说:“政府并没有说不严办,可有什么用?你们不要为了爱惜钱而见小失大。要是对这些人摆出一副有权势的架子,也只能作一次买卖,以后他们就吓得不再来了。你们好好想想我的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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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花了无数心血和巨大代价购买的这些碑刻,对他研究魏碑起了极大的作用。凭着他的天赋,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加上勤学苦练,日渐成熟,自成一家。不但与自北魏以来第一个学北碑的赵之谦(1829—1884),以及后来以北碑名家著称的康有为、沈曾植、郑孝胥等人不同,而且与他同时代的弘一法师、李瑞清、曾熙等人的风格相异。赵之谦书婉约劲挺,兼而有之;康有为凝练绵邈,炉火纯青;沈曾植古拙峻削,未曾得有;郑孝胥倜傥锋利,信笔拈之;弘一法师静穆闲逸,不食人间烟火;李瑞清盘曲滞涩,方正不阿;曾熙流丽典雅,潇洒过人。而于右任的魏书,将他们这些长处兼容并包,既有婉约劲挺,凝练绵邈,古拙峻削,倜傥锋利,静穆闲逸,盘曲滞涩,流丽典雅,又有他自己的龙腾虎跃,跌宕多姿,大气磅礴,雄健雅致,运笔纯任自然,不拘泥于绳墨间,体兼众美,已达化境。所以在学魏碑的诸家之中,脱颖而出。他独树一帜,雄视书坛,睥睨众家,形成“于体”。
于右任并没有以能写自具面目的魏书为满足,他不同于其他名家的伟大之处就是不固步自封,在一览北碑精华后,逐渐步入到写草书的时期。于右任初期草书,沿袭他写魏书的那种磅礴之气,用笔险劲峭拔,大刀阔斧,旁若无人。随着年岁渐高,他后期的草书,渐入宁静恬淡之境,不求态而态美,不着意而意境横生,随意挥洒,心旷意远,信手拈来,皆成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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