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文化 | 凉州金石中的碑刻
编者按:碑是凉州金石中的大族,形式上有墓志铭、铭序、墓表、圹志等。
碑是凉州金石中的大族,形式上有墓志铭、铭序、墓表、圹志等。从凉州现存的碑刻中,大致有五种类型。
一是以记述行迹和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的碑刻。这类碑一般冠以普通碑铭和神道碑、功德碑、孝廉碑、烈(贞)女碑等名称,叙述达官显人及其家族的历史、功勋和孝子贤孙、贞烈淑女的事迹等。《贾思伯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家族。碑载:思伯为“武威姑臧人”。据考武威贾氏源于西汉贾谊,贾谊之后曾任武威太守,子孙入籍武威,并出过许多名人,如三国贾诩,北朝贾思伯、贾思同兄弟等。贾思伯先辈及其后代在山东为官并寓籍寿光,与贾思伯兄弟同时代的我国北魏杰出的农学家、《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一般认为是山东寿光人,但若同贾思伯兄弟联系起来看,应与贾思伯是同宗兄弟,祖籍应当是姑臧。《晁大明墓志》记载晁错之后晁大明事迹。汉有名臣贾谊、晁错,凉州皆有传人及名人。唐《德宗赠太尉段秀实记功碑》歌颂了司农卿段秀实面对叛贼朱的淫威,不畏强暴,英勇就义的气概,不仅是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的姊妹篇,又是段秀实为凉州籍名人的确证。从凉州现有的这类碑刻中,展现了从古到今,凉州英华辈出,人杰地灵。
《贾思伯碑》
二是有关祠庙方面的碑刻。这类碑一般立于寺、庙、宫、观、祠堂、塔台等地。凉州城乡寺庙宫观众多,大凡规模较大者都有碑刻,记载其修建、重建、维修等历史演变过程,这对研究祠庙和宗教历史文化及其社会背景具有重要价值。刻于明宣德年间的《重修凉州百塔寺志》、《建塔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凉州百塔寺及发生在公元13世纪的“凉州会盟”情况,向世人昭示了西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重要历史。武威文庙究竟建于何时,目前通行的说法是建于明朝正统年间(1436~1450年),主要根据是立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的《重修凉州卫儒学记》碑。但如果深入研究有关文庙的碑刻,文庙始建年代应在前凉或西夏,这样就可以把文庙的肇建年代提前一千年或四百多年。《凉州御山瑞像因缘记碑》记述了一个美丽的佛教传说故事,对研究北魏高僧刘萨诃的行迹和解说敦煌莫高窟一些壁画、塑像提供了实物资料,历来为敦煌研究者所重视。《海藏寺藏经阁碑》记述了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海藏寺主持际善法师不畏艰险,历时8年,东行求经的动人事迹。刻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的《增修大云寺碑记》,记载了日本僧人志满游历凉州,并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开始募化增修大云寺的一段历史,成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除佛、道之外,凉州是河西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较早的地区,因此,也保存了这方面不少的碑刻。
三是少数民族碑刻。凉州曾是少数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少数民族统治时间较长,保存了较多且在金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碑刻。弘化公主及慕容家族的九通墓志,为研究唐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相互关系和吐谷浑民族的历史、家族世系、民族融合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元朝大学士虞集受诏撰写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叙述了回鹘人的起源和流派,史料价值很高。元朝中书平章政事危素撰写的《大元敕赐西宁王碑》则是研究高昌回鹘及斡栾家世的珍贵资料。《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即西夏碑,是目前中外学者研究西夏文字和西夏民族文化最全面、最重要的实物资料,是西夏学的源头,在中外学术界影响颇大。
《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四是以记史、记数、记名为主要内容的碑刻。主要有水利碑、祭田碑、简史碑、书院碑、种树碑、姓名碑、绅民碑等。大量的水利碑记载了凉州水利沿革、祭水、分水、水系、水利资产、兴修水利、水事纠纷调解等方面的内容,对今天勘界、水资源普查、水文气象研究具有重要利用价值。清欧阳永裿撰写的《敦节俭条约》碑娓娓道来,说理朴实无华,字字句句都在警示人们反对奢侈,提倡节约,特别是“丧祭之费用宜节也”、“嫁娶之费用宜减也”、“酬酢之费用宜简也”的大声疾呼,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教育警示作用。《武威植树碑》记载了武威军各营将士在驻地陇东地区植树造林、绿化第二故乡的事迹,对今天的全民绿化仍有启迪意义。
五是现代的纪念性碑刻。主要有奠基碑、建校(厂)碑、创业碑、共建碑、纪念碑、烈士碑等,从不同方面表达歌功颂德、祝贺纪念之意,同第一种碑刻基本相似,但所异的是此类碑刻多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刻,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凉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业绩,反映了凉州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
《武威植树碑》
来源:凉州区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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