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传富｜平度碑刻考略✅

平度碑刻考略

崔传富

平度地处胶东半岛西部, 是隶属于青岛的县级城市。平度历史悠久，是岳石文化的发祥地，战国名城即墨也在其今天的辖境内。县城自西汉（公元前203 年）始建于此，文物古迹众多，昔日坊表碑碣林立，庙宇宫殿等古建筑随处可见，文化底蕴极其丰厚。两汉时辖境内同时存在的有郁秩、平度、卢乡、当利等县级政权。时光荏苒，虽历经战乱、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仍有《汉王舍人碑》、《汉天柱山中平三年刻石》和一些零星汉代碑记残石留存到今天。

平度现存数量可观、价值较高的是郑道昭父子的北朝刻石。公元510 年，亦即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郑道昭出任光州刺史、平东将军（任所在今莱州市政府所在地）。光州统领3 郡14 县，所辖面积即今天的胶东半岛。郑道昭莅任后，遍行诸郡县。永平四年（511 年），在天柱山（今平度市北50 里）为其父刊造《郑文公碑》（上碑），并作《东堪石室铭》一首，题记二处。郑道昭离任光州52 年之后，其三子郑述祖于北齐河清三年夏（564 年）出任光州刺史，天统元年（565 年）在天柱山留下了《天柱山铭》和《天柱山颂》两处隶书刻石。

另外，北朝刻石还有《北魏王珍之等造像碑题记》和东魏《姚保显造石塔记》。

平度大泽山素有“鲁东名山”之称，山上有北宋以后历代刻石300 余处，大多都有较高的书法价值。其中北宋刻石和金代刻石见证了山中名刹智藏寺的兴建和鼎盛，显得弥足珍贵。

汉王舍人碑

▲汉《王舍人碑》原石

▲汉《王舍人碑》碑额

▲ 汉《王舍人碑》拓片

《王舍人碑》，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公元183 年）立。1982 年冬在平度灰埠镇侯家村出土。上部碑文残缺，现残高110 厘米，宽78 厘米，厚21 厘米，碑文隶书，计12 行，行19 字不等，左下部另有款识“光和六年四月乙酉立”独占1 行，清晰可读者尚有186 字，现存平度市博物馆。

此碑碑额雕螭，刻工精美，上有竖排篆字2 行，因下部残缺，仅存6 字，从残存篆字及汉人题额惯例推测，碑额应为“汉舍人口王君之口”， “之”下疑为“碑”字，另缺一字无考，或者此处本来就没有字。苏州华人德先生疑此处或为碑穿，也很难定论。

▲ 汉《王舍人碑》局部

碑主王君，为汉舍人。因此碑上部残缺，碑文难以通读，碑主是什么舍人，难以断言。专家据碑文中“……灵台之格，展浑仪之枢”句，推测其为灵台待诏之一，是太史令属官，遂将此碑定名为《汉王舍人碑》。1986 年齐鲁书社出版了单行本，国内外有关杂志纷纷介绍，引起了书坛的广泛关注。

《王舍人碑》的奇特之处，是使用了龟趺。汉碑的碑趺一般作长方形，使用龟趺则较为少见，据华人德先生考证，在此碑出土前，能够见到的仅有四川的《樊敏碑》。此王舍人碑龟趺长125 厘米，宽90 厘米，高33 厘米，造型古拙，线条流畅，雕刻精巧，栩栩如生，是一件难得的圆雕艺术精品，为研究汉碑的形制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 汉《王舍人碑》局部

隶书发展到东汉时已臻纯熟，《王舍人碑》也不例外。其书风婉约峭丽，又不失朴厚自然，在汉隶风格中，属端庄典雅、静穆安详一派，与《礼器碑》、《史晨碑》有异曲同工之妙。《王舍人碑》不同于其他东汉碑版的明显之处，一是在笔画上夸张了“蚕头雁尾”的笔势，使横画波磔更显奇纵瑰丽；横画和捺画收笔时向上大幅度挑起，特点非常明显，为其他汉隶所少见。二是在结字上一反汉隶扁方之常格，有意拉高了字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东汉末期的隶书取势，一般是左右开张，字呈扁形，此碑隶书结体基本呈方形，笔画安排上密下疏，重心居下，结字稳重大方。这种字体取势开启了楷书的先河，是学习隶书的极好范本。

东汉碑记残石

1984 年夏，在《王舍人碑》出土地，文物工作者又发现数块汉碑残石，现存平度市博物馆。其中字迹最清晰的一块呈三角形，高16.5 厘米，宽21 厘米，共存隶书7 字，字径为3.5 厘米。

▲ 东汉碑记残石拓片

残刻笔画细劲，字口清晰，可能是立碑时间不久即遭人毁弃并掩埋。残刻厚度为11.5 厘米，在碑刻形制上略小于《王舍人碑》。因残石存字太少，碑文内容已经无法考释，不过从刻工精细程度和隶书成熟的结体上，可以断定和《王舍人碑》是同一时代的作品。二者刻工如出一辙，风格也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王舍人碑》古雅秀穆，用笔灵活，波磔起伏较大，犹如一首古老的音乐，醇厚而高远。残刻秀逸遒劲，用笔略方，应规入矩，法度森严，透露出一种高贵气息。

东汉桓帝、灵帝时期，隶书发展到了鼎盛，树碑立传也成为一种风气。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隶书碑刻，大都完成于这一时期。隶书残刻传达给我们的信息，说明平度的几个汉墓区还存在一定数量的隶书碑刻。

汉天柱山中平三年刻石

山东汉碑存世数量很多, 但摩崖题字鲜见。1983 年在平度天柱山上发现的东汉中平三年刻石, 是第一次在山东境内发现的汉代摩崖题字。这一发现，填补了山东汉代摩崖的空白，其意义非同寻常。

1984 年10 月，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共同举办的云峰刻石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掖县召开。在学术讨论会筹备期间，发起单位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自1983 年9 月至1984 年6 月, 对山东掖县云峰山、大基山和平度天柱山的刻石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综合考察，首次发现了位于天柱山之阳石壁上的刻石。

《天柱山中平三年题字》，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刻，位于天柱山之阳的一处西南向石壁上。石壁立面高410 厘米，宽510 厘米，题字共二处：一处在石壁正中最上方，类似汉碑碑额的位置，题字竖排，惜已风化不可辨识。另一处在石壁立面右下部位，刻2 行6 字，首行刻“中平三年”4 字，笔画清晰；另行位置稍偏下，刻“弟子”2 字，“子”字已残。题字字径大者13 厘米，小者6 厘米，隶书。其用笔轻松活泼，毫不拘束，笔势放纵，结体宽博，与《石门颂》书风类似。

从整个石壁面积、刻石所处的位置以及没有刻完的笔道看，极可能是当年的主事者曾计划在此镌刻一个大的题记，记载某件事情。后因故仅把题额刊出，又匆匆刻了年号即告了事。

郑文公上碑

▲郑文公上碑碑亭

《郑文公上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位于天柱山之阳，碑身由一块天然碑状石稍加琢磨而成，高350 厘米，宽150 厘米，正书20 行，行多50 字，计882 字。碑文内容是为荥阳郑氏，特别是为其父郑羲歌功颂德，多谀墓之词。碑中还将朝廷所赐的“文灵”谥号公然削去恶谥“灵”字，径称“文公”。

▲《郑文公上碑》拓片

郑道昭为其父刊刻功德碑，意在删改其父谥号，涂饰劣迹，光耀门庭，但北齐修《魏书》时还是如实记下了郑羲及其族人的种种恶行。不意中碑刻却成了书法艺术瑰宝，大概是他所始料未及的。

▲《郑文公上碑》拓片局部

此碑未署书丹人姓名，是否为郑道昭所书，一直存在争议。笔者以为，云峰四山40 余处北朝刻石中，有一部分出自郑道昭之手，但《郑文公碑》既非郑道昭撰文，亦非郑道昭书丹。就书法艺术而言，在系列刻石中水平也不是最高的，因为是庙堂艺术，谨严静穆有余，灵动放逸不足，反不如诗刻和题记来得精彩。

东堪石室铭

此刻石位于天柱山主峰东端天然石室的北壁上，高150 厘米，宽120 厘米，正书10 行，凡115 字。是郑道昭主持刊造于天柱山上的另一重要刻石。因地势险要，人迹罕至，故保存完好，一字未损。

▲《东堪石室铭》原石外景

▲《东堪石室铭》拓片

《东堪石室铭》是郑道昭所作四言诗。此刻石得天真烂漫之境界，章法布局出乎天然，如祥云在空，随意卷舒。用笔清癯瘦硬，婉转流畅，方圆并用，遒丽多姿。结字大小错落，疏密随形，相互揖让，浑然一体。笔者以为，就艺术水平而言，云峰刻石中此刻当推为第一。从结字习惯和用笔风格上分析，此刻与《郑文公碑》出自一人之手，亦非郑道昭书丹。

“上游下息”题字

天柱山拔地而起，似擎天一柱。山中间有一天然豁口，俗称“秋千口”，《“上游下息”题字》即刻在“秋千口”西侧崖壁上，刻面高76 厘米，宽70 厘米，正书4 行，行3 字不等，共13 字。

▲“游息题字”原石

▲“游息题字”拓片

云峰刻石中，此作最为瘦硬。结字纯用方笔，中锋行笔，直上直下，长撇大捺，气度开阔。从书法风格、刻字内容、刻字位置、刻石字数及作者身份、语言口气等多方面分析，此刻应出自郑道昭之手。

“此天柱之山”题字

刻石高51 厘米，宽50 厘米，竖式2 行，正书5 字，位于天柱山之阳。

此刻书法用笔瘦硬，长撇大捺，挺拔流畅，体势开张，气度不凡。据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记》所言，云峰、天柱二山是由郑道昭命名的，《天柱之山题字》由郑道昭本人完成比较符合当时实际。

▲“此天柱之山”题字原石外景

另外刻石的位置山势比较平缓，刻石字数较少，书写随意，用笔自由，中锋、侧峰、藏锋、露锋交替使用，点画长短方圆不拘，自由灵活。这些也都比较符合郑道昭的身份、年龄和身体状况。

天柱山铭

郑述祖作，位于天柱山西麓“劈石门”西一方巨石上。铭文高143 厘米，宽185 厘米，文29 行，行23 字不等，计613 字，隶书，原石已毁。

▲《天柱山铭》全拓

《天柱山铭》内容是为其父郑道昭歌功颂德，文词极为夸饰。其祖父郑羲的谥号“文灵”，在其父亲郑道昭主持刊造的《郑文公碑》里，先削去了“灵”字。到了自己笔下，又变成了“文贞”。毁誉参半的谥号，几经周折，成了无以复加的美谥，可谓用心良苦。

该刻隶书以方笔为主，整饬雄浑，意态朴拙，分行布白，循规中矩，虽无法与东汉名碑相提并论，亦不失为隶书之佳作,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列为“妙品上”。

天柱山颂

又名《四言诗残刻》，郑述祖作，刻于《郑文公上碑》的天然碑座西侧，残高19 厘米，宽41厘米，隶书7行。据平度旧志记载，原诗共112 字，今仅存20 余字。

▲《天柱山颂》拓片

与《天柱山铭》为先祖歌功颂德不同，此铭赞主要歌颂天柱形胜，追忆先祖遗踪。用词诡谲奇纵，语言简约洗练，状景汪洋恣肆，气势雄伟；怀人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极具艺术感染力。

隶书风格亦与《天柱山铭》不同，在布局上由传统隶书的布局变为唐以后楷书的布局；笔画由遒结变为舒展；结字由整饬变为散淡，艺术水平略逊于《天柱山铭》，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从郑述祖云峰、大基、天柱三山四处刻石综合分析，笔者以为《天柱山颂》由郑述祖书丹，其他三处均他人假手而为。

北魏王珍之等造像碑题记

《王珍之等造像碑》，其题记残存高112 厘米，宽107 厘米，北魏宣武帝正光三年（公元522 年）刻。现存故宫博物院。

造像碑原立于平度苏村释迦院。北魏时期，今胶东半岛地区最高行政中心是光州（州治在掖县），州辖三郡：东莱（郡治掖县）、长广（郡治在今平度城）、东牟（郡治在今牟平），每郡辖若干县。苏村在今平度城北40 里，当时属东莱郡的当利县，当年自光州城至长广郡城由此经过。北魏时这里便建起了大型佛寺释迦院，这也是今平度境内有史可考的最早的佛教寺院。释迦院的规模及僧众人数已不可考，残存的造像碑题记可以作为当年佛教兴盛的见证。

据民国《续平度县志·金石》：“苏村释迦院魏正光三年造像碑。碑阴题名，首行有‘当利本县’四字，第二行‘正光三年’四字，余多剥蚀不可辨。”释迦院在历经数次灭佛劫难之后，直到民国年间仍有前后三院，拥有庙产，可以看出佛教在这一地区的深远影响。释迦院殿宇最后毁于上世纪40 年代初，造像碑则于1958 年被征运到故宫博物院珍藏起来。

“造像碑”是北朝兴起的一种中国化了的佛教造型艺术，以图文并茂为其显著特点。其形制一般是：碑阳及碑侧刻佛像，也有的在下部刻叙事祈祷的碑文，碑阴则刻参与造像者的姓名等。现存故宫博物院的造像碑大部分字仍可识读，多为题名。书法显然出自民间书家之手，隶书味较重，不事雕琢，布局亦不甚讲究，但质朴无华，清新自然，与文人书法相比，别有情趣。此造像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书法，作为稀有的此类早期佛教文化遗存，为研究佛教在胶东地区的流传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东魏姚保显造石塔记

《姚保显造石塔记》，宽39 厘米，高35 厘米，原有正书铭文约40 字，位于天柱山西麓劈石门东侧一造像石窟, 刻于东魏武定六年（公元548 年）。今字迹已漫漶不清。

▲东魏姚保显造像石室

▲东魏《姚保显造造石塔记》拓片

天柱山因有郑道昭父子主持刊刻的摩崖刻石而闻名遐迩。而比郑道昭刻石略晚，又先于郑述祖刻石的《姚保显造石塔记》却相对沉寂。历代著述多未收录，偶有收入，亦均不记其刻于何处，方若《校碑随笔》就说：“刻在何山，惟此未详”。实际上，此刻是云峰四山北朝系列刻石之一，在书法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细审刻石残字，奇崛朴茂，生动自然，毫无造作之气，显然出自民间无名书家之手，具备典型的北朝书法风格。较之《郑文公碑》，少篆籀之气而多了几分隶书味，不失为书苑珍品。

石窟内除这则题记外，另有44 尊大小不一的浮雕佛像，可惜也都残泐而眉目莫辨。佛像和题记尽管残缺不全，但石窟总算保留了下来。作为胶东地区罕有的早期佛教文化遗存，历经劫难之后显得尤为珍贵。

宋朱巽《宿大泽山早起》诗刻石

朱巽七言律诗位于大泽山智藏寺东甘露泉旁石壁。刻面高146 厘米，宽127厘米，8 行，满行10 字，计73 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