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导游词,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简介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坐落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前身为高台烈士陵园。
园内掩埋着红西路军转战河西、血战高台壮烈牺牲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近3000名革命先烈的忠骨。
为纪念血战高台壮烈牺牲的红五军将士,1953年由社会各界倡议,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于1957年建成高台烈士陵园。2009年,经上级批准正式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经过历次改扩建,现占地面积198亩,建筑面积9243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7789平方米。
主要建筑物有大门及大门组雕、“血战高台”英雄群雕、纪念碑、阵亡烈士公墓、第一展陈馆、第二陈展室、廉政馆、董振堂纪念亭、杨克明纪念亭、军魂广场及红五军、九军、三十军纪念林等。
纪念馆自建成以来,已成为纪念西路军21800多名将士和弘扬他们为中国革命胜利而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的重要场所,被命名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基地、甘肃省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实践教学基地,先后荣获全国文明优抚事业单位、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红动陇原100年丨高金城烈士纪念馆:纪念为营救西路军将士而献身的民主爱国人士 西路军
纪念为营救西路军将士而献身的民主爱国人士
张掖日报记者 陈海
七一前夕,张掖市甘州区高金城烈士纪念馆迎来新的参观高峰,一批批党员干部来到这里,通过奏唱国歌、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主题展览、聆听红色故事、观看红色电影、参加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庆祝建党百年华诞,持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这里丰富的图片史料、逼真的场景复原、生动的幻影成像、仿真的旧址微缩等多种展示手段,为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党史提供丰富的载体。如今,这里已成为了张掖市红色教育的“新地标”。“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到纪念馆瞻仰缅怀烈士的人很多,至目前接待量已达8万多人。” 张掖市甘州区高金城烈士纪念馆馆长吴兴梅介绍。
高金城烈士纪念馆
高金城烈士纪念馆始建于1996年,2000年9月正式启用。目前,纪念馆已发展成为首批全国免费开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省国防教育基地等,发挥着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党风廉政教育、国防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作用,年均接待量约12万人次。
高金城烈士纪念馆内景
高金城烈士纪念馆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征为背景,着重反映民主爱国人士高金城先生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在张掖救治伤员、营救红西路军流落失散战士200多人,最终被国民党马步芳部300旅旅长韩起功秘密杀害的感人事迹。
高金城烈士纪念馆内景
走进纪念馆,细读一段段史料,细看一幅幅图片,红西路军血战河西的悲壮征程和高金城烈士冒死营救红军的英雄事迹跃然眼前:1937年8月,正当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一位笃信基督教的爱国志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委托,深入国民党马步芳军队血腥统治的甘州(今张掖市),在被俘红军临时党支部的配合下,采取各种方法营救被俘和流散的西路军干部、战士。在200多名红军得救、临时党支部的同志安全撤离后,他仍坚持斗争,最后光荣牺牲,谱写了我党统战史上的一曲壮歌,他就是闻名陇原的高金城烈士。
高金城烈士纪念馆内景
高金城,又名高固亭,河南省襄城县麦岭乡高庄村人,1886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秉性忠厚侠义。少时在乡间福音堂做勤杂工而入基督教。一次打扫英籍传教士赵立民房间,拾到一块金币,随即归还,受赵赏识。自此赵每日教他学英语。13岁时被赵带至县基督教内地会学堂学习,成绩优异。中学毕业又被保送开封英国人金存仁等办的教会医院勤工俭学,5年后取得正式毕业证书,旋即回到家乡行医、布道。以后应友人邀请,来到兰州白塔山下英国人开办的勃德恩医院,成为一名“济世救人”的医生和传教士,肩挑担子遍游河西走廊。从1917年起,他先后在甘州、肃州(今酒泉市)创办福音堂医院,把布道和医病结合为一体,广交社会各阶层人士,并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他对劳苦大众感情尤深,常常分文不收,对远乡求医的农民管吃管住,尽其所能为民行善。在甘州龙渠他曾动员农民修建数里长的水渠,龙渠从此得名。农民感激他,送他一块“济世救人”匾额,他在甘、凉、肃三州人民中深受爱戴。
高金城烈士雕塑
1922年,高金城应邀参加基督教在上海的代表聚会,返途路经开封时,被留在当年学习过的医院帮助工作。此时,冯玉祥部队正与河南督军赵祺发生战争,冯部一些伤兵住进这个医院。在此期间,高金城与来院看望伤兵的冯玉祥将军相识。冯见他医术高明,邀请他担任部队临时伤兵医院院长。战事结束后,高金城又重返甘州继续行医布道。
1927年,省政府任高金城为平凉后方医院院长。同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北伐,路经平凉与高金城相遇,冯玉祥让高金城随军东征,他欣然同意,为支持北伐战争,他把在甘州多年积蓄的药品、器械全部捐献给国民联军。到了河南,国民联军在陕州镇守使署成立了后方医院,高金城被委任为院长,并开始接受伤员。一年后到了郑州,医院改称第二集团军后方医院,统管西安、洛阳等地伤兵医院,高金城仍任院长并兼孤儿院院长。这期间,高金城结识了吉鸿昌、浦化人、余心清、吴波等人,他们的斗争经历,对高金城的政治倾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蒋冯阎大战后,冯玉祥出国考察,高金城也离开军队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潜心钻研医术。1932年他参加了协和医院组织的战地医疗队,奔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从上海回到协和医院不久,高金城又到一家药房任经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处于急剧变化阶段。国难当头,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又作何选择?从亲身经历中,他悟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他住的东单东裱褙胡同66号成了地下党员经常来往和开会的地方,曾屡遭搜查。
1933年10月高金城不幸丧偶。国家的忧患和个人的不幸困扰着他,于是他决心再远涉西北。这年冬天,他将三个幼子寄养在香山慈幼院,回到阔别多年的兰州,在友人帮助下,高金城租赁了齐鲁会馆办起福陇医院。他思想开放,医术精湛,为人慷慨大度,很快博得各界赞誉。
1934年,协和医院护士长牟玉光,因敬仰高金城的为人,迢迢数千里从北京来到兰州同他结为夫妻。不久,开办了牟玉光助产事务所,夫妇共同造福甘肃人民。
1936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马步青等近10万骑兵和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在冬装、弹药、粮食奇缺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西路军以两万之师同马家军队沿祁连山激战4个多月,最后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无数被俘红军惨遭屠杀或监禁、有的被编入“补充团”做苦役、有的潜伏在祁连山中、有的流落四乡。
1937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兰州建立红军办事处(后改称八路军办事处),其重要任务之一是就地组织力量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年过半百的高金城被委以重任,并由红军老团长蔡光波协助。
高金城和蔡光波沿着祁连山麓步行,一路风餐露宿来到甘州。高金城当年在这一带名声颇大,十多年来他的反帝爱国活动亦广为人们所闻,三州上下普遍敬重他,信任他。按照既定计划,高金城首先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以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身份,广交各界,宴请地方官员和土绅。他在各种场合说明来意,动员各族各界积极参加抗日,声明要重开福音堂医院,接受抗日战士伤病员住院治疗。
随后,高金城以修复福音堂、重开医院为名,向国民党马步芳部300旅旅长韩起功索要被其军队据为伤兵医院的福音堂。迫于形势,韩起功不得不下令把伤兵医院迁至附近的文昌庙内。当年高金城在这里培养的徒弟张明新、陈大伟、卢合林等都自动关闭了各自开办的诊所、药铺,回到福音堂医院做医护工作。高金城把自己回甘州来的秘密任务告诉了他们,让他们配合寻找流散红军。具有革命斗争传统的红军被俘人员,并没有被血腥屠杀吓到,他们秘密串联,多方接头,组织临时地下党组织,等待时机回党中央身边。以红军连长刘德胜为书记的临时支部,就是其中的一个。刘德胜由于关节炎和左脚枪伤感染,经批准被送到伤兵医院治疗。他利用仅有的一点自由,拄着双拐到处寻找自己的同志,秘密建立起临时党支部,后来又与被俘后编在敌人剧团的王定国及在敌参谋部当勤务兵的武杰等人接上关系。他们分头与散落各处的红军战士取得联系,陆续建立起临时支部或小组,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时刻准备进行新的战斗。
福音堂医院的开诊,也是高金城营救西路军被俘、流散人员的开始。
几经波折后,高金城与刘德胜建立信任关系,刘德胜向高金城和蔡光波汇报了甘州临时党组织的分布和活动情况,并提出营救被俘红军的计划。高、蔡转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关怀及红军办事处营救被俘红军的意见。
高金城以医院缺少护理人员为由,先后向韩起功要回被俘女红军王定国、徐世淑、苟正英、廖春芳等,以福音堂医院为据点,在临时党支部密切配合下,全面展开了营救红军的工作。
福音堂医院在“慈善为本”的掩护下,专设20张病床,收容红军伤病员,医院后门专供被收容的红军出入。经过治疗,很多红军伤病员被高金城安全送到了兰州红军办事处。
高金城还费尽周折寻找红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得知陈昌浩已渡河东去,他及时写信告知红军办事处转报中央。除此之外,高金城还搞清了张琴秋关押在青海西宁,黄鹄显等关押在凉州,刘瑞龙等关押在甘州,一一向中央作了报告。
这期间,高金城想方设法营救隐藏在民乐县孙家庄南山一带的红军干部,找到了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芳等一批红军干部,秘密发展的王泽喜、潘发生等数名共产党员,他们都由高金城设法转送到兰州,最后到了延安。
刘德胜也与狱中的西路军干部刘瑞龙、魏传统、董光益等取得联系,并将高金城营救被俘红军的消息告诉了他们。刘瑞龙当即将他们8名红军干部名单交给了刘德胜,并写了“我们身体都很好,请家里放心”的字条。名单和字条经高金城秘密转寄办事处转报了党中央。
1938年9月初,刘瑞龙等被压送往青海,高金城带领临时支部几名同志送去绑腿、碗筷、鞋子、仁丹、急救水等。由于高金城提前报告,党中央及时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刘瑞龙等免于迫害于9月22日到达兰州红军办事处,不几日便安全返回延安。
在营救红军的同时,高金城还配制了一些冻伤膏,派人走街串巷寻找冻伤的红军,散发给他们,并购置了许多布匹,让人赶做了一批衣服,发给收容的红军。另外,高金城还节衣缩食办起一所孤儿院,收容流落街头的红军后代。
红军流散人员一批批“失踪”,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临时支部决定分批撤离。刘德胜走时,高金城把他打扮成商人模样,还带上高金城的名片和购买药的介绍信。刘德胜问高金城:“对党有什么要说的?”高金城沉思良久,郑重地说:“我坚信共产党一定能够胜利,到了延安,请转告中央,我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
高金城送走治愈红军后,继续开展营救工作。而此时,甘州城里风声已紧,进出邮件受检查,汽车站不售票,一些要道设了哨卡,特务四处活动。面对危险局势,高金城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继续想方设法营救红军。1938年春节前夕,又有19名在饥寒中难以继续隐蔽的伤病员,从祁连山中来到甘州城附近。高金城得知后,不顾一切地将他们收容到福音堂医院治疗,但被敌人发现。
193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四)凌晨4时,韩起功派人将高金城带到司令部,要他交出共产党名单,并交待放走了多少共党分子。高金城临危不惧,高声颂扬共产党爱国爱民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嗜杀成性的韩起功令人将高金城头部蒙上布罩,秘密押送到补充营部,灭绝人性地先断四肢,然后活埋在大衙门的后花园里。
1938年3月,红军办事处相关人员向党中央报告了高金城牺牲的经过。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张掖,一野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和二军政委王恩茂专程探望了烈士的遗孀牟玉光。
195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民政厅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
1952年2月3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张掖召开纪念高金城遇难14周年大会,颂扬高金城的丰功伟绩。
高金城那高大的形象犹如巍峨的祁连山,永存人间。
来源:张掖日报
编辑:徐筱哲
责编:马丰友 闫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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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一个不朽的名字 西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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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走进位于西宁市城中区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的参观者,都会听见这样一句话:“西路军——一个不朽的名字,西路军——一段撼人心扉的历史!”
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时强调:“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理想高于天,热血铸祁连。”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书写了一段悲壮的革命篇章。而今,当记者站在纪念馆的人物雕塑前,仍能从被定格的神情与姿态中,感受到西路军走过的那段撼人心扉的历史,感悟他们威武不屈、一心向党、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内复原当年战斗场景的油画。贾泓 郑思哲 摄
挥师西渡
1936年10月11日,在长征胜利会师的第二天,《十月份作战纲领》正式颁布。随后,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的第三十军、九军、五军等21800多名忠勇将士在甘肃靖远地区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四方面军渡河部队一举击溃敌马步芳、马步青的河防部队,相继占领了一条山、五佛寺一带后,等待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
按《十月份作战纲领》,由红一方面军大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来共同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但此时,蒋介石开始全力实现其聚歼中国工农红军于陕甘一隅的企图。不仅红一方面军和身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一军无暇西顾,河东河西的联系也被敌人强力切断,“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
渡河部队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提出以占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为主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中央也草拟了《作战计划》。11月11日,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以过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由此开启了艰苦的河西征战。
11月16日到18日的古浪县城之战,红九军与敌人激战三昼夜,巷战、肉搏,不断的冲锋再冲锋,红九军在毙敌2500多人的同时,自身伤亡也达2400多人。
之后,随着局势不断变化,西路军接连在武威西四十里铺、永昌八坝、永昌水磨关、永昌东十里铺、永昌东二十里铺、永昌城、以及山丹一线遭遇连连战事。
魂铸祁连
西安事变爆发后,局势发展一波三折,为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路军在缺粮少弹、地冻天寒的极端环境下,与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的一段话,被镌刻在西路军纪念馆序厅的白色大理石墙壁上:“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红军,为了人民。”
在高台,红五军面对敌近2万人的围攻血战8昼夜;在张掖西洞堡,西路军一举全歼敌马步芳青海宪兵团1000余人,缴获枪支1200余支及少量弹药。之后,又在倪家营子、三道柳沟等地与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
3月12日晨,部队刚到梨园口便遭遇敌骑兵追击,不到半日,红九军仅剩的两个团绝大多数牺牲。随着敌倾全力向三十军阵地压来,二六四团全部牺牲,二六三团也大部损失,这两支在红四方面军乃至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从组建之日起就没有打过败仗的英雄团队,永远地融入到了祁连山中。
3月14日下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召开了最后一次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将仅存的3000多人编为三个支队分路游击。东返中的王树声支队和张荣支队很快化作了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坚持就地游击并伺机东返的支队。
三十军副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因左臂中弹,伤口严重恶化,不得已与大家分离。在离别前,李先念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熊厚发请李先念为自己开了一封党员介绍信,说:“如果有幸不死,将来回到延安好再为党工作。”后来,熊厚发在与民团的战斗中牺牲在了青海祁连山边,年仅23岁。
西行支队在穿越祁连雪山时得到牧民诺尔布藏木的帮助,他不仅为西行支队送来了300只羊,还为西行支队做向导,带领大家走出了祁连雪山。从石窝山出发时的1200多人走出祁连雪山时只剩下了800多人,后经安西、白墩子、红柳园的战事后锐减到了400多人,到达迪化后组建了“新兵营”。
浩气长存
西路军在整个河西战事中先后有万名将士血洒疆场,英勇牺牲,还有部分将士不幸被俘或流散隐匿,但他们矢志不渝,始终保持红心向党的忠贞本色。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因身负重伤,在转战祁连山的过程中不幸被俘。1937年5月17日,孙玉清被敌人押解到了西宁,当马步芳得知了他的身份后,亲自出城迎接以示“友好”,之后又通过多种手段“软化”孙玉清,可孙玉清始终不为所动。孙玉清在看望被俘的红军战士时,还不忘宣扬革命事业,鼓舞大家的斗志。1937年5月下旬,见“劝降”无果的马步芳以“危害国民罪”将年仅28岁的孙玉清杀害在了新华布鞋厂后院的马厩旁。
在张掖,被俘人员很快成立了两个党支部,一个是由被关押在张掖看守所的原西路军宣传部部长刘瑞龙任支部书记的监狱支部,另一个是由刘德胜任支部书记的地下支部。监狱支部成员们即使是在短暂的放风机会,也要想办法在地上划“坚定”二字,或唱《苏武牧羊歌》相互激励。在刘瑞龙等人被押往青海后,支部依然坚持活动。
在西宁,面对敌人的疯狂残害,被俘人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河西一战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中部分人员最终被押回西宁,其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被组成“补充团”,分派到青海各地去服苦役。在循化赞卜乎村服劳役的被俘西路军在修建赞卜乎村清真寺时,在屋顶建筑的最顶端满怀深情千方百计地留下了五星、镰刀、斧头、工字、领章等诸多象征革命的符号。
鱼水情深
西路军浴血奋战河西走廊期间,帮助当地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深深埋下了革命的火种,随后而来的营救工作,在广大群众中广泛开展。
西路军三十军八九十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廖永和在河西战斗中负伤,失散在青海柴达木地区。一位蒙古族老大娘在得知他的身份后冒着生命的危险,用牲口把他驮到自己的家中为他治好身上的伤。1949年9月5日,第一野战军解放了青海西宁,廖永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革命队伍。解放后在青海任职期间,他还会时常去看望救护过他生命的蒙古族老大娘。
“万人坑”前,农民张老汉看见遍体鳞伤的西路军妇女团副营长胡秀英还活着,就给她扔了一个馍馍。天黑以后,这位老汉带了人来,下到坑里并把胡秀英拖出来,又驮在毛驴背上,将她带回了距马元海公馆20多里的家里。张老汉把胡秀英藏在地窖里,并给她治伤,五个月后,胡秀英的伤被治好后与之告别。
与此同时,对西路军被俘、流落人员的营救也从多个层面展开。1937年5月,周恩来在西安会见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商谈全民抗日和营救西路军的问题。最终,在党中央、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和河西人民的大力营救下,先后有4700多人回到党的怀抱,另有4900多流落人员得以幸存下来。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样写道:“他们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红军队伍,不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猛士。”
为向后人展现红西路军浴血奋战、不怕牺牲、一心向党、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1988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建成开馆,由时任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题写馆名。2006年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重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并于2010年6月建成开馆。
来源:青海日报
记者: 贾泓 郑思哲
本期责编:马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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