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夫子医学救国半生记

原标题：查理夫子医学救国半生记

奉天医科专门学校（盛京施医院）速写 吕洪臣/绘

人物志·背景

沈阳“九君子”

与《TRUTH》

沈阳“九君子”——

大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于光元、张查理、李宝实，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社会教育家张韵泠，医学家刘仲宜。

1932年4月，国联调查团来沈调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及拼凑伪满洲国的侵华真相，却形同“囚徒”，无法接触到真正的“真相”。沈阳“九君子”以生命为笔搜集、汇编成《TRUTH》（中文名《真相》），通过国际友人实名递交了这份英文书写的日军侵华原始证据汇编，希望对国联调查团“了解中国东北实际情况有所助益”。这套证据汇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一揭穿了侵华日军的三大欺世谬论。其原始性、实证性、系统系、法理性独一无二，符合国联调查团的“证据标准”，成为国联调查团起草报告书的重要依据。1933年3月27日，根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起草的《关于中日争端的决议》，国联裁决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的行为是破坏国联盟约的错误行为。日本因此退出国联。在近代史上，中国罕见地在外交上赢得了一定的胜利，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首次定性（详细报道可查阅2016年9月18日《沈阳日报·盛京周刊》）。

本报九一八事变爆发85周年特别策划《九君子“真相”》第二章《人物志（七）》讲述的是沈阳“九君子”之一张查理的故事。

（一） 曾记否？奉天城里夫子歃血为盟

先说一个叫吴英恺的沈阳市新民人。

他1955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的首批院士。1993年以前，院士都不叫院士，叫学部委员。吴英恺便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委员，是中国胸心血管外科和心血管病流行学奠基人之一。说起新民吴家，本身就是一段传奇。其长兄吴执中是中国近代职业病研究的奠基者与开创者，没有之一；四弟吴咸中则是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开拓者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氏三兄弟也被誉为医学界“北三吴”，皆为中国医学泰斗。

对院士吴英恺来说，他有一个让其感恩终生的人。此人是他的启蒙恩师张查理。

张查理，这个名字甚至放在愈发开放的今天听起来都有些怪怪的。一个中国人有如此洋化的名字，而且还是在国人对假洋鬼子有些敌视的清末民初。吴英恺尊称这位启蒙老师为“查理夫子”，同样是个怪怪的组合，但带着大师专属的范儿。

在晚年，吴英恺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怀念张查理夫子》，说：“查理夫子是我从事外科专业的启蒙导师。几十年来，他不断给我许多鼓舞和指导。他那种自强不息的工作干劲和追求革新的创业精神是我永不忘怀的。”能让这位院士生前念念不忘的人，首先应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其次应是一个有着辉煌成就的人。事实也确实如此，张查理是在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一位丰碑式的人物。在只达石撰写的《中国神经外科医师的成长历程》一文中开篇就这样说：“新中国诞生前,我国的神经外科事业几乎是空白,没有一家医院有神经外科病房。（19）30年代初期，在北京、沈阳等地曾一度进行过脑外科治疗，那时仅少数几位普外科医生兼做一些神经系统方面的手术，他们是北京的关颂韬、赵以成，上海的粟宗华，沈阳的张查理，西安的张同和等。他们是开创我国神经外科的先驱。”而实际上，张查理不仅在神经外科，还在中国解剖学、护理学甚至麻醉学都留下了辉煌一笔。

据有限的资料显示，查理夫子原名泽瀛，字伯生。他于1895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今蓬莱市），幼时随家迁居复州（今辽宁省瓦房店市境内）城南关。而在吴英恺的记忆中，他的原名是张霁，号博生。到底哪种说法是准确的？或者说，两种说法都是准确的，毕竟那是一个人有很多名字的年代。

不过，在今天，他有一个名字——张查理——就够了。

查理夫子，既是吴英恺与其兄吴执中的老师，也是师兄。他们三人均是从奉天医科专门学校毕业的学生。吴执中是1924年-1931年，吴英恺是1927年-1933年，而张查理则是该校1910年代招收的第二班学生，留英归国后回母校任教。吴英恺读书时，张查理已是外科主任兼解剖学教授。“我入学时他已从英国留学归来，教外科学和解剖学，他讲课善于联系实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入学不久，有一位同学患阑尾炎，由查理夫子做手术。我第一次进入手术室观看手术。他手术操作敏捷，不到半个小时完成了当时被认为是‘开肠破肚’的大手术，引起了我内心的赞佩，为毕业后专攻外科种下了根苗。”

据吴英恺讲，如今的小手术胃肠吻合术、阑尾切除术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大手术，后来张查理又到北京协和医院向医学名家关颂韬学了三叉神经感觉根切断术治疗三叉神经痛，那更一鸣惊人了。在当时，北京的关颂韬和沈阳的张查理是中国最早实施神经外科手术的医生，而关颂韬还是当时世界上能进行开颅手术的七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吴英恺却看到了查理夫子极为血性的一面。

那时，吴英恺上四年级，还有两年毕业。“由于英国教会的关系，敌人没有立即接管我们学校。有的同学悄悄地离沈南下了，大部分忍着内心的悲愤，暂时在英国旗下来完成学业。在刘仲明、张查理等教授和学生会的领导下，我们秘密召开了抗日救国宣誓大会，决议四条：一、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二、吁请政府早日出兵收复失地；三、制造国际舆论促使日本退兵；四、锻炼身体，学好本领，长期抗战。张查理夫子在大会上以刀划手背流血表示决心。”吴英恺的讲述，即使在春风拂面的今天读了，也依然会让因理性而冷却的血液再次沸腾起来。谁能想象，一个文质彬彬、戴着眼镜的夫子，一个悬壶济世的医者居然做出如此强硬的歃血为盟之举。

查理夫子之血性是入骨、入髓的。

在当时，侵华日军编织了欺世谎言：九一八事变是他们的“自卫行为”；“满洲国”是东北人民“自决自愿”建立的。“刘仲明（沈阳‘九君子’成员）组织几位同学向国际联盟写控告信，在国联派了李顿爵士为首的国际调查团到沈阳现场调查时，我们印发了宣言和控诉书，寄给调查团和各国驻沈阳领事。现在回忆，这些只能是稍泄胸中之气而已。”如吴英恺所说，如此控诉仅仅是“稍泄胸中之气”。包括张查理、刘仲明在内的九人“爱国小组”决定做一件大事：在日军消灭证据之前，秘密搜集当时已公开的日军侵华证据，并用英文书写说明书，然后向国联调查团实名递交。这样的证据汇编符合“国际惯例”，也容易被国联调查团接受。

河山破碎，时切殷忧，“爱国小组”每次聚会时每人都各饮苦水一杯，以示卧薪尝胆。在搜集证据过程中，稍不小心就有性命危险，很多事情只能夜间进行。好在，张查理与刘仲明、毕天民都同住一院，倒也方便。在“九君子”中，张查理和刘仲明、毕天民、李宝实均为奉天医科专门学校的教授。这所学校和盛京施医院为这件大事做了巨大的贡献，它也是当时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集中点。国联调查团到沈阳后，奉天医科专门学校和盛京施医院也成了被重点关照的地方。那些天，医院门诊部突然来了一批健康人就诊，面貌奇特，语音生涩。张查理和刘仲明自然认得出他们是什么人，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来。他们暗笑不止，心想：“先生们，你们来得稍迟了些！一个月以前你们来，或者有点用处。现在来，是白来了。一切皆完，早已‘出手’！”

该搜集的证据已经搜集、该做的工作已做。

用时约40天，证据汇编《TRUTH》全部整理、编写完毕。

张查理的夫人做了一个蓝布包，上面绣上“TRUTH”字样。然后，他们通过传教士倪斐德、谭文纶等将《TRUTH》交到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手中。沈阳“九君子”最终促使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进行了首次定性，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写下辉煌一笔，《TRUTH》也被收藏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图书馆。外交官顾维钧曾经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到协议。因此，你可能做到的只能是求取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能够做到这点，对你来说即是大胜。”张查理等已获“大胜”。

1960年，阎宝航负责收集东北抗日历史资料，想寻找《TRUTH》存稿。刘仲明回忆说：“那份材料的说明书（指《TRUTH》）原是打印的，当时曾留了一个副本，由张查理教授埋藏在住所的丁香树下，因日久致水渗入，已腐烂。由现在看，丧失了这份极其有价值的抗日历史资料，真是可惜。”

原标题：查理夫子医学救国半生记

（二） 流亡关内 屡任战时救护队队长

1933年，查理夫子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

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始终不屈。次年得释后，流亡关内。1935年5月，中央大学在南京筹建医学院，校址在南京四牌楼，设立解剖学科、生物化学科、生理学科。知名内科专家戚寿南为院长，延聘了著名学者蔡翘、郑集、张查理、童第周、于光元、林飞卿等任教。查理夫子为解剖学教授。

在这一时期，张查理开始组织医疗队，抢救了一大批为国负伤的抗日将士。

有“红都名医”之称的著名妇产科大夫金茂岳在晚年的访谈录中对此事有过记录。当时，金茂岳是齐鲁大学医院住院医生。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齐鲁大学迁至成都，金茂岳因拖家带口不能远行而留在济南。南京卫生署的一名叫王禹昌的齐鲁大学老毕业生来到济南，组织金茂岳和齐鲁大学其他未撤离的医护人员于1937年10月10日在兖州集合。大家到兖州后，王禹昌已回南京。金茂岳等赶到南京卫生署去找他。在那里，金茂岳见到了张查理。“他是南京中医医院的外科主任,也是中央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之前，他组织了医疗队，任务是在平汉线上救护，有2000元的经费，选了一批大夫和护士组织在一起，他是队长。结果，医疗队到了地方，还没有开展工作，日本兵就打进来，他们的人被打散。张查理便背着一个德国手术包跑回了南京。我们这些人都是医务人员，但是没有钱，也没有医疗器械。张查理是有经费，还有医疗器械包，但是队员没有了。”

一边没钱、没医疗器械，可有人；一边有钱、有医疗器械，可没人。于是，在卫生署副署长金宝善撮合下，中央大学、齐鲁大学合作成立了医疗队手术组，药品、敷料由卫生署供应。张查理当队长，王禹昌当副队长。

张查理带领医疗队手术组来到安徽安庆的一个师范学院，那里有一个重伤兵医院。

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医疗条件较差，那些军医要技术没有技术，要责任心没有责任心，所以伤病员也得不到很好的救治。安庆伤兵医院的情况比传说中还要严重。据金茂岳描述：“医院里的纱布、红药水等敷料多得很。伤员一来，医务人员就在伤口上点红药水，用棉花、绷带一包就完事了，别的情况一律不管，很不负责任。所以，伤口化脓的、发烧的、死掉的伤员很多。对死了的伤病员,按规定要有安葬费,可是没人去管。死后的尸体用席子裹着埋掉算是好的，还有不少尸体就扔在外边无人过问。活着的伤员也多是残废，满街上都是。有的人伤不重就当了土匪，去拦路抢劫。”

张查理的母校奉天医科专门学校是教会医院，校训便是“非以役人，迺役于人”，号召师生一心为病人治病，为人民大众服务。这句同样在各地基督教青年会盛行的口号，提倡的便是“爱与服务”。面对此等没有“爱与服务”的情状，张查理难过得很。“我们看到国民党军医署管辖的医院就是这么个样子，我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也很不顺眼。这些青年是为了保护国家去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在战场上受了伤,需要治疗。我们想到这些,就认真地为伤病员们医治伤口。”这是金茂岳的一段内心记录。

当时虽然药品和器材都有限，用药也节省，但从队长张查理到医疗队每个人都一心救人，自然有别于那些敷衍了事的军医。他们自己制作了达金氏溶液，为伤病员们冲洗伤口。而医院那些军医有怪话要说了，说他们“糊弄人，连红药水都没有”。事实上，很多伤病员的伤口因消毒及时、彻底而没有发炎、截肢，其中很多人被治愈后又返回前线。

过一段时间，南京也失守了。

悲惨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安庆也不安全了。卫生署也顾不上他们了，医疗队手术组撤至汉口。此时，中央大学医学院也迁移至成都，给张查理打来电报，让他回成都。金茂岳也接到齐鲁大学让其回成都的电报。张查理买一张船票走了，而金茂岳则留在汉口，参加了当地红十字会的医疗队，于1938年1月投奔延安。

张查理来到了成都的华西坝。

梳理种种史料，我们发现，华西坝是中国值得敬重的文化重地。在抗战时期，成都是内迁教育机构集中之地，与昆明并称为当时中国两个高校、名校最集中的文化中心，在抗战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印记，而华西坝则是成都最大的亮点。就像称上海为“海上”“沪上”一样，很多民国文人也以“坝上”代指成都。在这里，有一所私立教会学校——华西协和大学，以牙科见长，在国内有些名气，实力并不雄厚，但环境幽静、校园宽阔。值此国难当头，这所大学以其博大胸怀容纳了从沦陷区流亡到成都的流亡学校：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东吴大学生物系、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这七所大学先后来到成都，有的并不住在华西坝，但都按共同专业组织师生共同上课，亲如一家，共赴国难。由此，华西坝也成为中国学者名流的集散地，精英荟萃，人文学者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顾颉刚、钱穆、蒙文通、吕叔湘、常燕生等；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这里的办学规模和教学质量并不逊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

不过，有一点是昆明没有的，华西坝还是战时中国的医学教育和临床中心。

拥有一流校舍、教学设备及临床医院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与流亡成都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联办医院，优势互补。其中最负盛名的有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和内科，齐鲁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华西协合大学的牙科、药学、眼耳鼻喉科。医学名家戚寿南、董秉奇、程玉麐、张查理、蔡翘、郑集、陈耀真、侯宝璋、叶鹿鸣、张汇泉、林则、汤腾汉等，皆为国之翘楚。在这些国之翘楚当中，查理夫子留下的痕迹绝对可以说是浓墨重彩。有一个叫戈治理的人，跟吴英恺一样，受到查理夫子很深的影响。他当时是否在成都、在哪所大学，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尚不足以说明，可有一件事值得说一下。戈治理是跟张查理齐名的医学名家张同和教授的学生。1937年，还是实习医师的戈治理为张查理写的《外科解剖学》担任校对。张查理提携后辈，向戈治理提出一个忠告——“任外科医师前先学一年解剖学”。戈治理很听话，此后果真兼任局部解剖学教师多年。后来，被尊为“中国神经外科奠基者之一”的他也对医学后辈说了类似的话：“只要精通人体解剖，条件具备就没有不敢做的手术！”可见，张查理的忠告影响之深。

而且，张查理在华西坝继续他未竟的事业——当医疗队的队长。

抗战中华西坝上的师生生活自然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部分。学生常常进行抗战宣传，义演、义卖，大唱救亡歌曲，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而医生的天职则是救死扶伤。1938年11月8日，18架日机首次空袭成都后，全市开始加强应对日军轰炸的方案。次年春，华西坝五大学战时服务团倡导成立了五大学国际救护队，有300多位同学参加。中央大学医学院解剖学教授张查理、神经科教授陈玉麟和教师陆振山等报名，一些外籍教授也参加了救护队。大家公推张查理教授为大队长，张肇基同学为副大队长。张查理亲自担任教练，训练队员如何急救。

每次空袭后，都是救护队最为忙碌的时候。

1939年6月11日，救护队经历了最悲伤的一幕：傍晚时分，27架日本轰炸机轰炸成都，女救护队员黄孝逴等在学校附近餐馆吃饭，听到警报声立刻返校，到救护队集合地点集结。快进校门时，一枚流弹击中黄孝逴的后脑，她当场身亡。事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蒋介石通令嘉奖黄孝逴：“……迹其壮烈之慨，与前线陷阵摧坚，殆无二致。矧在巾帼，尤属难能……”1940年，华西坝女生院修建一座地平式日晷式样的纪念碑，碑半人高，六边形，有三层台阶，六面刻有碑文。纪念碑落成时，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向楚撰写《己卯六月寇机袭成都黄孝逴女士参加国际救护队殉难周年纪念碑成征题》：“一往当仁与难逢，明褒烈烈见碑丰。自从血染黄泥地，十字花行草亦红。”

这样的纪念，不仅仅为黄孝逴，还为国际救护队，和公选队长查理夫子……

原标题：查理夫子医学救国半生记

（三） 转战西北 救人识人育人，夫子善莫大焉

张查理经历之丰富、活动范围之大让人叹为观止。刚在成都华西坝看到他，不久又在兰州的西北防疫处觅其踪影。据有关史料记载，张查理和他的“爱国小组”老朋友于光元在西北防疫处又当同事，主要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

抗日战争中后期，国民政府先后在抗战后方的重庆、贵阳和兰州设立了三家中央医院，即重庆中央医院、贵阳中央医院和兰州中央医院，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卫生署领导。在兰州，张查理主持在原西北防疫处医疗机构基础上，利用西北防疫处面临黄河边的两排马厩为院址，扩建成立国立西北医院（后改成兰州中央医院），由张查理担任第一任院长。

当时，地处祖国大西北的甘肃成为抗战大后方，而兰州则成为苏联援华物资的中转站，自然便成了日军飞机进行空袭和破坏的主要目标。为此，甘肃省决定组建兰州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1940年1月6日，兰州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正式成立。1941年5月，兰州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所办业务全部被移交甘肃全省防空司令部办理，办事处下设总务、医治、掩埋抚恤、难民收容、救济等五个组,而医治组主任正是张查理。

甘肃省档案馆留有对兰州大轰炸的记载。

1937年至1941年9月，日军飞机空袭兰州共36次，累计出动飞机670架，投弹2738枚，造成215人死亡，伤者不计其数。轰炸直接受害最深者则是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令人发指的是，一些年幼的生命在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生活快乐的时候，就过早地惨死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之下。不分贵贱、不分等级，生命体现了令人残酷的平等。一位名叫庄延贤的人，他家原住在兰州市道升巷19号，遭到日机轰炸，无处安身，1940年2月2日，他呈文说：“因敌机狂炸，贤住的房屋完全被炸，刻下无吃无住，夜住场院，欲（与）难民相同，又兼天寒，痛苦之情一言难禀，屡相告借，离乡背井，目无亲眷，现下有生命忧，日夜忧思，束手无策，只得呈明下情，恳请钧座大发仁慈，偿洋若干，以救蚁命。”1941年6月22日，日机轰炸兰州时，邓宝珊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的夫人崔锦琴携次女倩子、次子允文、三子允武在黄河北枣树沟躲避，壕洞塌陷，四人均亡。邓宝珊将军看完电报后沉默不语，双目含泪，三天粒米未进……

日军疯狂的轰炸使甘肃人民身处危难，大批民众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如何妥善收容和救济伤病人员及离散难民，已是国民政府方面的当务之急。1941年5月23日，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致电重庆的振济委员会：“敌机本月马、养两日袭兰，在城内及近郊投弹百余，城南一带损失甚重，乞拨款救济……”

档案中，有一份西北医院院长张查理1941年9月18日致政府方面的公函，里面写道：“本市除本院外，另有一二公教会所医院，且其床位，亦属无几，即本院医床，亦不过60张，经常即不敷用。上次空袭之时，曾竭力拼凑，一共收容伤者5人。嗣后不幸，再遇轰炸，深恐限于实际，无从拼凑，收容必致困难，且因本院无房檐与过道，可充临时安置病床之处，如遇无床之时，不置病者于露天，无法收容。置病者于露天，则于心不安，为未雨绸缪计，务请贵处妥筹完善之策，以免临时竭蹶及市民之责难。”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张查理写这份公函之日正是九一八事变爆发整10周年的“祭日”。

查理夫子还是坚持着战时医疗队长的本色。

他护佑百姓的同时，也护佑了医学的根苗。抗战胜利前夕，有一个叫尚德延的沈阳人，被他“引进”到兰州中央医院任住院医师。其实，我们在2015年便对尚德延很熟悉了。因为我们推出的大型系列报道《东北中山1934-1946：从一所中学的流亡抗战看民族崛起》讲述的是当年东北中山中学一路流亡、读书报国的故事，而尚德延是在北平、尚未南迁的东北中山中学（知行中学）的早期校友，他后来成为中国现代麻醉学的奠基者之一。可在那时候，他还是小医生，因工作兢兢业业，有着坚实的外科学基础，深得院长张查理的赏识。由于当时中国麻醉事业处于空白状态，1947年底，张查理便派尚德延去美国芝加哥主修麻醉学。他也不负众望，在很短时间内便成为美国麻醉医师学会的会员。1949年以后，他带领中国麻醉医生们开始艰苦创业，于1979年牵头筹备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全国麻醉学会并任第一届主任委员。

就在尚德延到兰州中央医院任职后不久，查理夫子的得意门生吴英恺也应邀来到兰州。名义是避暑，却被安排了任务。“他约我和娄克斯教授到兰州避暑，住在兰州中央医院，为期约一月。我和娄克斯都做些手术，巡诊和学术报告。工余，乘羊皮筏子横渡黄河，同游兴隆山，谒成吉思汗墓，情趣多样，令人难忘。”

其实，还有一个人绕不开，她是有“孤身求索的提灯女郎”美誉的黎秀芳。

1942年1月13日，对于从护校毕业后来到大西北、只有25岁的黎秀芳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兰州中央医院正式落地开张。来住院的第一位病人是个难产的妇女，她在张查理的带领下，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迎接了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她说，这是她所从事的神圣事业的开始。1943年11月的一天，她正在病房伏案抄写病历，又被召到院长办公室。张查理对她说：“黎秀芳,中华护理学会总会为了开发西北的护理教育事业,决定由我院创办西北第一所公立职业高级护士学校,我们考虑你兼职护理教员最为合适。你同意吗?”黎秀芳感觉突然，迟疑一下，说：“你们信任,我就愿意!”于是，她成为了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兼西北第一所高级护理学校护理教员，参与高级护校的筹建工作。1948年,黎秀芳被晋升为兰州中央医院附设高级护校的校长。1950年8月，已是中国著名护理专家的黎秀芳来到北京，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被中华护理学会选为副理事长。有意思的是，我们查阅资料时还查到了张查理编著的一本名为《救护》的书。显然，他对护理学早有研究，这可能跟他的几次救护队长经历有关的。

查理夫子，救人、识人、育人，善莫大焉。

查阅资料时，我们还有两个发现——

查到了一件民国时期兰州中央医院诊断书，患者名为刘敏。诊断书有张查理的钤印，还有主治医师樊毓麟签名。而樊毓麟，这位查理夫子的身边人也不简单，是著名皮肤科专家。在兰州军区总医院的院史介绍中，樊毓麟1949年创建了西北地区最早的皮肤科室之一。

张查理还跟兰州大学有些关联。2009年，兰州大学喜迎百年校庆之时，该校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吴景山发布一份珍贵史料——《甘肃省立甘肃学院要览（三十年度）》——以展示往日兰州大学的真实状况。我们发现，张查理和另两位“九君子”成员于光元、李宝实均为教授。这份教授名单未超过20人，其余为讲师。在《国立兰州大学（1946-1949）学术成果目录》中，张查理的《解剖生理学》《保健浅说》《外科使用解剖学》赫然在列。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兰州中央医院和兰州中央医院附设的高级护士学校被第一野战军接管。解放军接管后的兰州中央医院先是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医院，后来改组为西北军区总医院（后又改称兰州军区总医院）。据有关资料记载，张查理先后担任兰州陆军总医院院长、西北医院外科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卫生局长。而在《中华医学会七十年大事记（1915-1984）》中记载了他两次当选中华医学会副理事长的情况。1950年8月23日-27日，中华医学会在北京举行第十六届大会，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建设与团结”的报告，选出理事55人、候补理事15人。李德全、贺诚为荣誉理事长，傅连暲任理事长，张查理与胡传揆、姚克方、陈志清、白希清、富文寿任副理事长。在此期间，外科学会还召开第三届大会，选举张查理为副主任委员，而他的学生吴英恺则为主任委员。1952年12月14日-17日，中华医学会在北京召开第十七届大会，改选理事会，傅连暲连任理事长，张查理连任副理事长。而在1956年7月第十八届中华医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期间，傅连暲还是理事长，但张查理已不在副理事长行列。1950年代，他还担任过国际外科学会中国分会会长、解剖学会秘书长等职。

经历1950年代的短暂风光后，张查理便“消失”了。

吴英恺回忆说：“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虽然不久即行摘了右派帽子，但所受打击沉重，被调任天津医学院解剖学教授，从此销声匿迹，在郁闷中度过晚年，1976年逝世。”关于张查理逝世时间存有争议，多数资料及其著作简介中，说是1970年。是吴英恺记忆有误？鉴于张查理后半生的资料稀缺，我们的这篇文章标题也便定为《查理夫子：医学救国半生记》，他的后半生尚待进一步补充……

对于查理夫子来说，这半生已然足矣。

查理夫子在神经外科学、解剖学、护理学皆有极高造诣，他的学生或者深受其影响的人往往被冠以奠基者、开拓者的名头，群星荟萃。然而，在这些耀眼的星星中，查理夫子无疑是那颗最亮的。他，本应有更高的影响和地位，遗憾的是如今只是“活”在少数业内论述、零星历史记载和老朋友的回忆中。

把历史还给历史，把事实还给事实。这也许便是写这篇文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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