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气节 ——吉安历史上的“五忠一节”(上)

欧阳修像

杨邦乂像

八月的北京,立秋节气之后,天气已开始转凉。人声鼎沸的南锣鼓巷旁,罕有游人所至的老胡同,才真正蕴藏着北京这座古都的风味。

我站在府学胡同63号的门前,这里是文丞相祠,是文天祥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文天祥被俘押至元大都后,就囚禁在这里,元代灭亡后,明代在此建立了文丞相祠,清代继之,直至今日。

祠中有一棵躯干南倾的枣树,相传为文天祥手植。文天祥曾有诗云:“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或许,这棵枣树就是文天祥指南之心的化身。这首诗写于1276年,文天祥将被元朝军队俘虏,看做是随着风去到北海游一游,文天祥少时的浪漫和慷慨,在字里行间闪烁。

1276年的文天祥,被俘虏后侥幸得脱,两年之后,当文天祥囚禁在一艘船中渡零丁洋时,他知道这一次再无法回到南方,回到扬子大江头了。他以诗明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个人想开了生死,就没有任何恐惧了,剩下的交给历史来评判,而历史总会做出最公正的评判。

当站在文丞相祠中时,一个问题忽然出现在脑海中,文天祥一生漂泊,故乡对于他意味着什么?

翻开元人纂修的《宋史》,文天祥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不知文天祥童子时是否想到,自己的宏愿以一种惨烈非常的方式成真。

纵览宋朝江西历史,文天祥的故乡庐陵(今江西吉安)和王安石的故乡临川(今江西抚州)是最耀眼的双子星。倘若要比较庐陵与临川的文化积淀,两者皆可称得上“郁郁乎文哉”,而庐陵更多了一份“忠节”之质量。

宋朝庐陵历史上孕育了“五忠一节”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因官方所赠谥号中,五位有“忠”字、一位有“节”字故名。按照生卒时间顺序,他们分别是:

欧阳修(1007-1072),谥“文忠”;

杨邦乂(1085-1129),谥“忠襄”;

胡 铨(1102-1180),谥“忠简”;

周必大(1126-1204),谥“文忠”;

万里(1127-1206),谥“文节”;

文天祥(1236-1283),谥“忠烈”。

在地域史的脉络中,文天祥的故事是一个壮烈的结尾,现在我们倒过来,看看这个故事的前传。

欧阳修改易文风

让我们再看看庐陵“五忠一节”的谥号,恰好三人有“文”字,另三人有“忠”字。庐陵气节与庐陵文章共同构成了庐陵文化的内核。若论庐陵文章,欧阳修乃其中佼佼者,然而他不只是文章写得好,欧阳修之于宋朝文学史,实开一代文风之先。

在欧阳修之前,宋朝文风仍沿五代之旧,士子保守,“论卑气弱”。五代之前的唐朝韩愈曾力图复兴古文,反对骈文,纵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力量,却仍难阻止骈文在五代宋初在文坛回光返照。也不是没有人想改易文风,曾留下以《汉书》佐酒美谈的苏舜钦便欲改易,然心有余而力不足。

欧阳修接过了韩愈一度举起而在风雨中飘摇的古文大旗。欧阳修之所以有此力量,与其少年经历关系密切。欧阳修四岁失怙,家贫如洗,母亲郑氏教他用芦苇秆在地上写字,为了生存,母亲带着他来到其叔父欧阳晔任官的随州,他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韩愈的文章。史册记载这两位文豪跨越时代的相遇,颇有一点神秘色彩,欧阳修是在一个装废弃书籍的竹筐中找到了一部并不完整的韩愈文集,他通读之后心生羡慕,开始了废寝忘食的精读。欧阳修此时年纪不大,却有了要追赶韩愈并与之并驾齐驱的梦想。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们无法判断欧阳修是否在文章上超过了韩愈,但可以确认的是,欧阳修尽力改易宋朝文风终有大成。“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都曾因其文章而获得爱才惜才的欧阳修的推荐。但要改易文风何其难也,只靠几个文学精英是不够的,古文的影响力必须深入到广大士子中。

1057年,五十一岁的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此时在士子中仍流行“险怪奇涩之文”,雕章琢句、言之无物的文章,最是欧阳修排斥的文章,凡是写这种文章的考生,他一律不予录取。事毕,心怀不满的士子侦知欧阳修要出门,伺机在街上拦住了欧阳修的坐骑,高声叫骂,街面上巡逻之人也无法阻止激愤的士子。经此事后,“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我们应感谢欧阳修在这一年的考试中坚持自己的主张,否则我们便要与苏轼失之交臂了。

欧阳修于文、于诗、于词、于史,皆出类拔萃,是故其政治上的才干,常为文名所掩盖。

欧阳修在朝为官,知无不言,他因此得到了称许,也因此成为了别人的眼中钉,数被污蔑,但“风节自持”。欧阳修在地方做官,为政宽简,1058年,他继包拯之后知开封府开封乃北宋都城,政事纷杂,盘根错节,自然要选派最有能力的人来治理,欧阳修知开封府时间不久,但“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有人问他,您为政宽简,但政事也没有废弛,何也?欧阳修答道:“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废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这种平易简约,确与其文章旨趣相符。

杨邦乂坚守气节

在与辽、金、西夏长期并立的形势下,在程朱理学兴起的背景下,宋人尤重气节,视之为一个人最可贵的质量,士大夫一朝失节,终生遭耻,是故为了气节不堕,士大夫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

杨邦乂就是这样一位气节坚贞的士大夫。他生活在两宋之交这个动荡的时代,发源于白山黑水的金人,一路南下,灭亡了辽,又攻破了繁华的开封,他们马不停蹄,一直追赶到了长江边。

1129年农历九月,杨邦乂受命通判建康军府兼提领沿江措置使司公事。建康即今南京,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时带兵驻守在建康的是杜充,史书上称此人“性酷而无谋”,因此军心不齐,面对强大的敌人,未战已显劣势。而当金人进逼到建康城外铁佛寺时,杜充一面要求官吏民兵用生命守卫城池,另一面却乘小船逃离建康,直向金人的大营奔去,投降于金人。建康陷落了。金军大将完颜宗弼以胜者的骄傲姿态进入建康,杨邦乂成了俘虏,其他留守官员皆向完颜宗弼行跪拜礼,独杨邦乂不屈膝,他咬破手指,在衣裾上血书“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

对杨邦乂的劝降攻势很快就展开了。第二天,完颜宗弼派自己的亲信劝降,事前他们必做了一番功课,对杨邦乂家中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人语气和善得像杨邦乂的老友一样:“先生家中清贫如洗,有一个年事已高的哥哥,向来靠您从俸禄中拨出一部分为生,您有五个儿子,他们都还很年轻啊,还有一个女儿,至今尚未出嫁。您现在离家乡千里之遥,他们还等着您来养育,您对他们不牵挂吗?如今大势已定,您不投降,又能为谁尽力呢?”杨邦乂只是简单地回道:“我岂是对人之常情无动于衷的人?但国事是国事,家事是家事,我已下定决心了,您别再费口舌了。”

一计不成,完颜宗弼再施一计。他安排了一次酒局,邀请了杨邦乂的同僚陈邦光作陪,陈邦光以显谟阁直学士守建康,建康陷落后,投降了金人。杨邦乂不愿与投降者同席,但被强行拉入了宴会厅,正上楼梯时,他忽然以头撞向坚实的柱础,立时头破血流,他对着席上众人咆哮道:“我怎能苟且偷生与猪狗同饱。”完颜宗弼大为愤怒,将杨邦乂幽闭在大牢中。陈邦光“主动请缨”,第二天来到牢中,想劝降杨邦乂。杨邦乂破口大骂:“你作为朝廷重臣,临难不能死,甘心屈膝敌人,倘若人人都像你这样,朝廷还有谁能依靠?”

完颜宗弼知道自己无法使杨邦乂投降,遂于1129年农历十一月将其杀害,“剖腹取其心”,年仅四十四岁。今天在南京雨花台,我们依然能见到一座石碑,上书“杨邦乂剖心处”。

朝廷在对他的褒奖辞中,提到杨邦乂的气节可比唐朝的颜真卿。我们寻找史料,发现杨邦乂的家世,可以上溯到汉代的“四知太守”杨震,为避五代治乱,杨邦乂祖上迁居到庐陵。现存的记录杨邦乂事迹的史料,最详细者当推南宋杨万里撰写的行状,按照宗谱上的备份,杨万里是杨邦乂的侄孙,杨邦乂、杨万里同列庐陵“五忠一节”,这不仅是美谈这么简单了,背后凝聚了这个家族对于高贵品质的持久重视。那么,就让我们从这里进入十二世纪,阅读庐陵“五忠一节”的下一个篇章。(陈彧之 蔡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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