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屈骚传统的多角度解读——南宋中期骚体创作新貌探析

摘 要：南宋中期的骚体创作，是随着楚辞学的发展而勃然兴起的，因此，所表达的思想与对屈骚传统的解读密切相关。屈原的圣贤化倾向使得文人们更重视屈原在忠君方面的价值，而对其发愤抒情精神有所扬弃；其对现实的慷慨悲歌，在当时文人的解读中注入了道德使命感；屈骚在表现高洁脱俗境界方面的价值也为文人们所重视。可以说，楚辞在抒发忧国忧民之情、表现高雅境界以及浪漫境界方面的价值得到深入开掘，屈骚传统在人们的创作中，折射出层次丰富的光芒。

关键词：南宋；骚体；屈原；爱国；隐逸；社交

在宋代辞赋当中，骚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一方面是由于宋代文人在骚体题材和表现手法上的不断开拓，使它的表现领域更为宽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屈骚忧国忧民的精神在宋代被不断地张扬。

“诗以言志”，诗歌一直是古代文人抒发情志的重要载体。宋代以来，随着词的兴起，诗、词在抒情言志方面有了大体上的分工，雅驯的情感由诗来担当，旖旎情思则由词来承担。但是由于诗在发展过程中抒情达意的功能不断为表现哲思所侵占，诗趋向于深刻瘦劲，特别是重学风气对诗的影响以及江西诗派的诗风对文人创作的浸渍，使得诗在抒发个人情志方面出现“理障”，自由言情达意的功能逐渐丧失。词在北宋后期以来内容上呈现出向诗的雅驯靠拢的倾向，学术界所谓的“以诗为词”或者是“以文为词”正反映了词在弥补诗的不足以及在抒发雅正情感方面的积极表现。除了词以外，骚体在表达忠愤方面具有优秀的传统，而且其灵活的形式也便于文人们充分展现怀抱。因此，诗在走向哲理化方向的时候，骚体受到了文人们的青睐。它的兴起和词的“雅化”一样，是在弥补诗在抒情方面的弱化。 北宋后期以来, 出现了许多研究楚辞的学术著作，如晁补之的《变离骚》、《变离骚》，洪兴祖的《楚辞補注》，钱杲之的《离骚集传》，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朱熹的《楚辞集注》，以及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等, 学术研究的推动，也刺激了文人们选择骚体来抒发怀抱。

北宋中期以来，除表现忠愤的内容而外，文人们在展现高雅脱俗的精神世界方面开拓了骚体在抒情言志方面的意义。而且楚辞如《九歌》以及《离骚》等在表现非人间的浪漫境界方面也为文人们提供了进一步踵事增华的因子。南宋中期的骚体创作，是随着楚辞学的发展而勃然兴起的，因此，所表达的思想与对屈骚传统的解读密切相关。屈原的圣贤化倾向使得文人们更重视屈原在忠君方面的价值，而对其发愤抒情精神有所扬弃；其对现实的慷慨悲歌，在当时文人的解读中注入了道德使命感；屈骚在表现高洁脱俗境界方面的价值也为文人们所重视。可以说，楚辞在抒发忧国忧民之情、表现高雅境界以及浪漫境界方面的价值得到深入开掘，屈骚传统在人们的创作中，折射出层次丰富的光芒。

一、骚体创作中对屈原人格的深入反思

北宋后期，屈原逐渐被重新塑造成一个合于儒家大道的圣贤形象。早在汉代，对屈原的评价一直存在着分歧，虽然也有人在完全肯定屈原，但大多数人景仰屈原人格，同情屈原悲剧，却不赞同其以身殉国的行为，认为这是在扬主上之恶，与用行舍藏的道德规范不合。北宋后期的人们似乎对他自沉汨罗没有作更多的思索，而是关注于他变法图强的精神和誓死不渝的忠爱之气，这可能与当时推行新政的政治环境有关，因之，对屈原的封祀就构成了其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逮徽宗时期，国事渐渐不可收拾，屈原的忠愤之情引起了文人们的广泛共鸣。像邢居实的《南征赋》之所以为时人激赏就是因为其漂泊之感和忧愤之情深得三闾之三昧。黄庭坚等标举创作楚辞要得屈原之正，就是要张扬其对家国的忧患意识。晁补之是北宋第一位对楚辞作全面整理的学者，他对屈原的看法集中体现了时人的认识：“世衰天下皆不知礼义，故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而原一人焉，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辞，止乎礼义可知，则是诗虽亡至原而不亡矣。” 他把屈原视为诗教传统的接绪者。在《续离骚序下》中，他又花费许多笔墨考证屈原生当孟子、荀子之间，是儒家道统传承的重要一环，这样，就把屈原的人格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屈原列入道统传承中的重要一环，这是晁补之的独创，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忠君的道德观异乎寻常的重视。

南渡以来，理学呈强势发展态势，其发展是以表举民族大义、弘扬忠君爱国思想为号召的。在当时的民族危机和国家危难之时，其思想容易引起人们的心里共鸣，从而获得同情和理解。理学思想的这个特点和北宋后期以来凄凉悲愤的时代氛围的互动，促成了骚体创作的繁荣和忧国忧民情感的释放。在两宋之际，骚体就担当着抒发忠爱之思的功能，从毛滂的《拟秋兴赋》、周邦彦的《续秋兴赋》、晁补之的《江头秋风辞》、邢居实的《秋风三叠》到李纲的《秋风辞》、苏籀的《秋辞》三章，从蔡确的《送将归赋》、李纲的《三黜赋》到张九成的《谪居赋》，叶适的《六子哀辞》到晁公遡的《悯独赋》、李纲的《南征赋》，从李纲的《吊国殇文》到喻汝砺的《卮酒词》、史浩的《五世祖衣冠招魂辞》，南北宋之交的骚体无论是悲秋之作，还是征行、凭吊之文，大都涌动着对家国天下的深沉忧患。其实，理学家对屈原在标举大义方面的价值和骚体创作的意义是非常关注的。其中，朱熹的功劳尤其引人注目。朱熹极其推崇屈原忠君爱国的人格，他说:“屈原一书, 近偶阅之, 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 讹谬相传, 更无一人能破之者, 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的人, 观他所作《离骚》数篇, 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 所以拳拳反复, 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 亦不见他有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 不奈何, 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做骂怀王, 枉屈说了屈原。” 朱熹对汉儒指责屈原性格狂狷颇不以为然, 他说:“夫屈原之忠, 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 过于忠者也。故论原者, 论其大节, 则其它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论其细行, 而必其合乎圣贤之矩度, 则吾固已言其不能合于中庸矣, 何尚说哉!” 朱熹没有直面屈原湛身的偏执狂狷, 而是从其中解读出忠君、爱国的动机:“窃尝论之, 原之为人, 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 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 这样就将屈原进一步伦理化、儒家化。基于这样的认识，朱熹推崇楚辞忧国忧民的精神，而有悖于这种精神的骚体作品，在他看来是离经叛道的，甚至是没有价值的作品，同样的追求辞采华艳，楚辞是不得已而华艳，词人之赋则是为文造情。在《楚辞后语目录序》中他说：“ 盖屈子者，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词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继之者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余韵。而宏衍巨丽之观，欢愉快适之语，宜不得而与焉。至论其等，则又必以无心而冥会者为贵。……若其义，则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词调铿锵，君人者诚能使人朝夕讽诵，不离于其侧，如卫武公之抑戒，则所以入耳而著心者，岂但广厦细旃，明师劝诵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为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属，其词若不可废，而皆弃不录，则以义裁之，而断其为礼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虽有思万方、忧国害、开圣贤、辅不逮之云， 亦屠儿之礼佛，倡家之谈《礼》耳，几何其不为献笑之资，而何讽一之有哉？……至于杨雄，则未有议其罪者，而余独以为是其失节，亦蔡琰之俦耳。” 朱熹对屈原作品中惊采绝艳的夸饰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就绕开刘勰对楚辞重视文采的非难，从而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从有为而作的观点出发，朱熹主张骚体的创作同样要直抒胸臆，不得已而为文，这种主张，对当时辞赋创作的张扬抒情性无疑具有启发作用。而且朱熹特别强调楚辞在抒发忧愤之情方面的意义。在《楚辞集注序》中他说：“然使世之放臣、� ��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吟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 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 这种看法，对当时文学当中抒发爱国之情和不遇之感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不惟朱熹，高元之在他的《变离骚》九篇自序中说：“《风雅》之后，《离骚》为百世词宗，何为而以‘变’云乎哉 ?探端于千载之前，而沿流于千载以后，然则非变而求异于《骚》，将以极其志之所归，引之达之放理义之衷，以障隄颓波之不及也。昔周道中微，《小雅》尽废，……屈原当斯世，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可谓特操之士。……故《离骚》源流于六义，具体而微，兴远而情逾亲，意切而辞不迫。既申之以《九章》，又重之以《九歌》，《远游》、《天问》、《大招》，而犹不能自已也，其忠厚之心亦至矣。班固乃谓其露才扬己，苟欲求进，甚矣，其不知原也！……然自宋玉、贾谊而下，如东方朔、严忌、淮南小山、王褒、刘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抽绎绪言，相与嗟咏而已。若夫原之微言匿旨，不能有所建明。呜呼，忠臣义士杀身成仁，亦云至矣，然犹追琢其辞，申重其意，垂光来叶，待天下后世之心至不薄也。”其立论与朱熹如出一辙。袁燮在《策问离骚》中这样问道：“王迹熄而诗亡，忠臣义士忧国爱君之心，切切焉无以自见，而发焉感激悲叹之音，若屈原之《离骚》是也。原见弃于君，栖迟山泽，而系念不能忘，可谓忠矣。然尝疑之，道合则从，不合则去，此古人事君之大致也。有所蕴蓄，而时不我用，虽古圣不能自必，原又安能必其君之感悟欤?不见是而无闷，不见知而不悔，古人所以自处者盖如此。原以见弃，遂至于悲愁愤闷，不能自释。……古人进退出处之际，壹若是之怵迫欤?……其愤世嫉邪之心，不能自遏，岂古人‘卷而怀之’，‘用舍行藏’之义欤？……盖讥其未合于古也。然有古诗悱恻之意，胡为而复见称欤?……或称其义兼《风》、《雅》，可与日月争光；或称其正道直行，竭忠尽智；或诋其何必沉身，作《 反骚》者，而《旁骚》、《广骚》相继而作，是终不敢訾原也。” 袁燮在嘉定年间曾做国子监祭酒，这道策问可能是当时所作，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楚辞的重视和屈原形象对士子人生的指导意义以及其在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当时的骚体创作，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文化氛围中得以长足发展。

在当时的骚体创作中，有些是对屈原作品从立意到表现的模仿或者是以屈原的遭际为表现对象。这种创作方式在汉代颇为流行，以至于一些代屈原立言的作品混迹于楚辞当中难以甄别。南宋以后文人们对这种创作方法的重视反映了他们对忠君爱国道德观的深入思索和对国事飘摇的深深忧虑。两宋之际的骚体如李纲的《拟骚》、《续远游》，周紫芝的《哀湘垒》，王灼的《吊屈原赋》等都是这样的作品。中期以后，拟骚的创作渐成风气。范成大的《楚辞》是由四篇短章构成的组歌。其中《幽誓》的立意来源于《九歌》的《山鬼》，表现了游荡于山中的孤独求索的形象：“天风厉兮山木黄，岁晼晚兮又早霜。虎号崖兮石飞下，山中人兮孰虞。予造軔兮挟輈，纷不可兮此淹留。灵曄兮揣迈，趣驾兮远游。予高驰兮雨濡盖，予揭浅兮水渐珮。横四方兮未极，泥盎盎兮予车以败。望夫君兮天东南，江复山兮斯路巉。恍欲遇兮忽不见，奄昼晦兮云昙昙。前马兮无路，税驾兮无所。谁与共兮芳馨，独苍茫兮愁苦。”这种上下求索的困惑在当时的许多作品中出现过，折射出在君、相专制，党争酷烈的那个时代人们的苦闷彷徨，对国家前途的深重忧患。第二首是《愍游》，其立意类似于楚辞的《招魂》，赋中写道：“君何为兮远游？蹇行迷兮路阻修。朝予济兮沧海，灵婿怒兮蛟躒舟。暮予略兮太行，车堕辐兮驂决。攀援怪蔓兮一息，雷昼闞兮山裂。四无人兮又风雨，灵幽幽兮为予愁絶。君何為兮远道，委玉躬兮荒草。与魑魅兮争光，与虎兕兮群嘷。君之居兮社木苍然，衡门之下兮可以休老。归来兮婆娑芳，满堂兮儛歌。奉君子兮眉寿，光风荡兮酒生波云。日兮同社，月星兮偕夜。千秋兮岁华，弭予盖兮紲予马。悲莫悲兮天涯乐，莫乐兮还家。”不忍决然遽去的形象反映了作者难以割舍的济世情怀。《交难》则是对《离骚》中“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查夫民心”这一意象的进一步深入描写：“ 美一人兮岩之扃，珮璧月兮间珠星。岁既单兮不圭币，路巉绝兮远莫致。稼石田兮长饥，谁与此兮艺之。藉予玉兮双瑴，先予缔兮五两。不万一兮当此，托长风兮寄想。长风兮无旁，吾媒乏兮凤凰。谓苹若兮蒿艾，凤告予兮不祥。恐青女兮行秋，奄销歇兮众芳。搴芳华兮玉蕤，将以遗兮所思。玉蕤兮霜露，所思兮未知。”落魄荒野的美人无媒以通君王，男女比君臣之艺术表现的运用反映了作者怀才不遇的苦闷，这样的描写和屈原“贤人失志”的形象是相通的，而且，力耕石田的意象往往是砥砺道德的象征，如北宋王令的《南山之田》。《归将》表现的是欲追随高人远去而不得的苦闷：“ 舆不济兮中河，日欲暮兮情多。子兰橈兮蕙棹，愿因子兮凌波。眢壑兮以渔，周落兮以驱。驪龙兮飞度，郊之麟兮去汝。波河愤兮迷涂，黄流怒兮不可以桴。目八极兮悵望，独顾怀兮此都。御右兮告病，鑾铃兮靡骋。河之水兮洋洋，不济此兮有命。”“凌波”语出曹植《洛神赋》，暗示了此篇是继承了传统的礼神辞赋中因不得与神感通而失落的主题。这一篇是对这组作品主题的深化，苦闷彷徨之后，继之以人生的深深的失落感。范成大的这组作品基本上涵盖了当时人们对政治苦闷思索的重要方面，其典雅流畅的语言和飘忽不定的意象构成了瑰丽奇谲的艺术境界，颇得《九歌》之神韵。范成大的《惜交赋》也是代屈原立言之作，赋序中说：“屈原既遭子葡、子椒之 谮，伤楚国之俗，朋友道薄，始合之难，而终以轻背，故著惜交之词，道知心之难遇，故旧之不再得，动心忍性，徘徊不能去。君子 览之，有以增义合之重焉。”这篇作品神游天上的描写和问卜巫咸、号百灵而讯之等情节和香草美人等比兴手法的运用完全模仿《离骚》。赋中对屈原苦闷的处理更加倾向于怨妇式的倾述：“至于今其十年兮，固知美恶周必复。敏予德而日新兮，羌未变乎初也。修予容其滋媚兮，嗟采色其犹未暮也。妬被离而害交兮，谗翕胁而败度。虽君子之石肠兮，固将徇乎市虎。两造膝而笑言兮，惨其间之容斧。予冶容虞予善佚兮， 頩颜谓予汝怒。发甚短而怨长兮，舆则固而路艰。蹇中道而如遗兮，予既寡而汝鳏。夫岂无他人兮，焉有夫君之好贤。虽得汝于万一兮，终不及当时之缠绵。彼日而食兮，此月而亏。物不终尽剥兮，信复盈之有时。”这种悲怨情绪的过分渲染虽然是苦心孤诣地张扬忠君道德，但是却缺乏悲悯生民忧患家国的大气魄大胸怀。

薛季宣也是一位对屈原有深刻认识的作家，他的《怀骚赋》由观看民间竞渡而追忆屈原不朽的人格力量：“眺丹阳而侘傺兮，黄沙之莽莽。拔高丘之松桂兮，删寄根于非土。鸾凤翔于千仞兮，来下栖于荆棘。豢龙烹兮，同鸡骛于人食。鄂渚徜徉兮，思要渺之故步。永怀流烈兮，闻高风于竞渡，时移世变地益远而年益迈兮，孰孜孜其愈勤，飘风发而白雪飞兮，兰含香而自焚。”屈原遭时闇乱，沉江以显忠心。时变世移，而民间竞渡习尚不减，屈原的精神、人格也将随着竞渡的之而千秋流传，体现了对屈原的深深敬仰之情。 他的《九奋》由九篇骚体组成，是代屈原立言之作，这组作品是当时对屈原在文化意义上反思最为深刻的作品。古来追模屈骚作“九”者颇多，而模仿《九章》者多以屈原的口吻来反思其遭际，如王褒之《九怀》，刘向之《九叹》，王逸之《九思》等多是这样的作品，其立意多表现屈原志行高洁，被服众芳，履行忠贞，无奈时世混浊，黑白颠倒，贤愚混淆，世不我知，遭谗见逐，蒙冤忍屈，仍心念故国，情系故君。主题多类《离骚》和《九章》。这组骚体以屈原的人生经历和行踪结构全文，第一篇是《启愤》，其构思颇类《离骚》，以香草比美德，男女比君臣，不过神游天界以象征求索的意象 被改造成对现实困惑的超越。作者的立意与贾谊的《吊屈原赋》相似，突出了高洁之人处身群小充斥的俗世的无奈，这一章对有志难伸的苦闷铺排非常充分：“余心隐忧兮，惟灵修之故也。靓修饰而娟娟兮，而以为恶也。余静好而弗余亲兮，蹲踏蛾眉之妒也。足顿地而不我知冤兮，仰天而不吾讣也。省吾私而内不疚兮，此固天之数也。悲幽幽兮楚宫深，望漠漠兮楚云阴。指天极兮清高，聊适我兮遐心。”这篇是整组诗篇的枢纽，在作者看来，屈原以及后来有志之士苦难的关键是不能知遇于君王。这个命题其实在汉代大一统时代就已经为敏感的文人所注意，而且几乎是整个专制集权时代文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从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到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等，人们对集权政治下士人人格的卑微和命运的脆弱进行了深入反思。君王与士的关系随着大一统时代的到来由过去的主宾关系变成了主奴关系，士人的穷达命运甚至思考言说的权利统统掌握在君王手里，士人只是帝国政治机器的一个部件而已，他们的人格独立丧失了，把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丧失了，而作为传统文化担当者的角色又使他们无法完全忘怀对家国天下的责任，这样，他们的政治理想实现与否就只有像怨妇那样寄托于君王的眷顾之上。薛季宣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屈原的悲剧，进而看待士人群体的宿命，这是非常有见识的。《怨春风》更像是一首伤春之作。作者在描写了万花凋零的凄凉景象后借灵氛之口，对如花一样脆弱的个人命运作了思索，指出：“人生百年，犹树花兮。三春发荣，粲其葩兮。光彩馨香，能几何兮。一夕飘风，竟辞柯兮。彼随颷兮展转，或归根兮或逺，或一坠于庭闈兮，或遂沉于坑圊。风何知而花何有兮，子之心焉眷眷。嗟世态之汨于是非兮，孰通其说？西施见斥兮，嫫母为说。毁弃尺璧，兮鼠璞见珍。明月沉埋兮，鱼目為蠙。美自美而恶自恶兮，贗与真其谁分？春与秋其代谢兮，子何与而伤春。”落花飘无定所的比喻常被人们用来解释人生命运的偶然性（见 《南史· 范缜传》），在这里，薛季宣似乎要将这种偶然性的命运视为人生之常态，左右人们命运的不是个人的才识修养和进取求索的努力程度，而是造化的播弄，这种认识反映了在极权之下� ��人对个人命运的束手无策，是对前一部分的深化。《去郢》描写的是屈原离开郢都的落寞心境，通过表现其对楚王的留恋作者是想展示士人们那种深刻的对家国天下的系念，君王与国家同一化的趋势也是士人们命运悲剧的根源之一。《东首》颇类征行赋的体式，表现的是屈原在流放途中翘首东望，对吴越相争的思索，借用表现其心悬魏阙的苦心，是对《去郢》的补充深化。《溯江》以充满奇诡想象的笔触描写江路的险恶，《赋巴丘》描写洞庭湖种种奇怪狰狞的怪物，景象阴森，这两篇似乎在在暗示屈原命运的悲剧。《记梦》描写屈原的一个入水梦境，在这个梦境中琳宫华丽，仙乐铺张，水族品物，班班有序，这似乎是屈原理想生活的图景，作者借此暗示屈原投江的结局。《行吟》模仿《渔父》表现屈原的人格美：“世滔淫而混浊兮，我惟洁清。彼醉者之纷拏兮，同怒余之独醒。”“父愀然而教之兮曰：圣人之致一。父愀然而教之兮曰：不必动而营皇兮，卓时中之变物。贵莫贵於和光兮，太洁在情之甚嫉。混浊世兮，胡不扬波而泥淈，众皆醉兮，尚可餔糟而醨歠。不同人而求自异兮，宜一朝之见絀。”保持节操独拔流俗与和光同尘与道委蛇这两种态度在儒家那里都可以找到支撑点，这也正是士人们必须面对的困惑，在这种比较中，作者要强调屈原那种敢于担当的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当时乡愿横行世风萎靡的情势下，重视事功的薛季宣更看重脚踏实地的学风。《沉湘》表现屈原沉江的场面，其中“望苍梧兮，将望华之云愬。巉九疑之不可辨兮，又藐然其烟雾。杀竹枝而求泪斑兮，思二妃之榘度。哀灵修之返无期兮，蓀舍兹将安寓”几句视屈原的沉江为对其理想无法实现的解脱，具有殉道的色彩。从对屈原这一文化现象反思的深度来说，这组作品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把忠君爱国的信仰与个人的穷通命运、人格独立完整紧密地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更具现实意义和反思精神。与《九奋》类似的作品在当时为人瞩目的还有高元之的《变离骚》。这组作品由九篇组成， 即《愍畴志》、《臣薄才》、《惜来日》、《感回波》、《力勅》、《危衷》、《悲婵娟》、《古诵》、《绎思》，曾丰在《高元之<变离骚>后序》中说：“《雅》变为《风》，《风》变为《骚》，极矣。下此，则乐而淫，哀而伤，怨诽而乱，去《雅》远而难反，不足以为常道矣。故《诗》之原止于《雅》，其流止于《骚》。庆元己未腊，余得高元之《变骚》于周君可。初疑《骚》不可复变，变则徇流， 繙而绎之，意所欲者，变《骚》为《风》，变《风》为《雅》。盖还原之道，虽名变也，其诸异乎人之变之欤?齐变至鲁，鲁变至道，孔子志也。《骚》变至《风》，《风》变至《雅》，元之志也。” 于此可知，这组作品创作的本意依然是从儒家的角度来认识屈原，褒扬他的人格合于儒家之道的一面。

二、骚体创作中淑世精神的张扬

南宋中期骚体创作繁荣局面的出现既是两宋之交骚体创作勃兴的延续，也是理学家对屈原形象的重构在文学中的反映，当然更离不开孝宗以来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变化对文人心态的改造。从时代精神来看，一方面，孝宗即位，意欲振作，秦桧专国时期的恐怖压抑气氛荡涤一空，虽然张浚草率的北伐以失败告终，但是已经激励了士气，恢复了人们的自信，而且，在理学家的大量鼓吹下，基于春秋尊王大义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政治上的主战与主和被简单图解为衡量爱国与卖国、忠与奸的一个标尺，这就使得人们对国家政治的分析更多了些情绪化的成分；另一方面，当时的北方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北伐的愿望变成了难以实现的幻梦，这种阻遏作用使得士人们一扫胡尘的激情表现得愈加强烈，而朝中激烈的党争、官场的萎靡习气以及太上皇和以他为代表的主和势力对朝政的掣肘更使得文人们壮怀激烈，揾泪太息。生不逢时、报国无门、慷慨悲歌成了那个时代文学的主调。在抒发郁垒之情方面具有体式上和传统上之优势的骚体自然为文人们所青睐。

振作士气、呼唤对国家的担当意识是这个时期骚体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范成大作于乾道三年（1167）的《 三高祠记》是为纪念范蠡、张翰、陆龟蒙三位隐逸之士而作的，其中有三篇模仿淮南小山的《招隐》的骚体。如写范蠡的曰：“ 若有人兮扁舟，抚湖海兮远游。群芳媚兮高丘，忽独君兮不可留。长风横兮浪波白，荡摇空明兮南极一色。镜万里兮鞭鱼龙，列星剡剡兮其下孤蓬。眇顾怀兮斯路，与凉月兮入沧浦。战争蜗角兮昨梦一笑，水云得意兮垂虹可以檥櫂。仙之人兮寿无期，乐哉垂虹兮去复来。”虽说逍遥物外其乐融融，但是高人应该出来为国效力， 对世人多希冀归隐，不问国事表示了沉痛的感叹。他在这篇记中说“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滨，掉头而弗颇，人又从而以为高，此岂盛德之所愿哉!后之人高三君之风，而迹其所以去，为世道计者，可以惧矣。至于豪杰之士，或肆志乎轩冕，宴安留连，卒悔于后者，亦将有感于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之。”所谓“为世道计者”正是在强调士人为天下苍生的担当意识。范成大的这三篇骚体是有针对性的，当时的士大夫已经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恢复家国的进取之心在南方优美的湖光山色中已经消磨殆尽。即使有识之士的热切呼喊也难以彻底扭转这种颓势。孝宗就沉痛地指出：“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甚理会得，至于国事则讳言之。”一些人既主张积极入世，又难以割舍闲居的淡逸清雅（其实范成大就是这样），而且，当时的士林风气是贵空谈而贱事功的（事功学派的崛起正反映了一些有识之士企图补救这种风气的努力），因而他们转而标榜严子陵式的生活方式，隐居乡野而为天下作则，道德圣贤与世外高人合二为一。滕岑、王炎同题之作的《钓台赋》就反映了这种倾向。王炎的作品是这样理解严子陵的归隐的：“昔者夘金尝一仆而再起兮，真人翔于参虚。群公攀附其鳞翼兮，策高足于天衢。功烈蔵在金匮兮，封爵载诸丹书。大冠长剑之陆离兮，又写以南宫之图。先生适际斯时兮，独深潜乎江湖。虽可致不可屈兮，思鱼钓吾其径归。羞富贵耽贫贱兮，夫何眇一世而偭驰。粤若圣贤之制行兮，其大致惟出处之两岐。人臣仗鉞而观兵兮，二子饿首阳而采薇。君王溺冠而傲士兮，四老遯商颜而茹芝。意固各有所为兮，非好恶独与人殊载。”在两汉之际群雄逐鹿的当口，正是士大夫效命国家之秋，而此时严子陵却隐居渔钓。在作者看来，当时追随各自的主公逐鹿天下的人物是攀附鳞翼骥尾博取富贵的名利之徒，而乱世隐居则是保持操守，为天下保留一线的道德良知。在王炎等人看来，淑世情怀首先是维护道德使命感，对国家的担当意识主要是维护道德良知，而非为国家用命，这也就是理学家标榜的“为生民立命”。因此，在作品当中作者对卖主求荣之徒大加挞伐，认为严子陵的意义在于对名节的重视：“噫！有国者乱亡相寻兮，未始不自夫名节之先隳。麟凤旷世不一见兮，是焉可以縶维沥。”

从道德使命感出发的这种淑世情怀在当时的骚体创作中表现颇多，尤其是道学人士的作品。如朱熹的《感春》、《空同》诸赋以及张栻的《风雩亭词》、《遂初赋》、薛季宣的《本生赋》等。杨万里的《中秋月赋》赋序中说是为怀念紫岩先生而作，紫岩先生即张浚。张浚是当时主战人士和道学人士的一面旗帜，但是作者对张浚的褒扬没有从其事功入手，而是从其道德情怀着眼的，指出其人格的卓尔不群：“举一世以好径兮，予乃独背而驰。予兰茹而菊餐兮，岂求饱之故也? 臞予躬以鹭立兮，彼腴者哂予误也。”杨万里还为张浚作过《张丞相咏归亭词》两首骚体，在作品中他完全把张浚比作不容于当世的屈原，以彰显其主战主张不为世人所理解和其振其衰世的道德孤独感，赋的第二首写道：“兰圃兮沼芙蕖，有美君子兮，何斯其燕居？孚尹兮袖间，陞白虹兮斗之虚。章甫兮深衣，御风骑气而天游兮，与造化而为徒。独立万物之表兮，室逊而人甚远。山立而洲靓兮，道德燕及虫鱼。韦编兮在手，隐几而卧兮，梦一丈夫。首肖乎尼山兮河其目，莞尔而笑兮，告予以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忽寤兮四顾，欸乃一声兮亭之西隅。”但是作品没有表现屈原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忧愤，而是展示了平淡渊粹的道德自足。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人们在对屈原作圣贤化的提升的同时，仍然崇尚一种平和淡定的道德情感，对屈原那种愤激之情采取扬弃的态度。他的《 延陵怀古》凭吊延陵季子（札）、兰陵令（荀卿）和苏东坡，同样是从道德情怀入手的。他的《黄世永哀辞》在凭吊逝者时，不同于以往的骚体哀辞之表现逝者的飞升天界的美丽，而是表现其追慕古圣先贤的道德上的孤独：“圣门际天而不可径兮，子聚粮以疾趋。古文熄而哇郑兮，子独追而雅诸。众皆赏其襮而遗其里兮，知全者不在予。仕者谓赣民之嚣兮，不啻妹邦之夫。何子之仁以莅兮，若膝下之乳雏 ?予惟子之规兮，则未知封屋之迂。沐猴豸而罔靦兮，子发上而衡盱。舍己躁进而谓子躁进兮，宜不曰沽名之非愚。”举世蝇营狗苟，这位逝去的贤者一生执着于探求古道，为当世所不理解。在作者看来，这种对古道的求索精神与屈原的为国家探索新路的求索是一致的，因为当时的道学家大都认为挽救当世的途径不是兴利除弊等事功事业，而是匡时济俗的道德完善。杨万里的《有宋死孝毛子仁哀辞》、曹彦约的《尽心堂赋》、吴镒的《义陵吊古赋》等也是以旌表道德为核心的作品。

当时也有一些文人在抒发淑世情怀的时候没有拘泥于以道德完善来振起衰世，而是通过张扬爱国精神、探究古今兴衰之理来表达对现实的关心。陈造的《酹淮文》几乎是一篇恢复失地的檄文，赋曰：“长淮浑浑， 荡沸潏兮。经楚被吴，渎之一兮。匪河匪江，天岂以是限南北兮？卫拱皇居，神所职兮。杀敌之冲，师济其出兮。皇皇圣筭，包九域兮。搴幽冀，跐龙荒，行有日兮。”作品模仿王粲的《浮淮赋》，王赋寄托国家统一的愿望，此赋亦然。王炎的《怀忠堂辞》赞美为国赴难的颜真卿，作品极力褒扬一种慷慨报国的精神：

跂逸驾兮前修，佩武符兮典州。迹已陈兮徳新，可敬而慕兮几春复秋。意其存兮閟千万年之原，谓其逝兮乃在浮罗之巅。奋忠精兮取义，贯羲娥兮烂然。隘尘寰兮上征，挥八极兮为仙。黄鹄脱驂兮素虯停駟，几弭节兮念遗民而来顾。高弁苍苍兮清苕瀰瀰，公来游兮湖山增美。游观罢兮来归，有蒲与荷兮清泠之池。鱼鸟怀生兮，欣欣焉其有依；银钩蠆尾兮，灿翠珉而陆离。絃琴兮击鼓，羞羔豚兮酌醑。跪起以荐兮，愿公燕喜。公燕喜兮吾民乐康，却灾沴兮蠲除不祥。云来兮万祀，烝尝兮不忘。

斯人已去，英气长存，那些蒲荷鱼鸟乃至一草一木都欣欣然沐浴于英烈的浩然之气当中。薛季宣的《吴墟赋》是凭吊吴国故城之作。作品在荒凉破败的场景描绘中，寄托着强烈的兴亡之叹：“金城汤池草莽莽兮，巷无主兮屋倾颓。畴告语兮兴废，乘除宁有所兮，……日而月兮，一来一往，又安知他日之宫墙，不变今之草莽也。”赋文采用对比手法，通过吴初与亡国之时用人政策的比较，来探求亡国的原因：“怀太帝之英雄兮，爰经始于是都，樊山以为西障兮，三面汲于江湖。抡材用而建邑屋兮，信微罔弃大者栋梁兮，扊扅取之至细。柱楣榱桷之适当其用兮，木札竹头以不废。轮奂成此室居兮，且以传之万世。”前期唯才是举，因才而用，国家因此欣欣向荣。而他们的子孙却“矧将反是庄蹻为廉兮，伯夷为秽。黄女克宫兮南威见弃。犬为狼兮豕为虎豹。……刑无辜而亲有罪兮，衣裳反其上下”善恶不辨，是非颠倒，重用佞人，使大厦毁于一旦。在鲜明的对比中，其成功失败之理，不言而明。吴国失败于用人的不当，而南宋政权重用佞人，始用秦桧，后用韩侂胄，忆古思今，感慨系之。

可以说，当时的骚体当中表现出的淑世情怀是非常强烈的，这种情怀既包括匡时救世的道德完善，也包括对国计民生的慷慨悲歌，其立足点，乃是屈骚的忠君爱国精神。

三、骚体创作中表现出对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的追求

屈原的楚辞往往通过超凡脱俗的境界来寄托人生旨趣。这种境界基本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峻洁的形象与平庸的俗世进行对比，以展现理想，如《离骚》、《九章》等；一是描绘非人间的纯美境界以寄托浪漫之思，如《九歌》等。在北宋后期，对高雅精神境界的追求成为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骚体中表现脱俗境界的倾向较为明显，如文同、黄庭坚、张耒等人的创作就很有代表性，到了南宋初期，文人们走向了世俗和庸俗，他们的田舍翁般的自足情绪在骚体创作得以充分展现。也可以说，这是南宋文人对骚体创作的新贡献，如葛立方的《喜闲》、《横山堂三章》等详尽描绘了乡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甚至把乡居生活和神仙生活相提并论，这就使得屈原笔下那种纯美的浪漫境界和悠然见南山的陶然情调结合起来，给田园意象注入了精神自由的新内容。在《喜闲》中他写道：“白苹花发兮水晶宫，舍此地兮余将曷从。斧斤丁丁兮为余之栖，药作房兮梁则辛夷。朝迎山云兮暮送云归，伏腊粗给兮朝市奚为！姜畦兮芋畴，瓜瓞蔓长兮女桑始柔。高田兮壤沃，麦芒如彗兮黍如粟下。下田兮若桉， {左禾右罢}稏衡从兮碧泉。”他以描写神女居处的笔触来写乡野景象，流注着对乡村生活的深挚之爱。《横山堂三章》也采用了这样的手法，如其三云：“阳羡之居兮宅淼茫，辛夷闺兮薜荔墙。建芳馨兮庑门，烂昭昭兮未央。横山老人兮独处廓，十七地兮三一屋。龙驰兮冲天，花鸟水竹兮聊尔平泉。公有豫章楩楠兮耸万仞，公有瑊玏厉兮磨而不磷。栋梁兮媞媞，柱之石兮不倾以支。此栋此石兮非斤非斧，盍以帡幪兮寰宇。”这简直是把乡村生活等同于游仙的生活了。南宋中期，骚体创作的这种倾向依然在延续，但是那种过分的对乡居闲逸的描写却淡化了，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激昂奋发的时代氛围使然。此时的骚体创作对超凡脱俗之精神世界的企求主要表现为通过表现世路风波身为形役以寄托企隐之志，通过表现浪漫境界以展示高洁胸怀。

在南宋中期的骚体中，批判现实的精神没有表现为屈原的那种以独拔流俗的形象来反衬现实，否定现实，而是在深沉的人生感叹中寄寓处身俗世的无奈。范成大的《桂林中秋赋》写道：“乃吾生之漂泊兮，寄蘧庐于八埏。九得秋而九徙兮，靡一枝之能安。上瀛洲而瀑饮兮，当作噩之初元。旋水宿于垂虹兮，滉金碧之浮天。剋后期而竟爽兮，忽罨画之沧湾。既戊子而守括兮，摘少微于楼栏。丑寓直于玉堂兮，听宫漏之清圆。再西风而北征兮，胡茄咽于夜阑。迨返旆之期月兮，放苕霅之归船。幸故岁之还吴兮，带夕晖而灌园。甘土偶之遇雨兮，就一丘而考槃。今又飘飘而桂海兮，宾望舒于南躔。访农圃之昨梦兮，杳征路之三千。月亦随予而四方兮，不择地而婵娟。谅素娥之我咍兮，老色涴于朱颜。”范成大在 宋乾道九年(1173 年)出知静江府(今桂林) 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当时人看来，桂林一带仍是荒蛮之地，因此，出知桂林对作者来说多了些许悲凉。作品由“ 九得秋而九徙”引发感叹，对自身不由己的漂泊生活感到厌倦，希望悠游田园，灌园农圃。对月怀乡、感慨身世这是咏月文学惯常的主题，但这篇作品把隐居田园的渴望和眼下的宦海奔波对比来写，暗含深意。六朝以来，在人们的观念当中，隐居与为宦就构成了雅与俗的对照，所谓“ 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世说新 语· 排调篇》），因此，此赋的这种结构暗示了作者是胸怀东山之志的高洁之士，飘摇风尘是迫不得已。同样的作品还有杨万里的《归欤赋》，作品由梦而归家所感，反思为生之辛劳和隐居的渴望：“嗟予生之艰勤兮，墨兵纳我于儒林。慕黄口而轻予之明月兮，以耒耜而易搢绅。既自山海之弃而粥于市兮，又何欺池活而笼驯?羌初心之岂其然兮，亦曰负米而为贫。家焉釜吾亲兮，公尔以芹吾君。惟是行之猖狂兮，随荐书以叫阍。谒帝久而乃觐兮，岂不就于一列?其如釜甑之空兮，履五当而衣有结。乐调饥而济渴兮，犹幸有曾冰之与积雪。仰王都之造天兮，非都庐其奚蹑?反而顾予之躄足兮，欲自杂于汗血。梦归而不归兮，不念吾亲之指啮。蹄欤蹄欤，岂南溪之无泉兮，南山之无蕨！”此赋表现了安贫乐道的本心和不得已而混迹宦途的“予生之艰勤”，把甘于贫贱和入朝为宦进行对比，而且把为宦描写的很不堪，用“ 啮指”来暗示人生的归处是亲人身旁，是尽孝道，“南溪”、“南山”则暗示了隐居守志的愿望。杨万里的这篇作品以田园乡居生活来否定戮力王事、济世救民的人生道路。不过，这种乡居生活和葛立方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要回归到儒家的那种修身齐家的生活理想，而是不那种沾沾自喜的田舍翁状态。再比如崔敦礼的《闲居赋》：

释吏尘之鞅掌兮，望吾庐而载旋。野鹤脱于樊笼兮，解病马于馽编。嗟余居何甚小兮，聊复有此池园。茍余意足有适兮，岂必金谷与平泉。余既浸以成趣兮，画人事而与辨。曰悠悠其莫往来兮，垒柴门之苍。蘚朝吟芦花之白雪兮，暮数渔舟之青烟。时扪腹而徐行兮，俄曳杖乎池边。龟鱼识余之履声兮，唼苹藻而不喧。迟余步乎东畴兮，彧嘉蔬之葱蒨。擷杞菊而将瓜芋兮，袖雨露之微泫。忽长风之吹来兮，閧万柳之喧駢。倾若相逾蹙若相斗兮，各献状而争妍。余矫首而徜徉兮，欲飘飘而俱仙。穆室处之晏娱兮，乐图书之舒巻。耿青灯而深语兮，下潜幽而穷玄。惊倦仆之僵屏兮，鼾夜床之对眠。感晨鸡之呼觉兮，悵流光之易迁。于是戄然而起，起而歌曰：岁荏苒兮风露，手种木兮今槃槃。世我忘兮我宁忘世，去来去来兮，吾居不可久闲。

作品基本上是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踵事增华。赋的开篇载欣载奔的描写表现了摆脱吏尘鞅掌的轻松快乐，作者自比“野鹤”、“病马”暗示了高雅自然的天性和不堪侧身皂吏的品质。文章的主体表现优雅闲逸的乡居生活，作者着力表现了“ 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 言语篇）的境界。能体会到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万物生气流行之境界的人，自然是一位高洁之士，脱俗之人。这段人与万物交互感应的描写于平和中见丰旨，于淡远中深挚，是南宋骚体中少有的精美文字，充分展现了作者高雅脱俗的精神境界。赋的结尾，作者随意而施，即成点睛之笔，问晨鸡之鸣而感时光易逝，这自然让人联想到闻鸡起舞的为天下生民担当的精神，因而进一步点明主旨：天下人可以忘记我，但是我不能忘记天下！作者并没有像陶渊明那样结庐人境而心无尘杂，而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既是高人又是志士。这正是当时文人较为普遍的人生态度，他们把陶然忘机和忧患天下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他们追求的是包容仕与隐、穷于达的大气魄大心胸。在杨冠卿的《君子亭赋》、陈造的《怡轩辞》、周孚为辛弃疾的献辞等赞美友人贵人的骚体中，往往兼及主人优雅高妙的胸怀和济世的情怀。在喻良能的《菊赋》、王炎的《石菖蒲赋》、廖行之的《岩桂赋》等咏物骚体中，他们往往表现物象处身困境的淡定和妖娆多姿的优美，这同样是当时人们对理想的精神境界的具象化的理解。

当然，也有文人醉心于表现远离尘俗的浪漫境界。王质曾作过一些骚体篇什，已佚，他在《云韬堂楚辞后序》说：“余之本趣资物态以陶己灵而已，会情于耳目者多，索妙于简策者少，以熟故精，非以博故详也。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吾与点也。故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圣人之所事此，凡寓意于彼，适意于此，所以导人心，茂此种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此虽无补于世，亦岂无益于己也?” 从他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窥知他的楚辞是为抒写性灵而作，表现的应当是“曾点之乐”的陶然境界，是蕴含仁者、智者胸怀的那种澄怀雅韵。陈炳的《泛秋浦辞》模仿曹植《洛神赋》结构篇章，描写了一出独行秋浦意荡神迷与秋浦之神盘桓仙界的美境：

羌予行兮酷暑，修途邈兮回邅。埃迷目兮眵昏，仆马瘦兮踬颠。若有人兮扁舟，破菱荷以径前。接予袂兮俱往，欲惊（驾）我兮登仙。与汝钓兮空明，鱼杂龙兮藻荇青。与汝浴兮靓深，悲风度兮秋涛生。汝游兮嵌岩，骇鸥凫兮争翾。与汝望兮茫冥冥，若有无兮飞烟。水一去兮入海，问此程兮数千。指蓬莱兮一发，有安期兮偓佺。紫贝阙兮珠宫，笑纷车兮尘寰。沆瀣欲兮芝餐，盍轻举兮蜕蝉。嗟吾生兮穷屯，履平地兮奔湍。心炯炯兮犹在，愿托履兮人间。青老兮欲丹，露溥溥兮山寒。吾何归兮日暮，寄此怀兮江之南。

作者驰骋想象，精心构建了一幅飘渺旷远的神仙世界，在这里，人不仅摆脱了世俗的精神羁绊，而且任意飞翔，餐风饮露，长生不死，以安期、偓佺等仙人为友，彻底摆脱了物质世界的羁绊。作品展示了摆脱一切牵绊的情况下的生存状态，的确引人入胜。这种意象是游仙诗中惯常表现的，六朝以来游仙与咏怀有结合的趋势，如郭璞的游仙诗就是这样，既表现飞升的愿望，又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是游仙诗逐渐脱离企求长生久视的庸俗格调的一种努力。此赋也是沿着这个路数，在结尾点出自己“ 穷屯”，时命不济，这样就使得作品中浩渺飘忽的想象具有了深厚的现实基础。

当时热衷于在骚体中构建超现实的纯美境界的是高似孙。他的《骚略》三卷收录了《九怀》（9篇）、《山中楚辞》（6篇）、《欸乃辞》、《 嶀台神弦曲》（2篇）、《飞花引》、《蓬莱游》（两篇）、《秋兰辞》、《小山丛桂》、《朝丹霞》、《幽兰赋》、《后长门赋》、《读易赋》、《秋兰赋》等二十五篇。高似孙的著作以“略”命篇者除了《骚略》还有《经略》、《史略》、《子略》、《集略》、《纬略》，这六“略”可以说涵盖了学术的各个方面。以“ 略”命篇始于刘歆的《七略》，这里的“略”当为简要、概要之谓， 刘歆的《七略》是对学术发展和各类图书的概要介绍，其成果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所吸收。我们从今存的 高似孙《纬略》都是学术杂记性质来看，《骚略》也当是对骚体的研究，也就是说，《骚略》不单是以骚体为主的文集，更是一部研究屈骚传统的学术专著，其中的作品，应该是要探讨、阐释他认为纯正的屈骚正源，也可以说是与“以诗解诗”是同一路数，是“以骚解骚”。在《骚略》序中他说：“《 离骚》不可学, 可学者, 章句也；不可学者, 志 也。楚山川奇,草木奇,原更奇 。原,人高志高,文又高, 一发乎词,与 《诗三百五》文同志同。后之人沿规袭武,摹效制作,言卑气,志郁弗舒,无复古人万一 。武帝诏汉文章士修楚辞,大山 、小山,竟不一企, 况骚乎 ！呜呼，《诗》已亡矣, 《春秋》不作矣,不可再矣.独不能忘情于 《骚》者,非以原可悲也,独恨夫骚不及 一过夫子耳。使《骚》在删《诗》时，圣人能遗之乎？呜呼!余固不能窥原作,犹或知原志者,辄抱微款,妄意抒辞,题 曰《骚略》”。 又曰:“ 后之视今,今之视昔 也，知我者《骚》乎！”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高似孙的心目中，楚辞是与《诗经》比肩的元典文献，而屈原及其作品是道统和文统传承的重要一环，这又回到了晁补之、朱熹他们讨论的问题了，其实质是对屈原作圣贤化的打扮，对楚辞作经典化的提升。高似孙以为自己独得屈原奥旨, 前人之作均不入 其法眼, 他的《骚略》就是在揭示他感受到的屈原的境界。前人对高似孙的《骚略》多看不上眼，以为他模仿抄袭太甚，高氏的模拟正是源于此书的性质是一部学术专著，非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创作，其目的是描画屈原的心灵境界，因此，作者选择屈原作品的原词或者意象来揭示其本旨，这应该是更为可行的路径。

然而，高似孙笔下的屈原之志更多的是他心灵的折射，他冲淡了屈原作品的悲怨色彩，重在展示高雅脱俗的境界。由于他揣摩到的屈原之志高雅脱俗，因而对具有纯美境界而绝少悲怨色彩的《九歌》推崇有加，《九怀》作为《骚略》的第一篇作品，具有开宗明义的意义，作品用越中的九位神祇来替代《九歌》中的东皇太一等九神，其做法和北宋鲜于侁《九颂》的路数一样，而平淡渊粹的风格也非常相似。如《苍梧帝（湘夫人）》：

望九疑兮云雨，心惨惨兮思君。冉冉兮愁痕，楚波深兮斑竹活。历嵯峨兮极眺，讯遐心兮谁将。蛟何路兮冲波，鸿何惊兮离纲。湘有苹兮渚有荃，欲将诚兮无能宣。苍莽兮何之，孰亮余兮娟。羽何音兮锵锵，凤何仪兮济济。朝腾余轫兮梧阴，夕娱兮清澧。蹇踌躇兮自喜，逆清川兮如洗。植馆兮云中，树之兮石磊。大贝阙兮鳞堂。杂青枫兮始霜。芷路兮蘅薄，桂飞橑兮兰房。相芰荷兮可衣，美秋菊兮曾粮。瑶华兮在席，江有蓠兮吐芳。被薜兮带萝，表之兮以兰香。汇众卉兮扬徽，贮芳辛兮同薰。哀弦切兮入云，灵来下兮缤纷。捐余珰兮中流，遗科玦北渚。俨奉君兮嘉荐，乃遗余兮芳杜。时契阔兮难再，聊歌风兮自语。

文辞虽然雅丽洁净，立意也基本上得《湘夫人》之仿佛，但是缺乏其苦苦的企望思念之情。类似的作品还有《嶀台神弦曲》，其他如《朝霞引》、《飞花引》等也是这个样子，充分展示了高似孙体会到的高雅脱俗的“骚体之本旨”。

高似孙以屈原的高洁特立的秉承之人自诩，仿《离骚》幽隐曲折的笔触，表达独拔流俗的情怀，他的《山中楚辞》辨江淹的《山中楚辞》，能于“损悲”的幽闷之怀中巧妙的消释悲哀，完成自省自适直至自达的心灵转换， 如其第一章：“山如罨兮栖柔烟，鸟徘徊兮翠如褰。荫松柏兮牵丹泉，猿在上兮鹤在前。拍浮丘兮延偓佺，话坎离兮生坤乾，问山月兮今何年，月得道兮玄之玄。”前半部分描绘山中优美静谧的景色，营造出安适恬然的氛围，继而融我入境，全然自释，终进入庄子化蝶一般物我不分的玄妙境界。 又如第四章：“若古兮多奇，御夏兮高明。蹇千山兮在下，石吐泉兮泠泠。采新果兮半熟，被 疏郗兮全轻。非老子兮孰悟，亦晋人兮予盟。风来南兮洗琴，棋落落兮争声。心有宫兮自玉，天相知兮同醒。”其以老子与陶潜为标举，以他们的超脱淡然的心境解慰自处，涤荡胸襟，沉寂心灵，以求出于神黯情伤之境，消释愁忧，从而避世娱心，达到自我超越。这种淡泊的情怀正是构筑起高雅境界的基础。

高似孙对兰花情有独钟，他创作了两首骚体：《秋兰辞》、《幽兰赋》。这两首作品的立意均来源于屈原《九歌·少司命》中对秋兰的描写 。在《幽兰赋》的序中他说：“ 其自序云：“兰曾伴屈大夫，政复何限，然非屈大夫无知兰者。余固非知兰，亦非知大夫者。后五百年，或有知余者焉。”他认为兰花最能代表屈原的品格，因此，在对兰花的描写中倾注了他对屈原的仰慕之情。在《秋兰辞》中他写道：“ 秋兰兮青青，得道兮如素。娟娟兮好修，行隐隐兮不渝。夫人兮孰怀，美兰何为兮睹处。秋兰兮英英，含章兮自明。山中兮无人，其与谁兮晤倾。悲复乐兮乐复悲，怅来者兮不可期。悲莫悲兮有所思，乐莫乐兮心相知。”突出兰花芳华外扬、真正内积、和气所资、精英自得的品德，表现了兰花在比德方面的意义。高似孙还有两篇《水仙赋》虽然格式上不是骚体，但是其雅丽骚怨的格调和这两篇兰花赋相近，这同样是因为在他看来水仙的品格与他心目中的屈原形象相近。

高似孙还有一篇的《松江蟹舍赋》，亦是一篇寄托深刻的人生感悟与处世哲学的境界邈远的佳作。赋作咏史抒怀，以范蠡之事开篇，纵笔铺叙“松陵互潮，太湖交渚，川纳壑府，波画村墟”的广袤幽渺的大观景象，以出庙堂以达世外的山水比喻脱尘世的内心解放，用笔稳妙蓄情不露；文中展现渔子生活的惬意洒脱，以范蠡和渔翁的互相诘难问答，借渔子之口点出题旨：“宅金汤之固者，莫崇乎德者也。建竹帛之功者，莫勇乎谋者也。目吴越之成败，忾君臣之嗟戏。”赋末，以渔翁歌咏：“洞庭兮既波，松江兮未雪。一舸兮自决，知者乐兮乐者哲，蟹健兮鱼肥，风吹觞兮酒淋衣，知有蟹兮不知时。若斯人兮其庶几！”表现出忘情世事、知命长乐的心境体悟。他的《小山丛桂》反淮南小山之《招隐士》，极写山中的美好风物，然后以“若人兮悲秋，山中兮胡为不可留”作结，表现了对超然世外的生活的向往。

可以说，高似孙对屈原的向往表现的是其高雅脱俗的一面，与朱熹他们突出屈原的家国天下的担当意识是有区别的。人们对高似孙对屈原的理解颇不以为然，但是他也不乏知音民国时期李之鼎就对他推崇有加：“高氏所拟骚赋凡三十三篇, 规抚前人, 熏香摘艳, 自具炉锤, 非诮等麟楥者所可同日共语。宋自南渡后诗文靡弱, 迥异北宋, 高氏劬学尚古, 上拟骚经, 其学识诚加人一等矣。”

当然，当时的骚体在表现个人情志方面题材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不仅仅限于忧国忧民和超凡脱俗两端，如罗愿的《寄远辞》对人生奔波的感慨，薛季宣的《感沐赋》、《感除赋》对年命流逝的真切感受，他的《坊情赋》对男女情爱的体会玩味等，都昭示着骚体在导泄人情方面的积极意义。不过，在政治方面的出处去就仍然是骚体着力表现的，这表明在理学盛行的时代，士大夫的人生皈依仍然难以摆脱对家国天下的眷恋。

四、骚体创作向现实政治生活的渗透

屈原在南宋时期的圣贤化倾向和骚体创作的繁荣反映了当时学术文化与政治生态的某种诉求，其与理学在当时的强势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南宋政坛的斗争以及北宋后期以来的党争是激发理学的重要动因。可以说，骚体创作的发展与南宋中期的政治学术环境尤其是理学的勃兴有着紧密的联系。骚体创作与屈骚爱国传统之间的联系，也是理学人士在党争中争夺学术文化话语权的重要命题之一。由于这种风气的带动，骚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得到彰显。骚体创作与政治学术斗争的关系我们前文已经探讨，这里只就骚体对日常的政治生活中的渗透加以讨论。

人际关系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尤其是在逢迎上官、党同伐异等方面，人际关系就是政治生活的延续。秦桧专国时，每年在其生日举国献诗献赋成了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道风景。南宋中期，这种风气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而是成了文人们结党与逢迎的重要手段之一。《离骚》中赞美独拔流俗的部分被人们模仿、放大，用来赞美同道或上官。杨万里的《张丞相咏归亭词》、《中秋月赋》，杨冠卿的《君子亭赋》，曾丰《海柏赋》等都或多或少具有模仿《离骚》的痕迹。尤其是释宝昙的《嗣秀王生日楚辞》更具代表性。秀王是孝宗生父赵子偁，死后追封秀王，其长子赵伯圭嗣秀王。这篇作品就是献给赵伯圭的寿辞，赋曰：

摄提之岁兮厥月惟寅，蓂谁商略兮六荚发春。揆王初度兮箕横翼陈，纷吾先驱兮康护帝茵。谓太平本无象兮，何为而生凤麟?艺兰之九畹兮，蕙茝同芬。河润九里兮，其源骏奔。春风兮桃李，芳菲菲兮袭人。绶累累兮万石，孰前修后尘。阆风兮县圃，归来兮隐沦。芰车兮荷屋，倚桂枝兮轮囷。闻韶兮屡舞，凤将九子兮其来下。玉节兮旌幢，世世兮茆土。职道德兮维垣，友夔龙兮方虎。晁聘兮扶桑，夕望舒兮延伫。援北斗兮为觞，饮南山兮坠露。制芙蓉兮裳衣，佩水苍兮陆离。采芳馨兮杜若，遗云仍兮以时。问乔松兮安在，将并驾兮焉之。植大椿兮八千为岁，方蘗芽兮吾其庶几。

作品的开篇模仿《离骚》以及篇中模仿《九歌》都是意在表现主人出身的高贵。这样的作品我们不能认可作者完全是出于和秀王的交情而创作的，这种满纸溢美之词的文字其用意无非是在博得秀王的欢心，以获得某种不可预期的好处。因此，这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交活动。当代学者对高似孙给韩侂胄献寿诗诟病不已，其实，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是一种文化，高对韩侂胄的趋奉和宝昙对秀王的趋奉其性质是一样的，高的骂名是因为韩侂胄不为理学家青睐招来的，因为南宋后期思想文化的话语权落在了理学家的手里。

当时的文人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如以官方身份的祭祀、祈雨、行春等活动，也喜欢创作骚体。这是当时非常有趣的现象，官员们热心于创作劝农文、祭祀祈求类骚体等，这几乎成了官场风气，这当与理学的为政思想和官员的学究化倾向密切相关。祈求降雨止雨的骚体如李洪的《迎送神辞》、陈造的《送龙辞》、张栻的《公安竹林祠迎神送神乐章》、陈炳的《望黄山辞》等；祭祀类的骚体如曾丰的《祀蚕先》、《乞如愿》、《祀南海神》，张栻的《谒陶唐帝庙词》，张孝祥的《祭金沙堆庙辞》，陈傅良的《西庙招辞》等。这类作品基本上是沿袭《九歌》传统，描写神灵所处的环境，赞美神灵，以寄托祈求之意，当然也有的作品颇流露个人情绪，如陈炳的《望黄山词》：

望黄山兮峨峨，见接天以葱青。纷群峰兮怪奇，眩百变兮幽明。朱砂汤兮山椒，下白龙兮甚灵。袭深潭兮百尺，夜有光兮晶荧。山中泉兮娱嬉，坐蛇虺兮隐形。岁徂夏兮不雨，震失望兮麕惊。禾稼郁兮满野，垂槁死兮无城。诉哀恫兮神祠，牲豆陈兮芬馨。巫夸诩兮后先，龙跧处兮皇宁。合归云兮九霄，麾雷公兮震霆。前丰隆兮戒路，叱雨师兮建瓴。予朅来兮江东，元砻窍兮储倂。井邑荒兮穷谷，门两版兮常扄。泛袯襫兮良勤，几视日兮占星。粟星斗兮莫饱，将填壑兮鳏茕。官吾卑兮何求，职水旱兮忧矜。愿时以云兮又以雨，黄之田兮世世可耕。

这是一篇祈雨之作，作品首先描写小白龙居处的神秘氛围和和其若隐若显的仙姿。这是祈求类之作惯有的格套，是从《九歌》神灵场景描写发展而来的。接下来向白龙倾述久旱生灵苦难，希望恩赐甘霖。作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作者把个人的际遇与祈雨时的急迫心情结合起来，说自己生活已经相当不堪，位卑窘迫，希望白龙能够顾念自己，赏赐雨水，帮助自己完成职守。个人的穷愁潦倒流露于庄严典则的求雨辞中，相当有创意，雅有风致。

这个时期骚体创作祈祷祭祀类题材的兴起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它的兴起与人们对楚辞的重视密切相关，也是当时官员学究化倾向的反映。

总之，在楚辞学发展的刺激下，南宋中期的骚体创作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其创作与屈原的圣贤化以及楚辞在抒发个人情绪方面的价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人们通过骚体创作对屈原的人格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张扬了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深深关怀，同时也表现了自己超越世俗的愿望。楚辞学的兴盛也促进了当时官场上祭祀祈祷类骚体的繁荣。

作者：刘培，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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