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寺的发现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回顾
今年是中国先驱建筑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发现山西佛光寺80年。80年前，也就是1937 年（民国26年），中日战争爆发的那年，梁林二人根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所著的《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第61 窟的唐代壁画的五台山全景，见到图录上不但有寺庙，且每座寺庙下注有名称，佛光寺也是其一。他们于6月20日与中国营造学社的人员一同到山西五台山，找到佛光寺。几天后林徽因爬到梁柱上发现纪年“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是有题记的中国最早木造建筑，离今1160年。
佛光寺远眺
佛光寺的重大发现，反驳了日本建筑史学者关于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结论，是中国古建筑史学术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为了纪念中国先驱建筑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发现山西佛光寺80年，本刊特别延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的长孙梁鉴先生，回顾了与此发现相关的众多历史关联域。
梁鉴先生认为，佛光寺的重大发现看似是梁林二位偶然所得，实际上源于营造学社建立者与社员长期的学术研究积累，故为营造学社这一重要学术机构的共同成果。他将在本文中对佛光寺的发现与营造学社的学术成就作简略回顾，以示对发现佛光寺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及对中国古建筑史作出重大贡献的先驱者们的纪念。
1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前外国学者对中国古建筑之研究
最早将中国古建筑放在文化范畴考察的并非是中国人自己，而是肇始于西方汉学家的研究。西方人沙畹①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作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此后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马伯乐都出自其门下。沙畹将中国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史记》以及《后汉书》有关西域的部分翻译成了法文。1909年出版的《北支那考古图谱》（两卷）记录了泰山、岱庙、曲阜、西安大雁塔、山东嘉祥武梁祠、昭陵六骏等，研究了古代中国对于泰山的崇拜，结合了考据学以及田野调查，开启了欧洲现代汉学的先河。
沙畹
《北支那考古图谱》
德国人恩斯特・鲍希曼②是第一位全面考察中国古建筑的德国建筑师，也是第一位在中国进行古建筑测绘的西方人。鲍希曼在1906-1909年（光绪三十二年-宣统元年）间穿越了中国的十二个省，行程数万里，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全面考察，拍下了数千张古代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代表各地风情的民居等极其珍贵的照片。回国以后，他根据这次考察所获的资料，连续出版了至少六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经过历史的变迁与岁月的沉淀，鲍希曼的这些论著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领域的重要里程碑。
恩斯特・鲍希曼
进入20年代后，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的研究进入了成果较为丰富和集中的阶段。伯希和③于1920年出版《敦煌石窟图录》。谢阁兰于1923-1924年出版《考古图谱》（两卷）。喜龙仁于1924年发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两年后发表《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三卷），1930年发表《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1945年发表《中国园林》。这些重要的研究文献构成了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研究的重要积累，也为后续东亚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国建筑》（两卷）
伊东忠太④从1901年开始了中国古建筑的考察之旅，成为在紫禁城进行测绘的第一人，更第一个向世界介绍了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他的研究带有探寻日本古建筑源头的目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1902年，伊东忠太对应县木塔进行了考察，并根据塔下碑刻记载，断定其为辽清宁二年建，断代准确。1928-1932年，他与关野贞、塚本靖合著了《支那建筑》图集。他的《支那建筑史》一书，虽仅写到南北朝为止，并不是完整的通史，但已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伊东忠太
《支那建筑史》插图
紧随伊东忠太之后，他的学弟关野贞⑤也于1906年开始了中国古建筑考察。他曾先后十次考察中国，足迹同样广阔，并且发现了鲜为人知的太原天龙山石窟，并对辽金建筑进行了专门研究，甚至去了梁思成、刘敦桢等都未能考察的义县奉国寺，著有《辽金时代的建筑与其佛像》一书（与竹岛卓一合著）。关野贞著述颇丰，最具代表性的是《支那佛教史迹》和《支那文化史迹》，后者堪称日本学者编纂的中国建筑大全。常盘大定、关野贞在《支那文化史迹》一书中刊登了佛光寺大殿远景及内部塑像、寺内经幢的数张照片，但没能辨认出大殿是珍贵的唐代木构遗物。以至日本建筑史学者最终得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错误结论。
关野贞
《支那文化史迹》
《支那文化史迹》中的佛光寺远景
《支那文化史迹》中的佛光寺大殿内景
① 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爱德华·埃玛纽埃尔·沙畹，1865年10月5日－1918年1月29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之一，有“欧洲汉学泰斗”之誉。
② Ernst Boerschmann柏石曼，亦译作伯希曼、鲍希曼等，1873-1949，著有《中国建筑和宗教文化》（三卷，1911-1931年）；《中国的建筑与景观》（1923年）；《中国建筑》（两卷，1925年）。
③ Paul Pelliot伯希和，法国汉学家，著有《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④伊东忠太，日本著名建筑史家，1867-1954，除了著有《支那建筑》（图版加解说，与关野贞、塚本靖合著，1928-1932年），《支那建筑史》（1931年），还有《支那建筑装饰》（五卷，1944年）。
⑤关野贞，1868-1935。著有《支那佛教史迹》（与常盘大定合著，全六册，附解说，1925-1931年）和《支那文化史迹》（与常盘大定合著，全十二册，附解说，1939-41年）。
2 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与主要学术成就
1919年，朱启钤先生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途径南京，在江南图书馆发现宋《营造法式》抄本，次年即影印行世，即“丁本”。随后，朱启钤请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陶湘等人利用文渊、文溯、文津三阁《四库全书》本汇校，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仿宋重刊本李明仲营造法式》，即“陶本”，此版刊行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视和研究热情。
朱启钤
《营造法式》（陶本）
《营造法式》（陶本）插图之一
《营造法式》（陶本）插图之二
1928年3月，营造学会在北平中央公园（社稷坛，今中山公园）举办中国古代建筑展览会，展示了学会历年收藏的古代建筑图书、图纸和模型等，遂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重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决定对古代建筑研究给予资助，这就直接促成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
1930年1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东城宝珠子胡同7号朱启钤寓所内成立，为区别此前朱启钤私人资助的营造学会，起名为营造学社。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的演讲中指出了创办学社的目的：
“吾民族之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之于建筑，建筑于吾人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总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
营造学社成立之后，梁思成、刘敦桢先后于1930、1931年加入学社，并分别担任法式部主任、文献部主任，成为学社的研究骨干。此后，单士元、邵力工、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陆续加入学社，在梁思成、刘敦桢的带领下组成了强有力的、效率极高的研究团队。
学社通过文献的梳理和实物的调查发现，采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研究，并在理论上加以提高，写出一批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论文，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在中外学术界的影响巨大。此外，学社更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卢绳、叶仲玑、王世襄、罗哲文等学社的成员后来都成为中国建筑史、文物建筑保护等方面的著名学者。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期刊载的朱启钤演讲词
2.1 对中国古代营造典籍与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勘、出版
回顾营造学社的学术成就，首先在于对中国古代营造典籍与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勘、出版。中国营造学社初创，遵从朱启钤提倡 “以匠为师”、“沟通匠儒”，将访问“大木匠师、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作为工作方法，聘请熟悉清代建筑的老匠师，绘制大木结构详图、彩画图样，从而掌握、识别实物、熟悉专门术语，编纂营造辞汇，将古籍中的营造名词加以考订、注释，形成的一系列经典性的学术成果。在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国最重要的古代营造典籍与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勘、出版之外，对匠作工程籍本进行了搜集、整理和研究，包括清代“样式雷”图档的抢救性搜集、整理和研究。“样式雷”图档作为清代皇家工程设计世家雷氏家族绘制的建筑图样、烫样、工程做法及相关文献的重要存本（存世逾两万件），得到了朱启钤先生的极大重视。朱启钤先生是“样式雷”图档研究最早的倡导者，开创了“样式雷”世家的研究专题，并安排刘敦桢先生以圆明园作为个案展开研究。
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1934）
样式雷圆明园“天地一家春”图样
中国营造学社初期积极收集、整理、出版涉及中国古代营造的典籍文献还包括，如《园冶》、《梓人遣制》、《工段营造录》等；对古代营造匠师、营造史料进行系统梳理，编辑有《哲匠录》、《明代营造史料》、《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等；而学社收集到的《万年桥志》、《京师坊巷志稿》、《燕京故城考》等古籍及工程籍本，也均经详加整理和校阅。
2.2 对中国古代建筑遗构的大规模调查及测绘研究
中国营造学社另一项很大的学术成就在于对中国古代建筑遗构的大规模调查及测绘研究。1932～1945年间，中国营造学社在梁思成和刘敦桢二位先生的带领下，对北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云南、四川190个县的2738处古建筑实物遗存，展开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和科学测绘，其中测绘重要古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纸1898张，研究工作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内容包括大量的测绘图版及照片。至今，这些调查报告、测绘图版和照片，依然是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资料，是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珍贵原典。中国古代建筑的大量瑰宝．也由此为世人所知晓并得到重视，为中国建筑史学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考察路线图
梁思成测绘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
莫宗江测绘山西应县木塔
中国营造学社测绘图之应县木塔立面图
中国营造学社测绘图之应县木塔剖面图
对于研究中国古建筑，尤其是科学的田野考察，日本学者曾经不无傲慢地认为理所应当由日本人来做。伊东忠太于1930年在中国营造学社所做的学术报告“支那建筑之研究”中曾扬言研究中国古建筑“在支那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不知适当否？”而在其《支那建筑史》（1931）一书中，他又进一步宣称：“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应该说，这些言论对于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这些刚刚加入学社的青年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与挑战。学社之后十余年的考察与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和已经取得相当成果的前辈日本学人进行的赛跑。中国营造学社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的崭新研究道路，并迅速做到了后来居上。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二期刊载的伊东忠太演讲词）
1931年7月，梁思成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1932年梁思成赴独乐寺调查测绘，这次测绘原计划1931年下半年前往考察，因当地动乱未能成行，1932年的调查后，梁思成在6月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建筑史学者傅熹年曾经这样评价，《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的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并为以后的调查实测和研究古建筑提供了范式。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水平，就实物与理论、文献结合而言，以及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其本国古建筑研究的深度。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刊载的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
梁思成绘制的独乐寺观音阁正立面水彩渲染图
梁思成绘制的独乐寺观音阁纵剖面图
刘敦桢先生主持营造学社文献部工作，在文献考证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代表性成果《大壮室笔记》在现代建筑学及深厚的古文献基础上考证了汉代宫室，精密入微，发前人所未发，绝非一般文史考证所及。文献研究之余，刘敦桢也参与了大量古建筑实地调查，并完成多篇高质量的古建筑调查报告，尤其是对北京智化寺进行了调查研究，为明清建筑的调查研究树立了范式。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四期刊载的刘敦桢《大壮室笔记》）
2.3 对《营造法式》之专题研究
营造学社的第三个学术贡献主要在于对《营造法式》之专题研究。在与日本学者的学术赛跑中，学社能够实现反超，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对《营造法式》的研究。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石印）的《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一文）
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使得梁思成敏感地指出《营造法式》的斗栱“材分°制”与西方古典建筑中的Order（现在一般译作“柱式”）的高度相似性，这是此前中外学者均未发现的。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指出：
“斗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order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古罗马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有著名的关于希腊-罗马柱式（Order）的记载：希腊-罗马神庙通常用神庙立柱的“柱径”作为基本模数，而面阔、进深以及各类细部尺寸皆以此为本，为柱径的倍数或分数，一如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中的斗栱“材分°制”。
在《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一文中梁思成进一步总结：
“所谓‘斗栱’者是在两书中解释得最详尽的。它是了解中国建筑的钥匙……斗栱与‘材’及‘分’在中国建筑研究中实最重要者。”
“不知道一种语言的文法而研究那种语言的文学，当然此路不通。不知道中国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国建筑，也是一样的不可能。”进一步将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称作中国建筑的“文法课本”（文法即grammar，语法）。
梁思成所绘《历代斗拱演变图》
四川汉代崖墓中的斗栱之一
四川汉代崖墓中的斗栱之二
梁思成将斗栱与西方的ORDER比较
帕拉第奥《建筑四书》中关于ORDER的插图
2.4 以宏观的“全部文化史”视野构筑中国建筑史体系
营造学社的第四项重要的学术贡献是以宏观的“全部文化史”视野构筑中国建筑史体系。
中国营造学社不仅仅关注纯粹技术层面的研究，还要全方位地探究建筑本身，以及隐涵于建筑背后的文化学意义上有形或无形的诸多层面。朱启钤先生一直所强调和尊重的文献传统与工匠传统，即是涵盖了艺术、技术、意匠、制度、法式、则例、算例、图样等诸多层面的广义的建筑观、文化观。诸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中国建筑艺术史》、《中国古代建筑史》等中国建筑史学巨著依然是此种学术理念“水到渠成”之延续，实际上并未超越出朱启钤先生七十余年前所擘划出的学术框架：
“言及文化之进展，则知国家界限之观念，不能亘置胸中，岂惟国家，即民族界限之观念，固亦早不能存在。吾中华民族，具博大襟怀之民族。盖自太古以来，吸收外来民族之文化结晶，直至近代而未已也。凡建筑本身，及其附丽之物，殆无一处不足见多数殊源之风格，混融变幻以构成之也。……不独吾中国也，世界文化迁移分合之迹，皆将由此以彰。……且也学术愈进步，则大同观念愈深，民族观念愈淡。今更重言以申明之，曰中国营造学社者，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
朱启钤先生是以中西文化交融之宏阔背景为基点，去思考和关注“中国营造之学”应该如何融入世界学术体系的诸多问题。朱启钤先生对此寄予了融入世界学术体系的宏大理想，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制订的各项研究计划，因而更具有了高度的学术前瞻性。
2.5 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修缮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营造学社还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修缮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先行者。作为技术顾问，学社曾受聘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依据调查、测绘和评估报告，学社审核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实施的古建筑修缮和保护工程。朱启钤、梁思成等均曾出任文物整理委员会的正式委员，并亲自参与和指导北平文物整理工程诸多重要项目的实施。
1932年6月，梁思成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今后之保护”一节高屋建瓴地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方法提出建议和设想，此或可视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
此后，中国营造学社在诸如《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修理故宫景山万春亭计划》、《杭州六合塔复原状计划》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渐次所提出的“整旧如旧”、“保持原状”、“复原”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修缮原则。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及实践的基本理念和方向，也正是奠基于此，在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收录的大量古建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营造学社发现的。
梁思成的六和塔复原设计图
3 中国营造学社1937年发现佛光寺
梁思成在1944年发表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中写道：
“二十六年（1937年）六月，偕社友莫宗江，林徽因及技工一人入晋，拜谒名山，探索古刹。抵五台县城后，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乘驮骡入山，峻路萦回，沿倚崖边，崎岖危隘，俯瞰田畴。坞随山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旅途僻静，景至幽丽。至暮，得谒佛光真容禅寺于豆村附近，瞻仰大殿，咨嗟惊喜。国内殿宇尚有唐构之信念，一旦于此得一实证。”
中国营造学社一行赴五台山佛光寺途中
梁思成、林徽因一行人初见佛光寺东大殿，虽然通过自身多年来所积累的经验，认为大殿“斗栱雄大，屋顶坡度缓和，广檐翼出，全部庞大豪迈之象，一望而知为唐末五代时物也”，但是依旧急于找到确切的关于大殿建造年代之证据，所幸林徽因“素病远视”，在测绘数日后林徽因第一个敏锐地读出月梁底部若干题字，于是众人搭架子洗清梁底污垢，近距离阅读辨认，终于解开谜团：佛光寺大殿的建造时间为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距离1937年已整整1080年！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至此宣告错误。
梁思成在佛光寺东大殿内测绘 林徽因与宁公遇塑像合影
林徽因瞻仰佛光寺东大殿内塑像
佛光寺东大殿内槽平闇
佛光寺大殿平闇上部古老的“叉手”
佛光寺东大殿正立面及纵剖面图（梁思成、莫宗江绘）
佛光寺东大殿横剖面图（梁思成、莫宗江绘）
此外，连大殿的赞助人即所谓“佛殿主”也得以留名史册，她是一位名叫宁公遇的长安贵妇人，建寺的目的是为已故的右军中尉王守澄祈福。大殿佛坛的南面居然还保留着这位女施主的塑像，作为供养人像；而亲自主持大殿修建的僧人愿诚也幸运地在殿中留下了塑像。1944年抗战末期，转移到四川南溪县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克服重重困难，用原始的石印技术恢复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的出版，此卷汇刊中就有梁思成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文字和图纸皆是手抄、手绘，以适应石印的要求），向学术界公布了佛光寺东大殿为唐代木构遗存这一重大发现。
梁思成（后）、莫宗江在李庄营造学社绘图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石印）中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
佛光寺东大殿正面全景
佛光寺东大殿外观之一
佛光寺东大殿外观之二
佛光寺东大殿斗栱之一
佛光寺东大殿斗栱之二
佛光寺东大殿内槽塑像群
佛光寺东大殿塑像
因而，发现佛光寺唐代木构遗存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反驳了日本建筑史学者关于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结论。但是，如果没有营造学社建立者与社员长期的学术研究积累，对中国古代营造典籍与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勘、出版，对中国古代建筑遗构的大规模调查及测绘研究，对《营造法式》之专题研究，以宏观的“全部文化史”视野构筑中国建筑史体系，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修缮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梁林的个人探索过程便没有成立的条件，故发现佛光寺实为营造学社这一重要学术机构的共同发现所得。（梁鉴/本刊编辑整理）
编 辑｜潘 玥
版 面｜朱艺媛 潘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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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传媒讯（李延晨）世界园艺博览会首次落户中国长三角地区。2021年扬州世园会在扬州仪征枣林湾开展，主题为“绿色城市，健康生活”，展期从2021年4月8日至10月8日。由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WCCO）邀请的圣彼得堡园、曼谷园、吉布提园、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园、葡中旅游园、WCCO园、韩中缘馆、埃塞俄比亚园和西班牙园等9家国外展馆、展园，在魅力世博园精彩绽放。吸取俄罗斯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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