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锋：胡汉交融——司马金龙家族墓志所见“隋唐人”诞生之一斑
专辑
作者简介：张学锋，1962年生，江苏苏州人。1981年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85年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7月留校任教，先后在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任助教、讲师，指导考古专业学生田野实习。1993年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兼任日本姬路独协大学讲师、同志社大学讲师。2001年春以《魏晋租调制研究》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任教至今，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及历史研究、东亚古代文化交流史。兼为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副所长、京都大学客座教授、江苏省六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南京市博物馆总馆理事会理事。先后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江南历史文化的演进”、日本文部科学省“四五世纪的东亚与倭五王”、日本学术振兴会“古代东亚的都城与葬地”等多项国内外重要科研合作项目。出版《中国墓葬史》《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东晋文化》等专著多种，在《文物》《中国史研究》《文史》《东洋史研究》《百济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中日韩英文论文七十余篇，译著（文）二十余种。
一
内藤湖南博士从文化史观的视角出发，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世三个阶段，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的中世纪。[1]
不同的历史时期必定有其不同的时代特征。根据内藤博士的学说，中国古代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发生、发展并达到鼎盛的时期。进入秦汉以后，中原文化持续向外扩张，促使了周边民族的觉醒。所谓“中世纪”，就是长期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周边民族开始觉醒，逐渐成长起来，并对中原虎视眈眈，凭借着民族初兴时期强大的军事活力，长驱直入，进入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域——中原，一举攻灭了西晋王朝；战乱引发了大量的人口迁徙，先秦以来蓄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因东晋王朝的建立，在江南地区得到了保存和发展；而进入中原的主要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则相互攻伐，称王称帝，先后建立了前赵（匈奴刘氏）、后赵（羯人石氏）、前凉（西晋凉州刺史、汉人张氏）、后凉（氐人吕氏）、南凉（鲜卑秃发氏）、北凉（匈奴沮渠氏）、西凉（汉人李氏）、前燕（鲜卑慕容氏）、后燕（鲜卑慕容氏）、南燕（鲜卑慕容氏）、北燕（鲜卑化汉人冯氏）、前秦（氐人苻氏）、后秦（羌人姚氏）、西秦（鲜卑乞伏氏）、夏（匈奴赫连氏）、成汉（氐人李氏）等至少十六个政权，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五胡乱华”；结束这近一个世纪的混战局面，重新统一华北的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
随着周边民族的不断迁入，中原地区的民族结构也变得复杂起来。在各族群的持续交往中，争战之外，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旋律。经过近三个世纪的发展，一种全新的民族认同逐渐形成，而这一民族正是日后辉煌灿烂的隋唐文化的缔造者。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然而，多数研究都将焦点集中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上。禁止使用鲜卑语，使用汉语；禁止鲜卑服，穿着汉服；提倡与汉人通婚；模仿中原的世族制度改订鲜卑氏姓，等等，成为探讨这一时期民族融合问题的关键词，无一不基于汉文化的立场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民族融合这一问题上，孝文帝颁布的汉化政策固然重要，但这只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一种政策法规，而民族的融合却是长时段且日常性的，因此，缺乏细节的探讨，民族融合的问题终究只会停留在观念之上。本文拟以近几十年来出土的与司马金龙家族有关的墓志为线索，通过个案分析，丰富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融合问题研究的内涵。
二
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东南约6.5公里的石家寨村西南方，1965年当地村民打井时偶然发现，文物部门随即对之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次年，发掘工作基本结束，发掘简报见《文物》1972年第3期。[2]
司马金龙卒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此时，孝文帝的所谓“汉化政策”尚未颁行，但墓葬中的随葬物品已经鲜明地反映出了胡汉融合的趋势。墓葬中发现5块比较完整的漆屏风，每块高约80厘米，这一高度正是当时地面生活的反映。屏风两面均有绘画，遍涂朱红漆，分四层绘制帝王、忠臣、孝子、列女、高士、名贤等人物故事，每幅都有文字题记和榜题。（图1）屏风漆画所表现出来的画风，与传为东晋顾恺之所作《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卷》等传世绘画作品有着许多共通之处，[3] 可以说是一件纯粹的汉文化风格的文物。另一方面，司马金龙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陶俑。据发掘报告，除深目高鼻、黑色胡髭的胡俑外，男俑普遍戴风帽、披风，着窄袖长衣，衣袋束于腰下，女俑身着斜襟窄袖长衣或长袍，这些都是典型的草原民族风格。
图1 司马金龙墓出土漆绘屏风 （《文物》1972年第3期 图版拾贰，《中国美术全集·绘画1》p158,、160合成图）
如果说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画和陶俑还是分别反映胡汉文化特征的话，那么，几乎与之同时的宁夏固原北魏墓出土的漆画木棺，[4]则在同一件漆棺画上显示出了多种文化因素。漆画绘制于前高宽后低窄的鲜卑式木棺上，漆棺画的中心内容是中原地区的历史故事，每个场景的侧旁有汉字题榜，这与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风画趣旨相同。但故事人物的服饰除汉服外，大多数穿着典型的鲜卑服，斜领袍服，长及膝下，下着裙或袴，头戴风帽。场景之间用三角形火焰纹隔开，下方装饰连珠纹的团花图案。三角形火焰纹在图像学上通常被认为是受到了中亚祆教的影响，而连珠纹团花图案则是波斯文化的重要意象。因此，固原北魏漆棺画
图2 宁夏固原北魏出土木棺漆画 侧板（摹本《固原北魏墓漆棺画》）
是中原、鲜卑、中亚等各种文化因素的结合体，已不单是胡汉交流的结果，而是胡汉、东西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图2）经过十六国时期的争战、交流，到了北魏前期，胡汉、东西之间的交往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文化交流的繁盛，必定是人物往来、相互认同、相互汲取的结果，而与司马金龙家族相关的6方墓志，所载内容，正是这一时期胡汉通婚、民族融合的具体例证。
三
司马金龙夫妇墓中共出土了墓志3方，两方为司马金龙墓志，另一方是司马金龙第一夫人钦文姬辰的墓铭。
1． 司空瑯琊康王墓表。该墓志题为“墓表”，镶嵌在墓门券顶上部，呈碑形，通高64.2厘米，宽14.4厘米。墓表保留早期墓志中多见的碑的形式，与北魏迁洛以后盛行的方形带盖墓志有很大差异。（图3）墓表内容如下：
司空瑯琊康王墓表
维大代太和八年岁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代故河内郡温县肥乡孝敬里，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瑯琊康王司马金龙之铭。
2．司马金龙墓之铭。亦为碑形，出土于后室甬道南端东侧，通高71厘米，宽56厘米，志文内容与“墓表”基本相同：
大代太和八年岁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怀州河内郡温县肥乡孝敬里，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瑯琊康王司马金龙之铭。
图3 司马金龙墓表（《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图7）
3 .司马金龙第一夫人钦文姬辰墓铭，出土于后室甬道南端东侧，近方形，长30厘米、宽28厘米。两面刻字，志文如下：
维大代延兴四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戊辰朔二十七日甲午，河内温县倍乡孝敬里人，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梁益兖豫诸军事、护南蛮校尉、扬州刺史、羽真、瑯琊贞王司马楚之子，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朔州刺史、羽真、瑯琊王金龙妻，侍中、太尉、陇西王、直懃贺豆跋女，乞伏文照王外孙女钦文姬辰之铭。
依据墓志内容，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司马金龙的身份十分明确。著籍于河内郡温县肥乡孝敬里的司马氏家族，从东汉时期就是“世二千石”的大家族，著名人物如东汉颍川太守司马颖、京兆尹司马防等。[5]司马氏以礼制研究作为家学，很早就走上教养化豪族的道路，成为了魏晋之际的贵族的一员。3到4世纪，中原的汉人社会中已经确立了基于门第、血统的贵族身份，他们垄断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根据毛汉光先生的统计，全国第一流的贵族共有13姓17家，河内司马氏便是其中一家。[6]三国曹魏时期，司马懿开始参与国家政治，逐渐掌控军政大权，及其子司马昭、司马师时代，曹魏皇帝已经沦为司马氏手中的傀儡。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孙司马炎接受魏帝禅让，建立了西晋政权。然而，晋王朝立国仅半个世纪，就在内乱和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土崩瓦解，中原地区再次陷入战乱。宗室瑯琊王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
公元5世纪初，东晋政权再次面临权臣的篡夺。420年，刘裕取代司马氏建立了刘宋王朝，历史进入南朝时期。就在东晋亡国后不久，东晋宗室成员的司马楚之从驻防的国境线上逃到平城，投靠了北魏王朝。据《魏书·司马楚之传》记载，投魏以后的司马楚之官拜“假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云中镇将军、朔州刺史”[7]，并受封瑯琊郡王，死后陪葬金陵（金陵为北魏前期帝陵的总称，在今山西省左云县一带）。不仅如此，投靠鲜卑政权的司马楚之还与鲜卑贵族通婚，娶王女河内公主为妻，生下了汉鲜混血的幼子司马金龙。因此，司马金龙身上的汉人血统占1/2。（下列世系表中，括号内的汉字为民族成分，阿拉伯数字为汉人血统比例，汉数字为鲜卑血统比例）
司马金龙的第一夫人是鲜卑民族的钦文姬辰。据《魏书·司马金龙传》及出土的钦文姬辰墓志铭记载，钦文姬辰是太尉陇西王源贺的女儿，也就是鲜卑乞伏文照（昭）王（直懃贺豆跋之岳父）之外孙女。源氏是鲜卑秃发部的后代，十六国时期其先人秃发乌孤曾在河西建立了南凉国，传三代至秃发傉檀时被鲜卑乞伏部所建的西秦所灭。[8]源贺即为秃发傉檀之子，后归顺北魏太武帝。钦文姬辰墓志铭中称其父“源贺”为“直懃贺豆跋”。“直懃”是鲜卑语“贵人”之意，也作“只斤”，特指王子或魏主子弟；“贺豆跋”即“源贺”，“豆跋”应当是“秃发”的异写。孝武帝推行汉化改革时，北魏皇室改“拓跋”姓为“元”，而与“拓跋”同源的“秃发”则赐姓为源氏。[9]志文显示，钦文姬辰墓铭镌刻于北魏延兴四年（474年），尚在推行汉化政策之前，使用的是鲜卑式姓名，而《魏书》编撰于汉化政策以后，用的是汉式姓名，故而两者在氏名的书写上存在着差异。
司马金龙与钦文姬辰生下司马延宗、司马纂和司马悦三子，他们身上的汉人血统就只剩下了1/4。
延兴四年（474年），司马金龙的第一夫人钦文姬辰去世，不久后，司马金龙续娶沮渠牧犍的女儿为妻，生下了司马徽亮。沮渠氏属匈奴，十六国至北魏前期曾在河西建立了北凉政权，沮渠牧犍即第二代北凉国王。[10]沮渠牧犍娶北魏太武帝的妹妹武威公主，所生女就是司马金龙的第二夫人（鲜匈混血）。可见，自司马楚之投魏以后，楚之、金龙父子先后与鲜卑拓跋氏、鲜卑秃发氏、匈奴沮渠氏通婚，司马金龙诸子的汉人血统都只剩下四分之一。其中，司马延宗、司马纂、司马悦是汉鲜（拓跋、秃发、乞伏）混血，司马徽亮则是汉匈鲜三族的混血儿。
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去世，葬北魏国都平城（今大同）。民族融合的历史车轮仍在不停地前进着，司马金龙后人的墓志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仅目前所知，与司马金龙家族有关的墓志还有以下几种：
图4 司马悦墓志（《文物》1981年第12期，图版肆）
墓志题“魏故持节督豫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渔阳县开国子豫州刺史司马悦墓志”，葬于永平四年（511年）。志首称：“君讳悦，字庆宗，司州河内温县都乡孝敬里人也。故侍中、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贞王之孙，故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司空公、康王之第三子……”（图4）可见志主即为司马金龙第三子司马悦。墓志未载司马悦的配偶，但称其“男降懿主，女徽贵嫔”，也就是说，司马悦所生子女与帝室联姻。
图5 司马显姿墓志（《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第四册》，第100页）
2.司马悦第三女司马显姿墓志
司马显姿是司马悦第三女，为北魏世宗宣武帝元恪的第一贵嫔夫人，正光元年（520年）卒，次年陪葬景陵。[12]墓志题为“魏故世宗宣武帝第一贵嫔司马氏墓志铭”，志首称：“夫人讳显姿，河内温人，豫郢豫青四州刺史、烈公之第三女也。其先有晋之苗胄矣。曾祖司徒瑯琊真王，垂芳迹于晋代。祖司空康王，播休誉于恒朔。父烈公，以才英俊举，流清誉于司洛……”（图5）
3.高雅墓志
河北景县十六国北朝时期为渤海郡蓨县，是渤海高氏的籍贯地。渤海高氏虽然比不上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这样的一流高门，但能与崔、李、卢、郑通婚，在当时社会上仍不失为豪门望族。高氏家族墓地位于家族墓地位于今景县城南15公里的野林庄和北屯乡一带，当地称“高氏祖坟”或“皇姑坟”，上世纪70年代曾进行过抢救性发掘，其中编号为M13的为高雅墓，葬于东魏天平四年（537年）。（图6）[13]
图6 高雅墓志（侧面）（《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图5）
高雅墓的葬俗比较特殊，由甬道、主室和东、北两个侧室组成。主室葬高雅及夫人司马显明，北侧室葬高雅次子高德云，东侧室葬高雅长女、北魏孝明帝嫔妃高元徽。出土墓志一方，志面刻高雅生平事迹，志侧刻“夫人河内瑯琊王司马金龙之孙，豫州刺史悦之长女，字显明，年四十九。大女，孝明皇帝嫔，字元仪，年卅二。第二息镇东府骑兵参军讳德云，字仲武，年廿一。”（图6）夫妻与子女合葬这种埋葬形式非常罕见，属于祔葬的一种。究其原因，或许与胡太后毒死亲身儿子孝明帝、引发尔朱荣屠戮宗室大臣的“河阴之变”以及东西魏分裂后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司马楚之、司马金龙父子的墓葬均在平城附近，而司马悦的墓葬却在洛阳附近的孟县，亦即司马氏的故里。这是孝文帝汉化政策的结果，按照当时的规定，原居住在旧都平城、后迁往洛阳的“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14]。而编号为景高M13是高雅夫妇合葬墓，葬于东魏天平四年（537年）。据出土墓志记载，主室葬的是墓主人高雅及其妻子司马显明。司马显明是司马悦的长女，亦即司马金龙的孙女。渤海高氏是“天下贵族”的十三姓之一，鲜卑的血脉通过这种方式，流入到另一家汉人世家大族的血管之中。
四
从北魏献文帝拓跋弘（465-471年在位）开始，北魏政府进一步实行改革的基本方针政策已见端睨。文成帝拓跋濬（452-465年在位）之后冯氏（冯太后，即文明太后，北燕宗室），在其孙孝文帝即位初年临朝称制，制定和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等一系列改革政策。孝文帝亲政后，太和十八年（494年）将都城从平城迁到中原文化的中心区域洛阳，改制的内容更加深入。包括变革胡服、禁鲜卑语、定籍贯和度量衡，定族姓，胡汉通婚，改姓氏、官制以及礼制等等，进一步促进了汉族与北方周边民族的融合。
实际上，民族的融合不仅仅存在于司马金龙等贵族身上，北魏帝室的混血现象更加明显。北魏前期所谓“子贵母死”规定，即“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企慕皆赐死”[15]，这使得多数鲜卑女子都不愿因所生子嗣被列为太子而身受杀戮，因此北魏皇帝的母亲大多是汉人出身。这样的现象，从北魏正式建国就开始了。据《魏书》帝纪与皇后传的记载，第一代道武帝拓跋珪的生母尚为北族的东部大人野干之女；第二代明元帝的生母刘贵人为汉人刘眷之女；第三代太武帝拓跋焘的生母杜贵嫔为魏郡邺城人、平阳王杜超之妹；未即位即薨的太子（恭宗）娶北族郁久闾氏生下了第四代皇帝文成帝；第五代献文帝的生母李贵人为梁国蒙县汉人；第六代孝文帝的生母李夫人为中山安喜汉人，第七代宣武帝的生母高夫人，为司徒高肇之妹；第八代孝明帝的生母胡冲华为安定人、司徒胡国珍之女。“子贵母死”的陋习，促使汉人血统快速进入了北魏帝室。以著名的孝文帝为例，他身上的鲜卑血液最多只有1/16，及其孙孝明帝就只剩1∕64了。其他帝室成员身上的汉人血统也当与之相近。司马悦之女司马显姿成为了孝文帝之子宣武帝的第一贵嫔夫人，而宣武帝身上的鲜卑人血统则仅占1/32。
孝文帝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利用政权的力量，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改革，大大促进了鲜卑民族的文明化进程。但是，这样的改革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副作用，这就是鲜卑民族的消亡。不久，因不满朝廷的“汉化政策”和贵族官僚的腐败，驻扎在北部边境六镇的鲜卑城民发动了叛乱。这场动乱导致北魏政权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不久后又分别为北齐高氏和北周宇文氏所取代。鲜卑文化虽然在北齐和北周两个政权下一时间得以复辟，但这些都只是暂时的现象，“汉化”的历史大潮已经无法逆转。公元577年，北周灭亡北齐；四年后，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589年，隋文帝杨坚派晋王杨广率军南下平陈。至此，分裂两个多世纪的南北朝重归一统，中国历史迎来了隋唐时代。
过去，我们常常对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津津乐道，然而，通过对司马金龙家族墓志的分析，北朝时期族群之间的交融，绝对不是单极的“汉化”，而是族群间的相互交融，即所谓的“民族融合”。正因为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进入隋唐以后，十六国以来活跃一时的鲜卑、匈奴、羯、氐、羌诸族，作为单独的族群已经淡出历史舞台。但是，他们的影响并没有因此消失，毋宁说是以另一种形式活跃着，甚至直接左右当时的政治。隋唐帝室分别自称弘农杨氏和陇西李氏之后，却有着普六茹、大野这样的鲜卑姓氏；独孤氏、长孙氏、萧氏等各种族群，都成为他们的联姻对象。他们的血管中必定流淌着汉人、鲜卑人，甚至其他各族群的血液。[⑯]另一方面，当时所谓的“汉人”也不再是两汉时期的汉人，“中国文化”也再不是秦汉时期的中国文化。经过多民族混血的新一代中国人——隋唐人，成为当时最为先进的隋唐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司马金龙父子几代人的经历，正是这一历史大潮的缩影。
[1] 〔日〕内藤湖南：《中国古代史》，《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筑摩书房，1969年。中译本见夏应元监译《中国史料通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 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3] 参见张丽：《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研究》，《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4] 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作者推测该墓应在太和十年（486年）前后，第15页。
[5]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宣帝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
[6] 参见毛汉光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7]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三七《司马楚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57页。
[8]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秃发傉檀载记》。
[9]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四一《源贺传》载：世祖“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第919页。
[10]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11] 尚振明：《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文物》1981年第12期，第45-46页，图版肆。墓志录文可参见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7—59页。
[12] 朱亮主编：《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墓志录文可参见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20—121页。
[13] 何直刚：《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3期，第23页。墓志录文可参见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322—323页。
[14]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七下《高祖纪》，第178页。
[15]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道武宣穆皇后刘氏》，第325页。
[16]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十九《杨忠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317页：（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页。
原刊《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感谢张学锋先生授权发布。文字与发表本或有出入，引用请查阅原文。
编辑：刘艺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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