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半岛汉墓的地理环境、考古发现与分布特征

[内容提要]辽东半岛汉墓是汉文化以海路为主要传播途径,全面输入辽东半岛,形成繁荣的城市文明的产物。汉文化以此以辽东半岛为基地和跳板,北传东北腹地、东传朝鲜半岛。汉墓主要分布在辽东半岛西部靠近渤海的河流冲积平原和海积平原,以辽阳盖州、旅大为中心形成三大汉墓区,黄海海岸汉墓数量则相对少得多。魏晋以降,伴随着汉族人口的迁徙,汉墓所占比重大量减少。

[关键词]辽东半岛汉墓 地理环境 考古发现 分布特征

自1905年以来,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辽东半岛地区的汉墓群不断被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辽东半岛发现的汉墓已达数十组群,汉墓的单位数量可达数千座,墓中所出土的各类文物达数万件。这些发现,说明辽东半岛区域继战国燕秦之后,汉族群体再度举家、举族,倾邑、倾城,从中原迁徙到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其中辽东半岛便是这些汉族群体重要的集聚区汉墓中出土的丰富文物表明,汉人长期在这里繁衍生息,过着富裕稳定、和谐美满的生活。在汉墓群附近还发现了为数众多的汉代古城,表明这些汉墓群与汉代古城构成了两汉时期辽东半岛居民所经历的生存与死亡的完整过程。这些汉墓的存在,证明辽东半岛的汉化过程在两汉时期已经完成。

一、辽东半岛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概述

辽东半岛地区指的是中国东北大陆最南端伸入黄海与渤海之间的山岬半岛地域。辽东半岛的左翼隔黄海与朝鲜半岛遥遥相对,半岛的右翼则是中国境内最大的内海——渤海。渤海的西端就是中国自辽金时期以来的政治统治中心——京津地区。一般来说,辽河河口鸭绿江江口平行的直线分辽东半岛北端的切线的标准,如今其行政区划则是属于中国辽宁营口市的盖州、大石桥两市,丹东市所属的东港市凤城市鞍山市所属的岫岩满族自治县以及大连市所属的庄河普兰店瓦房店三市及大连的全部辖区。但在对辽东半岛古代文明的研究中,还往往将辽阳与鞍山大部分地区划入其中。辽东半岛面积为2.94万平方公里,在中国三大半岛中的面积仅次于山东半岛,人口约900万。半岛的北部宽约150公里,由北向南渐窄,南端为大连市旅顺口区老铁山

辽东半岛上的地貌特征主要是以山地为主,属于长白山千山山脉向南延伸的山麓。因为地下水储藏丰富,半岛上的河流发育良好,水系密布,主要河流有大清河、熊岳河、复州河、碧流河、大洋河、鸭绿江等。半岛上古老的变质岩风化成波状丘陵,沿岸海蚀崖、岩滩、岬角众多。近海处的众多的岛屿环绕着半岛分布成环状的外环岛屿链。地貌结构的基本轮廓是中央高,向东、西、南三面呈阶梯状降低,并直达黄渤海滨。从半岛的中央部位向两侧依次排列着中山、低山、丘陵和海滨平原等地貌类型。长白山系——千山山脉及其余脉(北起连山关,南至老铁山)纵贯半岛的南北,构成了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山脊。整个半岛呈现出北高南低,南窄北宽的地势,半岛的大部多为山区和丘陵所覆盖。半岛北部的绵羊顶子山、老黑山、步云山等山峰的海拔在1000米以上,其余大多数山峰的高度为海拔500-1000米不等。半岛南部则是低山区,如大黑山、小黑山、城山、当石山、龙潭山等山峰,在丘陵中呈岛状分布,其中大黑山为辽东半岛南部的最雄险崎峻的山峰,控扼着黄渤海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交通命脉。

辽东半岛的平原面积较小,且分布零散,类型多样。河流的中上游有狭窄的河谷平原,较大的河流下游河谷及河口地带分布有较大面积的河谷平原及三角洲平原。山前则分布着规模不大的洪积平原;在较大的海湾附近分布着海积平原。总观辽东半岛,多山地丘陵,少平原低地,海岸曲折,气候湿润。

辽东半岛同时处于东北地区两大流域——辽河流域和鸭绿江流域的结合地带,也处于环渤海地区和环黄海地区的交汇之地。正是由于辽东半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其历史文化不仅兼备了辽河流域和鸭绿江流域古代文明的特征,同时是环渤海与环黄海两大地区文明的融合之地,还集聚了其自身的半岛文明、海洋文明和山地文明的特色。因此,辽东半岛的古代历史遗迹及其所表现的文明特征也异常丰富和复杂。自旧石器时代以来,辽东半岛古代文明始终未曾间断,汉族、秽貊、高句丽契丹、女真、满洲等古代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交往融合。特别是在汉代,辽东半岛首次形成了繁荣的城市文明。

在辽东半岛南部与山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密集的庙岛群岛,在靠近辽东半岛东南部的环黄海海面上,则分布着与辽东半岛海岸线走向一致的长山群岛,包括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等重要岛屿,并向东连接庄河河口外海的石城列岛、鸭绿江口外海的大鹿岛,进而一直延伸到靠近朝鲜半岛西北海岸的西朝鲜湾。这些天然形成的岛链为文化和文明的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辽东半岛也因此成为东北最早接受中原文化的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始,来自山东半岛和中原腹地的文化便伴随着远古人类的迁徙泛海而来,在今大连、丹东地区发现了具有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特征的黑陶制品玉器等。秦汉以来,中原汉文明更是全面系统地涌入辽东半岛,其南部主要受到通过岛链形成的海上陆桥传播的影响,北部则受到了以锦州为中心的大小凌河流域汉文化向东和东南扩张的影响,但受环渤海沿岸陆路大“C”形走向的制约,中原汉文化向辽东半岛的传播方式始终以距离较近的海路传播为主。因此,汉代大连地区较辽东半岛其他地区率先步入城市文明的繁荣期。辽东半岛汉代文明进一步向外扩散传播,主要沿两条路线:一是向北沿太子河流域和浑河流域,越过辽东地区的龙岗山脉和哈达岭进入今柳河东丰辽源四平吉林市等地,即松花江水系的上游流域,与定都于吉林市东郊东团山和南城子一带的夫余国文明碰撞融合,形成了带有浓厚汉文化色彩的夫余文明,吉林市帽儿山夫余墓地中出土的大量汉文明特征的陶器、漆器、铜器、铁器、丝织品等,便是汉文明向北传播进入松嫩平原的实物证据;二是沿黄海海岸和环黄海北部的群岛链,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北部。汉文明向朝鲜半岛的传播,除民众自发迁徙外,汉武帝设置“汉四郡”管辖辽东和朝鲜半岛,则是促进汉文明东传朝鲜半岛最重要的助推器。汉文明伴随着行政管辖得以源源不断输入朝鲜半岛,形成了以贞柏里、石岩里、土城洞等汉墓群为代表的“乐浪古坟”。有学者指出,乐浪汉墓中存在着土著文化因素、故燕文化因素、东北汉文化因素与东南沿海汉文化因素,从中可看出汉文化的传播情况。由此可见,辽东半岛承担着汉文化由中原进入东北腹地和朝鲜半岛的基地和跳板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文明“贮存地”和中转站。

辽东半岛上自古以来就拥有发达的交通路网,沿黄、渤二海的海积平原、河流冲积平原以及半岛腹地的河谷均为人类生存与迁移提供了天然的交通孔道。如今,由沈阳——大连、营口——大连、丹东——大连、丹东——沈阳形成的三角形高速公路网和铁路网以及以大连为核心的通往国内外的航空、海运、陆海联运的陆、海、空立体交通网络已经形成。辽东半岛以大连为中心形成的大连—营口—丹东的经济三角区,是中国东北地区未来最有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域。辽东半岛的南端与山东半岛的直线距离只有65海里。目前,连接辽东半岛旅顺羊头洼港与山东半岛的海运铁路与客货滚装船均已开通。此外,由辽东半岛的大连通往日本韩国以及国际海运远洋航线也已经开通。辽东半岛正在成为中国东北经济开发的先导区。

二、辽东半岛地区汉墓考古发现与发掘的历史沿革述略

辽东半岛的汉代墓葬,从1905-2015年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不断被发现。从沈阳、辽阳一直到大连地区,在南北约400多公里的垂直范围内,沿着渤海和黄海分布着数十座汉墓群。从1905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营口市熊岳城发现汉墓开始,到近几年来在大连营城子、金州新区董家沟、普兰店姜屯、辽阳苗圃等地发现数百座汉墓,辽东半岛发掘的汉墓数量数以千计,汉代古城及聚落或村落遗址也同时在汉墓区附近被发现,说明两汉时期辽东半岛居民公共墓地的选择,始终没有远离他们生前的居住区。他们极力把生前的生活场景再现于死后的墓室中,反映出他们死后再生及灵魂不灭的思想。

1905年,正值日俄战争结束,日本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的派遣,赴辽东半岛进行考古调查,于营口熊岳城镇发现了汉代花纹砖室墓。

1908年,日本人在大连董家沟发现了汉代墓群和汉代花纹砖。

1910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滨田耕作、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富冈谦藏、小川琢治对旅顺刁家屯汉代花纹砖墓进行了调查。

1912年,滨田耕作等在旅顺刁家屯发掘了五室花纹砖墓。

1918年,八木奘三郎发掘了辽阳迎水寺汉代壁画墓

1920年,滨田耕作、岛田贞彦在旅顺南山里发现了东汉墓群。

1928年,滨田耕作、岛田贞彦在熊岳城和芦家屯发现了花纹砖墓。

1931年,关东州厅博物馆组织发掘了大连营城子沙岗附近的花纹砖墓。

1931年,日本学者在大连旅大北路西30里发现了营城子沙岗子东汉壁画墓。

1932年,三上次男等在金县大岭屯和王家屯发现10座花纹砖墓。

1932、1938、1940年,大连董家沟河两岸先后发现12座汉墓及花纹砖墓。

1935年,辽阳北园发现汉壁画墓。此墓由日本东京帝大文学部组织发掘,出土资料仍保留日本东京大学。壁画摹本由沈阳博物馆接收。

1953年,鞍山市发掘海城汉代古墓,为长方形砖墓和石室墓。

1954年,东北博物馆在辽阳市东唐户屯清理213座汉墓,有石椁墓、瓮棺墓。出土文物6260件。

1954年,在旅顺的刁家村、土城子、李家沟、营城子发掘汉代贝墓50余座,出土大量冥器。

1954年,在大连营城子发现两座汉墓及花纹砖墓。

1954年、1955年,东北文物工作队在辽阳市三道壕清理348座儿童瓮棺墓。

1954年,大连市文化局对营城子汉墓进行清理,贝墓41座,砖墓9座、石板墓2座。

1955年,东北文物工作队清理辽阳市三道壕西汉6处村落遗址。发现水井11口、砖窑7座,文物19万余件。

1955年,东北博物馆在辽阳市北三道壕发现2座壁画墓。

1955年,旅顺博物馆在旅顺三涧堡清理汉砖墓一座、贝墓3座、贝砖石墓1座,出土器物60多件。

1955年,旅顺博物馆清理旅顺尹家村1座单室砖墓,出土陶器12件、漆器2件。

1955年,东北博物馆清理辽阳县亮甲区一批墓葬和遗址,清理墓葬7座、灶址1处、灰坑2个,石器、陶器、铁器及陶片1149件。

1956年,旅顺牧羊城附近老铁山下的农庄发现古井,井底发现汉代陶片、残鹿角

1956年,旅大市文化局在旅大市劳动公园发掘了一座汉代长方形砖室墓,出土陶器及饰品10余件。

1957年,在辽阳县南雪梅村发掘壁画墓及石室墓,壁画墓已经盗掘破坏。

1957年,旅顺博物馆发掘李家沟村墓葬30座,贝墓26座、砖墓4座。出土陶器、石器、铜器数量较多。

1957年,辽宁博物馆发掘了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墓室内主要墓壁均绘有壁画,内容有门卒、宴饮、车骑、楼宅、车列、流云、装饰图案等,线条粗率豪放,色彩朴素单纯。

1957年,旅顺博物馆清理了营城子两座花纹砖石板墓。

1958年,旅顺博物馆在金州县卫国乡发现一处汉代墓葬群。

1972年,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和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发掘营口市熊岳镇九垅地乡东达营子一号汉墓。遗物多为陶器。

1972年,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和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发掘了鲅鱼圈乡草房一号汉墓。墓室内尸骨零散,发现鸡、牛骨。陶器破碎。

1974年,营口市文物组与盖县文化馆对盖州熊岳镇墓葬进行清理。随葬均为陶制明器,共31件。

1975年,辽宁新金县马山发现一座汉代贝墓,出土陶器若干件。

1975年,旅顺博物馆及新金县文化馆清理了普兰店花儿山公社汉代贝墓群,出土绳纹瓦、铜镞带钩及货币。

1980年,旅顺博物馆清理了位于大连前牧城驿的两座东汉墓。

1983年,辽宁省博物馆对辽阳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进行了发掘,随葬品与遗物十分丰富,陶器62件。

1986年,大连市大连湾乡发现了一座西汉贝墓,出土灰陶器4件。

1988年,大连市考古队对营城子镇沙岗子两座汉墓进行了清理。

1989年,大连市考古队在瓦房店市马圈子村东北发掘清理了4座汉代石板墓。出土陶、银、铜等遗物70件。

1989年,大连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清理了位于瓦房店市马圈子村东4座汉代墓葬。随葬器物有陶器、银器、货币等

1989年,营口市考古工作者在盖县陈屯乡、双台乡、九寨乡、九垅地乡、芦屯乡、归州乡、沙岗乡、团山子乡、城关乡、青石岭乡、太阳升乡,营口县虎庄乡、博洛铺乡、大石桥乡、百寨乡、汤池乡、官屯乡、周家乡、老边区柳树乡等地发现了大量汉代墓葬。

1990年,鞍山市博物馆发掘鞍山北陶汉墓2座,均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出土陶器、铁器、铜饰品、五铢钱、工艺品等。

1992年,大连市文管所、旅顺博物馆在旅顺大潘家村清理了3座打破新石器时代文化层的西汉墓葬。

1993年,金州博物馆对已残破的大连董家沟东汉墓进行清理,随葬品全为陶器,共24件。

1994年,金州博物馆对董家沟村南砖室墓进行清理。随葬品均为陶器,共26件。

1994年,在瓦房店陈屯发掘汉魏时期墓葬171座,其中多为瓮棺墓。

1995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辽阳市文管办对辽阳太子河区兴隆村两座墓葬进行清理,随葬皆为陶器。

1999年,大连市对大连沙岗子农科院汉墓进行发掘。随葬器以陶器为主,多已残破。

2002年,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营城子沙岗村双洞桥疏浚河道工地发现的两座汉墓进行清理。出土器物50余件。

2003年,大连市文化局文物处组织大连地区考古工作者在营城子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汉代墓葬数十座。

2004年,大连市文化局文物处组织大连地区考古工作者在营城子继续进行考古发掘,共发掘汉代墓葬180余座,其中M76号墓出土了金质联珠十龙纹带銙。

2005年,大连市文化局文物处组织大连地区考古工作者在董家沟对汉代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汉代墓葬6座。

2005年,在营城子汉代墓葬附近又发现汉代墓葬群。

2006年,大连市文化局文物处组织大连地区考古工作者在董家沟对汉代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汉代墓葬20余座。

2006年,营口市博物馆盖州市太阳升办事处沙沟子村发现一座绳纹砖多室墓,是营口地区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大型绳纹砖多室墓。又在太阳升办事处光荣村,发现有8座墓葬,其中M1未掘,M4为砖筑单室墓,其余六座均为贝壳墓,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器物,其中罐、钵、壶等实用器占较大比例,具有西汉早期墓葬风格。

2007年,大连市营城子汉代墓葬群又有新的发现。

2008年5-10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辽阳苗圃汉魏墓群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发现石板墓18座、砖室墓2座,出土陶器、青铜器及金银器等各类遗物约600多件。

2010年,辽阳市河东新城回迁楼施工工地发现一座东汉时期的壁画墓,辽阳市文物保护中心查看破坏现场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201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普兰店市皮炮高速公路姜屯段占地区域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发掘汉墓212座。

2014年5月,辽宁省文物考古所第二次对辽阳苗圃汉魏遗址进行发掘,共发现土葬墓48座、石室墓43座、砖石混筑墓1座,共出土400余件珍贵文物。其中有4座汉魏壁画墓为上世纪初以来首次发现。

2015年从4月中旬-11月中旬,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三次发掘辽阳苗圃汉魏墓地,发掘汉魏时期墓葬141座。截至目前,苗圃墓地共发掘墓葬300余座。

三、辽东半岛汉墓的分布特征

一百多年来,从辽东半岛地区所发现的数十座汉墓群的地域分布上看,汉墓群的分布主要集中在辽阳、营口、大连这三个现代地级市行政区内。如果从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方面分析,则主要是辽阳地区的太子河流域,靠近渤海海岸沿线的辽河下游、大清河下游、熊岳河下游、复州河下游、鞍子河下游和普兰店平安河流域以及辽东半岛南端靠近渤海的老铁山、刁家村、营城子附近。除此之外,在靠近大连湾、大窑湾、小窑湾以及得胜街道和大李家街道附近的黄海沿岸和青云河下游,也都发现了汉墓,其中较为集中、数量较多的汉墓群则是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董家沟镇。值得注意的是,从大李家、登沙河街道一带向东经过大连庄河市,直到丹东市的东港市(原东沟县)的黄海沿岸却很少发现汉墓。这说明了辽东半岛的东部靠近黄海的汉代居民的人口数量,显然较之西部地区靠近渤海的居民人口要少得多。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加以解释,辽东半岛的西部是两汉时期发达的经济贸易区和生活聚居区,而东部地区则相对落后。丹东地区虽然发现过汉代西安平县故址——九连城镇叆河尖古城,但汉墓还很少见。归纳起来,辽东半岛汉墓的分布主要有如下几个特征:

其一,汉墓的分布是以辽东半岛的西部靠近渤海的冲积性平原为特征。所谓冲击性平原,是指由河流迁移和洪水泛滥冲击而形成的平原。这种平原通常有很厚的河流沉积物,在靠近渤海的地方有大清河、熊岳河、复州河等一些较大的河流的下游两岸,发育了比较宽阔的河漫滩,构成了河漫滩冲积性平原。在盖州附近和熊岳平原附近都有较大的河漫滩冲积性平原的分布,例如以九垅地为中心的熊岳平原就是由熊岳河、冷水河等河流冲击而成,这一带也恰恰就是汉墓分布的中心区之一。

其二,汉墓的分布是以辽东半岛海积平原为特征。所谓的海积平原是由海积作用形成的平原,主要由海积物所构成。辽东半岛的海积性平原比较普遍,它包括三角洲平原和泻湖平原。这些平原都是近海或临海。从鲅鱼圈至李官村一带有狭长的海积平原,而泻湖平原则包括白砂湾、复州湾、普兰店湾、金州湾、营城子湾、大连湾、大窑湾、小窑湾等等。这些海湾多是在两个岬角之间发育了砂堤,海湾被砂堤封口成为泻湖,后被淤积形成泻湖平原。在上述的海积平原和泻湖平原地区集中而广泛的分布着汉墓群和居住区。

其三,汉墓的分布是以辽东半岛的西部为主要区域。这一带主要靠近渤海和辽东湾,邻近山东半岛地域,是中原地区与辽东半岛地区距离最近、联系最为紧密、交通最为便捷的地区。从辽东半岛西部靠近渤海的任何一个海湾与河口都是重要的出海口,从渤海沿岸顺着黄渤海结合部的海流,一直可以到达山东半岛。如果乘木帆船顺风一天便可到达登州海岸。

其四,汉墓群的分布多与汉代古城同处一地。说明汉墓距离生活区的距离较近,且已经存在严格的城市布局和规划区。在规划区内把公共墓地作为城市的专门用地是比较科学的。此外,汉墓中所采用的大量有一定规格的修墓砖以及墓室中所陪葬的一些陶冥器,说明当时有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种或技工群体。

其五,辽东半岛汉墓群以辽阳为中心,分布最为密集。主要分布在城北太子河流域沿岸的冲积平原,多数分布在以望水台、三道壕(冶建)、北园合围的三角区域内,城南则以鹅房到东门一带为主,太子河区曙光镇苗圃墓地则是辽阳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类型最丰富的汉魏时期墓地。近年又在太子河区河东新城建筑工地发现了一座很可能是东汉晚期公孙氏贵族墓葬的大型石板壁画墓。从整体来看,辽阳汉墓的形制、规模都较营口、鞍山、大连地区更加恢宏与发达,种类也更加丰富。尤其是大批彩色壁画石板墓更显得高贵和华丽,其壁画内容所反映出的社会场景和生产、生活等内容十分丰富。由此可见,辽阳作为两汉时期辽东地区的政治统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其六,辽东半岛汉代贝墓系统主要分布在半岛沿海地区,具有鲜明的海洋性特征,为辽东半岛沿海所特有,特别是以大连地区为其核心分布区,盖州亦有较广泛分布,后逐渐扩散至辽西锦州、山东长岛县等地。东汉时期逐渐为砖室墓或砖室内积贝墓所取代。辽阳地区则以石板墓和石椁墓等石构墓葬为主体,并伴有一定数量的砖室墓、砖石合筑墓等。

其七,大连地区亦不乏高等级墓葬,如绘有“羽化升仙”壁画的营城子镇沙岗子东汉墓,出土金质联珠十龙纹带钅夸、青铜器、兽钮铜印、玉剑璏等文物的营城子M76,出土了成套鎏金明器车马具、鎏金铜管饰、鎏金铜贝鹿镇的姜屯M41,出土了精美玉覆面、水晶质耳塞的姜屯M45,结合大连地区十余座汉代古城的发现,说明大连亦是汉代辽东半岛重要的都市文明的中心。

其八,辽东半岛汉墓群的分布主要有三个较为集中的地区:以辽阳石板壁画墓为代表的高等级汉墓区,以营口盖州地区为中心的汉花纹砖墓和铭文砖墓区,以大连地区为代表的绳纹砖黑白线描壁画区。近年大连姜屯汉墓的发掘揭示了大连地区亦是重要的花纹砖墓分布区。各个区域中的汉墓壁画并非单一的形式,在汉墓群中分布着种类繁多的汉墓形制。其高贵华丽的墓室与平民墓室同处一个墓地的现象,说明汉代的辽东半岛的墓群实际上是公共墓地,平民、贵族、商贾不分贵贱可购买同一个墓地,只是在墓室的修造规格、占地面积及随葬品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

结语

综上所述,辽东半岛汉墓是汉文化以海路为主要传播途径,全面输入辽东半岛,形成繁荣的城市文明的产物。汉文化进而以辽东半岛为基地和跳板,北传东北腹地、东传朝鲜半岛。自1905年日本鸟居龙藏博士在熊岳发现汉代花纹砖墓以来,考古学家在辽东半岛业已发现了数千座汉墓,数万件文物。这些汉墓主要分布在辽东半岛西部靠近渤海的河流冲积平原和海积平原,以辽阳、盖州、旅大为中心形成三大汉墓区。黄海海岸汉墓数量则相对较少。曹魏时期,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与曹魏大军屡次发生交战,曹魏大军纵兵屠掠辽东城,并强迁辽东军民南迁入中原。孙吴大军亦趁机掳掠人口。战争与杀掠使辽东半岛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同时,两汉时期发达的城市农耕文明和稠密的人口,过度消耗了辽东半岛的淡水、动植物资源,导致自然生态的恶化,因而汉族人口也纷纷渡海南下山东半岛,《三国志·魏志》载“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一些县治也随着人口的迁徙被侨置于山东,遂出现了新汶县、新沓县等侨置县治。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魏晋以降,汉文化墓葬大量减少,唯有辽阳地区还勉强延续着昔日的繁华。

作者简介:

王天姿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吴博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转载自 《东北史地(学问)》 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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