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个大型西汉村落遗址——辽阳三道壕

开篇:在今辽阳市北郊韩夹河村西有一个自然村叫三道壕,1955年由考古工作者在此清理出了我国第一个大型西汉村落遗址,遗址对研究二千多年前汉代辽东地区农村的生产、生活、葬俗等情况,具有重要价值,三道壕西汉村落因此也蜚声中国考古界。

1955年春,由辽宁省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主持,在三道壕村方圆一万多平方米的面积内,共清理出 居住址6座,包括房址和土窖、畜栏、厕所、猪圈、水井等附属建筑。宅院都是独立门户, 多向南开门,每户宅旁有菜园,菜园旁有水井,一般深4--5米。水井的构造有两种,一种是陶管井,另一种是用木板作方形井壁,用石板铺井底的土井。村中还有七八个砖窑和 长约190余米、宽7米的石铺大道两段。路基高于地表,路心明显高于路边,道路两侧设有水沟、壕棱等附属设施,路面有明显的并行大车辙痕。这条石筑路面,是东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铺石大道。

三道壕村落遗址共出土文物3000多件,其中,以农业生产工具最多,有铁铧、铁铲、铁锄、镰刀等,还有部分兵器如铁刀、铜镞等以及钱币、装饰品等。在一处房址内还出土一堆经过火烧的炭化高粱粒,或是当时人们的主食。

在所有出土文物当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几个巨大的铁铧。该铁铧底长40厘米、宽42厘米、高13厘米,重达19公斤。这种铁铧犁,可以加深牛耕的破土深度,更好地疏松土壤和保墒,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它是西汉时期辽东地区冶铁技术和农耕水平的典型代表。该铁犁铧后被命名为“辽阳大铁犁”,收录在《中华农器图谱》第一卷当中。

经考古专家断定,该遗址的存在年限为公元前230年至公元20年左右,共延续了约250年。

在三道壕地区能有如此大型的西汉村落遗址保留下来,说明当时此地适合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但后来从唐代一直到辽金元时期,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发掘,该地区再也没有发现人类居住的记录和痕迹,而仅仅是当作世家大族的墓地了。在辽阳博物馆保存的明代辽东都司官员墓志中,即有多块出土于三道壕村及其以西的北园村一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是后来因为太子河河道不断西侵,加上该地区地势低洼,水害频繁的缘故。如《金史》记载:“海陵王正隆六年(1161), 东梁水涨溢,暴至城下,水与城等,决女墙石罅(xià),中流入城,湍激如涌,城中人惶骇,上(完颜雍,时任东京留守)亲登城,举酒酹( lèi) 之,水退” 。又如《全辽志·重修辽阳内城记》记载:嘉靖三十七年,太子河暴发洪水,辽阳北城墙因大水而倒塌。辽阳城北一带的水患,一直到近现代仍然存在,因为地势低洼,主要是洪水倒灌。

在三道壕村落遗址中,能有如此众多的百姓日常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出土,说明当时的居民离开家园时,是在一种突发的、不可抵御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一去不复返。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辽阳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王成科:“铁质农具当时是比较珍贵的,能有如此大量的铁器出土,说明当时当地居民肯定是遇到了不可抗拒的突发事件。”

在博物馆碑林里,还有一个明代特征非常明显的巨大的石龟,即是2001年从三道壕村地下被发掘出来的。但奇怪的是,该石龟品相完好,不像其它的明代石刻文物那样风化严重,说明它很早就被埋入地下了。能将它埋入地下的能量,只能是来自于洪水。

辽阳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王成科:“作为明代的文物保存的比清代的还好,因为它被埋于地下。”

清代以后,随着闯关东的移民越来越多,加上自康熙年间起,官府即组织太子河沿岸的居民修建堤防,辽阳城北以及三道壕一带又逐渐形成村落。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清朝初年,辽阳城北韩夹河、萧夹河一带还是太子河中的岛屿,夹河之名,也因此而得。

关于三道壕的得名,历代史料中没有记录。但仅从字面上分析,在当时的辽阳城北则至少就有三道壕沟。据明代《昭信校尉吴振墓志》记载:吴氏家族墓地原在辽阳城北“中坝屯”,后因该地“冢多地狭”,而迁葬于“安定门外城东南四里许地”,即今曙光村一带。由此可以推测,在明代的辽阳城北即可能修有防洪堤坝,而且还是前、中、后三道。按照有坝就有壕的规律,明代的“中坝屯”是不是紧邻“二道壕”的村屯呢?进而与后来的三道壕村存在前后的联系呢?还有待于历史和考古工作者的继续考证。

审核:王爽 姜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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