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的红山文化有多少，手里有红山文化物件
谢兄邀请！
就敝人收藏的经历，谈些肤浅的经验，以期对红山玉器爱好者，有所帮助。
1许多人对红山玉总存在拙的预判。认为加工工具的原始，其艺术成就一定也拙劣，这是天大的误区。真实的底相是，红山玉器在追求极简极素的造型上表现极美，这一点，只有宋人在其五大名瓷中，略会其意！深究其底层原因是，当时的先民是用灵魂在与古玉与上天与大地共震，才能有这些吊打明清玉器的东西，才能有这些惊世骇俗的艺术品面世，他们是用生命在雕琢！
2在鉴定上，许多人都是用明清玉器或者中古玉的鉴定方法去强套史前玉器鉴定。首先，玉器入土5000+年，其改变是深刻的，是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能充分认识这一点，后面的路，好走许多！这一点，也是仿品想在极短时间内，走出五千年漫长的路，永远无法实现的！举个例子，人们用做脏做沁来仿旧，就永远无法达到古玉的熟。这种熟旧感，是地下环境五千年漫长浸蚀的结果。为什么高手在很远的地方，一眼判真，说明有些特征是仿品无法做到的！其次，地下环境对古玉的改变是有规律的。多上手真品，不行就去博物馆多看真品，找规律，才是王道。什么料工型沁韵五点一票否决法，对史前玉器，真是大放臭屁，臭不可闻！
下面发几个红山文化玉器图，你看看有多美，就知道红山玉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有多高！
玉是成年人的神话，更是老男人的玩具。有了些年岁，有了些经济基础，心比年轻时要静，困惑逐渐减少，有了探寻本源追求原始美的冲动。没想着以收藏致富，没想着捡个千百万的大漏。买着，琢磨着，当有感悟时，欣喜着，快乐着，手舞足蹈。文化传承就在这样不知不觉中积累.延续。虽然有痛，但快乐是主弦律。每每欣赏红山玉器，都是对心灵的放飞。都有一种拥抱自然，亲吻大地的冲动。正是这块热土孕育了炎黄子孙，激发出对璀璨中华文明的自豪与热爱。
上一篇讲述的古玉的色彩，其实古人对彩玉的追求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我常感叹古人识玉之准，选料之精，雕磨之细，简单几个凹凸面，几条最普通的阴刻线，就能抓住动物.人物的神髓。让我们今天看到能够触及灵魂的艺术之美。在红山古玉面前，什么西方的雕塑.绘画都显得那么苍白与微不足道，我们的祖先在五千年前就已经雕琢出富有生命活力的动物.人物形象，中华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的重要源泉。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几张图片，试着分析一下。
图一.红山文化太阳神。河磨玉质，个人认为红色为浸色，有可能就是赤峰.地区红色土壤所致。
图二.河磨绿玉质，红浸。具体这一形象表现的是什么，有请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图三.还是红山太阳神，但这一件不是河磨玉质而是和田玉质。看似无浸其实满水浸，玉内遍布象碎米粥一样的白点，行内称之为“饭渗”。目前国内学界一致认为和田玉出现在商代，而实际上和田玉使用的时间要远 于商代。在红山晚期确实出现了和田玉质的红山文化形象的玉器，行内把这类玉器称之为“泛红山”。其实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收藏界，到底古人怎样把和田玉从新疆运过来或者是当地出产这种透闪石的（绝非透闪石的河磨玉）美玉，这是个没人能回答的问题。
图四.河磨绿玉质。这是一个什么动物，是龙吗亦或是蚕？在管状物中间是中空的，我们知道任何工具是不会拐弯的，古人费这么大的劲到底要表现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正是红山古玉最迷人的地方，它可以解放你的想象力穿过几千年的时光隧道任你遨翔，去玩味体会先人的内心。
图五.岫玉质。黑色浸色，打灯看玉为绿色。个人认为这是远古的一位大神，或者是大部落的一个族长形象。
图六.岫玉质。个人认为严格的说它不属于红山文化，但它是与红山文化并存的其它玉文化。表现的是大巫在祈祷国富民丰。
图七.河磨黄玉质。工极为简练却表现出鹰展翅飞翔的神姿。
八.河磨青玉质C型龙。几抹艳红的浸色增加了龙的神魂。
图九.河磨绿玉质玉猪龙，中规中距红山文化典型器。
逐件说完这几件红山玉器我们重新打量它们，不难发现红山先人对色彩的执着。古语讲:美石者为玉。这些就是红山先人眼中的美石啊。
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红山文化遗址发 红山文化
此件玉龙的具体用途尚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龙体背正中有一小穿孔，经试验，若穿绳悬起，龙骨尾恰在同一水平线上，显然，孔的位置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考虑到玉龙形体硕大，且造型特殊，因而它不只是一般的饰件，而很可能是同我国原始宗教崇拜密切相关的礼制用具。
红山文化玉龙曾有“中华第一龙”的称誉，虽然此后我们又发现了更早的龙形的踪迹，但红山玉龙的典型意义仍不容置疑。中华民族向以“龙的传人”自居，龙的起源同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紧密相关。红山玉龙对于研究我国远古的原始宗教，总结龙形发展的序列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从这一点上来看，怎样估价红山玉龙的文化价值均不为过。
玉龙墨绿色，体卷曲，平面形状如一“c”字，龙体横截面为椭圆形，直径2.3～2.9厘米。龙首较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眼突起呈梭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颈背有一长鬣，弯曲上卷，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鬣扁薄，并磨出不显著的浅凹槽，边缘打磨锐利。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值得注意的是，玉龙形象带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
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还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较为光洁，这都表明了当时琢玉工艺的发展水平。
红山玉龙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圆润流利，生气勃勃。玉龙身上负载的神秘意味，更为它平添一层美感.
参加中国玉文化玉学第四届学术研讨会的专家认为，在辽河流域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堪称“中华第一龙”。
据介绍，这种玉龙呈勾曲形，高26厘米，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鬣，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龙”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副研究员刘国祥认为，红山文化玉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具龙形的龙。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活动于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部落集团所创造的文化类型，继红山文化玉雕龙被确认后，在距今超过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发现了一条长约19．7米、用红褐色石块堆砌、摆放的龙。
辽宁师范大学文博系教授田广林认为，红山文化的发现证明“龙”在辽河流域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而兴隆洼文化的发现，则把中国人崇龙的历史上推到8000年前。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说：“除年代早以外，辽河流域的龙，还形成类型多、成系列等特点。”辽河流域考古发现的早期龙可分8个类型，按年代早晚排列大致为摆塑型、浮雕型、木雕型、刻画型、彩陶型、泥塑型、玉雕型和彩绘型。
据田广林介绍，中国人崇龙礼俗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近年来，河南濮阳发现过有六七千年历史的蚌塑的龙，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遗存中也发现过距今5000年前的鲵形龙，但这些都是龙的初级形态。
郭大顺认为，在辽河流域出土的玉龙形象，证明了龙确是多种动物的结合体，而且确知这些动物原型中有猪、鹿、熊和鸟。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经过人们不断地艺术加工提炼最终定型。
田广林说，红山文化玉龙是中国崇龙的最标准形态，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崇龙礼俗的最终形成。从崇拜各种动物到统一到玉龙，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基本过程。
他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龙文化、玉文化的一个直接根系，是中国拥有5000年文明的基本标志。
龙在中国百姓心中是吉兆、智慧的象征，也是人与天、神沟通的媒介，被赋予了主宰风雨、载人升天、降临祥瑞等等神奇功能。在中国古代，龙还被引入到古天象学、命理学以及帝王政治等领域，被赋予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有些学者将“中华第一龙”归为“马型原龙”，其理由是它“马首蛇身”，
而另一些学者则争辩说这也是“猪型原龙”的一个变种，可惜遗憾的是，这
种“马型原龙”迄今为止仅仅发现一块类似品，而且是从一个农民手中购得，
缺少旁证，种种争辩也就变得莫衷一是起来。不过单从玉龙的形状上来看，
还是很象马的，这些从下面所介绍的“猪龙”对比即可看出。
所谓“猪龙”顾名思义，就是“猪首蛇身”的龙，在红山文化的遗址上，
曾经挖掘出大量的“猪龙”，其中最出名的应属在赤峰巴林右旗和牛河梁出
土的两只。和“中华第一龙”相比，它们有着明显的特色——“猪”的特色：
猪龙们普遍体形较小，并且扁圆厚重，给人一种“胖嘟嘟”的感觉；从纹理
上看，它们有着和猪一样的大耳朵、圆鼻孔以及环型纹，有些还有野猪的獠
牙，这些特征，都是“中华第一龙”所不具备的；同时，在整个造型上，除
了都是“C”型之外，“猪龙”和“中华第一龙”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猪龙背上孔大，首尾几近闭合，而且做工略显粗糙，用料上也显得不够精致。
虽然在历史博物馆也有猪龙，但是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机会看到，所以猪龙
的艺术特色和有关图片都是从文献中获得，为了避免“抄书”之嫌，只是介
绍一下它们的大致形状，其它内容就此略过。
但有一点不能略去，就是“中华第一龙”和“猪龙”到底渊源和关系如
何？为什么它们是同一时期的制品，又同发掘于红山文化的遗址之中，差异
却如此之大？如果我们给玉龙进行一下分类的话，可以发现红山文化中存在着
猪、马两种文明流派。在现在所发现的玉龙中，中华第一龙可以说是独树一
帜：中华第一龙上有明显的“马”的痕迹，而
其它玉龙则更加具备“猪”的特征。进一步分析一下这些玉龙的出土地点，
“马”型龙的发掘地翁牛特旗，比较接近<
a href='/neimenggucaoyuan/' target=_blank>内蒙古草原地带，而“猪”型龙的
发掘地牛河梁等地，则主要处于辽河流域平原地带。我们知道，远古人的创
造力有限，他们所塑造的龙必然有日常生活中的动物的痕迹。那么，似乎以
下的结论也就变得水到渠成：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区域，西部接近于内
蒙古草原，它的文化接近于游牧文化，从而马对日常生产生活至关重要，也
就成为“龙”的原型；而在接近辽河平原的东部，主要是从渔猎经济转化为
农耕经济，猪可能也就是最早驯化成功的家畜，同时在生活中也作为财富的
象征，如此一来，猪也就成为“通天神兽”——龙的原型。——如果这一推
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现在所发掘出来的玉龙可谓功不可没。
。
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比较研究 红山文化
摘 要：在蒙古国考古文化遗存中，有一种墓葬习俗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的外部形制非常相似，那就是墓上积石的“石堆墓”和“石板墓”文化。虽然红山文化积石冢与蒙古国的“石堆墓”“石板墓”之间的文化内涵差异巨大，很难做大范围的跨时空比较研究，但将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外部形制、墓葬构筑特征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梳理，以期对红山文化及后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积石为墓的葬俗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即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之间，在埋葬习俗方面具有相似性，它反映出远古时期的先民们“天圆地方”观念的形成，对万物有灵世界及灵魂观念的虔诚笃信。
关键词：石堆墓；石板墓；积石冢
红山文化以其玉器与细石器、磨制石器共存，复合型的农业、渔猎为主的经济形态，以及在高高山丘之上建造规模宏大的祭坛、庙、积石冢群为主要特征，成为史前时期北方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作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红山文化积石冢1，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地区的多个台地上，发现其地表有大量积石和封石，地下一般有石质葬具，随葬品很少，以玉为主，这种墓葬形式被称为积石墓、积石冢、石构墓。红山文化经过早期、中期的发展到晚期的高度繁荣后，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红山文化的主体内涵虽然消失了，但是有一些文化元素却在后来的其他文化遗存中沉淀下来。如红山文化的龙纹饰，玉猪龙等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象征。其“唯玉为葬”的用玉制度也成为中华民族玉礼制形成的源头。而矗立在高高山梁之巅、或方或圆的红山文化积石冢，在后来北方游牧民族的墓葬习俗中也可以看到其相似的身影。
牛河梁第二地点平面图[13]
蒙古国“石堆墓”[14]
蒙古国“石板墓”[15]
在蒙古国考古文化遗存中，有一种墓葬习俗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的外部形制非常相似，那就是墓上积石的“石堆墓”和“石板墓”文化。虽然红山文化积石冢与蒙古国的“石堆墓”“石板墓”之间的文化内涵差异巨大，很难做大范围的跨时空比较研究，但将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外部形制、墓葬构筑特征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梳理，以期对红山文化及后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积石为墓的葬俗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即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之间，在埋葬习俗方面具有相似性，它反映出远古时期的先民们“天圆地方”观念的形成，对万物有灵世界及灵魂观念的虔诚笃信。
一、红山文化积石冢
红山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将这一文化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至今，正式发掘并公开发表发掘简报的遗址有：赤峰红山后、蜘蛛山、西水泉、敖汉三道湾子、四棱山、巴林左旗二道梁、林西白音长汗、阜新胡头沟、喀左东山嘴、凌源牛河梁、城子山等遗址。这些遗址多为墓葬，据已经发表的资料表明，红山文化墓葬大约有130座，其中，牛河梁遗址共发掘97座墓葬，明确属于红山文化的墓葬有86座。此外，其他地点发掘的红山文化墓葬主要有白音长汗7座、康家湾2座、草帽山7座、南台子13座、田家沟西梁头7座，胡头沟2座，哈民忙哈13座、友好村7座、小府河南1座[1]。伴随积石冢共存的还有具有祭祀性质的祭坛。
积石冢一般是指史前时期那些建在高山或高台地之上，形制有方有圆，规模大小不一，地表封土积石，冢内埋有墓葬，而且具有祭祀功能的建筑形式。
祭坛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祭坛迎来其重大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远古先民们在石器时代磨制、打制出一件件精美的物件，用自己辛勤的劳作，对世界的理解，创造出高高的积石冢，玲珑剔透的玉器，精美绝伦的陶器，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祈求逝者对部族的保佑，祈祷氏族繁衍昌盛。通过祭祀仪式来凝聚部族的向心力，有利于当时那个社会的统筹发展和调动人们的统一行动。
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分布范围按河流主要可以分为四大流域，西拉沐沦河以北区域，西拉沐沦河以南的西拉沐沦河流域区，老哈河及教来河流域区，大小凌河流域区。以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为例，在这里积石冢与祭坛并存，冢内有祭坛，坛冢结合，或方或圆，构成了当时远古先民最初的天地人之间，相互沟通、互动的形式。（见图东山嘴祭坛与牛河梁第二地点平面图）
二、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
在蒙古国境内，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分布最多、最完整、具代表性的应为具有地区特色的石板墓文化。这一文化从19世纪被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发展，直至今天一直是蒙古国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随着20世纪40年代蒙古国自己的考古队伍的出现，以及对这一独特考古文化遗存的研究，将其命名为“四方墓”或“石板墓”文化[2]。
石板墓的分布范围：石板墓主要分布在蒙古国中东部地区和与之接壤的俄罗斯贝加尔湖东部、西部及南部地区，以及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和内蒙古的北部地区都有分布。最东面从达赖湖到希勒卡河的中游地区，哈拉哈河、大兴安岭西侧；南面从汗山北面到阴山的北面再延伸到蒙古国的国境线一带；西边到戈壁——阿尔泰地区；北边到库苏古尔岭的北面，者德河谷和哈马日大坝的南麓，包括乌兰乌德市北面的色愣格河谷再到希勒卡河岸。有少数的遗址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说明其分布范围较广[3]。总之石板墓的分布范围：东西是1800公里，南北是1400公里，主要分布在欧亚草原的东部地区[4]。目前已发掘500多座墓葬，只对3个地点的随葬品做了碳14测试，确定了石板墓的年代。1992年对肯特省青格勒满都拉县乌苏图口的一个石板墓内的遗物进行碳14测试，其年代为2300±70年，或者说是公元前3-2世纪。对布拉干省胡图格温都日县额根河畔的石板墓进行碳14测定，认为是公元前845-805年[5]。
蒙古国的祭祀遗址多分部在石板墓的周围，外部形制多为圆形石堆、石围圈等。在这样的祭祀遗址中多随葬马和牲畜的骨骼及一些生活用品如陶器等。
石板墓的地理分布是：1、离自然的山崖很近，2、山梁、山口、山谷等独特结构的地区，3、同一时期的墓葬都埋葬在同一个山的阳坡。4、在平原上多分布在平坦的地区。一个石板墓墓地，据统计平均有3-5个到10-15个墓葬，有的甚至达到50个墓葬，形成墓葬群。
石板墓的型制：通过对石板墓的发掘研究认为，石板墓的建造是有一定的规则可循的：不太深的方形坑穴内壁是用扁平的石板铺砌成石棺安葬墓主人，坑穴内用石头和土填满。上面起石板筑成四方形，在石板的边缘用矮而厚的石头加固。其年代与“石堆墓”相近或者比“石堆墓”略晚。
墓主人的头总体来说是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或者是向东方。仰面直肢，安葬在50-150米的地下，在墓主人的头的下面放一块扁平的石头做枕石。
石堆墓和石圈墓：是一种结构复杂的石建墓葬。原遗址上面有很大的积石堆，在积石堆的外围有或方形或圆形的石围圈。在石围圈的外围还有许多像卫星一样的小的积石冢环绕。它的形式很多，到现在研究者还没能够分清到底有多少种。石堆墓、石板墓分布于俄罗斯——阿尔泰、图瓦，从蒙古国的西部到布里亚特的南部再到蒙古的东部的广阔的地域之内。在蒙古的中部地区，石堆墓的分布范围与石板墓共存。石堆墓的石堆非常的庞大，对这类石堆墓的考古发掘非常少，所以研究不足。目前，在布里亚特南部地区，蒙古国的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共发掘了25个地点的46个墓葬，其中有20个石堆墓中出有人骨。其中有九个是把人背朝上俯卧直肢安葬，有1个是侧卧半曲腿，有8个是头向西向安置，3个是头向西北安置，有12个是安葬于地表，上面积石，有3个是安葬于12—20米的深坑内。有11个石堆墓的下面有方形石棺[6]。在石堆墓中基本没有发现什么随葬品，其原因可能是早期被盗或者是没有随葬物品这一习俗。但是也有极少数的墓葬出有与青铜时代有关的陶器的碎片和青铜器。这些随葬品多出在石堆的中部，有7个石堆墓的石堆中出有动物的骨骼。在石堆墓外围的石圈中也出有动物的骨骼、青铜器。虽然，石堆墓中墓主人和动物的骨骼保存得不是很好，但还是有极少数的人的头盖骨保留了下来。蒙古国的西部地区出土的人的头盖骨是欧罗巴人种，但是从色楞格河谷出土的石堆墓中出土的人的头盖骨是蒙古利亚人种。俄罗斯学者认为石堆墓可能为青铜时代晚期或者是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的遗存。1999年蒙古国和美国联合考古队在乌巴苏省木和牧仁苏木白日满希力挖掘一大型石堆墓，没有发现石棺，是一个祭祀性遗址。2001年，蒙古国与比利时联合考古队在布尔干省挖掘一大型石堆墓，发现这座石堆墓没有挖掘墓穴，是将墓主人直接放在地表，上面积石覆盖而成。
此外，在蒙古国西部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中也表现为墓上积石，石块堆成大型的“库鲁玛”（意为大型积石冢），这些积石冢的直径达100米，高度约4-5米。另有一种用石头平铺的积石冢，平面结构为圆形，直径为10米左右，高度为0.1米左右，属于中小型墓葬。中小型墓葬的地上部分分为墓外积石，列石，祭祀圈。2005年—2007年策·图日巴图主持“蒙古国西部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项目和蒙古国与欧洲联合“欧亚”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在巴彦乌勒贵全省范围内进行了田野调查，在58处墓地发现了311座墓葬。2005年—2011年，他们共发掘了30余座巴泽雷克文化墓葬。巴泽雷克墓葬不仅有墓葬还有祭坛、列石，是一个复合型文化遗存，在大墓左方地表有3-4个排列的“巴拉巴拉石”，有些墓葬的左边或右边用石头堆成方形或圆形的石堆，这些石堆通常和墓葬一起存在。通过对石堆的发掘可知是祭祀性遗址，没有埋葬的痕迹，只出有牲畜的骨骼残块。
墓葬研究是考古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对墓葬的研究是复原史前社会面貌的重要手段。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变化直接影响到当时社会的埋葬制度与埋葬习俗。远古时期的墓葬与其他类遗迹相比，通常更容易完整的保存下来。因此，将考古资料观察到的墓葬外部形制的变化进行对比，得出当时社会发展情况及人们对死后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理解与推断——灵魂观念的产生以及原始先民古朴的宇宙观的形成，都具有重大意义。蒙古国石堆墓图[7]。
三、“天圆地方”观念
“天圆地方”是早期文明产生时的一种朴素宇宙观，通过考古资料证明，起源于史前时期的新石器时代。他反映出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古老的宇宙观。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新实证资料不断被发现，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北方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的形成问题提供了有利的依据。
“天圆地方”：一个是“天圆”的概念，另一个是“地方”的概念。即“圆形”与“方形”概念的形成。远古先民形成最初的“天圆”概念，多源于他们对自然现象、天体的观察——对太阳运行规律的观察。通过对太阳的升起和降落规律的观察，发现太阳自东方升起，逐渐上升到最高点，然后开始偏西、下降最后西落，周而复始。所以，通过对太阳运行轨迹的认识，形成了“圆与半圆”的概念。所以，认为天体像圆盖笼罩大地，太阳的升起代表着光明、希望，而太阳的偏西、降落则代表着衰落与黑暗。但是，在远古时期对于黑暗的世界，只能凭借原始的灵魂观念来推测，认为人只有死后才能到达另一个世界中，而活着的人是活在太阳的世界里。于是，为了氏族的繁衍与发展，崇拜太阳，原始的古老宗教认为万物有灵、灵魂不死。所以，敬畏已经去世的、到另一个世界生活的先人的灵魂，希望其保佑氏族、部落的昌盛。由此，产生崇拜与祭祀，形成天圆的观念，也形成相应的葬俗。对太阳的崇拜，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观察，在后来的北方民族的民俗中多有体现。如蒙古包的外部形状，其陶瑙部分及顶端的天窗透进日光的运动规律都是遵循太阳的运动而设计制造，都是对太阳崇拜的体现。
作为红山文化遗存的喀左东山嘴石砌建筑基址，位于大凌河西岸的山梁正中，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祭祀遗址，其“建筑形式具有特定风格，与居址明显有别，是文化内涵较单纯的祭祀遗存。石砌建筑基址呈组群布局，而且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以南北纵轴线排列为主要建筑注重中心建筑与两侧建筑对称，方形建筑与圆形建筑对应”[9]。该遗址反映出原始先民在进行祭祀时，对天地概念的形成——“天圆地方”。喀左东山嘴或方与或圆的建筑基址，是远古先民祭祀“圆形的天”与“方形的地”的场所。所以，王震中先生认为：“纵观整个方形祭坛的布局和内涵，结合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可以认为这是我国东部地区史前较大规模的祭社遗址。至于方形祭坛南边的圆形祭坛（圆形台子）则应是祭天之坛，或可称为原始的‘天坛’[10]。通过对喀左东山嘴祭坛的观察研究，可知在红山文化原始先民的思维模式中已经形成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又如牛河梁遗址，其第二地点位于牛河梁西梁的顶部，在东西长150米、南北宽80米的范围内，东西一线排开四冢二坛。是一处明显的积石冢与祭坛相结合的遗址。Z1、Z2、Z4、Z6为积石冢遗址，Z3、Z5为祭祀遗址。其中，三号坛位于“第二地点中心位置，为一结构独特的坛式建筑，平面近正圆形。由三层以立石为界桩的阶台和坛上积石组成。”五号坛“平面呈南北长的长方形，中部东西横砌一石墙带，使坛体又呈‘日’字形”[11]。冯时先生对牛河梁第二地点三号坛进行分析后认为：“牛河梁第二地点三环石坛的外衡直径为内衡直径的两倍，——石坛的拱形外观可以视作天穹的象征，而三个同心圆正可以理解为分别表示分至日的太阳运行轨迹，三环石坛表达了当时人的宇宙理论，同时准确表述了分至日的昼夜关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这里应为古人祭祀上天的场所”[12]。冯时先生的这一分析为我们窥探红山文化时期远古先民们的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提供了新思路。如果三号祭坛和五号祭坛为祭天的场所，那么其周围的方形积石冢，就是埋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场所。由此，我们可以管窥到远古先民“天圆地方”的古朴观念。据此，我们推测红山文化先民们相信人去世后，灵魂是不死的，故将死去的人埋入祭坛周围的方形冢内，使其灵魂能够通过祭祀、献礼等形式升天，通过祭祀祈求先人保佑氏族成员平安。
同样，在蒙古国青铜时代的“石堆墓”“石板墓”文化中也有“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蒙古国“石板墓”“石堆墓”时期虽然已经进入到青铜器时代，社会生产力较前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他们的埋葬习俗中仍然表现出“天圆地方”的观念。在这一区域人群的埋葬习俗中，仍旧是将逝者埋入高高的积石冢中，或者造石棺，或者圈墓埋葬，有的墓葬的外围有一圈、两圈、三圈不等的圆形石围圈。还有的在积石墓外是方形的石围圈。有的积石冢本身就是一个祭坛，积石冢中没有埋葬逝者，而只是在石堆的中层部分，发现有随葬马或者其他牲畜的骨骼。所以说，蒙古国境内的“石堆墓”“石板墓”与祭祀遗存在外部形状上基本相同，或方或圆，堆积成高高的大石堆。如在苏赫巴托省莽罕、额尔顿查干苏木境内有很多具有祭祀性质的石堆分布，这种祭祀性遗存与“石堆墓”共存。1985年，蒙古考古学者对北杭盖省胡吉日图苏木麦汗吐拉盖山阳坡的一座“石板墓”进行了发掘研究，发现这座“石板墓”正中的墓葬坑中只葬有一个马的肩胛骨，布尔干省胡图格—温杜尔境内的额根河流域，额勒斯图浩特2号“石板墓”，波格苏河5号“石板墓”，中央省阿拉腾布拉格苏木吉日嘎朗图口17号“石板墓”都是具有这一特色的祭祀性遗存。
四、地理标志
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时期的积石冢，还是其后蒙古国青铜时代的“石板墓”“石堆墓”，其埋葬的最基本的材料就是石料，这是在北方地区非常容易获得的一种材料，石材的坚硬、持久性能成为远古先民制作墓葬的首选。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人们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需要不断地迁移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活来源，保证当时的人们能够生产、生存、繁衍。在往返迁移的过程中，唯一不能够移动的就是埋葬。所以，他们用坚硬的石头为到另一个世界的先人、亲人制造墓葬，并且将逝者埋葬在高高的山梁，或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在墓上积石，成为一种标志性的建筑。这在后来北方民族的文化习俗中都有体现。如北方地区蒙古族的敖包祭祀习俗，其本身就是对天体的祭祀，向长生天“腾格里”祈求一年的平安、吉祥如意、风调雨顺。同时，敖包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茫茫草原上作为标志物起到醒目的作用，成为地理标志。所以，无论是高高山梁上的“积石冢”“石板墓”“石堆墓”，还是分布于平坦地带的“石堆墓”“石板墓”都具有醒目的标志性地标的作用，供不断迁徙的人，能够找到他们祖先的埋葬之地。同时，在北方民族的习俗中，他们居住的房子为了便于迁移，多不建成那种坚固耐用的形式，而是制造成便于迁徙的形式，如毡帐、蒙古包等。所以，石材不是北方民族建筑房屋的首选，却是他们为到另一个世界中的逝者建造居址首选材料。①
如果说，石材是草原上最常见的、最容易获得的建筑材料，为何居住址不使用这一材料而在安置逝者时才使用这一材料，这主要是与这一地区人们的思维方式、宗教相联系。在远古时期，在万物有灵的观念里，石头也是具有灵性的物质，是通灵的物质，特别是在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将石中最美的玉石作为唯一的随葬品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在当时这些通灵之物是世俗中的人不可以随意使用之物。时至今日，在蒙古族的民间谚语中形容逝者时还有：“从有哈纳的毡房住进哈敦（岩石）房子”之说。
从具有祭祀功能的建筑遗址——石堆墓中出土的马匹以及牲畜骨骼可知，在当时马匹和牲畜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在石板墓时代这些动物不仅是生产工具，生活来源的依靠，而且在当时那个万物有灵时代里，可以为逝者提供在另一个世界生存的保证，同时也因为它具有灵性，所以，具有祭祀的性能。
通过对红山文化“积石冢”及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的墓葬外部形制的观察，可知墓葬与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丧葬习俗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及人们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改进，灵魂观念的产生，最初的丧葬形式也必然会随之产生。认为人死后同生时一样，要进行生产、生活、要进行衣食住行，还有征战。属于，远古先民以活人的情景去安排死者的丧葬，生前的使用过的生产、生活用具要作为随葬品，供逝者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使用。所以我们对墓葬外部形制的研究，可以探求远古先人的精神文化，进而了解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推测其家族和婚姻制度，社会组织及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
千百年来，人们通过不断地调整来适应经济、社会、气候、环境的变化，同时为了适应不变的生态环境——草原地带，某些理念因为生态环境的相同而被传承延续了下来。
注 释：
①但是也有特例，如夏家店下层文化三座店石城遗址.
参考文献：
〔1〕〔9〕〔11〕〔13〕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218，219，229-334，228，208-210，117.
〔2〕〔5〕〔7〕〔14〕〔15〕德·额尔敦巴特.蒙古国境内的石板墓、石堆墓文化[M].蒙古国：乌兰巴托,2002.21，64-65，20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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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65.
〔12〕冯时.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北京：北方文物,1993,(01)：13.
基金项目：2018年度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招标项目
作者简介：雪莲，女，蒙古族，硕士研究生，教授，研究方向：北方民族史，红山文化
原载《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2期
注：文中彩色插图为2018年7月20日至8月18日，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蒙古国立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考古学系合作，对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图音河中游的朝伦昂古奇特和达黑拉吐两个石板墓群进行了调查、测绘和发掘。来源于网络。非原文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