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初曙：触摸红山文化的历史脉动
中国人爱玉崇玉，源远流长，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对玉情有独钟，玉文化也因而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红山文化玉器作为中国玉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类史前玉文化遗存，对于认识历史久远的中华玉文化，揭示中华玉文明独有的精神内涵，进而从玉文化的角度认识多元一体、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价值。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自2020年10月17日开幕以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展览通过“礼重在祭”“唯玉为葬”和“文明曙光”三个单元，以玉质礼器、红陶祭器、人像雕塑等160件文物集中展示了红山文化考古的历次重要发现和最新考古成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具有“中华第一龙”美誉的碧玉C形龙、玉玦形龙、玉斜口筒形器以及玉凤、玉龙凤配饰、玉人、玉蚕等精美玉器和其他重要器物组合展出，将人们的视线再次引入了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曙时段的一个崇玉国度，人们仿佛聆听到了久远的历史回响。
“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展板 齐泽垚/摄
玉玦形龙 齐泽垚/摄
玉斜口筒形器 齐泽垚/摄
横空出世：几代考古人不懈探索的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该文化主体分布范围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辽宁阜新胡头沟墓地、朝阳半拉山墓地、喀左东山嘴遗址、朝阳牛河梁遗址等重要遗址为红山文化的典型遗址，其年代距今6500年—5000年。
红山文化在20世纪初被发现，其发掘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0年冬，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梁思永受命到东北地区发掘昂昂溪遗址。考古发掘结束后，梁思永又在热河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通过30余天的艰苦工作，梁思永意识到长城南北沿线文化接触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关系到中国上古史探源与考古学的文明对比研究，应加强在该地区的考古工作。可惜的是，由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不断向华北地区渗透，梁思永先生在西辽河流域展开考古发掘的设想没能实现，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却紧随侵华日军的步伐，发掘了赤峰地区的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对此梁思永颇感遗憾。但是，梁思永先生对于红山后这类新石器时代遗存却极为重视，以致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时，梁思永先生特别建议尹达先生在书中加入赤峰红山后遗址的章节，尹达遵从梁思永的建议将西辽河流域仰韶文化彩陶与北方压印纹彩陶共出的这类文化遗存定名为“红山文化”。
继梁思永之后，再次将目光聚焦到西辽河流域的是苏秉琦先生。作为中国考古学区系类型学说的创始人，苏先生将辽西地区燕山南北长城带列为中国古文化六大区系之一，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将自己的工作重心集中在张家口蔚县桑干河流域，认为这里是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三岔口”。或许是历史机缘的巧合，就在苏先生关注张家口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同时，同属燕山南北长城文化带的辽西朝阳市喀左县的东山嘴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石头建筑和女神像，这是典型的祭祀类遗存。东山嘴遗址5000多年前高等级建筑与祭祀类遗存的出现惊动了正在思考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从哪里突破的苏秉倚，石砌建筑、特异形陶器、玉器、陶塑人像，这些在国内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没有或极少见到的遗存, 却在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范围内出现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苏先生在考察东山嘴遗址后认为，这样的特殊遗存不应孤立存在，应该有一类这样的遗存。不出苏先生所料，孙守道、郭大顺等考古工作者不久就在北距东山嘴遗址30公里的牛河梁发现了比东山嘴遗址更大的坛庙冢建筑群和大批的玉器及女神像，高等级的祭祀遗址或许昭示着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地区正在迈入文明的门槛。牛河梁的发现震惊世人，新华社以《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报道了辽西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找到了新线索。《人民日报》在进行文字报道后，又在另一期的重要位置刊登了考古发掘照片。美国的《时代周刊》等国际重要媒体也对此予以了重点报道。如果红山文化时期中国进入文明社会，那就意味着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找到了考古学的现实印证，中华文明在考古学上的依据可以从4000年前再向前推1000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可以确切的呈现在世人面前。
“玉”制与“礼”制：从“玉出红山”到“礼仪之邦”的雏形
早在20世纪初，海内外就掀起了一股收藏古玉的热潮，其中不乏红山文化玉器，但对于玉器的断代当时多认为是商周时期，甚至迟至秦汉，并没有指明在6500—5000多年前。20世纪70年代后，辽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又不断搜集到玉雕龙、玉斜口筒形器等同类型的玉器，并且获得了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同类型玉器，但要确定这些玉器的确切年代却需要有明确地层出土标识才能够做到，于是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出土有明确地层关系的同类型玉器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地点就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
牛河梁原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四周被一道道山梁包围，牛河梁享誉中外缘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机缘。上世纪70年代末，负责给文物普查学员授课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郭大顺先生得知一位村民的手中有一只玉笔筒（也就是后来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玉斜口筒形器），而且村民可以确切说出玉笔筒的出土地点。这一重要的线索引起了正在寻找红山文化玉器确切出土地层的郭大顺的注意，他马上进行了实地考察，初步认定这是一处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并在遗址一角露出人骨处清理出一座石棺墓，人头部的一侧放置有一个玉环。而随着1983年牛河梁第二地点墓地的发掘，可以明确红山文化玉器多出于积石冢内的石棺墓，红山文化玉器的断代这一久悬未决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
然而，面对规模宏大、出土文物丰富的牛河梁遗址，其重要意义已经不再仅局限于红山文化玉器的断代，统一规划、布局有序、宏伟壮丽的“坛、庙、冢”建筑群启示人们关于文明起源的思考。牛河梁遗址群包括至少20多个地点，沿山梁分布，气势恢宏，其主体建于红山文化晚期。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二地点的 “庙、坛、冢”组合建筑群，而第一地点的“女神庙”可能为整个遗址群的核心。结合与其他红山文化遗址的对比，可以基本认定牛河梁遗址群或许是整个红山文化的圣地和祭祀中心。牛河梁墓葬等级有着严格的划分，中心大墓居于核心位置，墓葬等级高，随葬器物要明显多于其他墓葬，可以推断，牛河梁遗址中心大墓的墓主人或许为整个红山文化宗教和世俗的首领人物。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红山文化层出土玉斜口筒形器、玉勾云形器、玉环、玉镯、玉龟、玉凤、龙凤玉佩等都作为葬器出现，而红山文化时期发达的陶器和石器作为实用器具却一般不作为随葬品出现，“唯玉为葬”显然成为红山人的特殊葬俗。
玉勾云形器 齐泽垚/摄
红山文化碧玉C形龙 齐泽垚/摄
红山文化晚期石雕人像 齐泽垚/摄
红山文化玉人 齐泽垚/摄
红山文化玉蚕 齐泽垚/摄
红山文化玉凤 齐泽垚/摄
“唯玉为葬”表明红山人对玉的情有独钟和对玉价值的独特认定，“玉，石之美者”,“玉”承载着红山人特殊的精神寄托。据王国维先生考证，“礼”（禮）字初意为“以玉事神”，牛河梁“唯玉为葬”，恰好印证了王国维对“礼”（禮）字初意的阐释，“玉”制与“礼”制或许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存在诸多内在关联。通过对东山嘴祭坛建筑和牛河梁“坛、庙、冢”建筑群位置及其形制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红山文化墓地的埋葬情况与典型氏族社会的血缘公共墓地有明显差异，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公共权力与等级分化，而这也正是“礼”制度化、规范化的必备要素，其表现出来的祭祀礼、丧葬礼已经脱离了原始社会的风俗，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礼制的雏形。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玉”已经演化为了“礼”的物质载体，无论是用于祭祀还宗教仪式，玉器的不同摆放与组合方式既区别了不同级之间的差别，又是“用玉”制度化的物化体现，在一定意义上见证着礼制文明的产生、发展、定型。礼制一经产生，便相沿成习，代代传承，成为了人们的行为自觉，以致中华礼仪之邦的美誉在后来的世界文明谱系中熠熠生辉。
文明探源：红山文化引发中华考古史追迹
红山文化的发现举世瞩目，如何解读阐释考古资料对于加深考古学认识、促进学术进步尤为重要。从红山文化横空出世以来，围绕红山文化阶段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争论一时间颇为激烈，而争论的实质无非在于文明认定的标准。依据传统的文明社会认定标准，文明必须具备金属的发明、城市的形成和文字的出现三大要素，但红山文明尚不具备以上要素，难道说中心大墓所体现的“一人独尊”的社会等级划分、女神庙围绕主神的群神崇拜以及通神权利的独占等特殊的社会等级划分现象与文明社会没有关系吗？对此，苏秉琦先生多次说明，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准认定要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来研究，而不要局限于国外固有的概念。
在苏秉琦先生看来，红山文化的发现关系中国历史上的两大课题，“中国五千年文明连绵不绝的奥秘和轨迹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意义重大，不可不认真对待，花大力气，搞个水落石出”。
红山文化彩陶筒形器 齐泽垚/摄
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场景复原 齐泽垚/摄
多年从事红山文化研究的郭大顺先生认为，发达的祭祀可以作为进人文明社会的标志。他结合牛河梁大规模祭祀遗址的发现和由此反映出的“神权至上”的种种迹象，认为这展现出红山人通过“通神权利”的独占获取政治权力的现实诉求，而公权的独占又促使了阶级的分化和文明的产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认为，宗教总要不同程度地反映现实社会。红山文化宗教遗存宏大的场面、高上的规格、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也应当是现实社会高度复杂化的反映……红山文化玉器美妙天成，彩陶构图严谨规范，其制作都需要很高的工艺水平，当时应已存在专业制玉和制陶的工匠。这些都昭示红山文化晚期应该已经进入苏秉琦所说“高于部落之上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即“古国”阶段，已经迈入初始文明社会的范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认为，距今5500—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期，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革。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聚落出现，聚落内部出现高等级社区，社会分层更加明显，出现了特权阶层及一人独尊的王者式人物。玉器作为最主要的随葬品，多为墓主人生前使用，死后用来随葬，成为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和标志物，形成了具有惟一性的玉礼制系统。综合研究表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深刻揭示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谱系与科学研究中的独特地位，对我们准确认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孕育成长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提供了独特的窗口。红山文化典型文物散发出的悠远历史气息，让我们触碰到了五千年前中华文明曙光的历史脉动。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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