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址

丝绸之路遗迹

1986年夏,离成都北郊不远的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发现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以及来自缅甸、印度温暖海域的齿贝,有力地证明古蜀文化的极高水平,并且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经与沿海地区有了交往.

中国境内的三条丝绸之路（西北的路上丝路、南方的海上丝路和西南方的路上丝路）中,以西南方的路上丝路发展得最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便已开通.这条丝路在汉代时称为“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是印度的古称,既是指从四川出发,经过云南、缅甸直至印度的商路.此“道”通常被称为滇西“古西南丝绸之路”,其遗迹主要位于保山市的水寨、官坡及大理州水平的博南山等地.

古西南丝绸之路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比我国西北丝绸之路的形成早两百多年.它和西北丝绸之路一样,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今阿富汗、伊朗等地）,看到从印度输入的四川蜀布和筇竹杖,得知四川商人早已从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去从事贸易活动了.张骞回朝将所见所闻上奏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踺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但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封建统治者造成的民族隔阂太深,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只能通过各部族作中介与印度商人间接贸易.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内附、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滇缅通道才算打通了,并与缅甸的掸族有了经济文化来往,又通过缅甸进入了印度.汉武帝孜孜以求的“通蜀,身毒国道”才算全线畅通.

文化

“古西南丝绸之路”的川滇段有两途：一条走“古牦牛道（零关道）,从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玒崃、名山、雅安、荣经、汉源（窄都）、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到达会理以后,折向西南行,经攀枝花,渡金沙江至云南大姚,最后到达大理.另一途从成都出发,经彭山,沿岷江而下,经乐山、宜宾,再沿秦代开凿的“五尺道”南行,经高县、筠连、向西折入横江河谷,经豆沙关、大关、昭通、曲靖、昆明,最后到达大理.两条路在大理会合后,经保山、腾冲、盈江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从八莫出发又有水陆二途到印度.从印度又可通中亚、欧洲.通过“古西南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蜀布、筇竹杖、工艺品、铁器等源源不断的输出,国外的琉璃、宝石、翡翠、光珠等又输入.到了唐代,这条丝道更加兴旺发达,经久不衰.它是中印两个文明古国最早的联系纽带,对中外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后来由于又发现和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条古道才逐渐人稀.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古西南丝路的绝大部分道路,已淹没在时间的风雨之中,但一些雄关险道,骡马蹄印,诗联题刻,至今仍留下深深的历史印痕.最典型的如保山的兰津古渡,霁虹桥遗址及附近的摩崖诗、词、题刻.保山的水寨、官庄等路段,都是当年用人工凿岩开山而成的路基,至今仍保存完好.水寨一段自澜沧江边至长湾长约10余公里,原设平坡铺、山达铺、水寨铺等邮驿站点,现尚存平坡铺的小街宽3米,长50米,两端有街门等遗迹.由平坡西上罗阳山至水寨,山腰大石坎长三、四公里的路段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而成的.路径曲折陡峭,有500余级台阶犹如天梯,史称“梯云路”.石阶上犹存骡马攀踏的累累蹄印,最深者达13厘米,可见当年要攀越这段路途是多么艰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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