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甘肃镇的形成与长城的修筑(五)
2021-08-12 17:16·
五 明前期甘肃镇地缘定位的确立
永乐二年(1404)底,帖木儿率兵20万,号称百万,向东进攻明朝。朱棣听闻这一消息之后,命甘肃、宁夏二镇严加防备。永乐三年(1405)二月,“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曰:‘回回倒兀言撒马儿罕回回与别失八里沙迷查干王假道率兵东向。彼必未敢肆志如此,然边备常不可怠。昔唐太宗兵力方盛,而突厥径至渭桥,此可监也。宜练士马、谨斤堠、计粮储,预为之备。’”但帖木儿在2月18日,行至讹答剌(花剌子模境内,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时病死。15世纪初年亚洲两大霸主的正面对决,尚未发生便戛然而止,此后帖木儿帝国陷入汗位之中,四分五裂,从而被明朝在此纳入宗藩体系之中,再未对明朝构成严重威胁。宣德时期,西域各国普遍与明朝建立了宗藩关系。“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迄宣德朝,效臣职、奉表笺、稽首阙下者,多至七八十部。”
伴随帖木儿帝国威胁的解除,甘肃镇战略地位有所下降。永乐五年(1407)六月,宋晟病重,朱棣命其子、驸马都尉宋琥前往探视病情,并协助宋晟处理军镇事务。
壬寅,遣驸马都尉宋琥省其父西宁侯晟疾。就令赍敕谕晟曰:“卿久在边,劳身焦思,招怀抚辑,使朕无西顾之忧,朕甚赖之。近闻得风疾,妨起处,朕心惓惓,特遣琥侍疾。卿宜强饮食、进医药,用副倚注之重。琥年少,智识未充,宜遂教以边务,然大事须自处置,不可忽也。”
七月,宋晟病死,朱棣遂命宋琥临时接任甘肃镇总兵。“丁卯,命驸马都尉宋琥佩平羌将军印,充总兵官,镇甘肃,节制陕西都司及行都司。”并节制陕西都司与陕西行都司两大都司,以防止西北边疆由于宋晟的去世,而发生动乱。
应是鉴于宋琥尚年轻识浅,未曾历练边事,朱棣从而并未将之作为继任甘肃镇总兵的人选,而是选择了这一时期镇守宁夏,与宋晟一同负责西北防务的何福。永乐五年(1407)八月,“乙酉,敕宁夏总兵官右军都督府左都督何福往镇甘肃,令驸马都尉宋琥以父丧还京师。”
虽然帖木儿帝国的威胁得以解除,不过蒙古仍不断对甘肃镇造成军事威胁。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朱棣听闻蒙古有南下甘肃等地的计划,从而命何福加强战备。“丙子,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近得降虏朵儿只,言北虏备挤马乾粮,期冰冻时南寇东胜,亦欲寇甘肃、哈密,尔须坚壁清野以待。若来,慎毋轻出兵击之,虑有诈也。戒慎戒慎!”永乐六年(1408),鬼力赤被杀,鞑靼部众迎立居于别失八里的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之孙本雅失里,继承大汗之位,沿途可能会经过甘肃境外。甘肃镇遂严阵以待,提防战争的发生。不过本雅失里可能为了防范明军的中途劫杀,最终未选择这一线路。
永乐八年(1410)四月,何福追随朱棣北征,都指挥佥事史昭充总兵官,临时负责甘肃镇军务。“壬戌,车驾至玄云谷,闻凉州土鞑军叛,命都指挥佥事史昭充总兵官,操练陕西行都指挥司司军马,并统领陕西都司河州诸卫步骑三千人镇守凉州等处,凡土军、土民有便命者即剿之。”七月,朱棣正式命宋琥充任甘肃镇总兵。“遣使赍制谕,命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琥佩征虏前将军印,充总兵官镇甘肃。”史昭改充其部属。十月,“甘肃总兵官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琥奏调都指挥丁刚镇凉州,王贵镇肃州,史昭守镇番。从之。”值得注意的是,宋琥未像之前甘肃镇总兵那样,佩“平羌将军印”,而是改佩“征虏前将军印”,即军事经营的重点不再是“羌”即西部族群,而是“虏”即蒙古。之所以有此改变,应是在永乐北征的时代背景下,朱棣将甘肃镇的定位,从控遏西北,临时转变为充作永乐北征的侧翼力量。
两宋灭亡原因之一,是数量巨大的禁兵队伍,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与两宋不同,朱元璋建国之后,对军队规模加以控制,即使被设定为军事重心的北部边疆,明初也仅驻扎40万左右的士兵。“明初边备,自辽东而大宁,而开平,而宣府,而丰胜,而大同,而宁夏,而甘肃,东西延亘,指臂相依,称全盛焉。故合边卒之数,不过四十万,较之宋人备西夏一路犹七十万者,盖倍蓰也。”军队规模得以控制,虽然有利于财政平衡,却会时常造成兵力不足的问题。针对于此,明朝不断征调内地军队,轮番到北部边疆协助防御,这便是所谓的“班军”制度。明代班军制度出于节约成本与增强适应性的考虑,采取就近征调的原则,比如派遣至甘肃的班军,便主要从邻近省份,即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征调。永乐八年(1410)十二月,“己酉,命都督费瓛、都指挥胡原、陈怀率陕西都司马步军五千、河南都司三千、山西都司二千在甘肃操备者,听总兵官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琥节制。”
宋琥凭借其父威望与自己的驸马身份,充任甘肃镇总兵,颇为自傲,与其父相比,在军务处理上缺乏稳重与谨慎,不仅很快便遭到朱棣的严厉批评,永乐八年(1410)十二月,
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琥曰:“尔前奏曲先卫头目有久居沙州,令至甘肃者。既至,则当即送朝廷,乃留之不遣,何也?《礼》:臣子无外交。虽为边将,非有警急及受命权宜行事,宜谨守常法,不宜轻易遣人出境。盖尔年少,涉事未广,致有此失。闲暇宜学问,亲贤人智士,以知古名将及国朝老成如中山王数人行事,而取法之,必无失矣。昔中山王守北京十余年,未尝轻遣一人出塞外。当时边圉无事,中山王亦安享富贵,令名无穷。尔能遵朕训,则边境可安,尔之富贵亦永远矣。
而且迅速失去了朱棣的信任,永乐十年(1412),西部边疆部分族群归附明朝,朱棣并未如之前将甘肃镇军务完全委任宋晟那样,而是另外派遣李彬充任征伐总兵,与宋琥一同处理相关事宜。“十年,命往甘肃与西宁侯宋琥经略降酋。”甘肃镇诸多武将脱离宋琥节制,改归李彬统率。永乐十年(1412)三月,“命丰城侯李彬充总兵官,率兵讨甘肃叛寇捌耳思朵罗歹等,恭顺伯吴允诚、都指挥刘广、史昭、满都悉听节制。”虽然朱棣为维护宋琥的尊严,在颁旨甘肃时,将宋琥列于前,将李彬列于后后,但权力受到侵夺的宋琥,仍对李彬颇有怨言,二者从而产生矛盾。永乐十年(1412)八月,
丁丑,上闻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琥与丰城侯李彬不协,赐敕谕琥等曰:“尔等俱以重臣膺受边寄,正宜同心协谋,以成国事,何得互有猜疑,行事之际,各怀私见,论议纷纷,久而不定。自今宜改心易虑,务在和协,庶克成功。不然,或误边事,罚有所归。”
最终朱棣命李彬取代宋琥,充任甘肃镇总兵。永乐十一年(1413)正月,“辛丑,召甘肃总兵官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琥还,命丰城侯李彬佩征虏前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甘肃,节制陕西行都司各卫所官军。”
永乐十二年(1414),李彬追随朱棣北征,都督费瓛接任总兵官。“甲午,命都督费瓛、刘江俱充总兵官,瓛镇守甘肃,陕西、河南、山西调到备御官军听其节制,江镇守辽东,其都司属卫军马听其节制。”由于“征虏前将军印”仍由李彬掌握,费瓛也非勋贵,朱棣遂并未授予费瓛将印。虽然权位不如将军总兵,但费瓛同样全权负责甘肃镇一切军务,拥有“便宜行事”权力,比如便拥有财政权、司法权。
仁宗即位后,对全国军镇制度进行统一梳理,由于对蒙古的大规模征伐已经结束,甘肃镇定位遂从北征侧翼,再次回归到控遏西北的基本定位,相应甘肃镇总兵佩印由“征虏前将军印”,再次恢复为“平羌将军印”。终明一代,甘肃镇一直承担着北御蒙古、西御西域的双重职责,这是甘肃镇地缘政治的核心与实质,也是不同于九边其他军镇之处。“甘肃一镇,最为孤悬,而防范机宜,尤当严密,所以然者何也?盖各边止知防秋,而甘肃四时皆防;各边止知防虏,甘肃则又防番、防回。兵马奔驰,殆无虚日。”甘肃镇有时被明人简称为“甘镇”。
蒙古大汗之位再次回到忽必烈系之后,蒙古高原政治重心再次呈现东移趋势。在这一地缘背景下,地处极西的甘肃镇,由于长期并不充作抵御蒙古的前沿阵地,西域地区又长期与明朝保持了相对和平的关系,因此战略地位再次回到洪武时期的“差缓地带”。由于长期无警,甘肃镇防务逐渐松弛。宣德以后,卫所制度逐渐废坏。虽然明朝逐渐实行召募制度,但全国军队数量逐渐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嘉靖时期,甘肃镇所节制的十五卫所,兵力大体缩减至明初的三分之一。“河西十五卫所原额军士六万八千有余,见今止有二万九千余人。”正统初年,兵部尚书王骥前来巡边,便发现了这一状况。“骥至甘肃稽阅边备,见庄浪、永昌、山丹路俱废烽堠,军无纪律。”
也正是有鉴于此,宣德九年(1434),鞑靼在与瓦剌、鞑靼脱脱不花大汗联合势力的战争中失败。“今年二月,瓦剌、脱脱不花王子率众至哈海兀良之地,袭杀阿鲁台妻子部属,及掠其孳畜。”太师阿鲁台遂率众南下阴山南疆,进至明朝境外,在沿途明军抵御之下,一路向西,迁移到兵力最弱的甘肃镇境外。阿鲁台最终被瓦剌杀死。“阿鲁台与失捏干止余人马万三千徙居毋纳山、察罕脑剌等处。七月脱欢复率众袭杀阿鲁台、失捏干,其部属溃散。”母纳山在今内蒙古乌拉山,察罕脑剌在今内蒙古包头西至乌拉山一带,即皆在黄河以北。但包括阿鲁台所拥立的阿台大汗在内的鞑靼残部,却仍长期盘踞这一地区。“阿鲁台所立阿台王子止余百人遁往阿察秃之地,完者帖木儿遂南行至哈剌脱欢山为寇。”阿察秃、哈剌脱欢山所在地不明,但阿鲁台所部既一直由东北向西南逃遁,这两个地区应仍在甘肃镇境外。
对于鞑靼残部,明朝采取征讨与招抚两种形式。当年十月,甘肃镇军队便曾进击鞑靼残部,并获得了一定胜利,“已遣千户王敬等领兵追之,斩首十一级,生擒完者帖木儿及男妇二十人,械送京师。”在明军与瓦剌夹缝之中,部分鞑靼部落也一度曾归附明朝。正统元年(1436),兵部尚书王骥奏:“虏阿鲁台为瓦剌所破,其部落溃散,外惧瓦剌,内畏官军,不得已内附。”但伴随瓦剌北归,鞑靼残部利用归附明朝所获得的物资与空间,逐渐收聚、恢复,蔚然而成甘肃镇境外的一大势力,对甘肃镇形成了很大威胁。可资佐证的是,当年十二月,原属阿鲁台的朵儿只伯便开始进攻甘肃镇的东部凉州。其中为首者便是阿台与朵儿只伯。“达贼阿台、朵儿只伯等不顺天道,罔感国恩,屡寇边境。”进攻主要目标集中于甘肃镇东北部。“时复突入凉州、镇番境内为患。”
明朝有鉴于此,开始加强甘肃镇东部的经营,从而在凉州卫设置副总兵,甘肃镇形成东西并重之势。在明军不断驱逐之下,阿台、朵儿只伯部进一步向西北迁移,从而到达亦集乃。正统元年(1436)二月,甘肃左副总兵刘广奏:“比闻来降胡妇脱欢等言贼首阿台并朵儿只伯等向被大军杀散,各遁于亦集乃并亦不剌山潜住。”以此为据点,不断向东南进攻甘肃、宁夏二镇。正统二年(1437)底,明朝派遣兵部尚书王骥总率甘肃、宁夏二镇军队,将阿台、朵儿只伯驱逐出这一区域,才最终解决了鞑靼残部对明朝西北边疆的威胁。但伴随这一短暂危机的解决,甘肃镇再次回到松弛的状态,周边的蒙古、西番势力开始向内渗透,甘肃镇从而逐渐形成胡汉并居之势。明中期第七代秦王朱诚泳便咏叹道:“一从结发戍凉州,铁甲磨穿已秃头。儿孙养得解胡语,不如陇水解东流。”反映出当时胡汉之间语言交流的事实。
作者简介:赵现海,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转自:凉州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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