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塔形墓的起源与原始塔葬

在吐蕃墓葬考古中，就古墓的外观形制而言，除了发现有梯形、方形和圆丘封土外，另外还发现有一种地域选择上与传统的土葬极为相近的外观形制比较特殊的封土类型——塔形墓。塔形墓，顾名思义，其外形、结构与佛塔有共同之处。因此，在以往的考古简报和相关著作中，皆从佛教文化传播的视角加以解释，如西藏考古学家霍巍教授把它称之为“原始塔葬”[1]。从目前已公布的简报来看，西藏自治区境内塔形墓的分布情况如下：拉孜县查木钦墓地3座、萨迦县雄玛乡吉龙堆墓地32座、萨迦县给白山墓地2座、朗县列山墓地3座、扎囊县斯孔村墓地1座、扎囊县加日村墓地9座及加查县邦达墓地1座，共53座，分布于七处不同的遗址。尽管在多数墓地中，塔形墓所占的比例较小，有些墓地中甚至未有发现，但不能改变塔阶式塔形墓曾在藏地普遍流行过的事实。

以往的学者，一味地强调塔形墓的封土形制与佛塔的相似之处，却忽略了它与苯教文化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一部分塔形墓的封土形制不仅与原始苯教仪轨中的驱凶辟邪所用的垛（to）文化之间存在着某些关系，而且也未完全脱离吐蕃原有的墓丘封土模式。且各个墓群的塔形墓所呈现出的样式也不同，从目前试掘的结果来看，与正统的塔葬相去甚远。目前虽有众多的佛塔研究成果，但对于塔形墓的分类和起源问题，除了《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之外，还没人做过专门的研究，故本文对塔形墓的最初源流、形制差异、原始塔葬的始兴年代和功能等问题做一简要讨论，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塔形墓的形式分类与归纳

（一）查木钦墓地共有135座封土墓，其中有3座塔形墓。M111号墓，平面呈方形，立面共分为上下五级，最下层一级系石块砌筑成的塔基，其上逐层向上收分，每级相接处砌筑石块，底边长14米、高5.1米，占地面积196米（见图一）[2]。

（二）萨迦县雄玛乡吉龙堆墓地共有125座封土墓，其中有32座塔形墓，占墓葬总数的25.6%。封土平面呈梯形，正视呈塔形，用大小石块砌筑三层石墙，每层逐次叠收形成塔形状，内填土石，经夯打，夯层清晰。一般高1.8米—4.8米、底边长12.3米—29.3米、顶边长9.5米—21米、腰边长13米—25.8米，面积137平方米—625平方米（见图二）[3]。

（三）萨迦给白山墓地封土墓共有34座，其中塔形墓2座，平面呈梯形，正面呈塔形。石块砌石墙三层，逐次叠收成三级塔形，内填黄土，经夯打。均用土、石、木材逐层夯筑而成。M36号墓，高1.8米、底边长16.5米、顶边长12米、腰边长10米，面积142平方米[4]。

（四）朗县列山墓地封土墓共有187座，其中塔形墓3座。M168号墓是一座平面呈方形的大型封土墓。此墓的特点是封土的立面分为四级、有明显的收分。墓丘通高7.25米，塔基边长17.6米。其外观呈塔形，共由塔基、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均用土、石、木材逐层夯筑而成（见图三）[5]。的盗掘破坏，原有的形状已不太清楚（见图五）[8]。

从上述资料来看，塔形墓基本上都是石砌和夯土相结合构筑成的，而且均与吐蕃其它封土类墓之间有共存关系。按平面形状可分为梯形、方形、长方形、曼荼罗形四类，这些类型在每处墓地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4.1%、28.3%、3.7%、3.7%。塔阶一般为三至五级不等。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真正具备塔阶至塔瓶的只有两座，分别是列山墓地M168号和斯孔村墓地M3号，其余的只有塔阶，并不具备塔的形制，似乎不能称之为塔。

二、塔形墓的起源与早期形制

（五）扎囊县斯孔村墓地封土墓共有12座，其中塔形墓1座。第3号墓平面形制呈方形。边长l l米，通高9.8米，共分上下三级。其底层为塔基，铺有一层厚0.5米的石块。其上有两级方形的塔身。均用砂土夯打筑成。最上部为圆形的塔瓶，高4.5米，最大直径5.6米，塔瓶为实心，中部的夯层中用石板搭起“十”字形的小孔（见图四）[6]。

（六）扎囊县加日村墓地封土墓共有43座，其中塔形墓9座。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其中方形7座，长方形2座。（据公布的线图资料观察，其中两座墓的平面形状是梯形）残存较好的仅有三、四层，外观似塔，其结构外边是石墙，内为夯土，夯土内夹有大量的小碎石块。如M14号墓，东西长16米、高4.5米，此墓没有石墙，外边是夯打而成 [7]。

（七）加查县邦达墓地封土墓一共有20座，其中塔形墓1座。此墓的墓丘封土由封土基和封土身两部分组成。封土基系夯筑而成，平面方形，边长26米，高2.3米。封土身现存共三级，高2.7米，由下至上的第一级和第二级由夯土筑成“亚”字形的十字折角形平面，完全模仿佛教艺术中的“曼荼罗”，高约2米；第三级现存高度约1米，因遭后期

塔形墓，是当代考古学家视其外形所定的一种名称，也就是根据现今藏地佛塔与墓丘结构的相似性而命名的结果。佛塔源自印度，梵文“窣堵坡”（Stupa），具有圣物和坟冢两层涵义，前者指类似于纪念意义的某种建筑；而后者则指坟墓，相当于现在的灵塔[9]。根据佛教经典，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佛塔早在佛陀在世时就已很流行，但后者主要源自“八王分舍利”修塔加以供奉的历史故事,后因受到佛教徒的虔诚礼拜而成为了佛教的重要象征物之一。虽然在印度、南亚、中亚、西域以及中原等佛教地区，有着大量的佛塔建筑，但是这些与藏式佛塔在外观形制上有很大的区别。

藏式佛塔，尽管在文化内涵等方面吸收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但是，从外观形制上看，它与前佛教时期的苯教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早在上世纪初著名学者更敦曲培首先指出西藏流行的佛塔与印度流行的塔在度量形制上并无关系，在印度现存的上万计佛塔遗迹中没有一个与西藏佛塔形制相似[10]。随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西藏史前的岩画和苯教的垛（to）文化中，我们不仅能够找到关于塔形墓形制的一些线索，而且发现这种塔形墓有其自身的演变和发展脉络。对岩画中出现的塔图像（见图六），美国考古学家John Vincent Bl lezza已在本世纪初出版的专著[11]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中国学者张亚莎、夏格旺堆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此有专门的研究，并认为西藏塔形图像与早期的苯教文化有关。特别是张亚莎教授在《西藏岩画》一书中指出：“一、西藏岩画中塔图像绝大部分与佛教在造型上有明显的区别。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相当部分的塔图像与流行于印度或中亚地区（包括中国古代的西域地区）佛教的塔，无论是造型样式，还是所表达的理念，都很不一样。只有少量的塔图像与印度的塔比较接近，但并不完全一样。二、我们已经从西藏岩画的塔图像发展序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高原苯教不仅拥有祭祀用的‘塔’状石砌祭坛，而且苯教的石祭坛也确实有它发展演变的明确轨迹。而苯教塔祭坛的基本特点，便是以垒石构成台阶式的塔状物。”[12]

显然，不管是从早期岩画遗迹还是从本文所讨论的塔形墓的相关资料来看，西藏佛塔形制的起源与早期的苯教垛（to）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张教授所说的“石祭坛”一词，或许是Bl lezza先生书中英文单词shrine一词的对译，而shrine一词源自藏文r taen mkhar/r taen gnas，其原意是（确实是如此对译，尚可。建议直接找出张教授‘塔’状石砌祭坛与垛文化之间的联系。）指早期苯教仪轨中的垛（to）,是一种垒石构成的台阶式的塔状物。但与石祭坛之间不仅相去甚远，也很难在苯教中找出类似的文化现象。这种垛图像，一部分见于苯教学者丹增南达的文集中，他是从一本早期的古籍中收集到的，共有26种不同组合的图像 (见图七)[13]。这组图像，向我们展示了早期苯教垛（to）文化的一些信息。

另外，塔形墓作为具体的立体物，我们可观察其平面到剖面，这一点是古岩画和古图像资料所不能提供的。平面到整体外观以及石砌加夯土的构筑法与吐蕃时期的其它封土墓有密切关系，如平面呈梯形和长方形封土墓，应是对吐蕃时期最流行的梯形墓和长方形墓的承袭。除了在吐蕃墓中可以找到它们的早期原型外，在其他文化中很难发现类似的形状。给白山墓地已试掘的一座塔形墓的丧葬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据简报“M 31：封土呈塔形，高1.8、底边长2、顶边长10、腰边长11.5米，面积125平方米。穴内填砂石，夹砾石，墓口下0.8米为石棺盖，石板厚0.1—0.25米，墓室、墓底均系石块砌筑，墓室呈长方形，长1.8、宽1.4、距墓口深1.72米。墓室很混乱，人骨、羊骨掺杂一起，无遗物。人骨则见股骨、胫骨、脊椎骨、肱骨、尺督、桡骨、髋骨、骶骨等。羊骨有下颌骨、牙齿、肋骨、椎骨、肱骨、胫骨及碎骨。”[14]M31号墓室虽已被盗墓者破坏，扰乱严重，但可以看出墓室、墓底均系石块砌筑并带有棺盖等，有吐蕃早期墓室的特点，随葬羊骨等的出现，进一步表明了这是一种吐蕃苯教文化流行期间动物做陪葬的坟墓。另外，号称东方金字塔的都兰吐蕃一号大墓也是墓堆下由三层用泥石混合夯成的石砌围墙[15]构成。

因此，吉龙堆墓地、给白山墓地、加日村墓地的塔形墓应属于早期苯教文化的遗迹，其年代应该确定为吐蕃早期。封土底部具有阶梯状形制，不能成为佛塔文化影响的证据。

三、佛塔文化的传播与原始塔葬的始兴

从佛塔的外观形制上讲，在印度、中南亚和内地等地方，虽在具体形制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整体上有共同点，一般由塔座、塔瓶、塔顶三部分组成，这一点在藏式佛塔文化中也是一样的。据《西藏王臣记》等藏文古籍记载，在赞普拉脱脱日年赞在位时，有一次，忽从天空降下《诸菩萨名称经》、黄金宝塔、《宝箧经》、心要六字大明咒、旃陀罗嘛呢印模等，落于雍布拉康顶楼之上[16]。这个记载说明了这一时期佛塔已传入了藏地。至公元八世纪下半叶，以印度欧丹达菩提寺为蓝本，按佛教曼荼罗的形制建造了桑耶寺，其主殿四方建有红、绿、黑、白四座佛塔[17]。现存吐蕃时期的松噶尔石塔（见图八），据说是寂护大师主持雕凿[18]的。这些佛塔既有古印度桑吉塔式的覆钵式的特点，也不失藏式阶梯状的收分特征。上述佛塔中，多数是作为佛教文化的圣物或塔内装有舍利而得到了供奉，而有些佛塔，如黑塔类在初建时就已经具有了驱凶辟邪、镇魔厌胜的功能，这是吐蕃建塔、供塔的另一种目的和愿望。在赤松德赞执政后期，佛教作为国教在吐蕃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这一时期起，吐蕃的丧葬文化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开始废弃原始苯教的丧葬仪轨。在赤松德赞逝世时，围绕赞普的丧事，佛苯间曾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终佛教徒取胜，按佛法办理了丧事，从此开始禁止殉牲等苯教丧葬习俗，转而修佛殿、抄写经文等方式来替代殉牲[19]。据文献记载，当时来自印度的静命堪布去世后，在埋葬他的哈布山脚下建立了一座佛塔[20]，这就开创了为亡者立塔的先河。但这与塔葬还是有所区别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塔葬，这种佛塔或许是属于一种为了纪念贤者而立的纪念碑式建筑物。根据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在赤松德赞执政晚期才出现了为死者立塔以代替墓葬的习俗，如五王妃：觉姆强恰杰（赤松德赞妃）、觉绕白吉昂次玛（赤祖德赞妃）等墓[21]，这些是直接修建佛塔而未修墓室。列山墓地M168号和斯孔村墓地M3号，应该属于这个时期的墓丘，这一类型的塔形墓丘在外观上也和都兰吐蕃墓出土有两枚擦擦上印有塔像（图九）和松噶尔石塔一样，是一种藏式佛塔与西域佛塔相结合建筑模式，尤其是斯孔村墓地M3号跟古代龟兹地区现存库车县苏巴什佛寺河东遗址的塔之间有很多相似点。都兰吐蕃墓的树轮校正年代[22]，主要集中在吐蕃中、末期。同样，原始塔葬出现的年代“约开始于公元8世纪后半至9世纪上半叶这一历史时期内[23]”。

关于塔形墓的墓主身份，以往的研究结果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其本人即为佛教高僧、活佛，死后按照佛教的丧葬仪轨实行‘塔葬’，同时附葬入统治阶级的墓葬之中；第二种可能，是死者本人不一定是佛教高僧大德，但却是佛教的忠实信徒，死后虽仍行土葬，但在所采取的墓葬形制方面，则已深受佛教的影响，基本上按照佛教的‘窣堵坡’样式来营建其坟丘。”[24]但从前面引的文献记载来看，吐蕃时期似乎只有王妃级别的尊贵女性才建塔安葬。另外，墓地有塔形建筑，不能统统归结为塔形墓的范畴，因为，有些是在墓地为死者祈福或厌胜巫术而修建的，未必与塔葬有直接的关系，不应该归为墓葬范畴。

关于原始塔葬习俗的起源，霍巍教授认为主要源于唐朝，并怀疑可能与印度和南亚相关。笔者认为，也有可能受到了西域或于阗的影响。唐修建灵塔的年代大致上与吐蕃处于同一时代或稍早，相比之下，古代于阗的这类丧葬文化时间较早，并且与吐蕃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据考古学家林梅村的研究，佛教传入于阗后，于阗人遁入佛门，一般采用火葬，用骨灰盒。上层僧侣墓地表立佛塔。……因此，我们很少发现公元3世纪以后的于阗古墓[25]，对此很多大唐高僧传里有很多相同的记载。于阗和吐蕃之间的关系据龟兹洞窟题记，早在聂赤赞普时期已有使者的往来[26]，松赞干布时期也有不少于阗和尚在西藏进行传教活动[27]，甚至楼兰出土的佉卢文与藏文间的历史渊源关系也有人做过相关考证[28]，之后公元665—670年间吐蕃开始占领于阗[29]，进而两地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单从建筑平剖面的形制角度讲，吐蕃佛塔的很多原型在西域地区能找到相关线索。故西域也是一个特别需要重视的地域影响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吐蕃墓葬考古中发现的塔形墓，从年代大致可以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早期塔形墓，是受到原始苯教丧葬文化的影响而形成；晚期塔形墓，则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塔形墓的墓主，据藏文文献记载，主要是王室中尊贵的女性。塔葬习俗的源流，西域应该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域影响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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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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