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濮阳的龙碑上竟然藏着这么大一个秘密……
龙碑位于濮阳县城西南角，106国道与西环路交汇的三角地，面积为18亩，周边设钢筋护栏。园内栽植了各种花卉、草坪、树木，修筑了曲径，与中华第一龙出土地、濮阳古城高相辉映。
龙碑由碑顶、碑身、中座、基座四部分组成。碑顶呈三角形，略大于碑身，碑顶每角卧一石龙，栩栩如生。雄伟高大的龙碑展现了濮阳龙乡的古老文明和现代化城市的勃勃雄姿。碑身为三棱形，由三根巨龙石柱支撑，龙柱高12米，分别由8节8吨重的花岗岩砌成。龙柱之间是三块石碑，分别镶嵌着三组刚劲有力的金色大字“中华龙乡”、“颛顼遗都”、“澶渊盟城”，系著名书法家、太原市市长曹中厚书丹。基座为圆形，直径21米，设8步台阶；中座也为圆形，高2米，直径10米。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高19.97米（象征着1997年兴建），总重量380吨。周围镶砌8幅浮雕，分别为“中华龙源”、“颛顼乘龙”、“相土造车”、“启铸九鼎”、“孔子居卫”、“铁丘之战”、“武帝治水”、“澶渊之盟”，记述了濮阳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故事一：中华龙源
蚌塑龙
墓葬图
蚌塑龙虎陪葬图
蚌塑龙，又称蚌壳龙。黄河流域历史久远的遗迹中多有发现。因修水库发现于河南濮阳西水坡据专家根据年代、规模以及形制和格局猜测有可能是五帝之一的颛顼的古墓葬群中出土的蚌塑龙堪为代表。
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近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古墓葬群的考古发现中，令人惊喜的发现了M45蚌壳摆塑龙虎图——塑的龙形，又是最早的“四象”构图——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既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蚌塑龙。第一组45号墓穴中有一男性骨架，身长1.84米 ，仰卧，头南足北。其右由蚌壳摆塑一龙，头北面东，昂首弓背，前爪扒，后腿蹬，尾作摆动状，似遨游苍海。其左由蚌壳摆塑一虎，头北面西，二目圆睁，张口龇牙，如猛虎下山。此图案与古天文学四象中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相符。在此墓东、西、北三小龛内各葬一少年，其西龛人骨长1.15米，似女性，年约十二岁，头有刃伤，系非常死亡，像殉葬者。
距45号墓南20米外第二组地穴中，有用蚌壳砌成龙、虎、鹿和蜘蛛图案，龙虎呈首尾南北相反的蝉联体，鹿则卧于虎背上，蜘蛛位于虎头部，在鹿与蜘蛛之间有一精制石斧。再南25米处第三组是一条灰坑，呈东北至西南方向，内有人骑龙、人骑虎图案。这与传说“黄帝骑龙而升天”、“颛顼乘龙而至四海”相符。另外，飞禽、蚌堆和零星蚌壳散布其间，似日月银河繁星。其人乘龙虎腾空奔驰，非常形象生动，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另外，在三组蚌砌图案周围，还发掘出仰韶时期房基和大量墓葬、器皿及圆雕石刻人像残块，内含十分丰富。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把西水坡遗址出土的三组蚌壳摆塑的图案进行综合研究，探寻其内在联系，得出星图的结论，是仰韶时代的先民们精心绘制的四时天象图，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表示时令的专用于农业方面的知识，利用蚌壳这一与农业、天象具有玄妙关系的自然物质，在西水坡遗址上，选择了最突出的地段，利用宗教主(或者说远古执行天象观测的部族首领)安葬的大祭仪式，创成了含有天文学潜在意义的三组蚌图。反映的四时天象就是二分二至天象图。
这一研究非常耐人寻味。二分二至，就是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是农用二十四节气中表示夏半年和冬半年的四个节气。
研究者认为第一组蚌图是一幅二分图，反映的是春分和秋分的天象。事实上，要真正表示二分天象，东方苍龙星座、西方白虎星座和天极北斗星座必须同时出现在一个平面图示上，而45号墓恰恰具备了上述条件，其摆塑组合应了二分天象的玄机。
关于东方龙、西边虎与北斗组成的天象，早在《公羊传·昭公十七年》中就有记载：“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文献中涉及三个星宿名称：大火、伐、北辰。其实，稍有些许天文知识的人都知道，大火是指东方苍龙星座中的心宿。心宿有三颗星组成，天文上称之为心宿一、心宿二和心宿三，大火星即是心宿二，即龙星座中最明亮的一颗，古人称为“龙心大火”。古人曾把中国的农历称为龙历，也叫做火历，就渊源于此，著名学者庞朴曾著《火历初探》、《火历钩沉》等，也是基于此因。伐，是西方白虎星座中的参伐，即参宿一、参宿二、参宿三横排着的三颗星之下纵列的三颗星，名叫参伐。北辰即是指中央天区的北极星和围绕北极旋转的北斗星座。
看西水坡45号墓，墓主人乘北斗帝车居于正中，东方有龙，西方有虎，北斗的斗柄直指龙头，斗魁引提虎首。早在6000多年前，仰韶时期先民已对天体星座有了清晰的认识。《史记》中所述，是说春分日之夜，从黄昏到黎明通宵观测天体，星空正好绕天半周，星辰的东西位置对调。“用昏建者杓”，黄昏时斗柄指向东方，牵引苍龙出海升空，开始巡天。“夜半建者衡”，半夜时分斗柄南指，斗柄也称衡；而此时与北斗斗柄相平行的南斗六星也从东方升起，这就是“衡殷南斗”之意。到了黎明，斗魁提携白虎出于东方，斗柄指向西方，斗魁正指东方。这就是“平旦建者魁”，“杓自华以西南”，“魁海岱以东北也”。
在春分那天半夜，斗柄和斗魁之间的“玉衡”星，正值“中州河济之间”。陆思贤和李迪特别注意司马迁说的“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这句话，说：“翻开历史地图，濮阳西水坡正在古时河济之间，这就知道，《史记·天官书》所记载的是从远古以来一直流传下来的天象知识，而濮阳西水坡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农业天文观测基地。”无独有偶，有的学者就曾提出45号墓主是6000多年前登台观测天象的大智者，蚌图就是在当时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用蚌塑的形式对观测天象的实况记录，其数据非常准确，形象非常逼真，并推测，西水坡遗址在6000多年前应当有一座高高的观星台，只是由于几千年来的黄河冲刷淤积而湮没了。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自豪地说，6000多年前西水坡先民在农事天文观测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直影响至今，并将继续作用于后人，成为永恒。
其次，用蚌壳摆塑龙、虎、鹿、蜘蛛和一件精制石斧的第二组蚌图，就应是冬至图了。
先民在观象授时中，已经知道冬至是旧的回归年的终点，又是新的回归年的起点。冬至日，太阳运行到南回归线上空，当时西水坡的人们因日照微弱而感到冬寒气冷。第二组蚌图中，龙虎蝉联一体，如同交尾，整体上看，龙头朝南，昏睡无精神；虎头朝北，精神抖擞，像是拖着龙一起行走；虎背有鹿，鹿头依靠着虎头，如同俯卧休眠；龙头上方有一蜘蛛和一把光洁精美的石斧。
可见，蚌塑龙的发现，是我们华夏文明6000年前高度农业文明的体现！
故事二：颛顼乘龙
该典故取自于《大戴礼记 五帝德》，原文照录如下：
五帝德：宰我请问帝颛顼。孔子曰：“五帝用记，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闻古昔之说，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闻诸夫子曰：‘小子无有宿问。’”孔子曰：“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絜诚以祭祀。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祇励。”
据《山海经》、《淮南子》等记载，颛顼即高阳，他是北方天帝，后来继承黄帝作了中央大帝，建都在帝丘。
颛顼是个忠于职守的天帝。他经常乘着飞龙巡视四海，北边最远到达幽陵，南边到过郊止 ，西边渡过流沙，东边到过东海中度朔山上的蟠木。不论是鸟兽动物，还是草木植物，也不论是五臣四渎的大神，还是丘陵坟衍的小神，他都非常恭敬地安抚劝勉。凡是太阳能照到的地方，他都要亲自巡视察看，天下神鬼百姓都乐于归他。据说有一次他乘龙飞到建木西边时，因疲劳过度一时眼前昏花而从龙背上掉了下来，摔到地上顿时停止了呼吸。就在这时，北面大风一路吼叫着刮了过来，随着风势，泉水“咕咚，咕咚”地往外涌，眨眼功夫就变成了一片汪洋，山上的蛇都变成了鱼在水中蜿蜓流动，它们只有一半能活动，另一半已枯萎了。这鱼附在颛顼的身上，颛顼居然又逐渐缓了过来，死而复生。颛顼在位78年，高年98岁，死后葬在鲋鱼山的南麓。
故事三：相土造车
相土
相土，商汤十一世祖，契的孙子，一作乘杜，殷人先公之一。据《竹书纪年》记载：“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相土是阏伯之孙，昭明之子。相土由砥石(今河北泯水流域)迁居至商丘。相土时，商部落的畜牧业已相当发达。畜牧业的发达为商人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并开始使用奴隶奠定了基础。相土作乘马，就是驯养马作为运载工具。畜牧业发达的部落，武力都是比较强胜的。所以，相土当部落首领时，乘夏王相失位，对东方无力控制之机，迅速扩展了自己的势力。相土以商丘为中心，把势力伸张到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又在泰山附近建立了“东都”。其后裔在追颂相土的功绩时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可见相土的活动已到达黄海一带，并同“海外”-----四海之外发生了联系，截即斩杀。传说相土佐夏，任夏司马，专管征伐之事。相土的三世孙冥，努力发展农业，治水身死。他与共工、禹，都是传说中有名的治水人物。所以，后来受到了隆重的祭祀，并留下了“冥勤其官而水死”的传说。其子为昌若。
上古之初，人们尚不知驾马拉车驮物，牧马则是用群放散养之法。相传相土用槽喂、圈养之法饲养马匹，将马驯服，再加训练，于是马能拉车驮物，成为重要运输工具之一。可见，相土时商族巳从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进入定居畜牧和农业种植时代。相土用武力向东方发展势力，达于黄海之滨和附近海岛。
注：历史记载相土是发明了用畜力参与生产，而不是发明了车，龙碑上所记是错误的。
故事四：昆吾铸鼎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到东海蓬莱、瀛州三神山求神仙。班师回朝路过彭城时，想到当年秦昭王失落相水的那只鼎，于斋戒祷祠，命一千将士入泗水捞鼎，最终没有能成功。
昆吾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史书记载，昆吾人善长制作陶器，后来又制作铜器，昆吾之刀相传可以切玉。一直到周代，还把做铜器的官叫做昆吾。由于昆吾手工业发达，到夏代发展成为大国。古昆吾国即在今天的濮阳地带。昆吾文化到蜚廉时达到了相当繁荣的髙度。夏禹的儿子启建立夏王朝后所进行的一项重要作就是铸造象征王权的青铜礼器——鼎。昆吾部族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为了选择铜矿，昆吾部族的工匠们沐风雨冒寒暑，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动工前，昆吾部族进行了隆重的占卜祭祀仪式。铸成的九个鼎上镌刻着夏朝各方国的名称、位置，以及九州山川美景、神灵怪异之物。历史典籍上称之为“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九鼎的铸成，标志着中原地区进入以建立国家为标志的文明时代的来临。
九鼎经过夏、商、周三代相传，到秦时一只失落泗水，前后约2000年。文献中记载了 “成王定鼎”、“楚子问鼎”、“秦齐求鼎”、“九鼎护国”、“泗水捞鼎”等故事。“泗水捞鼎”还成为汉代画像砖艺术作品的主要题材之一。
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烹炊器，类似于今天的锅，歹器时代为陶质，商周以后发展成为青铜器。其形制有盆形、鬲形、釜形、方形等几个类型。鼎多用于王公贵族宴享、祭祀、朝聘、丧葬等场合。国君、诸侯、大夫用鼎的规制是有严格规定的。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所谓“钟鸣鼎食”，是体现等级礼制的。后世也因此把天子所用九鼎视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以及天命和人心所归的依据。九鼎制成后，成为传国宝器、礼之重器，商灭夏，周灭商，首先夺取九鼎，藏于太庙所谓“毁其宗庙，迁其重器”， 说的就是这一传统。
周公平定管叔、蔡叔叛乱后，营建了洛邑(今洛阳市)并把九鼎迁到这里，以统治东去。今天的洛阳市有“定鼎路”。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在陆浑 (今天的嵩县一带)大破戎狄，兵临洛阳，向周王炫耀武力。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国军队。楚庄王向王孙满问起九鼎之大小、 轻重，史称“问鼎中原”。周定王时，秦国兴兵索要九鼎。周王派颜率斡旋此事。颜率以把鼎送给齐国为条件向齐求救。解围后，又想办法谢绝了齐国的要求。公元前403年，九鼎震动，周王室朝野惊恐不安。王公贵族利用掌握国之重器九鼎和诸侯都想得到九鼎这一心理，为周王朝苟延残喘而展开了艰难的外交活动。
公元前256年，周赧王与诸侯联合抵御秦军的进攻。秦进攻周王城，周王投降，献城邑36座，人口3万。周赧王忧愤交加而死。公元前255年，周贵族弃城向东逃亡，九鼎落入秦人之手。秦昭王携带九鼎向东攻城掠地，路过今山东泗水时，其中一鼎落入水中，剩下的八鼎被带回秦国。
故事五：孔子居卫
孔子在卫(壁画)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势力日渐衰微，诸侯争霸，战乱频仍。 孔子以恢复周礼、复兴周室为己任，开始了他的政治实践。然而的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的第一次举措——拆除鲁国三家大夫不合规制的城邑(史称“堕三都” )就遭到失败。但是他为终会有用武之地，于是在公元前496年离开父母之帮，带领弟子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政治生涯。鲁国和卫国为周初分封的姬姓大国，不仅国土相毗邻，而且孔子的许多著名弟子都是卫国人，所以在孔子看来，卫国是推行他政治理想最为适宜的地方。
据专家考证，孔子在“周游列国”十四年中有十年是在卫国度过的。孔子的后半生和卫国结下不解之缘，许多故事传为佳话。
孔子到卫国后，卫灵公在国都郊外以隆重的礼节迎接他。虽然对孔子的主张不感兴趣，但为得到尊贤之名，卫灵公仍给他在鲁国一样的待遇。孔子看到卫灵公并无诚意，而且被猜忌，便离开了卫国去陈国。师徒羁旅十分艰难，在匡地被围五天，又被卫国叛臣公孙戊要挟，只好再次回到卫国。卫灵公获悉孔子归来十分髙兴，又亲自出城隆重迎接。这一次，孔子在卫结交了许多贤大夫，与蘧伯玉的交往传为佳话。卫灵公深感国家急需增强军事力量，以抵御大国的入侵和挟持，便向孔子请教帅军布阵之事，但孔子是十分厌恶战争的，当即拒绝了他。卫灵公又想在国人面前表现尊贤，便让孔子与他及夫人南子招摇过市，孔子虽然依“礼”行之，但心里却十分厌恶。晋国中行氏邀请孔子到晋国，孔子认为中行氏作为大夫有许多行为不合乎周礼，所以断然拒绝了他。
孔子常常对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推行感到失望，但坚持交友有道，乱邦不居。在卫国的最后五年，他收徒讲学，传道授业，弟子盈门。在与弟子们坐而论道中，对自己的理论与政治实践进行了深入总结。当他见到弟子子路任蒲地(今新乡市长垣县)的邑宰三年，政绩卓著时，给予很髙评价。齐国发兵攻打鲁国，众弟子纷纷要求解救父母之邦。孔子便派子贡出使齐、吴、越、晋，结果不仅存鲁亡齐，而且开创了强晋、霸越、亡吴的新的政治格局，充分表现了他驾驭复杂局面的外交才能。
孔子在卫国期间，许多古代典籍得到了整理，如他自己曾说 “吾自卫返鲁，雅、颂各得其所”。儒家学说也逐渐走向成熟。
故事六：铁丘之战
东周阵亡士卒排葬墓
铁丘在《左传》中称“铁”。今天濮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有铁丘村，即古“铁”地。 铁丘之战发生在公元前493年，交战的双方为晋国和郑国。《春秋》和《左传》对这次战役都有记载。
战争是由于郑国子姚、子般押送齐国送给晋国中行氏、范氏的粮食而引起的。赵鞅是晋国大夫，实权在握，因迁卫国百姓于晋阳，和邯郸赵午发生矛盾，并最后杀死赵午。赵午的舅族中行氏，以及和中行氏有姻亲关系的范氏遂联合进攻赵鞅。晋定公派兵讨伐中行氏、范氏，中行寅、范吉逃到朝歌。
公元前493年八月，齐国送粮食与中行氏、范氏，由郑国的子姚、子般押送。赵鞅闻讯，欲报被攻之仇，便组织力量袭击运粮车队。赵鞅由卫太子蒯聩支持，陈兵铁丘与郑人大战。赵鞅被射中肩膀，军心几乎动摇，伤亡惨重，但卫太子蒯聩奋勇争先，将郑军击败。铁丘之战是春秋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范例，也是春秋史上一次较有影响的著名战役。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距铁丘遗址南1.5公里的西水坡遗址东周文化层发规了规模宏大的阵亡士卒排葬坑，经考证可能是该次战斗的遗迹。
1987年，在濮阳西水坡遗址东周文化层出土30座整齐排列的阵亡士卒墓。每坑约20人。在遗骸上还发现矛头、镞等兵器残留。经鉴定，年龄在18—30岁。
故事七：武帝治水
瓠子堤
古书所记载的第一次黄河决口改道发生于东周时期。西汉以后，河道变迁有了较多的记载。当时黄河下游普遍修筑堤防以堵洪水，结果泥沙越积越多，大堤越修越髙，形成地上河，决溢泛滥次数逐渐增多。其中破坏程度较大的一次要算武帝元光三年的濮阳瓠子河决。
元光三年(前132)夏天，黄河在濮阳瓠子一带决口，河水南漫，注巨野，侵夺淮水和泗水，淹没16郡。武帝派汲黯、郑当时组织人力堵塞决口，屡堵屡坏，水患长及20余年。元封二年(前109)，汲仁、郭冒组织士卒数万人到瓠子堵决。武帝封禅泰山回长安路过濮阳，亲临瓠子决口，将自己的白马玉璧沉入河中，以祀河神，并命随从大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最终瓠子决口被堵塞成功，导河水使北流，分为两股，使复故道，而梁、楚之地不复有水害。工程完毕后，在新修筑的黄河提上建立一座宫殿，命名为宣房宫。武帝作诗《瓠子歌》(译文)两首以抒杯：
其一：
黄河在瓠子决口呵，人将奈何？浩浩荡荡的大水呵，使村村巷巷都成了一片泽国！都成了泽国呵，大地不得安宁；塞河堵水无休止呵，鱼山的山冈已被挖平。山冈已被挖平呵，巨野泽仍是水满外溢；鱼虾到处游荡呵，时节已迫近冬季。堤岸被毁河水远离正道呵，蚊龙驰骋肆意横行不归，让河水回到旧道上去吧，神的力量不是很伟大么？如果不是出来封禅，我怎么知道外边的这些伤心事！你们替我质问黄河水神，问他为什么如此不仁？由于你的河水泛滥不止，给我的百姓造成如此的痛苦艰辛！啮桑整个被淹，淮水泗水连成汪洋一片；河水长期不归旧道，堤岸的作用一概全抛。
其二：
河水浩荡澎湃汹涌，难以横渡又难以疏通。持长茭美玉以祭河神，河神像是应允，但又缺了堵塞决口使用的柴薪。这都是卫人平常生活的过错，他们烧掉了塞河使用的柴薪。砍掉淇园的竹子编成竹笼去堵水吧，只要堵住决口就一切都会好起来。
从此以后，各地主管官员都十分注重兴修水利，纷纷修堤开渠，引水灌溉，上万顷的农田受益，到处都是五谷丰登，西汉国力得到大大增强。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曾跟随武帝负薪塞河，有感于这首 《瓠子》诗而写了《河渠书》一篇。
故事八：澶渊之盟
御井
北宋时期，北方党项人、契丹人、女真人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走向强大，与中原汉族政权战事不断。辽宋澶州之战就是中国历史上较有影响的战役。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 )，辽圣宗和萧太后以统军使兰陵郡王萧挞览、奚六郡大王萧观音努为先锋，率二十万大军南下。宋朝君臣大惊失措，有的主张迁都金陵(今南京)，有的主张迁都成都；在宰相寇准的力劝下，真宗不得已御驾亲征。当时的形势是：辽兵虽号称二十万，但孤军深入，粮饷靠掠夺，所过城市，只攻下两城，其余诸州皆在宋兵坚守之中，宋随时可以出击，截断辽的后路。陆续集结在澶州 (今濮阳县)附近的宋军达数十万，士气旺盛。真宗到达德胜南城，不敢渡河到北城前线。诸大臣贪生怕死，也不敢过河。寇准与大将高琼力争，真宗被迫过河登上北城门楼，军情一时振奋，不已，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兵十分恐惧，不能成列，宋军乘势痛击辽兵。后双方相持十余日，辽大将萧挞览被宋弓驽手射杀，辽兵不得已退却，并派使臣求和，这正合真宗的厌战心理。
一些胆小如鼠的大臣也在真宗周围大肆散布投降主义论调，并攻击寇准拥兵自重。宋真宗怯懦而听信谗言，最后竟然对辽国妥协订立屈辱之盟，盟约规定：宋每年向辽进贡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因澶州这一地名来源于先秦地名“澶渊”，诸侯曾在这一带会盟多次，文人史家以此称宋辽之盟为“澶渊之盟”。
对赵宋政权来讲，“澶渊之盟”是一个战胜之后的屈辱之盟，但中原毕竟太需要和平了。实际上，在“澶渊之盟”之后的70多年中，双方使节书信来往不断，宋辽虽小有冲突，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大融合，使北宋成为中华文化进步的重要时期。在今天的濮阳老城，仍保留有当年的澶州城遗址和“澶渊之盟”的物证——回銮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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