蘧伯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先贤蘧伯玉是我国古代德化教育和以德治国的最早践行者。他比孔子年长29岁，二人感情甚好。当蘧伯玉在卫国出仕大夫且以贤德名满天下时，孔子还只是一个不满10岁的学童。此后，孔子周游列国的14年中，曾先后五次居住在蘧伯玉家长达九年。蘧伯玉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活动深得孔子的敬慕与赞许。很大程度上，蘧伯玉的作为直接影响和助推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正如台湾出版的《中原文献》所说，春秋时期，“蘧伯玉见重于孔子”，他们二人应属双星并辉。从历史影响和文化贡献衡量，蘧伯玉当是中华“大德先师”，尊称其为“中华德圣”绝不为过。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蘧伯玉未能像孔子那样，将自己的思想言论和学说形成著作且传下来，以至于其历史影响力渐而淡化，失去了与孔子并驾齐驱，交相辉映的历史地位，这既是先贤之失，也是历史之憾。 长垣是蘧公故里，也是“中华德根”之地。做为先贤家乡后昆的蔡云川先生多年来一直努力于先贤文化研究。他在本文中通过大量而翔实的历史典籍，客观而深刻地阐述了蘧伯玉的美好德行和以德治国的实践活动，对孔子儒家思想和庄周道家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直接和不容忽略的影响力，满怀深情地记述了一代先贤对历代文人和历史文化，特别是对长垣故里的文化教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充分展现了本文作者，勇于探索，敢于负责的唯物史观和热爱家乡思贤敬贤的乡贤情结。

中华文明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条群星灿烂的文化长河里，蘧伯玉虽比不上孔子、庄子等先哲影响巨大，但他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以其独具的文化魅力，一直闪耀在璀璨的中国文化殿堂之中。蘧伯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独特的，他以其超人的品格，兼容诸子多家的思想内涵，以德治国的方略与实践，舒卷自如的洒脱，不仅赢得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庄子等文化巨匠的尊敬，而且对儒家思想的创立与发展，对中国文人心态，尤其对故里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蘧伯玉的社会政治思想

蘧伯玉像

在没有关于蘧伯玉系统资料记载的今天，了解其社会政治思想确有难度。但从存在于有关书籍中的对他的阐述和评价，也可以大致了解到他的政治思想概貌。

（一）“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知非寡过精神。蘧伯玉是一位要求自己非常严格的人，他常常静坐思过，避免或少犯错误。《论语·宪问》篇，就直接引用其派往鲁国看望孔子的使者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孔子问：‘夫子（指伯玉）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未能也。’”说明蘧伯玉的知非寡过精神连他的仆人都非常了解。正是蘧伯玉时常静坐思过，才使他一生中很少犯错误，至少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且，犯了错误也能及时发现而立即更改。这在中国文化逐渐走向兴盛的春秋后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佐政的大臣，能随时检讨回顾自己的言行，克服自身缺点，努力修正错误，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完成呢?儒家思想向来重视修身养性、诚心笃志，注重知非寡过的自我反省。曾子曾说“吾日三省吾身”，即是说他每天多次自我反省，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得当。孔子也教导其弟子们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即是说有了过错不能改正，那这个过错就是真的过错了。儒家另一经典著作《礼记·中庸》提出的“慎独”更是与这种知非寡过的精神一脉相承。

（二）“年六十而六十化”的与时俱进精神。这也是大思想家庄子对蘧伯玉与时俱进精神的高度概括。蘧伯玉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常静坐思过，而且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随时调整自己的观念。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一位杰出政治家特别需要的。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人们观念上的转变是最难的，也是最痛苦的。远在2500年前的蘧伯玉就能做到这一点。他敢于面对现实，审时度势，持之以恒地纠正自己的过失而不断有所进步。《孔子家语》卷三中有孔子对蘧伯玉的评价，说他“外宽而内正，自拯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人，以善自终，盖蘧伯玉之行也”。说蘧伯玉始终把自己放在校正错误的活动中，随时改正错误，不断进步。这种评价是极其正确的。

（三）弗治之治的以德治国方略。外患内乱频频发生的卫国，在蘧伯玉主政期间，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社会很快得以稳定，引起了各诸侯国的兴趣。访求他的人很多，得到的答复皆是“弗治之治”。原来蘧伯玉奉行的是以德治国的方略，执政者不用严刑酷法，而是以自己体恤民众的品德，以遵循道德的情操，免去了强迫命令的做法，使民众自觉自愿地去接受任务，为自己的国家出力。在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初期，弗治之治确已比较开明，博得了民众的拥戴，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施仁爱于民的直己而不直于人。蘧伯玉为政一直施仁爱于民，他重农、悯民、了解民众之疾苦。他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厉行裕民政策，不随便增加民众的负担。凡是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绝不强迫民众去办，严格要求自己，而不去严格要求别人。自己事事做楷模，以教育民众。蘧伯玉历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人始终抱着宽容、忍让的态度，不对任何人求全责备，是他仁爱于人的突出特点。

（五）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的舒卷有道。春秋后期诸侯兼并，大夫争战，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蘧伯玉始终抱着守志不移的态度去处理国家和社会上发生的事件。诸侯和有权势的大夫的一切越轨行动，他能阻止的就规劝阻止，力量实在达不到的就坚决避开，从不同流合污。蘧伯玉一生中从不依附某一权势，始终保持品正行端。他的这一高尚品德，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孔子就曾高度赞扬与品评史鰌和蘧伯玉二人的不同做法，他说：“直哉史鰌！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用现代汉语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正直呀史鰌，国家太平的时候，像箭杆一样直，国家危乱的时候，还像箭杆一样直；蘧伯玉真是一位君子，国家太平时就出来做官，国家危乱时就隐居起来。”历代鸿儒们都赞扬史鰌的正直，蘧伯玉的君子风度，一个是刚正不阿，一个是守志不移。并且都认为史鰌不如蘧伯玉，直固然好，一贯直稍嫌偏激，而不如舒卷有道，进退有度。蘧伯玉这种洁身自守的行为被孟子引申发展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2000多年来奉行的处世准则。

（六）始终遵循周礼而忠君。这是蘧伯玉的又一高尚品德，也是他作为臣子对事君的立场。春秋后期礼崩乐坏，周礼已荡然无存，几乎各国都曾出现过子弑父、臣弑君的流血事件。在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蘧伯玉坚持忠君这一道德准则，对国君忠诚无欺，尽力尽责，为后人留下了“宫门蘧车”的千古佳话。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是政权与国家的象征，忠君这个概念其本质也往往和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联系在一起。由忠而忠诚，即忠正诚实，既是儒家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也是封建伦理的重要规范，更是中华民族的一贯美德，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

（七）遵道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蘧伯玉一生都遵循道，按照事物的本来的规律办事，坚持道不同则不相谋这一根本原则，影响了孔子一生的交友原则：道不同则不相交。蘧伯玉严格遵守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将心比心，始终以忠己之心忠人，恕己之心恕人，成为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他的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孔子，使孔子在解释仁时也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见《论语·雍也》）

二、 蘧伯玉对孔子及儒家思想形成的影响

蘧伯玉对儒家思想形成的影响，最直接体现在其言行对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的影响。孔子一生学无常师，主要靠自学，同时向周围人学、向生活学，从历史文献中汲取知识。孔子择友甚严，志不同、道不合则不与交往。正如《史记》云：“孔子所严事，于齐则晏婴，于郑则子产，于卫则伯玉。”他一生好友只有齐国的晏婴、郑国的子产、周王朝的老子、卫国的蘧伯玉，仅此几人而已。孔子70岁时曾对自己的过去做过一次回顾和剖析：他认为自己40岁起便能处变不惊，对事物有了自己的主见；50岁起认识到天命不可违，对天虔诚与敬畏并重；60岁耳顺以后心明眼亮，能辨别是非，能听进各种顺、逆之言，善自忍让。了解了这个大前提，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蘧夫子是怎样影响孔子、孔门弟子及儒家学说的。

孔子为了寻找能够实现自己远大政治抱负的地方，决定周游列国。公元前497年55岁的孔子开始周游列国，第一站就是卫国。刚到时住在子路妻兄颜浊邹大夫家里。第二年去宋未成，匡、蒲被困之后，他被蘧伯玉请回，就直接住在了蘧府，长达4年。第二次是周游宋、陈、郑、楚等国的4年后，又于公元前488年（64岁）返回卫国，还是住在蘧伯玉家里。可以这样说，孔子从知天命之年到耳顺之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蘧伯玉家度过。第二次到卫，蘧伯玉年事已高，且已告老退休，而孔子也未任实职，只是个“公养之官”，他就在蘧府设帐授徒，将自己的政治抱负灌输给学生。而与蘧伯玉的交往则更加密切、频繁、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在此期间，孔子开始整理《诗》中的《风》。他以自己的思想和周游列国的心得为标准，精心删订，并不时与蘧伯玉切磋，很快完成了《风》。加上返鲁后整理的《雅》《颂》，使《诗》顺利完成。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孔子和蘧伯玉，不难发现，在春秋后期二人共同生活的年代里，蘧伯玉不论学识、业绩、地位、影响都远远高于孔丘。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和杜撰。蘧伯玉见重于孔子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蘧伯玉年长孔子近30岁，当孔子青年出仕为官时，蘧伯玉早已是卫国的贤大夫了，而且世人皆知，名满天下。卫国孙林父、宁殖赶卫献公下台，请蘧伯玉参加，蘧伯玉严词拒绝，且从近关出走，被历代称颂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的舒卷有道精神已誉满列国，而此时的孔丘还只是一个五六岁的顽童。

（二）蘧伯玉与孔子二人治国方略相同，都主张施仁爱于民，以德治国。二人的不同点则在于蘧伯玉的治国方略，得以用于实践，得以实际运作，其在国人和列国诸侯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孔子在春秋末期，其政治抱负始终未能实现，不论开始时任鲁国管仓廪一类小官，也不论到后来任大司寇，他的远大抱负也未能得以用于实践，不得不自动辞职而周游列国。正是在与蘧伯玉交往后，他的理论才从蘧伯玉的实践中得以进一步总结、升华。

（三）在春秋末期，孔子远没有蘧伯玉的影响深远。蘧伯玉从任职大夫直到执掌相位，不仅在卫国，就是在整个春秋后期列国的政治舞台上，其影响都是直接的、重大的。正因为他的执政有方，吴季札才发出了“卫多君子，国无患矣”的感叹。正因为他以德治国，将卫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才使逐渐强大的赵简子不敢随便动兵侵犯。而孔子在鲁国，除了遵守周礼而享“周礼尽在鲁”的美誉外，政治上始终影响不大。

（四）孔子周游列国14年，其中10年在卫国，而住在蘧伯玉家就达9年。以孔子一贯主张志不同则不相交的交友逻辑，说明蘧孔二人心意相投，而蘧伯玉的政治主张与实践又深得孔子的倾慕与赞许。可以这样说，孔子住在蘧伯玉家9年，是他们互相切磋的9年。更准确地说是孔子向蘧伯玉学习的9年，也是孔子从知天命到耳顺之年，奠定儒家思想及学派的9年。特别是孔子从陈国回来后再次住在蘧府的后5年，蘧伯玉闲居在家，而孔子授徒著书，思想活跃，其间直接请蘧伯玉指教，更是在情理之中。

（五）就蘧伯玉与孔子二人的成就论也有高低。蘧伯玉以其高尚人格、君子风度，在当时享誉诸侯。可惜其思想和言论没有形成文字、著作未流传下来。如果这些都有的话，其结果又该如何。而孔子在自己的祖国并不得志，不被重用，他的主张在诸子百家形成的前夜，也只是一家之言，并没有被人重视，甚至在秦代出现了焚书坑儒的悲剧，只有到汉代以后才逐渐形成唯儒独尊的局面，这还要感谢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如果没有这些弟子，不知将是何结果。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孔子确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以及儒家学派的奠基人，对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无人出其右。但是，孔子并没有掩盖蘧伯玉的光辉。正如台湾出版的《中原文献》所说，春秋时期，“蘧伯玉见重于孔子”。他们二人应是双星并辉。

蘧伯玉的言行与实践对儒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就连孔门弟子和再传弟子在编著《礼记》礼器第十中直接引用蘧伯玉的原话：“蘧伯玉曰：‘君子之人达’”。在阐述孔子学说和思想的著作中能直接用蘧伯玉的话也可见孔门弟子对他的重视与肯定。蘧伯玉是怎样影响儒家思想体系形成的，我们不能通过时空隧道展现当时的原貌和实况，但是我们可以从蘧伯玉的政治主张和实践与儒家学说的主要观点相对比，来观察其中端倪。

蘧伯玉的行为与儒家学说的共同点：

（一）遵礼乐。周朝各种礼乐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是当时各国学习、遵守的道德规范。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弱，诸侯争霸，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而蘧伯玉则始终把礼乐作为治国之本，他以自身遵礼的正直人格去感化人。他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始终坚持己不正不能正人，自己办不成的事不要求别人办，他把自己的理想都体现在具体实践中。礼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准则与核心。要求人与人之间贵贱、长幼、尊卑，要恭而有序。以礼为功用，时时讲克己复礼，要敬上、负责、认真，一丝不苟。在《礼记》中，孔门弟子直接引用了蘧伯玉的话“君子之人达”，来阐述自己的认识和主张在当时已十分普遍。同时也说明了蘧伯玉的思想和言论对孔门弟子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历史上流传的宫门蘧车的故事，又生动地说明了蘧伯玉是遵礼、敬上的典范。周礼中有一条规定，车辆通过宫门，要慢行，人下来，以示对国君的尊敬。更有甚者，见了国君的马也要行礼。到了春秋后期，这个礼节别人都不执行了，只有蘧伯玉夜晚通过宫门时还要慢行致意，表现了他十分遵礼。

（二）施仁爱。蘧伯玉一贯主张推行周先王的仁义道德，始终坚持以仁德治国的施政方针，把民生看做最大事情，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轻赋敛，深耕勤种，利物济民，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他履行仁政的方法就是笃信力行，行己及人；极尽忠恕，直己直内；增进本身人格修养，尊国君，行正事，为别人树榜样，达到忠；不直人，宽外，不苛求别人，己所不欲，不施于人，达到恕。同时尊重人才，重视人才，任用贤良。儒家则主张人伦价值，厚德载物，小康大同，仁民爱物，人际和谐。蘧伯玉两次拒绝参与朝中逆臣逐君、扶君制造内乱的事实，是他仁德思想的具体体现，也很受孔子及其弟子的赞誉，称其为君子。

（三）知非寡过。蘧伯玉常常静坐思过，检讨回顾自己，有错改之，无错自勉，因此留下了传颂千古的“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赞誉。而儒家讲忠恕，尽心尽力，敬上日忠；推己及人，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以和为贵，诚实不欺；言行一致，言而有信，既是儒家信条，也是蘧伯玉严格要求自己的高度总结。

（四）与时俱进。蘧伯玉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以周礼为核心，时时刻刻调整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动，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庄子·则阳篇》记载：“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儒家则认为天道酬勤，应自强不息。

（五）弗治之治。蘧伯玉不用刑罚治国，而是实施仁义治国，靠执政者的模范行为感化影响人。在其弗治之治基础上，儒家提出无为而治，同样主张实施仁政，以仁爱治国，强调内圣外王，意即内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或外务社会事功。

（六）遵道。蘧伯玉主张的“道”是自然轨迹之道，是力主顺应自然之道。一切道德规范都以遵先王之道为根本，人人都应遵循这条礼法之道，他同时把道作为忠恕的本质。忠，就是要尽力效忠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家；恕，就是度己度人，人际融洽，避免纷争。总之，他主张的道是普遍达到社会规范、和谐的社会局面，表现在治国上就是仁治。儒家也非常强调道，且是在体现自然规律基础上达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尽物之性与尽人之性的一致。

总之，蘧伯玉的言行及体现出的精神意蕴完全融化在儒家的思想学说之中。换言之，儒家的仁民爱物、克己复礼、人伦价值、群体观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庸中和、小康大同、天人合一、人际和谐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无不受到蘧伯玉思想及政治实践的影响。

蘧伯玉的政治主张和做人理念及行为，与儒家学说高度吻合，这正是儒家思想之所以广泛受到蘧伯玉言行影响的原因。孔子对蘧伯玉的评价是：“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于人，汲汲于仁，以善存亡，盖蘧伯玉之行也。”这是孔子对蘧伯玉仁德一生的总结，也是对蘧伯玉的崇敬，同时也反映了蘧伯玉对儒学及孔子的影响。

三、蘧伯玉对庄子及道家思想形成的影响

庄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他具有超凡的精神境界，脱俗的生活方式。其内心世界和生活实践都达到了与道同体，忘己忘物，体现了道的化身，是道的生动体现。庄子深受老子影响，又怎样深受蘧伯玉的影响呢?从时间上说庄子比蘧伯玉只晚百余年，时间比较接近；从地域上看，卫国的蒲邑距庄子的故里——民权县不及百里，相距也比较近；更主要的是蘧伯玉的一些观点、言行符合庄子的思想主张。庄子在《庄子》《内篇·人间世》和《杂篇·则阳》中整篇引用蘧伯玉的言论来论述自己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足以说明庄子非常推崇蘧伯玉并接受蘧伯玉的思想。

蘧伯玉主张“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处世态度。“卷”是指政治昏暗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时把自己的才能卷起来放在怀里，实指不过问、不参与政事，把自己的才智隐藏起来，这是蘧伯玉的处世准则。蘧伯玉舒卷自如的行藏不但深刻启发了孟子，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庄子及其后学。庄子以一种清静无为、潜心学问的心态和人生志向，成就了一番万世不没的文化事业，创立了道家学派。在人生哲学上，他提出了一套缓解人们精神危机的修养方法，表现了对精神自由的强烈向往和追求。

庄子受蘧伯玉影响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一）道法自然。庄子接受了蘧伯玉关于“道”的意识，但他又赋予“道”以新的内涵。庄子是一个彻底的自然主义者，他对壮美的大自然倾注了十分深厚的崇拜情愫，形成了庄子以及道家学派自己的“自然之道”。并通过这个深奥的大自然，发现和效法自然的原则和品格，从而发现了人类生存状况的狭隘和渺小，进而产生了冷漠的心态。但是却在客观上创造、升华出一种激越的批判精神，推动了社会以开放的心态向前行进。

（二）超越世俗。蘧伯玉的舒卷自如思想与行为，启发庄子产生了欲超越人世间一切利害得失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将人生的七情六欲及名利富贵皆置之度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对生死的超越，庄子认为生死不过是道的循环，生是道的发现，生是死的延续；死是道的复归，死是生的开始。生死相续，变化轮换，环环相扣，永无止期，形成生命超越时空的存在。其二是对世俗的超越，也就是对名利、是非观念的超越。庄子要人们抛弃对名利的追求，避免争强好胜之心，过一种与世无争，体现人的生命自由发展的生活。其三是对哀乐的超越。要人们无我、忘我，也就是庄子提出的“忘己”“无己”。他主张“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要人们不生本性以外的妄想，不作本分以外的贪求，达到“吾丧我”。

（三）无为而治。这是受蘧伯玉弗治之治的影响。其根本不同点在于蘧伯玉主张的弗治之治是以仁德为本，也就是儒家接受的不实施具体的刑罚制度，而使社会得到治理的理想。而庄子提倡无为而治以继承老子衣钵，是以自然无为为本质或核心，追求绝对精神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超功利的绝对的精神自由。这些正是形成庄子哲学的核心部分——自然。

（四）逍遥自由。庄子主张人的生命在广阔的空间里会上下翻飞舞动，他把这种想象中的飞动解释为逍遥。庄子主张享受生命的自由并不能满足人生的需要，而是要人们享受像“婴儿”一样的纯朴自然和宁静状态。人在自然宁静中会感受翻飞灵动的精神自由。这些只是庄子受蘧伯玉影响的主要观点，这些也形成了道家学派的核心观念与信条。在2000多年来的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给一些失意的文人许多精神慰藉和信念支持。

四、蘧伯玉对历代文人的影响

蘧伯玉的言行对以后的历代文人学士均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他的“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的与时俱进精神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寡过知非精神，成为激励历代文人学士积极进取的座右铭和行为标准；其“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舒卷自如的行藏，既影响了历代文人积极面对现实，建功立业，却也成为部分文人士大夫引用为仕途失意、人生坎坷时的逃避现实、顺应自然的盾牌。尤其是在庄子对此思想进一步发挥后，更成为失意文人不拘礼俗、旷达生死、隐居山林、独善其身的心灵归宿和理念支撑。

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成了儒学一统的时代，但一些文人深受舒卷自如的影响，表达了自己的处世哲学。扬雄是西汉著名文学家，典型的儒士，但人生态度是既不追求名利富贵，也不忧虑自己的贫贱。东汉末年，由于宦官外戚专权，社会黑暗，许多文人学士产生了“不事王侯，以高尚其身”的思想，纷纷隐居，明哲保身，去危以全求道。如赵壹，隐居以后，朝廷多次召他出来做官，他均不肯，最终老死家里；再如郭宗林，虽为名士集团中的头面人物，也不愿当官，希望自己“岩岫颐神，娱心彭老，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仲长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谓之狂生”。说明他不与人交，默语独处，有话直说，不拘小节，狂荡不羁，具有明显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的处世思想。人们熟悉的大文学家、大科学家张衡，前半生奋发有为，后半生由于官场黑暗，他郁郁不得志，就产生了隐退思想。他在《归田赋》中叙述自己的追求：“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微，俯钓长流”的“于焉逍遥，聊以娱情”的生活，很显然张衡也向往山林生活。

魏晋交替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一大批文人名士受蘧伯玉舒卷自如的影响，特别受进一步演化了的庄学熏陶以后，隐居山林已成为他们自然的归宿。除了早期的建安七子已露端倪外，最著名的要数竹林七贤了。七贤中的阮籍，前期受儒家思想影响，欲济世安民，务力事功，但由于现实的险恶与黑暗，他悲天悯人，忧生伤世，遂想从生死之态、世俗之礼、哀乐之情中解脱出来，而进入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晋书》这样形容他：“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书，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竹林七贤中，不乏卿相侯爵，但他们志同道合，同有隐居山林之趣。嵇康峻切，阮籍郁闷，阮咸躁烈，向秀冷隽，山涛、王戎沉稳圆滑，刘伶幽默喜剧化。像王戎，在幼时就表现出超人的胆识和聪慧。竹林七贤中，由魏人晋在新朝当官的，以王戎最为显达，位至三公，曾封侯位。《晋书·王戎传》载：“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卷舒，无蹇愕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沉浮，户调门选而已。寻拜司徒，虽位鼎司，而委事僚寀。间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见者不知其为三公者。”到了南北朝时期文人雅士们更加崇拜蘧伯玉，南朝的何逊就是如此，经常拿蘧伯玉当榜样。他在《早朝车中听望》诗中就写道：“诘旦钟声罢，隐隐禁门通。蘧车响北阙，郑履入南宫。”许多人与竹林七贤一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政治清明时，积极务力事功，以实现自己济世安民之宏愿；当政治黑暗时，他们不愿随波逐流而退隐山林，把为官礼仪、朝廷尊严踏在脚下，蔑视世俗社会，高蹈于绝尘超迈之境。他们执着追求的正是蘧伯玉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的处世原则。

唐代是一个较为开放的时代，尤其是盛唐时期，文化昌明，社会繁荣，海内清平。经过南北朝文人重情适意的倡导，此时文人也不再恪守一种清瘦孤寂的生活，他们认为事功不可少，闲适之情也不尽荡，于是在朝阁—边塞—山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也自然地出现了卢照邻的“形骸寄文墨，意气托神仙”，孟浩然的“傲吏非凡吏，名流即道流”的观点。最为特殊的是李白，他既有斗酒诗百篇的豪气，又有傲岸不屈、清高凌势的气质，尤具舒卷自如的精神特质。“安史之乱”的爆发，打乱了唐人自信昂扬的幻梦，一些文人开始清醒。白居易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写出了“名利心既虑，市朝梦亦尽”的思索。他个人的处世哲学，也从前期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发展到“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为寻庄子知归处，认得无为是本乡”，直到白居易“空山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其心已完全归属山林。明白了白居易的心态变化，对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之后为什么会创作出那么多的山水游记，其中又充满那么多的闲情野趣也就不难理解了。

宋元以后，文人士大夫在心理意识上更加成熟，也更细微。在其失意之时，更是踏上了这条精神自慰的不归路。与唐代相比，宋代文人更多的则是旷达。他们在生活的方式、方法上常常表现出来的是放达和闲适，说白了是看破红尘后的心不在焉。他们没有李白那种笑傲朝臣的发泄，也没有白居易的那种恬淡心思。他们有的就是蘧伯玉的舒卷自如。宋代文学家苏轼异常开朗静放，超远旷达，他不像李白有悲就发，有喜就歌，而是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深埋心底，慢品细嚼。苏轼在《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中悲叹：“兽在薮，鱼在湖，一人池槛归期无。”进入仕途后不得自由，并由此产生敬慕蘧伯玉的舒卷自如：“吾年凛凛今几余，知非不去惭卫蘧。”同时他在《次韵曹九章见赠》中同样发出对蘧伯玉的崇拜之语：“蘧瑗知非我所师，流年已似手中蓍。卖剑买牛真欲老，得钱沽酒更无疑。”我们从其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中可以看出他对严酷现实的无畏和对仕途的失望。南宋的辛弃疾更是“而今老矣，识破机关，莫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一以我为牛，一以我为马。人与之名受不辞，善学庄周者”，表现出他失意之时的旷达，悲苦之后的逍遥。他把苦痛深潜心中，不去随便发泄，让它物我相忘地消融。当然在南宋，还有像李清照这样著名的女词人也生活在悲苦之中，时时在回顾检讨自己没有大的成就与作为。她在著名的《金石录后序》中就这样写道：“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矣！然有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亏，人得之，又胡足道。”表现了女词人对蘧伯玉的敬慕与对人生的感悟。

到了元明清时期，受蘧、庄舒卷逍遥的影响，加之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以及社会政治的腐朽与黑暗，许多文人雅士在精神世界的追求中更显示出自己的特色。李贽、徐文长、袁宏道、唐伯虎等人更是倡导追求“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独来独往，自抒其隐”的生活。或“无拘无束，自在度日”，或“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反对以“理”来约束人的性情，倡真心，求自情，表现出舒卷自如的超凡脱俗和个性独立的理想人格，出现了明显的叛逆色彩。当然在这一时期，大量的文人还是从蘧伯玉的思想行为与治国方略中领略了他的高尚人生，表现出了对他的尊崇与怀念。明清两代不少在长垣居官的文人和邑人，都定期到蘧祠或伯玉墓拜谒，留下了大量诗篇。明代天顺时长垣知县刘弘在《题蘧公祠》诗中就写道：“瓦棚此夕祠堂构，龙耳今日白骨蘧。爱客曾留尼父辙，夜深犹记过宫墙。时当殉道心如铁，岁去知非鬓欲霜。携得一尊来祭扫，西风疏柳下残阳。”长垣人明隆庆进士成逊，在《谒蘧伯玉墓》诗中写道：“独步南郊外，敬登君子堂……佳城幸梓里，寡过淑余芳。”长垣人，后任河南道监察御史的郜永春，对蘧伯玉非常崇拜。一次长垣县令赵缉斋与谪谏郑午溪拜谒蘧公祠墓后与郜永春的一番议论颇发人深思。郑午溪问：“蘧伯玉在卫国是大夫，官高位显，卫国发生的大事他脱不开干系。孙林父逐君叛逆，宁喜以父命复君，肯定引起混乱，也未见蘧伯玉禁止呀！反从近关出走，一个大臣能这样吗?”郜永春答：“卫国有孙林父与宁殖，跟齐国有崔杼，鲁国有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一样，大权独揽，他们的势力国君都没抑制，一个大夫又能怎样，蘧伯玉从近关出是远离是非，正是孔子评价他的无道卷而怀之。”郑午溪又说：“蘧伯玉贤良，史鰌荐，灵公夫人赞，也没见他有什么大作为呀！”郜永春道：“蘧伯玉无作为是没有人用他呀！也像孔子在鲁国一样，大圣人没人用不也是白搭吗！同时，怎能说蘧伯玉无作为呢！玉藏深山，珠蕴大海，虽掩而无光，但谁也不能否定他们。正因为卫国有了蘧伯玉，别国才不敢侵犯。吴国季札拜访蘧伯玉后感叹说：‘卫多君子，其国无患也。’”郑午溪点头称是道：“您果然了解蘧伯玉，今后我知道了就要向他学习。”康熙九年长垣知县宗琮在《谒伯玉祠》中写道：“几年梦想蘧公里，此日俨登君子堂。史鰌死生明进退，宣尼出处合行藏。”

近代的著名文人学者也非常敬仰蘧伯玉的为人。当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生（1880—1971）晚年就曾以《论语·宪问》中蘧伯玉使者与孔子的对话和孔子自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以及“欲寡过而未能，不知老之将至”自励自勉，这既反映陈垣先生对照蘧伯玉后的谦虚，也是他晚年的自勉与自况。

总之，历代文人在仕途顺畅，政治抱负能够实现，有所作为之时，往往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目标。而当政治昏暗、仕途受阻、人生失意时，他们往往归隐田园，逃避现实，以闲适清静来抚平自己心中的创伤，这正是受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的深刻影响。

五、蘧伯玉对故里长垣的影响

蘧伯玉像一座丰碑，千百年来矗立在长垣人民心目中，激励、鞭策着一代又一代人奋进。知书、达理、君子之风成了蘧伯玉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最高追求。悠久灿烂的长垣文化一直受蘧伯玉懿德之泽润。

（一）灿烂的长垣文化

长垣古称蒲邑、匡邑，是蘧姓和匡姓的姓氏发祥地。蒲邑地处中原，处于古代濮水、济水之间，这里是先民们繁衍生息之所。正是他们在这里一代又一代地生活，才演绎了我们民族威武雄壮的悲歌与欢乐。

早在6500年前，长垣先民就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当时属于新石器时期母系氏族社会。在长垣县丁栾镇浮丘店村出土的大量陶片，证明其为仰韶文化遗址。

许慎《说文解字》载：“少康，杜康也，葬长垣。”少康，即酿酒始祖杜康，为夏代国君，曾于禹（今河南禹州市）建国，死后葬于今长垣境内。

夏桀时期，有与商代比干齐名的著名谏臣贤大夫关龙逄。关龙逄系今河南省长垣县龙相村人，因谏被杀，葬于故里，至清末尚有墓和祠，后毁于洪水。明清时期曾在长垣县南关南头建双忠祠，供奉关龙逄和比干，年久已圮。孔子周游列国时曾至此地。

春秋时期，蘧伯玉仕于卫国，侍奉卫献公、殇公、灵公三代国君，其荫泽千秋而不衰，被孔子誉为君子。

孔子周游列国，两次过匡蒲，曾被困于匡，《论语》：“子畏于匡。”

后又拘于蒲邑，受击掌盟誓之难。长垣北十里学堂岗村有杏坛遗址，相传是孔子与弟子子路、颜回、冉求、公西华四子言志处。卫灵公欲伐蒲平叛，问孔子可否，孔子答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女有保西河之志。”孔子对蒲邑人赞誉极高。

公元前487年，子路被卫国聘为蒲邑宰，为长垣历史上有确切记录的首任县令。子路治蒲三年，政绩卓著，孔子又一次从蒲经过，曾三称其善，故尝称长垣为“三善之地”。

到了战国时期，长垣县境内又发生了一起名扬中外军事史，以少胜多的战役——桂陵之战。

汉永初七年（113），曹成为长垣长，其母是著名的史学家班昭，随子来长垣，作《东征赋》盛赞蘧伯玉。

明代是长垣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民风淳朴的长垣人，历来尊贤敬长，习文遵礼。蘧伯玉这位哲人的榜样，一直影响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古蒲居民。学习文化，为国尽忠，为民出力，成了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小小长垣七尚书”则是长垣人才辈出的历史写照。

据《明史》和《长垣县志》记载，嘉靖至崇祯时期的明代百余年间，先后名登金榜，中进士及第的长垣籍官员就有38人。他们有的联捷入阁，有的为“六部”要员，有的统重兵以戍边，有的施仁政于地方。

兵部尚书李化龙（1554—1611），字于田，明万历二年进士。初授嵩山知县，后累官南京工部主事、河南提学、太仆通政、左佥都御史、湖广川贵四省总督、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晚年因官显功殊，朝廷特加封柱国光禄寺大夫，少傅兼太子太保。卒于官，谥襄毅，加赠太师。赐葬于长垣祖茔。在长垣城内东街建李化龙祠堂及“文治武功”坊，牌坊两侧丈余高的石柱上镌刻着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书写的颂联：“掀天揭地功业，长江大河文章。”李化龙一生为官清廉，治世有方，政绩卓著，战功显赫。曾多次受到朝廷嘉奖。《明史列传》《中国名人生卒年表》等书对其均有记载。李化龙一生还著有《抚辽疏》8卷，《平播全书》15卷，《总河疏》6卷，《邦政条例》10卷，《于田诗集》10卷。

吏部尚书崔景荣（1565—1631），字自强，明万历十一年进士。初授平阳府推官，后累官四省巡按、平播监军、宁夏巡抚、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崔景荣一生为官廉洁，刚直不阿，特别是在天启四年升任吏部尚书后，不畏阉党权势，多次回绝魏忠贤的宴请与拉拢，并在官吏设置与任用等方面同阉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终因庇护杨涟、左光斗等著名东林“六君子”而被夺职，遂辞朝还乡。直到崇祯改元，阉党垮台方被重新启用，官复原职。《明史》有传，《长垣县志》等史书对其事迹也均有记载。

吏部尚书王永光（1560—1638），字有孚，明万历二十一年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累官吏部主事、右佥都御史、工部左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王永光为官50余年，忠于职守，洁身自爱。在魏忠贤窃国柄后，坚持不参与阉党活动，但也不袒护东林党人。曾因修建庆陵有功被加封太子太保，实为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重臣。王氏祠堂中，供有崇祯皇帝御赐的大红匾额，上书“四朝元老”四个镏金大字。

明朝天顺六年进士及第的工部左侍郎胡睿、明弘治十二年进士及第的南京户部右侍郎胡锭，两人系父子，胡锭为胡睿之子，因此人称胡氏父子双侍郎。还有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及第的吏部左侍郎许宗礼、明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及第的兵部左侍郎王家桢等。“满朝文武半江西，小小长垣七尚书。”几百年来，这句脍炙人口的美谈，在长垣民间一直广为流传。

这一现象，并非天地灵秀之突变、气氤钟毓充盈造成，而是长垣人习礼追慕先贤圣哲的结果。长垣居民80％是来自明朝洪武年间的山西移民，很多人都是慕蘧伯玉之大名而定居在长垣大地上的。如伯玉村的蔡姓，原非伯玉村老户，乃是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之后裔，即名门望族的济阳蔡氏。明初，蔡克让因仰慕蘧伯玉君子之乡的美名，举家迁往蘧公故里伯玉村。明朝御史郜永春，原籍山西上党人。明初移民时，全家来到长垣，其祖郜果，同样是因仰慕蘧伯玉而迁居至蘧伯玉墓及蘧公祠后的邵寨岗上，不再移居他方。郜果子郜壬，取字就叫蘧邱公。郜永春，自小志向远大，敬慕先贤蘧伯玉，自号仰蘧。像这样慕名迁移者，在当时不计其数。既居君子之乡，当习君子之礼，他们都十分重视儿孙辈的文化教育。而长垣对官办学堂、书院也十分重视。据县志记载，为纪念蘧伯玉而兴建的寡过书院，仅在明代较大的修缮、增设就有五次。寡过书院教育质量之高，居周围郡县之首。在历年来的会试中，长垣学子不少次名列前茅，甚至夺过八郡案首，成为学子中的佼佼者。民国以后，新学兴起，农村上学儿童日渐增多，不少青年接受教育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如伯玉村蔡光华，毕业于大名师范（大名七师），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党失去联系，独自一人西行，千辛万苦奔赴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被任命为总务科长，后为华北联大（现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总务处长。因环境艰苦，任务繁重竞致双目失明。党组织派他回根据地办学，他在冀鲁豫四分区创建的冀鲁豫五中分校（今河南道口中学前身），辗转解放区，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不少人在中央、省部工作。在长垣老革命根据地中，虽然条件艰苦，由于有以教育家贾槐堂为首的一批教育工作者，一心为党，一意为民，坚持办学，为革命培养了一批批有用人才，为长垣文化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教育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长垣的最高学府长垣一中，为长垣培养了数万名有文化的劳动者，为高等院校输送人才四五千人。2001年长垣一中50周年校庆时，回来参加活动的在外工作者有数百人。这些人员中，部队中军以上干部有之，政界中省部级干部有之，科技界专家教授比比皆是，成了长垣人才辈出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这里特别值得特书一笔的是被誉为“名齐燕山”的王林经老人。老人是长垣县总管乡孟寨村人。他自幼吃够没文化的苦，发誓要把七个孩子培育成才，不论多难，从不耽误孩子学习。1962年，在那最艰苦的年代，是他亲自背上从口中省下的干粮，一步一步走到县城长垣一中给孩子送去，无论刮风下雨始终如一，让孩子腾出时间专心学习。正是由于他的执着，七个孩子中出了五名大学生。中共长垣县委、长垣县政府为了表彰他这种精神，于1984年12� �特为其悬匾，上书斗大金字：“名齐燕山”。

长垣县不仅有灿烂的历史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勤劳智慧的长垣县人民，更是在先贤蘧伯玉与时俱进思想的熏陶影响下，不断超越历史、超越自己，经济、文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现在已是全国闻名的防腐之乡、建筑之乡、烹饪之乡、卫材之乡、起重之乡。长垣县有灿烂的古代文化，更有美好的明天。

（二）蘧伯玉故里文化村

蘧伯玉故里伯玉村，继圣哲之余韵，仰先贤之赫奕，一直是著名的文化村。村中居民知书达礼，善良淳朴，被誉为学习蘧伯玉文化的典范，其村名也成了崇尚文化的代名词。

伯玉村受先贤蘧伯玉的影响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哺育村童的私塾学馆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而有明确记载的，则是在明代蔡克让公慕伯玉乡之美名迁垣定居之后。开始时他为了让儿孙行君子之礼，习君子文化，就腾室择地供子孙读书。随着人口生息繁衍，至迁长垣第五代，又在村中的洞真观开设学馆，聘请名师授徒育人，为伯玉村培育出众多人才。如明代有大宁路（北京）指挥使蔡景新；清朝有岁贡生，五品衔，候补训导梁纯甫（民国《长垣县志艺·文志》载有《纯甫梁老夫子懿行记序》），被方圆誉为儒宗，经学名冠当时的蔡应桂（字子丹，民国《长垣县志艺·文志》载有《蔡先生懿行碑记》）及贡生蔡鸿钧（字和卿，曾任民国长垣县督学、县志分编）；清末秀才，人称“大老师”的蔡笃庆等，皆为当时名宿名儒。长垣县是全国有名的“烹饪之乡”，这其中就有伯玉村人蔡士俊的一份功绩。2002年5月31日《大河报》在“百年郑州”专栏下，发表了《郑州饮食老字号·老蔡记》的文章：郑州老三记之一的老蔡记在郑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是郑州为数不多的百年老店之一，它的蔡记蒸饺、馄饨独具特色，有“饭后百步走，余香留口中”的美誉。

蔡记蒸饺的创始人是河南长垣县蔡士俊先生。蔡老先生早年曾是清宫的御厨，辛亥革命之后，蔡士俊流落于北京街头。为了养家糊口，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北京前门外开一小饭馆，经营蒸饺、馄饨，生意倒还红火。几年后，蔡士俊携家眷辗转来至郑州，在郑州竖起了“京都老蔡记馄饨”的招牌。蔡士俊去世后，其子蔡永泉继承父业，并于1949年迁至德化街继续经营。蔡记传人不但完全掌握了祖传技艺，而且坚持质量第一，薄利多销。因此，蔡记蒸饺、馄饨成为郑州有名的风味品种，久卖不衰。朱德、陈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到郑州都品尝过蔡记蒸饺。

1989年该店选派张玉枝等同志参加商业部馅食大赛，摘取“金鼎奖”桂冠。1997年被中国烹饪协会认定为“中华名小吃”。

据“老蔡记”第三代传人蔡顺和讲，其祖上来自长垣县伯玉村，户口本上亦记载其祖籍为长垣县伯玉村。

洞真观私塾学馆仅在清末废科举前的短暂时间里，先后就培育出2名贡生、4名秀才。民国初年，兴办新学，伯玉村又出5名大学生、6名师范生。

辛亥革命胜利后，大兴新学之风。伯玉村洞真观私塾学馆，由于办学久，成绩斐然，成为长垣县初定的三个完全小学之一。第一完小设在县城原寡过书院旧址，第二完小在黄河以东数十里外的春亭集（现山东省境内），而距县城仅5公里的伯玉村洞真观私塾学馆成了第三完全小学。第三完小第一任校长蔡笃庆，出身书香门第，17岁中秀才后又到河北省第十一中学（大名中学）求学，所以他学贯东西，博古通今。毕业后回村接任父职，即为伯玉村洞真观学馆负责人。1915年第三完小成立时，他理所当然地成了第一任校长。伯玉学校距县城仅5公里，其学生除来自本村及周边村庄外，很多来自邻近县区。东至黄河以东25公里，东南至兰考，西南至封丘县，西北至滑县，东北至濮阳边境和东明县的河西部分村庄，方圆百里之遥。一所农村小学，能影响如此远的地方，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伯玉学校既有雄厚的师资，又有科学的管理；既有浓厚的学习文化氛围，更有超群的业绩，使其他学校难望其项背。1923年河北省立四师（邢台师范）招生，长垣县共被录取学生五名，其中前四名毕业于伯玉学校，第五名毕业于县一完小。1931年河北省立七师（大名师范）招生，录取长垣学生四名，其中前三名毕业于伯玉学校，后一名毕业于长垣第一完全小学。伯玉学校的优异成绩，也引起了县里的重视和关注，进士出身的县长仵慵，清正廉明，勤政爱民，曾两次主政长垣。第一次初到就与伯玉完小校长蔡笃庆过从甚密，后成莫逆，是名副其实的君子之交。他第二次任职长垣时，下车伊始，就到伯玉学校视察，看望他的老朋友蔡笃庆。民国初年，官员外出公办，骑马而行。因他们绝大多数毕业于伯玉学校，所以每当路过伯玉村，皆牵马步行，以示对恩师和母校的敬仰。

伯玉学校这个当时的第三完小，自1915年成立，至1947年解放，32年中先后招收高小班32个，学生约1500余名，半数以上升入高一级学校深造，后进入大专院校的有八九十人。从仅能联系到的人员看，就有曾任武汉工学院教务长的刘健吾教授，北京警官大学的刘景先教授，国共合作时期长垣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和县师范学校校长崔国瑞，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部队的少将师长蔡耀华（其弟蔡光华，即独赴延安的共产党员）。1990年为伯玉学校第一任校长蔡笃庆立功德碑时，来宾中有20多位台港人士，他们都是从伯玉学校走出又从政界、军界高层及商界退下的精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伯玉村还专门成立了一所女子学校，为妇女解放立了大功。女校虽然仅仅办了4年，却有不少女性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8年年初解放后的伯玉完小，由蔡笃庆的高足，毕业于大名七师的才华横溢的蔡英华任校长，伯玉学校从此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此后的50年中，伯玉学校几经风雨，虽有小的停滞却也一直上升、前进。在完全小学的基础上，1969年，又成立了伯玉中学，校长蔡笃政，领导有方，学生成绩也列孟岗乡中学之冠，其中1980年毕业生中有9人同时考入长垣重点高中——长垣第一中学，展现了伯玉故里文化村的新风采。近10年中，在河南省内伯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已有十余人成为厅级干部，如河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春峰教授、河南省建设银行副行长张合运、郑州铁路局副局长徐宜发、省烟草研究院党委书记傅清波等。县处级干部更是指不胜屈。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伯玉故里文化村的魅力和新风采。

伯玉村是文化村名实相符。由于村民崇尚文化，世代相传，家家都有读书人。在20世纪的后60年中，仅伯玉村毕业于大专院校的即有130余人。因读书而外出工作的人更多，有的系一个家族全部外迁，详细数字很难统计。新中国成立时，伯玉村已有1700余人，经过50年的和平时期，全村现有1500余人，人口一直呈萎缩状态，这全是外出工作而迁居的结果。

蘧伯玉作为一位独步古今的先哲，对孔子及儒家、庄子及道家以及对历代中国文人心态，尤其是对长垣县及故里伯玉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影响推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进步。

作者：蔡云川　录自宋广民主编《长垣文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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