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行漫记：岳麓书院的境教✅

言教不如身教，身教不如境教。如果走进一所寺庙或教堂，不管你是否信他们，都会让你肃然起敬；如果走进医院，不管你是否是病人，都会感觉到健康的重要；如果走进学校，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即使成不了”学者”、”大师”，至少已经远离了”罪恶”。

走进岳麓书院，即使成不了”圣人”，也能处处感觉到”圣人”的存在，大门口悬挂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二门悬挂着：”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上联出自《尚书·舜典》，下联出自《汉书·司马迁传》，意为岳麓书院被浩瀚的林木所掩映，藏在地阔物博的岳麓山中。撰联人为清末(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程颂万。

二门过厅两边有清代山长罗典所撰的对联：”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

至于位于书院中心的讲堂，更是大气磅礴，讲堂是书院的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也是书院的核心部分。自北宋开宝九年（976）岳麓书院创建时，即有”讲堂五间”。南宋乾道三年（1167），著名理学家张栻、朱熹曾在此举行”会讲”，开中国书院会讲之先河。

讲堂檐前悬有民国初期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所撰的”实事求是”匾， “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校长将其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大厅中央还悬挂着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学达性天”，由康熙皇帝御赐，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它是皇帝对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地位。

讲堂壁上还嵌有由朱熹手书、清代山长欧阳厚均刻的”忠孝廉节”碑，由清代山长欧阳正焕书、欧阳厚均刊立的”整齐严肃”碑,清代山长王文清撰文的《岳麓书院学规碑》、《读书法》等十数方碑文。

讲堂屏壁正面刻有南宋乾道二年（1166）书院主教、著名理学家张栻所写的《岳麓书院记》，明确了岳麓书院的教育思想。

讲堂两旁有南北二斋，分别为教学斋和半学斋，均为昔日师生居舍，过去学生大量的活动时间就是在这里自修。书院建斋舍历史悠久，自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始建斋舍52间，现存建筑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学堂时改建，始定名教学斋、半学斋，以适应教学、办公的需要。”教学斋”斋名出自《礼记·学记》，”半学斋”斋名源出《尚书·说命下》。

岳麓书院的藏书楼是体现我国古代书院讲、藏书、祭祀三大功能之一的藏书功能的主要场所，岳麓书院创建始即在讲堂后建有书楼，宋真宗皇帝赐书后更名”御书阁”，元明亦称”尊经阁”，位置有所变动，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巡抚丁思孔从朝廷请得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籍，建御书楼于今址。清代中期，岳麓书院御书楼已发展成为我国民间一座较大型的图书馆，藏书14130卷。今天的御书楼仍然作为古籍图书馆供书院教研人员及学生使用，藏书数量已逾五万册，大型工具书如《四库全书》、《续解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均有珍藏。

岳麓书院的祭祀建筑有文庙、濂溪祠、崇道祠、六君子堂、船山祠所组成。

文庙位于书院左侧，自成院落。由照壁、门楼、大成门、大成殿、两庑、崇圣祠、明伦堂等部分组成，岳麓书院祀孔子始于书院初创时期，北宋时期曾建礼殿于讲堂前，内塑先师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南宋乾道元年（1167）改为宣圣殿，”置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明弘治十八年（1505），改名大成殿。正德二年（1507）迁于院左今址。天启四年（1624）重修，正式称为文庙。

濂溪祠专祀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其中的四箴亭专祀专祀程颢（1032-1082，字伯淳，洛阳人）、程颐（1033-1107，字正淑，程颢之弟）。

崇道祠又称”朱张祠”，专祀朱熹、张栻。元延祐元年（1314）建诸贤祠于讲堂左侧，合祀朱张及书院建设有功之臣。

六君子堂始建于明嘉靖五年（1526），所祭祀的六位对书院发展和建设有功的先儒分别为：朱洞、李允则、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

船山祠专祀明末著名学生王夫之。

除此之外，岳麓书院的园林建筑、纪念性建筑，也体现着书院的教学思想。

建筑本身在布局上采用了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集中于中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觉效应之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

岳麓书院的建筑本身犹如佛教的”寺院”，营造出了一种特殊的”境教”氛围。

牛恒刚：2011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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