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文化穿越荡气回肠

□程应峰

中国古代书院文化极有分量且耐人寻味,正是这些书院文化,才让中国古代书院有了继往开来、溯古通今、荡气回肠的文化穿越意味】

书院是古代私人或官府设立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唐宋至明清时期最盛。中国自宋代以来就有“四大书院”一说,但究竟哪四所书院可以称得上“四大”,说法不一。普遍认可的说法是:河南商丘南湖畔“应天书院”,湖南长沙岳麓山岳麓书院”,河南登封嵩山嵩阳书院”,江西九江庐山白鹿洞书院”。至于石鼓书院、徂徕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等,虽然也颇负盛名,但终究没有以上“四大书院”响亮。

古代书院既是名流学者讲经论道的场所,又是文人墨客神往的去处。其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中,启承转合,自由流畅地衔接着各种文化流派,成为时代文化的有效载体和价值符号。

应天书院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均居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出类拔萃,百余名学子科举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公元l009年,宋真宗正式将该书院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公元l043年,宋仁宗又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而后,在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倡导支持下,应天书院得以发展壮大。“远近学者皆归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应晏殊之邀在此任教,其显盛地位可想而知。范仲淹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因为范仲淹对书院的突出贡献,后人立有《范文正公讲院碑记》。

岳麓书院是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门庭前悬挂有一副楹联,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座书院培养出的人才中,有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人,都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岳麓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都有它的高超之处。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始于唐代周敦颐先生的主张。他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的共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正因如此,岳麓书院拥有了健康茁壮的文化根系,以后的枝繁叶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因坐落嵩山之阳(南)而得名。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隋唐时名嵩阳观,五代后周时名太乙书院,宋代赐名太室书院,宋太宗赐书院匾额和九经印书。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改名嵩阳书院。南宋时嵩阳书院因战乱废损,直到清康熙年间重建。嵩阳书院建筑物多为硬山滚脊灰筒瓦房,古朴大方,雅致不俗,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较为广阔。除嵩阳书院主体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因自然及人为的破坏,散布在嵩阳书院周围的这些建筑原址,只遗留有少量的石刻题记或残砖碎瓦。

在学识传播上,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受邀在此讲学。嵩阳书院因此成为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鹿洞书院始建于唐代,最盛时书院内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名花佳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充分体现了古代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院内“慎思园”两侧碑廊,明清两代的石刻甚多,现仍存百余块。有朱熹所书“白鹿洞学规”及历次修建铭记,有许多赞誉书院和赞美风光的诗文题词,内容极为丰富。其中令人赞叹不绝的是紫霞真人用蒲草书写的《游白鹿洞歌》,书体如龙飞凤舞,跃然壁上。

相传,唐贞元年间(公元785年前),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为南康(今星子县)郡守时,重建院宇,亲自在此讲学,树立了书院的办学条规《白鹿洞书院教条》。该条规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范式,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朱熹的教育思想,吸引了许多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此讲学,白鹿洞书院因之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几百年“讲学式”书院的楷模,成为当时顺沿不衰的文化中心之一。

在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的繁荣现象,是有其历史渊源和时代需求的。书院的存在,足以让社会贤达在理想与现实的对峙中,找到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书院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的同时,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与鼓励;既理性地认可着现实统治,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自由和学术方向。通过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物理,讲求道德规范,激发人性中的真善美。正如朱子所说“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或“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可以说,古代书院,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营造出难得的学术氛围。为此,统治者对书院多有褒奖,学者也拥有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学术平台。

古代书院多建于山林名胜所在地,是受了佛教“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影响。书院选择的环境,常常是山环水合,或泉清石秀,或古树参天,或茂林修竹⋯⋯可谓“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如此僻静优美、清邃秀丽的去处,自是最宜于学业传授和学术研究的。古代书院建筑亦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严谨朴素不奢华,含蓄内敛有层次,色调淡雅而丰富,具有不可忽视的人文魅力。

古代书院,不持门户之见,不死守师从学说,广泛开展学术论辩。正是在一论一辩之间,思维才有了突破口,社会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如岳麓书院的“会讲”制度,让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论辩,平等交流,旁听的学生聆听着大师们精妙的言论,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再如嵩阳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所谓“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与此同时,采用“问难论辩”式教学,启发学生的思辩能力。时至今日,所有这些,不啻为值得提倡的教育教学方式。

可以说,中国古代书院文化是极有分量并且耐人寻味的,正是这些书院文化,才让中国古代书院有了继往开来、溯古通今、荡气回肠的文化穿越意味。

(作者为湖北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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