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 | 神山何在？秘史隐藏魏碑间

万佛堂石窟飞天

神山何在？秘史隐藏魏碑间

文 | 王光

《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颛顼之陵山曰：“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

北方民族以颛顼即高阳帝为祖先神，颛顼帝的栖神之地鲋鱼山，究竟是坐落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座山呢？

以颛顼帝为祖先神的北方民族与这座神山，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那？

秘史，其实，就藏在位于辽宁省西部医巫闾山脚下的万佛堂石窟古老的魏碑碑文中。

1996年秋，我陪同一个日本书道访华团到位于辽宁省西部的万佛堂石窟考察。

万佛堂方形楼阁式塔柱

千年古刹万佛堂石窟群规模虽然小于与它同时期开凿的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但却是东北地区年代最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它不仅保留着珍贵的北魏时期的佛像雕刻、绘画和石窟建筑艺术，而且还保存着两方珍贵的北魏时期的碑刻。一方为《营州刺史元景造窟题记》，民间称《元景造像碑》；一方为《慰喻契丹使韩贞等造窟题记》，民间称《慰喻契丹碑》。

这两方北魏时期的重要碑刻，静卧在医巫闾山脚下，大凌河岸边，默默地守护着镌刻在碑文中的，一段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由对抗到融合的惨烈而沉重的历史；颛顼之陵究竟在何处；医巫闾山山名的来历等湮灭在历史风云中的的千古之谜。

北魏元景造窟题记碑

营州刺史元景造窟题记

万佛堂石窟分东、西两区，16个洞窟，４３９尊佛像．由于历史上大凌河多次改道，冲毁了很多洞窟，万佛堂现仅存洞窟９个．《营州刺史元景造窟题记》存于西区第5窟；《慰喻契丹使韩贞等造窟题记》存于东区第5窟。

这个日本书道访华团到医巫闾山的万佛堂来，主要是久闻《元景造像碑》精美遒劲的书法艺术，特地前来瞻仰学习。

我们先来到存留《元景造像碑》的西区第5窟。

《元景造像碑》凿刻于石窟的磨面石壁上，顶部已有残缺，两端螭首还依稀可见。碑面螭首除外，高98公分，宽100公分。碑的底部，字迹大多漫漶。碑刻全文应有400余字，现仅有200余字尚可辨认。

《营州刺史元景造窟题记》与洛阳伊阙古阳洞里的造像碑记十分相似，堪称魏体之冠。康有为赞誉元景碑为元魏诸碑之极品。梁启超于1925年得到题记拓本时，题跋云：“其书由八分蜕入今楷，痕迹尽化而神理固在。”并誉之为“天骨开张，光芒闪溢”。

元景碑拓片

元景题记的书法艺术，对后来东北亚地区的书法艺术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日本的书法界享有极高的地位。当我亲眼见到日本书法家们观瞻元景题记书法艺术时虔诚、崇敬的神情，和仔细揣摩研究的态度，很是为医巫闾山有这样一处国宝级的文化遗存而自豪。

但遗憾的是，《营州刺史元景造窟题记》的宝贵价值，不但在于“天骨开张，光芒闪溢”的书法艺术，它所记载的内容，对研究鲜卑、契丹等北方民族信仰习俗的衍化、北方民族与医巫闾山的关系等极其重要的意义，却历来少为人知。

肇建《元景造像碑》的营州刺史元景，于公元499年，孝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来到医巫闾山西麓的义县城北，出资兴建了万佛堂石窟。

2001年考察大同云冈石窟

北魏期间，共建有3座闻名于世的石窟群：公元450年北魏建都大同后凿建的大同云岗石窟；公元485年孝文帝实行改革后迁都洛阳，495年开始凿建的洛阳龙门石窟；第三处即是这座位于东北医巫闾山西麓的义县万佛堂石窟。作为营州刺史的元景，为什么要在公元499年，到营州所辖的医巫闾山脚下的义县，凿建石窟为重病的孝文帝禳灾祈福呢？

西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西晋朝廷招抚慕容鲜卑人，封慕容廆为鲜卑都督。晋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年），慕容廆建立燕国，历史上称为前燕。因为传说医巫闾山西麓的大棘城是上古五帝之一颛顼的故城，慕容廆便立都于医巫闾山西麓的大棘城，在祖先神灵所居的故都凿建佛窟，反映了大棘城在信仰萨满教的鲜卑人眼中，具有祖先神灵所居之地的神圣位置。

《元景造窟题记》上，标明石窟建成的时间是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初八日。这天正是佛诞日、浴佛节，当然是一个很吉祥也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但事实上，重病的孝文帝已在石窟还末落成的四月初一，就已“崩于谷塘原”。那么，营州四月八日佛诞节还在庆祝为孝文帝祈福禳灾的石窟落成，说明此时孝文帝“崩于谷塘原”的消息并未传到营州。皇帝驾崩这一特大消息，自然要向各州快马飞报，但为何6日之后，营州还不得消息？

孝文皇帝拓拔宏于公元471年即位时，年仅5岁，在冯太后临朝期间，公元485年孝文帝就已下令推行吏治改革和实行均田制。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亲政后，进一步实行改革力度更大的与汉人同化的政策。提倡汉学、施用汉礼、改“拓拔”姓为汉姓“元”、鼓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等。这些改革措施，都直接触犯着鲜卑贵族阶层的特权利益，始终遭受着鲜卑贵族顽固的抗拒。可以说，孝文帝的一生，都在为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与反对改革的鲜卑贵族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公元499年即太和廿三年农历四月初一，在击退叛将陈显达部的归途中，孝文帝“崩于谷塘原”。

帝崩后为什么要“秘讳”呢？就是为了要在梓宫到达鲁阳后，执行孝文帝在御陈归途中颁下的除掉皇后冯氏的遗诏。

冯皇后是宫廷中又一个仇恨改革的反对派的代表。孝文帝在自知不起之时，为绝后患颁下遗诏：“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后，可赐自尽别宫。”

于是，孝文帝驾崩，秘不发丧，十二日后，梓宫至鲁阳发哀，“乃行遗诏”，诛杀了冯氏，消除了北魏宫廷内颠覆改革的又一隐患。

万佛堂出土的北魏时期铸铁造像

《元景造像碑》记载的万佛堂落成日四月初八，正在“秘讳”的十二日之中。

孝文帝元宏，为加速北方游牧民族的封建化进程，为北方民族的大融合，竭尽毕生精力。万佛堂石窟虽然没有能护佑他像碑文中祈祷的那样“率土享祚齐□”，但却为他在医巫闾山之麓的祖先兴业之地，树立了一座改革者的丰碑。

日本的书法家们不会对中国久远的年代里发生的事情有兴趣。他们沉醉于精美的魏碑书法时不会想到，陪同他们的这个中国人对着有些漫漶的碑文发呆，是惊异于那简约的碑文，竟铭记了1500年前，发生在历史上的那样一个惨烈的宫廷斗争事件；慨叹这一事件所折射出的，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由征服、对抗，到统、一融合，曾经历了多么曲折漫长的历程。

北魏慰喻契丹使韩真等造窟题记拓片

慰喻契丹使韩贞等造窟题记

《慰喻契丹使韩贞等造窟题记》存于万佛堂石窟东区的第5窟。这方题记同样是刻在洞窟的石壁上，但并无螭首和边框。由于不知何时在这方题记的下部为洞窟的采光凿了一个石窗，使题记的下部字迹受到些破坏，但总体来看，大部分碑刻字迹仍清晰可见。

日本书法家们迎着从窗口射进来的光亮，仔细地辨认着碑刻上的字迹。

与《元景造像碑》上的刻文不同，《慰喻契丹碑》的字迹笔走龙蛇、狂放不羁，潦草而不成章法，显然不是如《元景造像碑》那样出自朝廷著名书法家的手笔。这当然是因为造窟的已不是皇叔，而只是朝廷派出的一位郡望昌黎也就是今义县的、慰喻驻戍医巫闾边防契丹人的使臣员外散骑常侍。《慰喻契丹碑》上还明确地记载着，与韩贞共同造窟的，是沃连戍军主吕安辰等军中行武七十四人。

书法家对这样的碑刻不感兴趣，是理所当然的。

万佛堂石窟弥勒佛造像

我只能通过翻译告诉他们，在东北地区，历史上曾有三方记载着中央政府派遗使团慰问民族地区事件的石刻。一是这方记载北魏景明三年韩贞慰喻契丹，在义县万佛堂留下的《慰喻契丹碑》；二是记载唐先天二年崔忻宣劳靺鞨，在旅顺留下的崔忻井井栏刻石；三是记载明永乐至宣德年间亦失哈等数次宣谕奴儿干，在特林留下的奴尔干永宁寺碑。到如今，崔忻井井栏刻石和奴尔干永宁寺碑两方石刻，早已在上世纪初被沙俄和日本盗走，只有义县万佛堂的《慰喻契丹碑》还保留在万佛堂石窟中，成为研究东北边疆历史和北方民族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而碑文中出现的“沃黎”“沃连”，也正是考证医巫闾山地名的重要佐证。

我听到访问团里，有人轻轻地惊叹了一声。

但这复杂的历史，又怎能对他们从一说到万呢！

《慰喻契丹碑》一开头就指明造窟者为：“员外散骑常侍昌黎韩贞前建德郡承沃连戍军主吕安辰”，后又提到“沃黎戍军主吕安辰队主刘都都”很显然，在这里，“沃连”与“沃黎”是一词两写，都指的是戍的名字。

碑文说到建窟的位置是：“于□方之右沃黎之西建造私窟□”。这说明，沃黎戍是以沃黎这个在万佛堂石窟之东的地方的名字命名的。那么沃黎，也就是沃连，究竟是什么地方呢？从语音和方位上可以判断，这个地方就是医巫闾山。而雄奇的医巫闾山，也历来是宜于筑城置戍的要害之地，至今在一些山峰上还残存着许许多多被称为“石头城”的军事戍营建筑。

医巫闾之称肇自先秦。《周礼•职方氏》记：“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尔•释地》记：“东方之美者，有医巫闾之珣、玗、琪焉。”

医巫闾山

医巫闾山居东北三山之首，是古代五大镇山之一的北镇，享有与北岳同等的地位。但是在史籍上，医巫闾这个山的山名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原地区通用的汉语。需要用汉字来记录这个山名时，人们就只能用语音相近的汉字来记录。所以医巫闾山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就不能像本来就是汉语山名的如泰山、恒山、华山等在史籍上有固定的汉字记载的山名。

那么，医巫闾这个山名应是什么族语呢？

现在的蒙语中称山为“奥剌”，读音与巫闾相近，也与“沃连”、“沃黎”、《山海经》中的“鲋鱼”等汉字的读音相近。蒙语称“大”为“伊克”，如：伊克召即大庙之意。伊克的克字轻读即为伊。“伊克奥剌”在蒙语中是大山的意思。由此看来，“医巫闾”正是地方语，也就是东胡语“伊克奥剌”的汉字记音。

辽代医巫闾山奉国寺彩绘飞天

尽管见于各个时期、各种史册上的记字不同，但“医巫闾”即“伊克奥剌”的语音却始终未变。这又可以从语音传承的角度证明，蒙语是从东胡语发展而来。

《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

北方民族以颛顼即高阳帝为祖先神，颛顼帝活动的鲋鱼之山，也就是医巫闾山，则必然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山。

先秦史官用“医巫闾”三字作为“伊克奥利”的语音记字，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同音记字中经受历史的考验，一直沿用下来，我认为，用医、巫这神圣的名字，和表示此山的山谷是古代中原通往东亚的草原丝绸之路之门的“闾字”，合起来冠于此山，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辽代奉国寺七尊大佛

《慰喻契丹碑》还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契丹民族记载之肇始。500年后，当契丹人逞雄北中国建立辽国时，即以佛教为国教，于公元１０２１年在义县肇建咸熙寺（今奉国寺），塑七尊大佛，以影化辽代七位皇帝的作法，也是与北魏期间鲜卑人的萨满信仰形态一脉相承。

《慰喻契丹碑》上，那笔走龙蛇、狂放不羁的碑文，好似一幅古老而又诡谲的历史画卷，描画、记录着北方民族与他们心中的神山医巫闾千丝万缕的联系。

万佛堂石窟通道石壁上的小交脚弥勒像

日本书法家们又细细观赏了万佛堂石窟具有的北魏时期典型的犍陀罗艺术风格的佛像造型。洞窟里的光线渐渐地暗淡下来，恍惚间，石壁上灵动清秀的飞天和菩萨，仿佛都在为准备舞动而伸展着腰肢。

侧耳向历史的深处聆听，从那漫漫的草原丝绸之路上传来的驼铃，似乎还在叮咚，响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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