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
●张有财
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安特生（左二）在仰韶村首次发掘时的留影
1、仰韶文化概况
1921年10月，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中国第一个史前文化仰韶文化，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为仰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即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持续时长2000年左右），分布在整个黄河中下游的地区及其边缘地区，包括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其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分布省份有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9个省区。
安特生及其助手1924年6月发掘齐家坪遗址
仰韶文化的分期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分为六区、五段、19个类型：在仰韶文化区系中，关中豫西晋南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区内有5个文化类型：零口二期遗存、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及西王村类型；甘青区位于仰韶文化分布的西区，已发现遗址1000处左右，主要分布在陇东地区，区内有3个文化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豫中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东区，已发现仰韶文化遗址数百处，主要分布在郑洛一带，区内有4个文化类型：石固五期遗存、后岗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豫北冀中南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东北区，发现遗址很少，约100处，区内有4个文化类型：北福地一期甲类遗存、后岗类型、钓鱼台类型、大司空村类型；豫西南鄂西北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南区，区内有4个文化类型：大张庄遗存、下王岗类型、八里岗类型、赵湾类型。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原始农业为主的文化，仍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同时，人们还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半坡遗址的一座房子内，一个陶罐里装满了已经炭化的白菜或芥菜之类的种子。仰韶文化处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生产水平仍比较低下。早期阶段可能用尖木棒等木质工具及石铲、石锄等挖掘土地。收割农作物则用两侧有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和陶刀。加工粮食使用石磨盘、石磨棒和木杵、石杵等。中晚期的庙底沟、大河村类型，出现了大量舌形或心形的石铲，磨制得比较平整光滑。在临汝大张村、郑州大河村等遗址，还出土一种大型、通体磨光的长条形石铲或有肩石铲。这一时期收割谷穗改用磨光的长方形石刀，有的还带穿孔。这些工具都比早期的半坡类型有所进步，生产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家畜饲养业比新石器时代早期也有一定进步，饲养的家畜有猪、狗和羊，马的骨头也有少量发现。鸡骨发现较多，可能已经驯化为家禽。
安特生在中国考古使用的护照
仰韶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掌握了相当成熟的制陶经验，包括选用陶土、塑坯造型、烧制火候等一系列技术和绘画贴塑装饰的工艺。不过，制坯还停留在手制阶段，不少小件器物仍采用直接捏塑的简易方法。仰韶文化中期以前，一般都采用泥条盘筑法制坯造型，后来出现了用慢轮修整口沿部分的技术。制陶的工匠能够在器物表面施加各种纹饰，有的用特制的模具拍打，有的用工具刻划，有的装饰主要是为了加固器体，有的则仅仅是为了美观。其中装饰作用最明显的是彩陶花纹。仰韶文化各种类型遗址发现的彩陶花纹形式与风格互有区别，但也有它们的共同特点。早期以红地黑彩或紫彩为多，中期流行先涂绘白色或红色陶衣为地，再加绘黑色、棕色或红色的纹饰，有的黑彩还镶加白边，十分美丽。从彩陶图案纹饰的痕迹分析，当时绘画已经使用毛笔一类较软的工具。各地的居住营地中，有专门烧制陶器的窑场和作坊。已发现仰韶文化各时期的陶窑上百座，构造分为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以横穴窑最为常见。陶器以各种水器、甑、灶、鼎、碗、杯、盆、罐、瓮等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红色，多用手制法，用泥条盘成器形，然后将器壁拍平制造。红陶器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是仰韶文化的最明显特征，故也称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制陶业发达，较好地掌握了选用陶土、造型、装饰等工序。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用慢轮修整口沿，在器表装饰各种精美的纹饰。陶器种类有钵、盆、碗、细颈壶、小口尖底瓶、罐与粗陶瓮等。其彩陶器造型优美，表面用红彩或黑彩画出绚丽多彩的几何形图案和动物形花纹，其中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与鸟纹等形象逼真生动。不少出土的彩陶器为艺术珍品，在半坡等地的彩陶钵口沿黑宽带纹上，还发现有50多种刻划符号，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在濮阳西水坡又发现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完整的原始时代龙虎形象。
2、仰韶文化的发现
说起仰韶文化的最早发现与初步研究，不能不提到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安特生（1874.7—1960.10）瑞典人，1914年初春，安特生受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作为农商部的矿政顾问来到中国，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煤矿，主要负责调查北方煤矿的分布与储藏情况，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1921年和1923年，安特生两次前往周口店进行挖掘工作，发现了北京猿人洞穴以及古猿人两枚牙齿，这两个发现促使人们对周口店进行了更多的发掘和研究。在随后的挖掘工作中，中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发掘出了一具保存完整的古猿人头盖骨，在世界上引起轰动。
1916年，由于中国时局动荡，安特生的地质考察因经费原因渐趋停滞，但在工作过程中他发现了黄河河岸的土层中蕴藏着大量的古生物化石，这一发现引起了他极大兴趣，也因此把精力转向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促使了他日后工作性质的根本转变。从1917年开始，安特生在河北、辽宁、北京等地采集了不少化石，同时也发现了一批石器。1918年，安特生前往河南调查古脊椎动物化石。1920年，安特生派他的助手、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到河南采集动物化石。刘长山长期跟随安特生工作，对古生物化石和史前石器很有研究，他在洛阳西部收集石器，主要任务是收集第三纪脊椎动物遗存。刘长山在渑池县仰韶村居住了3天，采集到不少动物化石的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古文化遗址。此前，仰韶村的农民已经在这个遗址上零星发现并收藏许多石器。刘长山询问了石器的出处，实地调查了村南部的石器出土地点，采集了部分器物，并把在农民家里看到的史前石器搜集或购买起来，将采集到的600多件石器（其中石斧、石刀居多）及少量陶器，雇村民王兆用毛驴运到渑池县政府第三科，装箱后由火车发运到地质调查所。安特生在北京根据刘长山的发现和调查结果，初步推断仰韶村可能是一处规模相当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取得了中国政府同意后，来到渑池县仰韶村调查。安特生在其1934年出版的作品《黄土的女儿》（英文版）中对这次调查经过有详细记述：安特生和几个助手到达渑池后，住在县城西关福音堂，由县政府知事胡毓藩指定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同，并派警察护送去仰韶村。安特生从县城东一里河东北上，到达仰韶村，住于村民王兆棋家，共居住了8天。安特生每天忙于观测、照相、搜集器物，在村南的冲沟断面上发现有灰层、灰坑和陶片的堆积，在堆积的下层还发现了精制的彩陶片和石器共存。又经过一天的观察发现一件石锛和一些彩绘陶片。安特生将收集的大量石器、陶器和部分骨器、蚌器装为4个木箱，仍用火车托运回地质调查所。安特生回到北京后，对收集的器物又进行了详细研究，感到仰韶村古文化遗址相当重要，有必要进行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安特生向当时的农商部部长张国淦和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翁文颧递了请示报告，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和河南省政府、渑池县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后，开始了对仰韶村遗址的发掘。1921年10月，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一道发掘了仰韶遗址，他们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仰韶村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影响和意义十分深远，第一次宣告了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证实了中国在夏商周等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谬论。1921年底，安特生从仰韶村发掘结束后回到地质所，在该所图书馆发现了1904年美国考古队斯密特等人在沙俄土库曼的亚诺遗址和沙俄南部脱里泼留遗址发掘了一些彩陶器物和残片的考古报道，他把仰韶村发掘的彩陶和土库曼亚诺遗址和脱里泼留遗址出土的彩陶相互比较后，发现两种文化类型的彩陶纹饰非常相近。
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安特生首次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此后仰韶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及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史的第一页，从而使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扩展到旧石器时代及铜器时代，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新纪元，为后来发现并被命名的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奠定了规范化基础，起到了先河作用；为中国历史研究带来了最新信息，安特生被誉为“仰韶文化之父”。
3、甘肃地区史前文化的发现
按照“中国文化西来说”假说，结合土库曼亚诺遗址出土器物和仰韶文化彩陶对比的结果，安特生认为中国彩陶文化可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彩陶既然是从西方传入仰韶，必然会在通向中原的甘青地区留下传播遗迹，中国比仰韶文化更早的古文化应在黄河上游，安特生决定去验证这个可能。
1923年5月，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下，他和助手从河南出发，经陕西彬县、长武，进入甘肃平凉，途中绘了一些地形地质图。1923年6月21日，安特生到达兰州后，他们制定出先往青海考察的计划。1923年6月底，安特生一行到达西宁，首先对西宁市东郊的十里堡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所获石器、骨器、彩陶片等遗物甚多；7月21日，又发现了朱家寨遗址，随后又到了青海湖，在湖边他们采集了许多彩陶片，在湖北边发现一些骨刀、石器和陶片；8月在海南贵德县发掘了罗汉堂遗址，清理了9座墓葬；9月15日，他们又回到西宁；10月份对发现的朱家寨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仰韶文化时期一处丰富的聚落遗址，他们共发掘出43具人骨和大量随葬品，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仰韶村的一次重要发掘。该遗址的发掘成为安特生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标志着他开始脱离地质行业，全力转向中国史前考古。这次发掘的成功，促使安特生进一步在甘肃境内开展工作，随后又在距离朱家寨7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卡约文化遗址。这时已到了严冬季节，野外考古发掘只好中止。1924年3月间，安特生在兰州征集彩陶的过程中，偶尔从一个卖烟渣的临洮县小贩的货摊上，发现了一件装着烟渣的破旧彩陶罐，获知小贩所带彩陶器来自临洮、宁定（今临夏州广河县）一带的洮河河谷，他决定将下一个考古目标转向洮河流域。4月下旬，他带着助手一行向兰州出发，途中在洮河东岸发现了灰咀遗址和辛店遗址，在美国传教士艾黎举办的福音堂传教士的帮助下，他们对这两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测绘了地形图、拍摄了一些照片，取得了丰硕成果。赶到临洮后，在当时四处找寻，足迹踏遍了临洮的许多地方，终于在离县城以南10公里的洮河西岸马家窑村发现了遗物丰富、规模宏大的马家窑遗址，让他震惊的是，这里的彩陶器型丰富，打磨细腻，图案比仰韶村发现的更加绚丽。由于马家窑遗址陶器含有仰韶文化的部分元素，安特生把它归为甘肃仰韶文化，在发现了马家窑遗址之后，随后他又在当地传教士的帮助下，在临洮衙下集发现了以马鞍口素陶罐为特征的寺洼文化遗址。
结束了临洮考古之行后，安特生一行按照计划于1924年盛夏沿洮河一路北下，中途进入宁定县，首先发现了齐家坪遗址，并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没有花纹的素陶，出土的大耳素陶罐与古希腊瓶子造型相似。于是，安特生推论，绚丽的马家窑彩陶应该晚于齐家文化；马家窑彩陶比仰韶彩陶发达，更接近于西方彩陶，他以为先前的推测已完全得到证实。随后安特生一行又向南行进到离齐家坪不远的半山村和边家沟一带，发掘了几座未经扰乱的远古墓葬，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但安特生的考古工作遭到了半山地区当地村民的冷遇，安特生被迫放弃了在这里的更多考古发掘。1924年7月中旬，他们在洮河流域的工作基本结束。
为了寻找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辛店文化的中间缺失环节，安徒生把目光再次投向西部。1924年8月至9月，在甘青地区收获颇丰的安特生一行又兵分两路，一路为安特生的助手，再次西上青海，他们在官亭盆地的民和县马厂塬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另一路由安特生带队，北上河西走廊，在沙井子进行大规模发掘，发掘了四十余座墓葬，出土了一批比马厂、辛店年代晚的以几何纹为主、器型较小的彩陶，命名为沙井文化。同年10月，安特生结束了其在甘青地区的考古活动，返回北平，第二年回国。
安特生将他在甘青地区的考古发掘历程收录在1925年6月由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的《甘肃考古记》等著作中。在《甘肃考古记》中，安特生根据考古发掘结果和他的判断认识，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起源、分布、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将甘青地区的远古文化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等六期，建立了远古文化基本的框架，直到现在他的看法和观点有些依然是影响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指导性观点。
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开展，中外学者们发现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同时他的六个远古分期也并不完全正确。20世纪30年代，尹达先生撰文指出：安特生对于各个遗址年代的推测自有重新估计的必要。此后，安特生本人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多次对其观点进行了修正。1943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原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随中国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等组织，几乎踏遍了安特生当年考古发掘过的每一处遗址，又在甘、青等地发现了百余处远古文化遗址。1945年5月，他在宁定县阳洼湾发掘了齐家期墓葬三座，于二号墓坑填土中发现仰韶期的彩陶片，证明“齐家期不可能早于仰韶”，从而纠正了安特生关于齐家期早于仰韶期的错误分期，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新起点。1949年，夏鼐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首次提出，把甘肃仰韶文化命名为马家窑文化，从而确定了马家窑文化的在中国史前考古中的重要地位。此后，马家窑文化在学术界得到承认，它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向世人展示了图案精美、内涵丰富、数量众多，达到世界巅峰的彩陶文化。
4、马家窑文化概况
马家窑文化，因1924年安特生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而得名，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向西发展而形成的具有西北地域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公元前2050年。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于在甘肃中南部地区，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泾、渭河上游，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清水河流域，南抵四川省北部和甘南山地。分布区内主要河流为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泾水、渭水上游，以及白龙江、庄浪河和清水河流域等。
马家窑文化经历了1000多年的发展历程，文化特征变化很大，通常将它分为马家窑、边家林、半山、马厂四种类型，代表从早到晚的四个不同的发展时期。这四种类型是一脉相承发展的，在陶器造型和纹饰上，有共同的特征，但也有各自的特色。
与仰韶文化制陶业相比，马家窑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了发达而且规模宏大的制陶业，马家窑文化制陶工艺已十分成熟，基本上具备了制陶、彩绘、烧窑等程序，并由专业式工匠来完成，焙烧工艺高超，陶器质量普遍比较好，人们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精美的陶器。各类陶器都是手制，广泛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并对陶器表面经过了精细修刮和打磨处理，人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器皿，主要有盆、钵、碗、壶、瓶、罐、盆、瓮及带嘴锅等，很多器物腹部都有便于人们拿取的双耳。
马家窑文化的陶器绝大多数是橙黄陶，尤以精美的彩陶著称于世，创造了灿烂的彩陶文化，彩陶占各类陶器总和的25%—50%。在陪葬陶器中，彩陶更是达到80%。在我国所发现的所有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彩陶比例是最高的。
马家窑文化彩陶继承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的风格，带有仰韶文化影响的痕迹，越是早期越是明显。在马家窑文化彩陶中最多见的是卷缘盆、彩陶碗等，都同仰韶文化中庙底沟类型有前后相承关系，但表现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比仰韶文化有进一步发展，艺术成就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马家窑文化彩陶不管是造型还是纹饰都高于仰韶文化彩陶，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它以其精品数量多、制作精美和纹饰的繁复而代表了中国史前彩陶的高峰。
马家窑文化彩陶彩绘非常发达，许多泥质细陶的口沿、外壁都满绘有各种花纹，有的器物内壁也绘有彩绘，甚至有些作炊器用的夹砂陶也有彩画，这是其他原始文化陶器少有的现象。
马家窑文化彩陶在色彩运用上具有鲜明的特点，早期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中期使用黑、红二彩相间绘制花纹；晚期多以黑彩为主，兼用红彩，并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表现出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彩陶的大量生产，说明这一时期制陶的社会分工早已专业化，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工匠师。
大量的考古证明，临夏地区是马家窑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马家窑文化遗址鳞次栉比，遍布全境，在中国马家窑文化内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20世纪2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在临夏地区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广通河、三岔河沿岸的二、三级台地上先后调查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存310多处。临夏地区作为马家窑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和开展考古发掘最多的地区，在历次考古发掘和当地人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不同类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绝大多数被鉴定为国家珍贵文物。
5、安特生在中国现代考古学上的重要贡献
安特生在中国北方进行的一系列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其最大贡献在于他引进了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使中国的考古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
一是他非常重视田野调查，引进了一套先进的发掘工具和方法。安特生在对仰韶遗址的发掘中，首次使用了手铲、毛刷、铁钩、皮尺、卷尺等由美国带来的发掘工具，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考古工具，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发掘仍然主要使用的传统工具。其采用的开挖探沟了解地层的方法，包括测量、绘画、记录到标本采集等，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当为首次，至今仍在广为沿用。
二是带来了地层学的科学原则。安特生本来是一位地质学家，他把地貌学、地层学的方法引进到野外考古发掘中，引用了地质学的测绘手段，注重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运用，用类型学来确定遗存的时间和空间的理论方法。从而在中国确立了考古学的科学原则。
三是提倡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方法，在仰韶村考古中首次引入了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成果，成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传统。
正是由于安徒生对中国考古学的突出贡献，他也由此被人们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
来源：民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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