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庆阳丨土地的力量（闫晓峰）
土地的力量
土地的力量
闫晓峰
南梁红色小镇。赵彩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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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东西狭长、形似一柄如意的甘肃省，距省会兰州东南千里之外，翻过六盘山，深入鄂尔多斯高原腹地，最东边是庆阳市。它北同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吴忠市，陕西省延安市、榆林市相邻，南与陕西省铜川市、咸阳市接壤，处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陕甘宁三省交汇地带。庆阳市面积2.7万平方公里，大小和阿尔巴尼亚差不多，现有人口265万，辖西峰区、宁县、正宁县、合水县、镇原县、庆城县、环县、华池县8县区。
庆阳市的大部分区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陕甘（后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位于甘肃的最东部，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向以“陇东老区”见称。
陕甘根据地始创于土地革命中期。1929年夏，中共陕西省委开展“兵运”活动，接着在陕甘边界首先拉起革命武装，逐渐形成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夏，又在反“围剿”中联合，达到了联片统一。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这块革命根据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湘鄂川黔相继转移和失陷后，成为当时全国众多革命根据地中唯一保留下来的“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此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发展成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成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两点一存”的重要地位。
习仲勋旧居。赵彩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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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整个陕甘宁根据地范围内，庆阳老区占的面积并不大，但这块充满神奇力量的土地，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
还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边根据地创建时期，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如刘志丹发动的“太白起义”，首创革命武装；“林锦庙会师”，晋西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汇合；改编反帝同盟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领导并首创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等，都发生在庆阳市境内。特别在1933年后季照金根据地失守以后，南梁一带便发展成为陕甘边革命的中心。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军事委员会都设立在这里。这期间，建立起了华池、庆北、新正、新宁、合水、荏掌等县级苏维埃政权。
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陇东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首先是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长征相继过境；然后是1936年红军西征解放曲子、环县广大地区；接着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进行的山城堡战役，以及稍后纵贯陇东的南下与会师后在陇东各地的驻防整训。所有这些重大事件和活动，对陇东革命老区的巩固和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曲子、环县及其周围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并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使陇东的革命根据地成倍扩大，而且这些苏区既成为陕甘宁根据地的西南大门，又是进一步扩大陇东革命势力范围的后方和出发点。另一方面，由于红军在战斗、行军和驻扎休整过程中，所到之处广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关系，建立了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这就为党在陇东广大腹地发展组织、建立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到1937年8月，我党已经在庆阳、合水、驿马关、西峰、镇原、三岔、宁县建立起了县委或工委，革命力量和组织就已基本上与庆阳市的南大门——新正、新宁（当时属关中分区）连成了一片。在这种形势下，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只得将陇东六县，即华池、曲子、环县、镇原、庆阳、合水划归陕甘宁边区管辖。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需要，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又对庆阳的党、政建制作了相应调整。撤销陕甘宁省（1936.5—1937.9），建立庆环分区和三边分区。庆环分区即专管陇东的华池、曲子、环县；另成立中共陇东特委（1937.7—1938.5），领导上述新成立的几个县委、工委及整个统战区的工作。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到抗日战争爆发，这段历史虽然只有两年多时间，却是陇东革命老区迅速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奠定了抗战时期陇东的大局。
抗战八年，可以说是陇东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第三个辉煌时期，在党的领导下，陇东人民创建的业绩是多方面的。立足大后方，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从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竭尽全力支援抗日前线，维护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制止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制造的一系列分裂阴谋，特别是1939年4月、11月挑起的两次陇东摩擦事件，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利用抗战后方相对和平的环境，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项方针、政令和决策，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全面建设，实践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使陇东成为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陇东解放区经受了最困难、最严峻的考验。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关中分区全部失陷，陇东分区大部失陷。至6月，西北野战军出击陇东，失地虽一度收复，但野战军转移以后，胡宗南与青、宁二马随即卷土重来，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采用烧、杀、抢、掠等野蛮手段，对解放区人民实行疯狂报复。在大敌压境、解放区大面积缩小，物力、人力、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陇东老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地方部队和全体人民施行总动员，开展了全民游击战争。在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着前线的口号下，一方面组织灵活机动的游击队、武工队，以地方独立部队为骨干，互相配合，就地打击敌人，保卫和收复解放区，一直斗争到庆阳全境解放。同时又竭尽全力支援前线，直到全西北解放。陇东人民既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也充分发扬了坚守信念，革命到底的优良革命传统。
2009年维修完成的正宁县宫河镇王录村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政治部旧址全貌。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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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1927年王孝锡在宁县建立甘肃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邠宁支部，开始“唤起民众”，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在陇东播下武装斗争的火种，1934年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以21岁的年纪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陇东革命老区有比全国解放早整整15年的红色革命政权建设历史，15年间革命的旗帜不倒，红色政权常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任弼时、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聂荣臻、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习仲勋、马文瑞、耿飚、王维舟、马锡五、蔡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战斗过，习仲勋曾任环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蔡畅曾任庆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一大批革命先烈、开国元勋和中央红军主力在庆阳的革命活动，对陇东根据地的建立、巩固、扩大，对陇东民众的思想进步都产生了积极而又深刻的影响。陇东儿女坚定跟共产党走，既成长了李培福这样毛泽东为之题词表彰的优秀党务工作者，也在战斗中拼出了开国少将刘懋功这样的“虎将”，还涌现出争取妇女婚姻自由的先驱“刘巧儿”原型封芝琴这样的平民典范。然而更多的是，千千万万生长在这片深情的黄土地上，进行流血奋斗的众多无名英雄。面对敌人的屠刀，以铮铮铁骨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老区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不渝追求和奋斗，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和忠诚，证明了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河连湾陕甘宁省委省政府。张新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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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闫洼子村，位于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域的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三川交汇处的一个小山村。
1934年南梁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转到外线作战时，曾将60余支枪、五六千发子弹、40余套马鞍及几千枚银元，还有10余石粮食留在了这里。得到敌人就要到闫洼子的消息后，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武生荣带领群众在村子里的一个大场上，把这些军需物资挖坑深埋了起来，还在上面堆放了许多杂物，并铺上厚厚的糜草、麦衣，伪装成晒柴草的样子。进剿根据地的匪军到闫洼子村后，大场上的一堆新土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一名敌军营长立即指挥士兵在土堆周围挖起来。村里的群众听说敌人在大场上挖东西，都从自家跑过来围在场边。藏在上边的几口袋粮食被挖出来了，敌人还要继续往下挖，老雇农武万有站出来大声说：“不能挖老百姓的东西，粮食都拿走了我们吃啥？怎么活？”在武万有的带领下，乡亲们一起走到大场上，坐在埋武器的柴草上面，任凭敌人死拉硬拽，枪把子捣，鞭子抽，头打破了就是坐着不挪地方。敌人把武万有吊起来拷打，武万有被打得昏死过去，也没暴露大场下的秘密。九眼泉村的李青山，人称“李炮匠”，是村里跟着共产党“闹红”的积极分子，被敌人五花大绑带来，想让他说出红军藏物资的秘密。敌人对李青山采用了压杠子、灌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烫等多种酷刑，李青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宁死也不说一句话。没有办法，最后恼羞成怒的敌人就将李青山与牛望台村的张侯福、金岔沟的杨二和冯连、二将川的梁老大和曹思聪等苏维埃干部和红军伤病员36人拉到一块靠山坡的台地里，挖了两个大坑要活埋掉。临推下坑时，再一次挨个审问，还是没有一个人松口，敌人就残忍地把他们一个个推下深坑活埋了。李青山遇难时年仅34岁。敌人还用铡刀，将南梁根据地第一个农民联合会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席、共产党员白阳珍等6名乡村干部同时杀害。
这就是党史上称之为“闫洼子四十二烈士”的革命故事。
1932年4月新庄子村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驻地。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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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946年，王震率三五九旅从中原解放区回师陕甘宁边区，于8月下旬由宁县、镇原、正宁地区进入根据地。中央通知关中地委做好准备，迎接三五九旅归来。驻扎在新宁县境内的一野新四旅召集关中地委宣传部长王秉祥，新宁县县长王立成，在梁掌傅振琪家里举行会议，制定迎接三五九旅的作战方案，部署支前工作。随即，新四旅在金村一带集结待命，新宁县人民全力进行支前准备。
当时，宁县到正宁一线由国民党胡宗南部四十八旅驻守，在良平至山河不到60华里沿线，设立了4个军事据点，良平镇驻军1个营，平子镇驻军2个营和1个机枪连，米桥镇驻守宁县自卫队1个中队，山河镇驻一四二团1个团。他们还征调民工，在这一线挖掘宽3丈、深2丈的堑壕，沿线修碉堡、哨卡与4个镇的据点相互联通，严密封锁解放区。
8月27日，在三五九旅接近陇东边境时，新四旅一个主力团和新宁县游击队，便直越边界，主动出击，打破胡宗南部封锁线，接应三五九旅。抢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掉良平北咀胡军一个连驻守的前沿碉堡，接着围剿平子镇胡军。山河镇胡军受九岘原新四旅牵制，不敢全力支援，只能派出少数兵力支援，被我军击退。平子战斗变成了攻坚战，胡军装备精良，据城固守，战斗激烈。新四旅从开阔地发动进攻，接近、登城很不容易。经两昼夜激战，以炮火摧毁了胡军角楼机枪阵地，四面冲击，云梯攻城，终于破城克敌，击毙、生俘胡部600多人，缴获大批军械弹药。我军民阵亡100多人，伤170余人。
就这么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新宁县人民奋勇支前保障，成为取得战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县委书记李科为主力部队当向导，兼支前总指挥，县长王立成负责组织物资供应和伤员收容救护。军队出动之前，新四旅要求县上制作200副棺材，县上连做带买，一夜间就准备好了。战斗开始前，200名决死队员争着在棺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随即就上了战场。全县在九岘、金村、傅家、高峁、苏城、欠畔等多处设立粮站，集中了40多万斤粮食，并准备大量熟食以供战士食用。九岘粮站的4孔窑洞地上放满了蒸馍，烙的大饼几乎垒满了高台戏楼。苏家城等处设兵站，梁掌傅家设后方医院，抬担架、搞运输的群众动员了1000多人。妇女组成磨面组、烙馍组、洗衣组、做鞋组等，分赴各粮站、兵站做事。梁掌小学10多名小学生组成护士班，有的同学被药酒熏昏倒地。还出动了担架300副，运输木轮大牛车百余辆，大牲畜400余头。
在攻打良平北咀碉堡时，仅店头、张庄、雷家3处出大车80辆，载满麦草投入堑壕为部队进攻搭桥垫路，车轮子全部用湿麦草缠裹以防声响惊动敌军。群众交送的麦草不计其数，有粮站、兵站就有草料堆积。另外还备有部队换用的衣服，新做的军鞋等。仅二区金村一带交军鞋700双，担架队、运输队不光抬担架、搞运输，还参战助战，火线救伤。充任向导的巴原人孟士宪，在前线帮助部队扛云梯攻城，部队登城进入，他仍扶云梯不离，见一战士负伤，他闯进弹雨火网中去营救，最后中弹牺牲。民兵配合作战多处发挥作用，除二区民兵未动外，其余各区民兵编为3个连，分头上前线，随主力攻平子、占良平，转取早胜。罗金才、赵积玉带领一区民兵和群众，包围米桥自卫队鸡娃楼碉堡。此堡建在悬崖边上，自卫队1个分队驻守，沟深楼高，楼外掘壕，居高临下，监视边界军民活动，进而袭扰红区，退可据险固守，又与米桥、山河犄角相应，成为扎在解放区门口的一颗钉子。我地方民兵利用平子胡军被歼，米桥、山河受牵制不敢出援之机，将其团团包围，迫使自卫队投降，缴获长短枪10余支，手榴弹70余颗，子弹千余发。
当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从镇原进入边区时，群众沿路迎接慰问，饭食、茶水、油饼、鸡蛋，一摊一摊地摆在路边上，以便行军过程中战士随手就食。西洼刘三信的母亲是个小脚，年纪大了，提了一篮蒸馍，坐在大路边，过来八路军战士就往衣兜里塞馒头，感动得战士们热泪盈眶。
今天我们翻开发黄的县志，看到记述75年前《接应王震返边区的平子战斗》一文，平静的叙述语气下，仍然能感受到陇东老区人民奋勇支前的火热生动场面，明白了什么叫人民战争的巨大伟力！
正宁县湫头镇新庄子村（航拍）。 赵彩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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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党史资料记载，老区华池县从1943年到1949年，一个只有4万多人口的小县，累计支前用工达65万多个，畜工104万个，平均到人头上，每个人支前出工4个多月。2000多名妇女共为部队做军鞋4万多双，每人做了近20双。华池县曾在10天内运送公粮500石，7天内完成征粮1000石，征兵300名，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征粮模范县。1938年至1942年，开垦荒地14万亩，城壕劳动英雄张振财1人就开荒25亩，毛泽东为县长李培福题词“面向群众”予以表彰。
在解放战争后期，在胡宗南部队大举侵犯解放区的情况下，华池县境内一度供养着3个军分区10几个县的干部、家属，这还不算不时过往的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解放后，光是这一时期部队、机关吃饭留在群众家里的便条，花了三年多时间才清理完毕，那些破旧的碎纸张放在一块，就有几十斤重。1947年，白马区7乡90余户人家，共救助伤员1000多名。林镇小河沟农妇董凤鸣，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里冒着被敌人杀头的危险，前前后后在家里收救了部队上留下的17名伤员，他们痊愈后，全部归队重新投入了战斗。
毛泽东同志为习仲勋同志题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赵彩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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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国民党窜犯陕甘宁边区时，陇东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保护军队和机关撤退时留下来的子女，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佳话。
1985年7月，原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回访他40年代生活战斗过的故地庆阳。他回忆说，边区时期他作为中共甘肃宁夏工作委员会（简称甘宁工委）负责人，同中共陇东地委机关住在庆阳城内“八大家”之一的“庆胜积”大院内。地委住前院，工委住后院。因为工委主要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内地下党的工作，他们的身份、单位都对外不公开，所以平时就很少同当地群众来往。他们每天进进出出，群众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大概知道他们是共产党的干部。1947年3月1日，胡宗南部队占领了庆阳城，孙作宾先一天随陇东地委撤退到华池悦乐、元城一带。临行前，孙作宾将他两岁多的女儿交给当地党组织，委托给庆阳城北大街一户靠卖茶水为生的叫孙正的群众寄养。国民党军队进城后，到处搜寻共产党留下的子女，当他们得知北大街孙家有一个共产党干部孩子的消息后，就去抓捕，正巧孙正自己家里也有一个大小同孙作宾孩子年纪差不多的女儿，孙正见当时无法脱身，就把自己的小孩当作孙作宾的孩子交给国民党兵带走了。中途，因孩子哭闹，国民党兵嫌带在身边继续搜捕不方便，就临时交给他人暂时看管，没料到正好落到了我们一个地下党员的手上，这位地下党员就设法把孩子又偷偷地交给了孙正。孙正带上两个孩子，连夜出城，到城北七里湾附近一个老亲戚家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两年多，直到庆阳解放，孙正才回到庆阳城里自己家中，并通过党组织把同父母失散两年多的女儿送回孙作宾家中。
政协庆城县原主席刘文戈回忆，他们和孙作宾书记座谈，当他讲完这个故事时，不无感慨地说：“庆阳老区人民真好！救了我女儿，我女儿的命是庆阳老区人民给的，我们一家人十分感激。我现在退休了，回到庆阳转一转，一是旧地重游，看看庆阳的变化，二是将这件事讲出来，表达我的感恩之情。”
马文瑞，时任中共陇东分区书记，妻子孙铭也在陇东分区工作。马文瑞的第二个孩子延红出生后，就交给庆城县南门外莲池村的农民张林抚养。张林是农民，1938年就入了党，担任过区乡党支部书记，是县里的拥军支前模范。张林妻子为了哺养小延红，将自己还在哺养期的孩子送了人。1947年3月，国民党占领庆阳城后张林被捕，拷打致死也没有走漏马文瑞女儿在自己家中的消息。马文瑞的儿子马晓文说：“我们一家永远铭记张家对小妹妹的养育之恩！直到现在，我们与张家兄弟还亲密无间、情同手足。”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时，时任陇东地委宣传部部长的宋养初和妻子杨滨，带着年仅1岁半的儿子宋心鲁，随机关从庆阳城向华池山区转移，住到柔远镇刘沟村田桂英家。据田桂英儿子高明回忆，有一天中午宋养初夫妇正和田桂英一家人吃饭，外面传来消息说敌人已经进村了，情急之中，给宋心鲁换上高明他们穿过的旧衣服，宋养初和杨滨将孩子递到田桂英怀里，就随大部队人马撤离了刘沟村，继续向北转移了。离别时杨滨将一根铅笔折断，各拿半截，便于以后相认。田桂英家住高岭庄，距大路近，为了避免走漏消息，敌人来搜捕宋心鲁，他们搬了好几次家。先到武家河佛店湾住了几个月，后又转移到打扮梁的张家沟。1948年的冬天，继续往深沟里钻，搬到蛇塌洼的破窑洞居住，住的烂窑洞没门没窗，整个冬天天寒地冻，待在窑里也寒风刺骨。缺衣少吃，担惊受怕，到次年开春局势稳下来才搬回刘沟村老家。后来有人来田桂英家里找过宋心鲁多次，因为没有见着那半截铅笔，田桂英都坚决不承认宋心鲁是她收养的。1950年春，宋养初和杨滨夫妇找到田桂英家，看到久别重逢的儿子，悲喜交加，杨滨又是哭、又是笑，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可小心鲁和田桂英一家有了感情，只往田桂英怀里钻，不肯随母亲走，杨滨在田桂英家里住了两个多月，才把儿子哄着离开。
宋养初70年代曾任国家建材工业部部长，宋心鲁在美国中国驻联合国机构工作多年。2018年在中央电视台“魅力中国城”节目上，已退休回国满头银发的宋心鲁，面对全国观众，满怀深情地讲述了这个感人的故事。
子午岭苍苍，马莲河水泱泱，历经百年沧桑，陇东大地的山山水水，依然到处散发着红色的荣光。陇东老区人民为新中国建立所做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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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 彬陈 娜 本期编辑：王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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