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旧忆：在夏坝的日与夜

在嘉陵江之滨，曾有个名为“黄桷”的破落小镇（今东阳街道黄桷片区一带），其间有一处开阔平地，当地人称之为“下坝”。

上个世纪30年代末，流离战火致使的大内迁改变了下坝的命运，高等学府复旦大学几经辗转最终落定此地，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取其谐音，并寓以爱国之意，改称之为“夏坝”。从此，复旦大学与夏坝结下不解之缘。

时光流转，曾经书声琅琅的校园早已人去楼空，面前的江流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登辉堂、寒冰墓旁的桑林青草重复着一岁一荣枯的宿命。然而，有关复旦大学的记忆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淡——

01

乡坝上复兴的

学术殿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民党迁都重庆。因为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优良的发展基础，北碚被划为迁建区，接纳了大批学术机构和院校的迁移。1938年初，复旦大学几易校址，最终选择在有着千余亩平坝的夏坝立校。

▲1937年底，复旦大学师生到达重庆时合影。

“现在的登辉堂其实都是在之后才建起来的，最开始这里什么都没有，他们连教室都是借来的。”熟知此段历史的当地居民回忆说。复旦大学迁来初期，教师和学生们大多借住在镇民家中，民众们相当支持复旦办学，不但借出黄桷小学教室和店堂堆栈，就连供奉河神的庙堂紫云宫也腾出来供学校使用。

但对于一所综合性大学来说，这样的规模着实不够。于是校方代表们请来当地名流与土地的管业者，开诚布公地与对方交换意见。“国难当头，复旦要办学，我们自当尽绵薄之力。”到会的人们或是允诺捐赠土地，或是愿意租佃、被征，就这样，经济相当紧张的学校没有花费过多钱财就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1938年5月，复旦大学正式复校。

▲复旦大学在夏坝重新建校。

复旦大学当时的规模是4学院，16学系，后来又发展为5院，增加到20多个学系，学生一度达到数千人。而那时的夏坝，没有公路，也没有电灯电话，仅有十来间小商店和七零八落的民房，完全是一副乡村小镇的模样。

夜晚，学子们点燃蜡烛，或探讨学术，或关注国事，求知与求真的信念把学生们的心里照得分外亮堂。

1939年，复旦新校舍破土动工，第二年，根据校训命名的4栋学生宿舍建成，分别为博学斋、笃志斋、切问斋、近思斋。1942年，取自校长李登辉之名的主要办公楼“登辉堂”建成。

随后，越发壮大的复旦大学建起了自己的图书馆、科学馆、新宿舍。陈望道、周谷城、顾颉刚、洪深、曹禺、方令孺、叶圣陶、童第周等著名作家和学者在此执教育人，郭沫若、邵力子、翦伯赞、老舍、姚雪垠等中外学者也曾来校讲学或演讲。彼时落破的夏坝，俨然成为了光耀一方的学术殿堂。

02

烛光中的新闻晚会

在复旦大学的众多学系中，新闻系可说是最闪亮的一块金字招牌，也是吸引众多有志青年争相报考的热门科系。在当时的大后方，也仅有复旦大学、燕京大学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开设了新闻系。

那时，复旦大学新闻系不仅拥有自己的新闻通讯社和油印报纸，还有每周六固定举行的新闻晚会。直到1944年，夏坝依然没有通电，新闻晚会却给那深沉的黑夜带来了光明。

▲1944年9月，复旦新闻馆举行奠基礼。

新闻晚会是当时全校最受关注的盛会，甚至在当时的重庆报纸上也可见到相关报道。每周，同学们都会选定不同的主题，然后约请发言人、张贴海报、布置会场⋯⋯待到周六夜晚的来临，新闻系和外系的同学们纷纷秉烛涌入会场，一场热闹的新闻晚会就此展开。

晚会主题多半是围绕当时形势的热门话题展开，当然，不仅有重大时事，学生们也谈文学艺术、青年修养，每次的主题都不同。学校倡导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都在此得到清晰的体现。

▲1939年7月，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复旦党组织举行营火晚会。图为营火晚会旧址现照。

大作家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的时候》刚出版时，他就参加了晚会，向学生们介绍自己的创作历程；著名漫画家丰子恺也为学生们讲解过漫画；还有一次是以“诗是否一定要有韵”为主题，吸引了不少诗歌爱好者前来发言。每次晚会前，大家还会拿着油印的歌单学唱新歌，比如《快乐的人们》《在森林和原野》等中外歌曲，歌声划破寂静的夜空，感染着一方山水。

这样热闹的晚会在复旦大学总共举办了110多场，对众多学子来说，这是永生难忘的盛会。

03

端木蕻良与

《嘉陵江上》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这首类似于歌剧咏叹调的歌曲人们并不陌生，这首名为《嘉陵江上》的歌曲是1939年正在复旦大学执教的端木蕻良所作。曲名即是创作地点，也就是在夏坝的嘉陵江边。

▲《嘉陵江上》曲谱（资料图）

端木蕻良原是东北人，来到重庆后，大后方相对平静的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却也更激起他对家乡的眷念。一天，诗人方殷来探望端木，两人在言谈中提及到时下传唱很广的思乡之曲。“《松花江上》写得太悲戚伤感，我听着，心里头很不是滋味。”端木蕻良说，希望能有一首能够激励人心的歌曲，来激发人们的斗志。方殷就建议：“既然这样，不如你来写一首激昂的词，我再请人谱曲。”

▲端木蕻良

在那之后，端木蕻良每每行走在波涛汹涌的嘉陵江边，看着不远处生机勃勃的校园与同样生机盎然的碧树青草，眼前的一切总是那么鲜活而生动，让人充满了无限的力量与希望，再思及沦陷的家乡，他脑海中最理想的诗句横空出世：“……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那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贺绿汀

这首诗作后被转交到音乐家贺绿汀手中，深受触动的贺绿汀在长江边寻得了灵感，为它谱上了激荡的曲调。后来，这首歌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唱开来，而词曲之间所唱响的，便是复旦师生不可磨灭的爱国之情。

04

民主摇篮

与斗争岁月

说起抗战时期北碚最著名的院校，必然是复旦大学无疑。抗日战争期间，复旦大学不仅有浓厚的学术氛围，还有着相当浓厚的民主氛围，是西南大后方坚强的民主保垒，其所在地夏坝与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一道，并称为“抗战文化三坝”。

▲复旦进步学生在北温泉举行“读书会”骨干沈大经、白汝瑗、拱德明等人去延安欢送会留影。

1938年7月初，复旦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地下党支部，民主风气在当时国内的高等学府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就曾打趣学生道：“3个新闻系，就我们学校才子多，只会‘吹牛’。”这个看似调侃的评语，其实是他对学生们的赞许。陈望道笑称，在当时大后方仅有的3个新闻系中，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外语比你们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政治比你们‘高明’”。所谓的“高明”，其实是赞扬复旦学子有着独立进步的思想，具有很强的革命积极性。

▲复旦党支部书记张元松。

在“抗战文化三坝”中，因复旦大学身处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都相对良好的北碚，具备了开展学生运动的优良条件，学生们以建立同乡会、同学会，布置各种壁报，开展学术团体为契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进步学生逐渐进入学校系会与学生会。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以复旦大学为基地的全国性学生报纸《中国学生导报》出版发行了，一个跨校的青年革命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也诞生了。

▲潜庐——陈望道旧居、《中国学生导报》编辑部旧址

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即使是堪比“世外桃源”的复旦大学，也难免有特务、反动派等人物来校宣扬反动言论，屡屡打压进步学生。然而正是有着陈望道、张志让、周谷城、洪深、曹禺等一批进步教授的坚守，学校的进步势力才能保持坚毅不倒。

历史学教授周谷城曾痛击国民党政权，称“民主的潮流不是任何人，任何党派，甚至任何国家能阻挡的”；搞戏剧的洪深教授也曾在全校大会上慷慨陈词，抨击国民党政府，主张响应中共的号召；法学院院长张志让在课堂上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进步思想……

复旦大学进步学生队伍中也涌现了许多英勇的革命战士，在激烈的斗争中，他们或是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或是将青春的热血挥洒在武装斗争的战场上，或是牺牲在中美合作所特务的血腥屠刀之下，请牢记他们的名字——王朴、杨奚勤、陈以文、石文钧、胡其芬、胡作霖、艾文轩、张永昌、唐慕陶、何柏梁……他们把短暂的青春谱成了一首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成为复旦大学史上永恒闪光的丰碑。

05

最伤痛的离别

复旦大学在北碚的9年间，有过许许多多次的生离与死别，其中最为伤痛的死别有两件——孙寒冰教授罹难与复旦覆舟事件。他们过早的离去，对于每个人来说无疑都是莫大的损失与永久的遗憾。

1940年初，孙寒冰由港抵渝，时任学校教务长。彼时正值侵华日军对大后方疯狂袭击之时，北碚就曾遭遇多次轰炸，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40年5月27日。

当时同在复旦大学任教的胡风先生用纸笔记录下惨剧发生的经过：那天中午，27架日机呼啸而至，疯狂地投下了百余枚炸弹，“炸弹就像带翅膀的飞鸟，纷纷向下降落，等我们听到轰轰的响声时，四面天空已乌黑一片，尘土飞扬。”

那次轰炸夺走了教务长孙寒冰的生命，汪兴楷、朱锡华、刘晚成等师生也在炮火中遇难，当时的朝阳镇（今朝阳街道一带）、黄桷镇两处共有101人身亡，损失惨重。

▲孙寒冰教授。

孙寒冰罹难时年仅37岁，因他多年来坚定不移地投身爱国事业，并且精于讲学，因而获得了各界人士的尊重与敬佩。他逝世后，复旦大学师生为其举办了盛大的追悼会，文化界众多名人志士撰写了大量悼念文章，夏衍就曾在悼文中痛呼“一个勇敢地讲真的‘中国话’的人消失了”。

此后，孙寒冰便长眠在夏坝，守望着他深爱的校园。1944年，新落成的复旦科学馆以“寒冰科学馆”命名，作为永久的纪念。后来，孙寒冰墓被迁至登辉堂旁，新建了墓园，并存留至今。

▲孙寒冰墓。

孙寒冰与其他师生的罹难是令人遗憾而悲伤的，然而1945年的又一桩惨剧，再一次留给复旦人无限的伤痛。

当时，连接夏坝与北碚城区的是一艘小小的渡船，船老板为了多赚钱，准载8人的小船常常超载。7月20日那天正值江水暴涨，小船竟也挤了30多人。在渡船接近夏坝码头时不幸倾覆，船上所载之人全部落入江中。此时，如及时施救，乘客们都能安然无恙，然而当时学校的管理者，同时也是经营渡船的老板陈昺德却不肯出手相救——陈昺德是反动组织“三青团”在北碚的头目，因落水者中有进步青年，他便以“我的船都打烂了，还救什么人”为由，拒不施救。

熟悉水性的乘客挣扎着游上岸，不会水的11人则被汹涌无情的浪花吞没，其中就有束衣人、王先民和顾中原3名复旦大学学生。20出头的束衣人是颇有名气的文人，在校期间写了不少优秀作品，是广大学生心目中的进步青年楷模。

学生们的遗体最终被安葬在孙寒冰墓旁，但事件并没有就此完结。追悼会后，全校师生强烈谴责陈昺德，并对事件的最终判决进行了不懈抗争……

当然，人们所经历的远不止这些，在一次又一次的伤痛中，复旦人擦干血泪，迎着泣血的现实一路走下去。

1945年8月15日，这是一个令全体中国人难以忘怀的日子——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捷报迅速传遍夏坝，师生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是夜，大家点燃灯笼与火炬，环校游行庆祝，狂欢三日方休。

赶走了侵略者，人们追求真理与正义的脚步仍未停歇，师生们与特务的抗争仍在继续。第二年秋天，在碚复旦师生反沪，留川的校友在复旦大学夏坝校址创办了相辉学院，一段新的历史由此开启……

▲1949年12月5日，相辉学院学生欢迎解放军的到来。

总编辑：黄值山

总值班：陈远航

审核：卫庆秋

值班审核：甘晓非

全媒体记者：卫庆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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