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广悦《宝清史话(8)民国初年百姓的生活》

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汉族居民，带来了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他们与满族、朝鲜族等兄弟民族在民俗文化方面长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多种多样和具有变异性的民俗。 ——题记

尽管社会环境动荡不宁，土匪蜂起骚扰民安，但百姓还得生活。而且，当时与关内许多地方相比，包括宝清在内的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一带，还算容易给穷人一条活路。

一是不像中原地区军阀连年混战，狼烟四起，殃及无辜百姓；二是未开垦的土地多，有耕耘就有收获，一般情况下饿不死人。

所以，虽然宝清这地方交通不便、偏僻落后，依然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1916年建县时有居民4052人，到1930年已达20212人。

一、民国年间的宝清县行政区划

在建立县治之前，宝清地区已经涌入了一些来自于各地的移民，随之产生了一些村名、地名。

那时候，在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域中，居民不足千户，也就四千余人。十户二十户聚集的地方就是一个村屯了，如青山堡、凉水泉子村等。

一两个人、三四户居住的地方，也有了地名。

譬如，位于蛤蟆通河附近的田家窝棚，相传最早有个田姓老头在此搭窝棚居住而得名（也叫老头店）。

七星河畔的常张村，最初只有常俭、张仁这两户人家，归屯时就叫常张村。

三区的四人班，是因为起初有四个单身汉在此居住而得名。

从宝清县走出去的离休老干部、原合江行署副专员张海臣说，他太奶、爷爷和父亲是1916年从辽宁省逃荒到宝清的，在凉水泉子村附近的罗家烧锅落脚。

罗家烧锅是原宝清一中教师罗鸿章的父亲开办的酒坊，于是百姓就把这地方叫罗家烧锅。罗洪章的父亲是张海臣太奶的弟弟，张家人就是投奔罗家来的。

2016年8月份，我在火车上遇见了自费去西藏旅游的宝清县尖山子乡头道林子村农民马才胜。老马那年55岁，他说他大哥马才礼82岁，如果父亲马喜德在世得有100多岁了。

他以前听父亲讲过，爷爷马玉山年轻时从奉天省海城县逃荒来到这里，就落户在青山堡（今青原镇青山村），那咱宝清还没建县呢。

1916年宝清建县后，行政区划实行区村制。根据人口分布、区域面积等状况，全县划分为7个区、38个村。

第一区：属于县城内范围。

第二区：包括县城周边的14个村，有东关村、南关村、西关村、北关村、靠山村、四人班村、十八里村、双柳河村、双柳河北村、宝仓村、望山坡南村、望山坡中村、望山坡北村、大孤山村。

第三区：位于县城东面、南面的8个村，有万金山村、方盛村、大嘴山村、九间房村、向阳屯村、徐马架子村、夹信子村、头道河子村等。（还有一说，夹信子村1938年之前叫刘马架子村，1939年称六甲，1943年改为夹信子村。）

第四区：包括县城东北方的4个村，有青山堡村（今青山村、永红村一带）、戴家堡子村（今庆东村）、中兴堡村（今兴东村）、本德堡村。

第五区：包括县城北面的4个村，有西兴隆村、西长发屯村、东长发屯村、东林子村。

第六区：包括县城西北方的4个村，有七星泡村、杨荣围子村、王福岗村、鸾凤山村。

第七区：包括县城西北方的4个村，有凉水泉子村、聚宝山村、太平沟村、小梨树沟子村。

此外，在县城北面约41.5公里处还设有一镇：星河镇。

这些村屯名称大都在建县之前就有了，基本上是根据地貌特点、居民姓氏等起名。

譬如，七星泡村，因为在村屯南面有一个大水泡子，又临近七星河，故得此名。

夹信子村，由于处于挠力河、宝石河汇合处的中间，故得此名。

凉水泉子村，得名是因为村屯附近有一山泉叫凉水泉子。

王福岗村，有一个叫王福的农民首先在此开荒种地，故得此名。

二、初创时期的生产经营活动

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闯关东、逃荒、逃难来到宝清地区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随同他们一起来这塞北荒原的，还有中原一带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等。

由此，这里的居民也就改变了此地先民们以渔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不辞辛劳地垦荒种植，唤醒沉睡的土地。

更主要的是，官府抓紧放荒，促进了土地的开发速度。

其中原因，一是面对沙俄帝国侵略、边疆危机的局面，中国政府急于招垦实边；二是民国建立后，百废待兴，财力捉襟见肘，加快垦殖增加税源成为国家经费收入的重要来源。

仅以宝清为例，建县后的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土地税。土地不分等级，每垧地征收6角1分5厘，全部土地税提成50%归县里。

从1918年（民国7年）至1926年（民国15年），县官历经数任，共放荒40余万方，以致土地重复发放，引起越来越多的纠纷。

宝清县最早的土地执照是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的蜂字省照，显然是清政府蜂蜜山招垦局发放的。

1916年（民国5年），宝清建县，开始发放新照。每次换照，官府都有大量收入，以维持开支。

为了加快土地开发，荒唐的官府于1917年竟然允许农民种植鸦片，外地的难民蜂拥而至。更有一些财大势壮者趁机占取大片荒原，急于暴富，大量招收佃户，并提供种种方便条件。

由于生活所困，山东、河北等地的流民，特别是连遭3次战火洗劫的辽南地区贫苦农民，扶老携幼，纷至沓来，以求活命。

在193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宝清前夕，全县的人口由1916年建县之初的4052人增加到50508人，增长了10多倍，耕地由5500垧增加到31000多垧。

尽管发放的荒地很多，但是绝大多数逃荒、逃难的穷人还是无钱开垦，也无钱耕种。

据本县1925年的一份统计资料记载，有钱的大户人家占农户总数的14.3%，却占有52%的耕地；而占农户总数85.7%的穷人，却只占有48%的耕地。

没有土地的农户只好当佃户，租种大户人家的土地，或者给大户人家当长工等，免不了受到种种剥削。

也有的大户人家出资金，招来穷人出力开荒，头两年不收地租，生荒地变熟地后各得一半；还有的地主出地、出农具，雇人耕种，秋后三、七或四、六分成（地主得大头）。

那时候的农具多落后啊，什么木头犁杖铁铧子、弯钩镰刀、弯钩锄头、木锨、镐头等，再说种子、耕作技术也都不行，农业生产水平很低。一遇到较大的洪涝等灾害，穷人就更遭殃了。

譬如1928年挠力河水泛滥、1929年宝石河水泛滥，都淹没了大片良田，使农民受灾。

那时候的“穷八家子、穷棒子岗”（今七星泡镇胜利村、永兴村）等地名，蕴含着多少穷人的辛酸啊！

不过，总的说来，毕竟这地方的土地多，也比较肥沃，一般农民的日子大概还是比中原一带好过些。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背井离乡、不辞千辛万苦搬迁过来呢？

宝清县农民利用河水种植水田的历史比较早。

1918年（民国7年），今勇进村一带农民刘志成率先引宝石河水，种植水稻10垧；同年，徐马架子村的30户朝鲜族农民也引来河水，种植水稻30垧。

随后，靠山村、夹信子村、七星泡村、义顺号等地都有种植水稻的。

人口多了，耕地多了，随之产生了工商业等。1916年建县初期，几乎没有什么工业，日用品都是外进，一些农副产品靠家庭加工，酿酒、制酱、做豆腐等全是手工操作。

几年之后，出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

1922年，县城里有了木匠铺，主要制作畜力车、桌椅板凳、箱柜、棺材等；有了皮铺，制作靰鞡鞋和车马挽具；还有油坊、粉坊、成衣铺（缝制衣服的店铺）。

直到1924年，才有了第一家机器粮米加工厂——和记米厂，年加工大米30万斤、面粉4万斤。

1926年，本地生产泥盆、泥缸等土陶制品的制窑业诞生。

1929年6月，第一家铁工业作坊——益长炉开业，年加工铁制品3600斤，锄头、镰刀等小农具在本地就可以手工打制了。

同年9月，第一家机器油坊——东北油坊问世，年产豆油11万斤；同年，新成立的石印局可以印刷布告、文件、表格、学生用本了。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酿酒业发展较快。

1922年，县城内有了大裕兴、真隆花、仁和昌等5家烧锅，每年用粮400石，人工生产白酒80吨，本县消费25至30吨，余下的运往富锦县销售。

所谓烧锅，原本指制酒过程中所使用的蒸馏设备，古时包括锅灶、甑锅、天锅冷凝器等，后来将烧酒作坊也称为烧锅；而将各种用纯粮发酵法酿造的透明无色的蒸馏白酒叫作“烧锅酒”、“烧酒”或“小烧”。

除了县城内的加工业，农村也有一些酿酒、制油、铁加工等作坊，诸如罗家烧锅、窦家油坊（今七星泡镇新民村）、肖家油坊（今七星泡镇东太村）、刘家炉（今七星泡镇兴华村）、罗家窑（今宝清镇畜牧场）等，曾经成为地名或村名。

商业发展也很快，除了本地人办的数十家摊床、商铺、商店外，外地的大商号也纷纷在宝清县设立分号、联号。

九一八事变前，是宝清县商业兴盛时期。在县城内南北大街路西建起的砖木结构于家大楼内，有大商号“福化东”“同太和”等。

福化东商号有从业人员40人，经理叫魏友三，讲信誉守承诺，可以在采购地富锦县赊货，品种齐全，日用百货、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干鲜果品、香纸蜡炮等应有尽有。

商家进货渠道，一是旱路通往富锦县，二是水路经挠力河乘船通往饶河县。

那时候三江平原这一带的道路普遍不好，水路交通相对比较发达，富锦、饶河都紧邻大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商品流通快。

宝清的一些大商号在富锦、饶河等地设有采购员，选购商品，组织货源，运到县里后除自家销售还批发给小铺和商贩。

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百姓生活

清末民初，政府实行兴垦实边政策，宝清地区的外来移民逐渐增多。他们初来乍到时，大多建造起“地窨子、地抢子、地窝棚”居住。这类房屋的共同特点是属于半穴居式，构造简单，节省用料。

之后，农村又兴建外形似马架子、室内比地窨子宽敞明亮的马架子房，譬如徐马架子村、刘马架子村等地名就是这么来的。

随着土地的开发，一些有余力的农民开始建造比较高大、宽敞、亮堂的房屋，富裕人家还建起了四合院。

不过，当时能够建得起这类房屋的人家毕竟很少，谁家建了以后，前面冠以姓氏往往成为“地标式建筑”，诸如杨大房（今朝阳乡黎明村）、刘大房（今万金山乡永宁村）、张大房（今小城子镇梨红村）等村屯名称即由此而来。

无论是简易房还是“杨大房、刘大房”，无论是穷人家还是有钱人家，火炕是少不了的——在寒冷的冬季，这是家家户户用以取暖的简易而重要的设施。“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本地老百姓最亲近的。

富裕起来的人家，开始雇木匠制作像样的家具了，其中最典型的大概要数炕琴。

什么是炕琴呢？如今的青年人很少有人见到了。炕琴，也叫炕柜、炕琴柜，据说是以前东北满族人特有的一种家具，即放在炕梢儿、贴墙的柜子。

民国时期，宝清县没有电灯，穷人家里点豆油灯，生活条件好些的点柴油灯，大户人家过年过节则点蜡烛。

1912年之前，这里同全国一样，人们买卖商品使用当时通行的制钱，即中间带方孔的圆形铜钱，所谓“孔方兄”是也；一个铜钱是一文，500个或1000个铜钱是一吊，1000个铜钱用绳穿起来叫作一贯。

由此我们就知道“一文不值”“好像谁欠他八百吊似的”“家财万贯”之类话语的含义了。

这一时期的宝清地区交通闭塞，与外界往来十分不便，几乎“与世隔绝”。

县城北面通往富锦县120公里、南面通往密山县120公里、东面通往饶河县200公里、西面通往勃利县180公里，各有一条土路，都不是专门修筑的，而是人车往来自然踩踏形成的，坑洼不平而且很窄，下雨天更是泥泞难行。

由于当时各种物资大都通过松花江航运，富锦的码头比较繁华，宝清地区生产的农副产品和居民日用品、生产资料等，主要靠通往富锦的土路运进运出。

交通工具也很原始、简陋，运输物资起初是人背、肩扛、扁担挑，逐渐地为牛马爬犁、牛马车所取代。这其间，全县有各种铁轮畜力车323台、马1542匹、牛1098头、骡子284头、驴31头。

通往富锦的这条土路只有冬季走大车才顺畅些，春、夏、秋三季有多处路段必须徒步蹚水才能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有花轱辘车，冬天还可以坐马爬犁、牛爬犁等，穷苦百姓就只能靠步行了。

如此一来，200来里的路程需要走三四天，半路上得打好几个小宿。路途漫长，无论是步行，还是牲畜拉着笨重的铁轮车，都是相当艰苦、腻味的旅程。

而七星河下游的沼泽地带是必经之地，来往行人常常需要涉水而过，此地故称“下河沿”。由于这里是宝清地区对外的主要门户，歇脚的过往行人多，所以商业比较繁荣，有“小街”之称，大名则叫星河镇（今七星河村）。

1910年从奉天省凤凰城来的傅万海、傅万山兄弟俩看出了门道，在大孤山西侧的路旁开了个大车店，招待过往行人，生意兴隆，人称傅家店。

此后，傅家店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地名。可谓“先有傅家店，后有宝清城”。

今年93岁的王国太先生回顾说，他是9岁那年跟着父母逃难到宝清的。他和二弟分别坐在一条毛驴两边驮着的柳编筐里，从乡下到本溪后，坐火车到哈尔滨换乘轮船，沿着松花江往下游行驶，在富锦下船后徒步走到了宝清县。

从宝清县城至星河镇之间，一路上经过五里桥、十二里、十八里、头道山、二道山、三道山、傅家店、齐家店、韩家店、鲍家店等，这些地名都是人畜运输时代留下的。

去一趟富锦县太费劲不说，时值社会动乱，更可怕的是路上很容易遭到土匪抢劫，所以常常需要一二十台拉货车辆一起走，由县里派保护人员押运。

尽管邮便局、电话局、电报局相继应运而生，但是设备简陋，通讯能力很差。

就拿电话来说，电话局只有一台百眼交换机，全县共有话机50台，其中公有33台、私有17台，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恐怕见都没见过。

也许是移民中有许多人是来自于孔孟之乡，宝清地区对教育还是挺重视的。1914年春，居民赵纪伍捐出草房3间、地基1.15垧，聘请教师，在县城南门里路东建立了第一座私塾学馆，招收学生20名，课堂里传出了朗朗读书声。

1916年建县当年，县公署设立了劝学所。

当年8月份，成立了第一所公立学校——宝清县第一小学，为初级小学，学制4年；1920年，增设了高小班，学制3年（两年后改为2年）。1924年成立了第二小学，1928年成立了第三小学。

生活需要娱乐。老艺人岳洪久曾经回忆说，1926年，他和家人从奉天省凤凰城迁移来宝清县时，民间艺人有近百人，包括唱蹦蹦戏的、跳单鼓舞的、吹唢呐的、说大鼓书的。

这一年，县城里成立了两家民间鼓乐班，一是岳洪久班，一是何景洲班；1927年，在双柳河村成立了王浩臣班；1928年，县城里又成立了钟明久班。

这些鼓乐班活跃于城乡各地，为民间婚丧嫁娶服务，也受聘于喜庆、祭祀、典礼等活动。他们常用的管弦和打击乐器是唢呐、笛子、笙、箫、二胡、四弦琴、鼓、锣、磬、钹等，演奏的曲目有《一枝花》《将军令》《苏武牧羊》《江河水》等100多首。

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汉族居民，带来了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他们迁移到宝清地区后，与满族、朝鲜族等兄弟民族在民俗文化方面长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多种多样和具有变异性的民俗。 （文中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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