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震惊天下的石碑证明唐朝时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中国
明天启三年（1623年），西安府出土了一方奇怪的石碑。这块石碑碑额上刻十字架，题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以汉文镌刻，碑侧和下方为一种神秘的文字（叙利亚文），对照刻了72个景教僧侣的名字。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当时的人们依稀记得，“大秦”是西方的一个古国，而这个景教也是一个神秘的宗教。
实际上这方碑刻立于唐德宗李适建中二年（781年），记载的是沿丝绸之路东来唐长安城的一脉波斯传教士，所传之教号称“景教”，实际上也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明天启年间，有个叫金尼阁的传教士恰巧在西安附近传教，恰逢“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不久，金尼阁成为最先看到此碑的西方传教士。他对此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考订了李之藻关于该碑的注释，并将碑文译成拉丁文，转由山西的传教士罗雅谷寄回罗马，这是景教碑的第一个西方文字译本。
此事引起入华耶稣会士和西方世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陕西出土，证明了早在唐代基督教就开始传入中国。
金尼阁
西方各国有不少的传教士得知此事，争相拓片，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当地人怕此碑被他们盗走，秘密地把碑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竖起来交寺僧保管。
然而这个碑还真的差点被西方人偷走。
20世纪初，一个叫傅里茨·何尔谟（Fritz Halms）的丹麦人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偷偷运往伦敦。但是因为碑太重，不好搬运，很快就被当地民众发现并报官。清廷得知，立刻通令陕西巡抚制止，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与何尔谟协商，最后何尔谟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何尔谟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复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板，十分逼真，几可乱真。
《大中国志》
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一书记载了耶稣会士们见到碑文时的兴奋心情：“这个拓本(按：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拓本)引起大家内心的欢悦，甚至欢呼雀跃，被作为一直期望和寻求的中国古基督教的明证，……因上帝的圣教，在当地发现一块保存下来的珍贵纪念物，这会使上帝高兴，他也会促使圣教在同一个地方得到恢复”。
基督教在唐朝和元朝曾两度沿陆路由西亚传入中国，但对中国文化和宗教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也没有遗留下来的教堂建筑实例。然而景教碑的发现，证明了一千年前陕西地区就已有基督教，并流传了几百年，一度还极为兴盛，这对一心想使整个中国都皈依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鼓舞，增强了他们的信心，而陕西也因此名声大振，成为传教士心目中的圣地。
陕西在明代多有西方传教士活动
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被誉为“西来孔子”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也曾到西北地区考察开展传教活动的可能性。在陕居住期间，他教当地人种植葡萄，以便能酿造出做弥撒时所必需的葡萄酒。
之后真正在陕西展开大规模传教工作的是汤若望。
汤若望
他募集资金，修建了一所更大的教堂，取名“崇一堂”（即西安糖坊街基督堂的前身），这也是明代陕西的首座教堂，崇祯三年（1630年）后进行大规模扩建，并立碑记载，改名为“伯多禄堂”，占地面积四亩多，临街有门楼一座，正堂古典儒雅，风格别致。
陕西地区的传教活动在明末清初历经朝代更替，依然进行着。据《中国基督教传教史概论》一书记载：康熙三年，陕西西安府已有基督教徒2万人，汉中府教徒达4万人。当时全国11个主要传教区共有教徒15万余人，而陕西一地就占近40%，超过所有的省份，足见陕西教务之独树一帜。
为什么陕西在中国明代基督教传播史上有如此独特之地位？
究其原因，首先是明代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广泛影响。
对来陕的传教士来说，在这块近千年前就曾被主的光辉照耀过的圣地上，继续传播基督教教义并将其发扬光大，这是一件有着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使命，这种神圣的使命感驱使他们竭尽全力于此拓展教务。
此外也与陕西地区的重要地理位置有关。
明代的陕西是广大西北地区的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通往西方的重要根据地，所以陕西成为基督教教传播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华传教总会对陕西的传教工作非常重视，明末清初那些享有盛名的传教士中不少人都来过陕西。终于使陕西成为基督教在华的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即便是在后来雍、乾、嘉、道一百几十年清廷严厉禁教政策的打击下，陕西的基督教也没有停止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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