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上海 上海老城厢的基督教教会学校

现在坐落在方斜路上的上海市第九中学原来是一所女子中学——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学,而它的前身又叫裨文女中。该校建于1850年,是上海出现的第一所教会女校。

在介绍裨文女校之前,必须先简单地介绍该校创办人裨治文(Elig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年)和裨治文夫人(Eligah Gillette)。 裨治文(1801—1861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贝尔彻城的一个基督教家庭。1826年从阿默斯特大学毕业后,又到安多弗神学院深造了三年,成为一名传教士。1829年他受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差会之派遣启程来中国,第二年2月22日,经过四个月的海上航行,裨治文到达澳门,三天后又到了广州。他不仅是美国派遣来华的最早的基督教传教士,也是最早的抵达中国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 当时,中国只允许外国人在广州一口开展对华贸易,裨治文在美国商人的帮助下在广州居住,并学习中文。

当时,已先他到达广州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外国商人的资助下,积极筹备出版The ChineseRepository(《中国丛报》),裨治文就被聘为编辑。1832年5月《中国丛报》在广州出版,它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报纸。 1834年,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逝世;第二年,在广州的传教士为纪念马礼逊而设立了“马礼逊教育会”。这个教育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他们读写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中”。

裨治文任教育会的秘书,他在马礼逊教育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认为:“教育肯定可以在德育、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陆海军力量,比最繁华的商业刺激,比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从此,裨治文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上。 1839年裨治文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容闳和中国近代第一位名西医师黄宽等就是裨治文的学生。

1845年裨治文与格兰德相遇,并在香港教堂举行了婚礼,有了这位美貌聪慧的贤内助的帮助,使裨治文在事业上有了更大的创新。1847年,裨治文奉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差会之命来上海组织成立“圣经委员会”,并于6月3日抵达上海。1850年,在裨治文的帮助下,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就在西门外肇嘉浜畔购地创办了一所教会女校,因为“裨”字有使受益的含义,于是,格兰德夫人即以丈夫华名裨治文的省略,将学校取名“裨文女塾”。这所女校成了上海出现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也是中国出现的第二所女子学校。 格兰德夫人对创办教会女校的意义有独到的见解,她认为:与男子相比较,中国妇女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她们不能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中国甚至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而身为人母的女子又是对子女影响最大的人,因此只有先改变妇女,提高妇女的文化修养,再通过她们去影响子女,将是改变中国的一条捷径。今天看来,格兰德夫人创办女校的思想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裨文女塾初创时只设启蒙课,还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增设家政、刺绣等课程,于是,裨文女塾创办后不但没有遇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反对,还有不少富裕人家也将女孩送入该校读书。大概到1860年后,该校增开了初中,总计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初级中学三级,成为老城厢著名的教会女校。 裨治文夫人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成员,所以当1861年其丈夫裨治文逝世后,她有心将该校转归圣公会接办,但是遭到公理会的反对,从此,该校在组织上发生了分歧。1881年6月,裨文女校的部分师生与虹口的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的文纪女校合并,改称“圣玛利亚女中”,并迁白利南路(长宁路)新校址(曾是上海纺织专科学校。1999年8月并入中国纺织大学改名的东华大学。如今此处已形成中山公园商圈)。1953年,圣玛利亚女中和中西女中合并为上海市第三女中,所以,今天的市三女中校史也可追溯到裨文女中。之后,裨文女校又归属监理会系统的美国女公会接办,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就是该校毕业生,她和宋耀如(宋庆龄父亲)也是在这里相识的。 1931年裨文女校向上海市教育局注册,还在武定路开设“北校”。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中,该校虽位于战区,但没遭日军轰击。为考虑学生安全,一度迁“北校”上课,战后仍迁回原校址。1951年取消教会学校,该校改名沪南女子中学;1953年又改名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学;1966年取消女中,又改称上海市第九中学了。 今天的市南中学和市八中学原名分别为清心男校和清心女校,它们也是上海创办的两所最早的美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它们是由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牧师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nghily Farnham)夫妇创办的。 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是进入上海稍迟的基督教差会。1842年,一位出身于美国参议员家庭的北长老会传教士——娄理华只身来到澳门,并在澳门创办了一家以印刷《圣经》为主的“花华圣经书房”。当时,中英《南京条约》刚签订,娄理华就计划在两年的时间里考察刚开放的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五个口岸,并择一地作为发展北长老会事业的基地。1844年他考察过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后,认为宁波有较大的发展余地,就将花华圣经书房从澳门迁到了宁波。1847年他又来到了上海,认识到上海比宁波更有发展潜力,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发展基督教事业最理想的地方。他讲:“凡是外国人聚居的地方最终会成为同中国本土很不一样的租界,而且,每一件事都表明,若要对改变中的中国能有一个影响它的总部,这里正是理想之地。”于是,他计划将设在宁波的花华圣经书房迁到上海。可惜,当他从上海赶往乍浦,再从乍浦乘船去宁波途中遭到海盗抢劫,并被抛尸大海,他的计划也由此被耽搁下来了。 娄理华的弟弟娄理仁听到哥哥噩耗后,旋即携妻来到中国。在宁波处理了哥哥的产业后,也到了上海,他购进了沪南陆家浜北的一块空地,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小教堂——清心堂,并在沪南一带布道传教。北长老会的工作刚有所成绩,不料1860年娄理仁在上海逝世。三个月后,他的妻子也返回美国。北长老会的工作一度停顿了。于是,这一年春,长住宁波的北长老会牧师范约翰夫妇奉命来到上海,宁波的花华圣经书房也迁到上海英租界北京清远里(今北京东路288弄),并改称美华书馆,正式对外营业(美华书馆在19世纪末迁虹口北四川路横浜桥,对上海商务书局的诞生和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因该书局址不在老城厢,今略)。 范约翰夫妇到上海时,正是上海最混乱的时候。当时以忠王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东进军先后攻克了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宁波等苏南浙北的大部分地区,并继续挥戈东进上海,大量的江苏浙江难民进入上海。这些难民大多留宿街头,以偷盗抢劫为生。还有,不少孤老和孤儿,他们亟须得到社会的帮助。于是,范约翰帮助上海道应宝时在上海建立孤儿院和养老院,收容孤儿和孤老,同时动员教会,增加慈善拨款。就在这一年秋天,范约翰收容了若干难民儿童,在娄理仁旧宅及他创立的清心堂兴办了清心私塾;第二年,范约翰夫人范玛利也收容若干女童创办了清心女私塾(初创时名范玛利女校)。范约翰夫妇分别任男校和女校校长。 北长老会牧师范约翰夫妇在协助上海地方政府处理难民潮中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同时,清心男、女学校也是为收容孤儿而创办的学校,所以这两所学校初创时曾得到应宝时道台的拨款。当然,这两所学校的早期学生大多是难民,初创时仅是一个扫盲班加收容所。以后,随着上海局势的平稳,该校的建设也逐渐走上正规化。 清心书院创办后,范约翰任校长22年,1890年范约翰要到闸北创办北长老会闸北堂,1891年他又忙于创办《中西教会报》,才辞去校长之职。以后,由美籍传教士薛思培继任。1910年清心中学为动员校友捐款扩建学校,成立了“联旧会”(即校友会),并由联旧会选举产生学校董事会,清心校友郭秉文被推选为会长(1925年改由高凤池接任)。就在这一年该校依靠校友的资助扩建了校舍,并重建了教堂(该堂由鲍华甫先生捐款兴建,故称“思鲍堂”,但习惯上仍称清心堂)。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人反帝排外情绪高涨,1926年就由校联旧会决定,聘请中国人张石麟为校长,从此结束了清心中学由外籍人任校长的历史

现上海市第八中学内景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清心中学校址遭严重毁坏。学校先后借南京路惠中中学进修补习学校上课;1946年1月又迁回沪南的原校址上课;1953年改名市南中学。 和清心中学一样,清心女中校长也长期由范约翰夫人担任。清心女中初创后的一段相当长时期里,教育并无太大的成就。从1909年起该校改董事会制度,1918年得到校友和社会的支持,购进陆家浜南面土地26亩重建新校址,兴建了校舍。1926年张蓉珍任校长,后又添建了食堂,其规模和质量均超过了清心男中。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为保障学生安全,该校一度迁协进女校(址为今公安静安分局)上课,后又购进静安寺路591弄5号(今南京西路第一小学)上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被日军强占,一直到1946年2月才迁回原校(小学部仍留在南京西路,解放后改称南京西路第一小学)。1953年改称上海市第八女中;1966年取消女中,改称市八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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