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文瀛湖畔劝业楼一段不被人熟知的历史
太原文瀛湖北岸有座劝业楼，迄今已有百年历史。这座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时期百年风雨的劝业楼，留给人们记忆的一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次演讲，二是劝业所陈列的山西的各类土特产。其实，劝业楼还有一段历史后人未必清楚，那就是它曾是共产党办的山西日报的创刊之地，我父母和两个姐姐也曾在那里短期居住。
█ 文瀛湖，兰田拍摄于2016年6月雷雨之后
█ 文瀛湖劝业楼
山西日报出版的一本纪念创刊60周年大型画册里有这样一段话：“草创之初，你来自太行，我出自太岳，他从晋察冀赶来……桥头街口，文瀛湖畔，简陋的劝业楼上，薪火相传，艰苦创业！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
太原解放战争打响后，接管太原的各路人马就从四面八方汇集榆次。新闻接管组人员来自太行、晋察冀、太岳、晋绥几个根据地的报社，这是山西日报创刊时的骨干队伍。报社拟请毛泽东题写报头，这个任务落到了印刷专家蔡善卿头上。他和毛泽东在延安就很熟悉，为此专程去西柏坡一趟，面见毛泽东请求题写报名。当时拟了几个报名如“新太原报”、“太原日报”等供毛泽东题写时参考。毛泽东答应题写报头，让蔡善卿先回去。结果，毛泽东题写的报名是《山西日报》，这个报头随后由专人送到榆次。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炮火硝烟还没散尽，一队身着粗布军装的队伍，背着行李和电台，绕过尸体、弹坑、断垣残壁，走进了桥头街75号《复兴日报》社，走进了海子边24号文瀛湖畔的劝业楼，这是接管国民党《复兴日报》、创办共产党《山西日报》的第一批办报人员。
当年的女译电员赵改芬回忆：“我们走到太原时，城门还没打开，只是在一扇门上炸了一个洞，我们就是从这个洞走进太原城的。那时，城里乱糟糟的，很多房子被炮火击毁了，街上到处都是破砖碎瓦，还有敌人的尸体。我们先去接收阎锡山的《复兴日报》，把屋里敌人的尸体搬走，当晚就住在那里。”
当年的小通讯员顾英杰回忆：“我们翻过城墙，一直往督军府前进。经过皇华馆，走到文瀛湖北口时，看到很多敌军的尸体，看样子是解放军在向督军府冲锋时把他们打死的。离督军府不远有座鼓楼，那是我军攻击的目标，已经被炸得乱七八糟，我们经过那里时，还能看到砖土往下掉。到达督军府时，正好看到阎锡山手下的高官孙楚、王靖国等人，在解放军战士押解下走出来。我们进入督军府大院看了一圈，随后来到位于桥头街的阎锡山的《复兴日报》报社，进行了接管。”
█ 巷战后的太原最高建筑鼓楼
山西日报第一代印刷工人邓富元回忆：“1949年4月23日夜间炮声隆隆，照明弹、信号弹照亮了夜空。解放军发起了解放太原的总攻！就在这天夜里，我和《复兴日报》许多印刷工人聚集在桥头街75号院的地下室里。天亮后，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当猛烈的爆炸声停止、只有零星的枪声时，我们高兴地看到了解放军战士。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朝我们聚集的地下室喊话，让人们排好队。一位佩戴手枪的解放军军官挨着个儿审视着，将化了装的敌军官兵揪出来带走了”。
《复兴日报》是抗战胜利后阎锡山的山西政府机关报，报纸销路遍及阎管区。史纪言带领的40多人的接管组进驻报社后，没有宿舍，没有床板，所有的人，临时挤在海子边24号劝业楼和桥头街75号《复兴日报》大院几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当晚，大家就投入到紧张的创刊工作中，用背包当桌椅编稿，电灯没接上就点亮汽灯，入夜，文瀛湖畔的劝业楼上灯火通明。
█ 接管组走进《复兴日报》
老工人邓富元回忆：“当我们得到接管组通知，要利用这里尚且完好的印刷机器，准备出版发行《山西日报》，大家十分高兴。接管组代表张建功、王书铭，组织所有工人忙碌起来。随即，排字工人整理字架，印刷工人检修机器，我们铸字工人生着了大号手摇字炉，准备铸特号铅字。很快，编、排、印报纸的准备工作就绪。当时印刷用的是平板铅字印刷机，所有写好的稿件都得经过排字工人从庞杂的字库中一个字一个字地挑拣出来，然后再进行人工拼版，最后进入印刷程序。工人们日夜加班，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邓富元回忆：“一份《山西日报》报版放在了铅印机上，但是，由于没有恢复供电无法开印。这时，我听见接管组的同志询问在场的工人们：‘怎么办？’大家回答：‘只能使用原来备用的柴油发电机。’‘谁会使用它？’我马上说：‘我师傅会用！’随即，我去海子边三圣庵请来了恩师秦有禄。 如果没有秦师傅，山西日报创刊号很可能就会推迟出版。”
“隆隆隆——”柴油发电机开动了，两台对开铅印机飞快转动起来。1949年4月26日，解放仅三天的太原就出版了第一张飘着墨香的《山西日报》，报纸免费赠送三天。《山西日报》创刊号头版的内容，第一版左上位置，刊登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照片。头条为新华社消息：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国内和平协定，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顽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第一版本报消息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华北工业重镇太原，全歼守敌，活捉孙楚、王靖国；太原战役的经过及战果；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的约法八章等。
█ 《山西日报》创刊号
编辑贾泊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在编新华社电稿。4月26日，飘着油墨清香的《山西日报》就被送到广大市民手中。那天，贾泊起得很早，走到报社附近的大濮府，看到市民们在围着看墙上张贴的 《山西日报》，人群中不时传来赞叹声：“24日解放，26日就出报，共产党有办法啊！”贾泊听后很是自豪。
1949年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成立，《山西日报》成为中共山西省委机关报。当时共接管《复兴日报》及其印刷厂、《国民日报》及其印刷厂、《民众日报》及其印刷厂、中央通讯社太原分社、山西广播电台、华北通讯社、青年通讯社太原分社、民族革命通讯社、西北通讯社、黄河通讯社、《平民晚报》等26个单位。报社起初仅有40多人，到1949年10月，编辑人员加印刷厂工人已经达到300多人。
█ 报社印刷厂工人在劝业楼前
█ 报社电务部中秋茶话会
█ 前排右二为作者父亲
1950年省人民政府将海子边阎锡山的自省堂改造为人民大礼堂，在大礼堂东西两旁，盖了两幢大楼。大楼落成后，报社社长史纪言叫报社行政负责人鲁兮去参观，一边看一边说：阎锡山不重视文化教育和新闻工作，我们接管了这么多新闻单位，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地方，桥头街晋新书社比较起来好一些， 但在闹市上，靠近海子边，地面又小，很不适宜办报，如果我们也能盖上这么两幢楼那该多好啊！鲁兮理解了史纪言的意思，他很快在南门外双塔寺街征购了300亩土地并动工兴建。
1949年11月，从晋绥日报调到山西日报社的我父亲，给在保德县家乡的母亲捎信，让母亲带两个闺女来太原团聚。时隔近一年，1950年10月，我母亲把刚秋收的粮食换了几个盘缠，带着一床出嫁时的红洋布面、蓝粗布里的被子，带着我的两个姐姐出发了。那时我大姐四岁多，二姐九个月。离开老家时，母亲十分高兴，觉得再不用大冬天去保德县的穷山沟里走羊路背炭，再不用去卖豆腐，再不用在油灯下做针线。因为交通不便，母亲出门时雇了一头骡子，骡子背上的驮子两头的大筐子里，坐着我大姐和我二姐，被子搭在驮架子上，母亲和一个赶骡子的亲戚跟在骡子后头，白天走黑夜住店。我二姐只有两个尿垫子，白天垫，黑夜就烤在店里的热炕头上。有一天早晨因为走的急，母亲忘了那个尿垫子还在店家的热炕头上。没有尿垫子换，只好苦了我二姐，母亲只得在我二姐身下放些骡子吃的草，扎的孩子身上都是血道道。我二姐小脚肿得红红的，身上整天都是凉凉的，晚上在店里炕上睡一晚也暖不过来。因为筐子小，我大姐坐在里面蜷着，每次从驮筐子里抱出很长时间脚麻得不会走路。就这样，母亲每天平均走70多里，两个孩子每天在驮子里坐八九个小时，终于在八天之后走进了太原城。
到太原后，山西日报社的后勤负责人把我母亲安排到报社办公楼即劝业楼的一个地下室，房子没有窗户，白天也得点电灯。说是安家，其实只有两床旧被子和身上穿的衣服，吃奶的我二姐也只有一条黑色粗布包脚单裤。那时太原刚解放，市场没有多少东西出售，我父亲是供给制，只有几个少得可怜的津贴。做饭用的炉子、锅碗瓢勺等必需品也没有。母亲只好向报社求援，领了床板、瓮子火，又向先来的左邻右舍求助。那时红面只有500元（旧币）一斤，但是母亲也买不起。日子并不比在老家好过，老家还有那眼冬暖夏凉的10平米的小窑洞可以遮风避雨，有自己打下的粮食和卖豆腐剩下的豆腐渣，在这却是家无隔夜粮。那一段时间给母亲最大帮助的是张春旬家。他那个慈眉善目的老丈母娘让两个孩子坐在她家火炉子旁。她一蒸下黄色的玉米面窝头，就先给两个孩子吃。看着孩子们手里热烘烘的窝头和烧得红红的瓮子火带来的暖意，只有那时我母亲心里才安定一阵子。全家四口人一共两床被。母亲带来的那床被子，早已大小洞遍布，又小又硬。我父亲带来的那床晋绥日报发的被子，是边区自己纺的白色羊毛布，和麻袋一样。每到晚上，孩子们冻得蜷成一团。饭食主要是红面糊糊。
█ 作者爷爷、父母亲和两个姐姐，摄于1951年
从1949年4月24日至1953年中期，一群报人在劝业楼里办报达四年之久，那时，正逢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报纸对此作了大量的报道。报纸把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物流报道放在首位，在全国最早最深入报道了农村互助合作。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报道有声有色，农业爱国丰产运动和商业、文教报道异彩纷呈。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人们都充满了高昂的革命热情，劝业楼里人们进进出出，异常忙碌。张春旬的长子张佩铮时年5岁，他清楚地记得，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上下木制楼梯跑得飞快，“噔噔蹬”的声音吸引着他，他也模仿快速跑楼梯，结果滚了下去，摔得头破血流。张佩铮大哥还给我讲了几个细节。当时，劝业楼前面是有围墙和大门的，门口挂着山西日报社等几块牌子，报社的人员都佩戴着一个小圆形徽章，作为出入通行证。劝业楼东面，有一处房子是报社的油墨厂，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发生了大火，报社人员都冲出去救火。他经常爬上劝业楼的二层木楼梯，偷偷溜到大办公室里，看到吴象和刘玉的写字台上有盏民国风格的绿色灯罩台灯，他觉得那盏台灯太好看了。
当时，记者们在市内采访，骑的是报社配发的僧帽自行车。如果自行车不够用，就靠两条腿走路。若是下乡采访，遇到的困难就更多了，需要自己带行李。有些地方不通火车，就得乘坐运输公司的卡车。下了卡车，再骑骡子或者步行。那时候，山西日报社和新华社山西分社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后来，两家分设，新华社山西分社从劝业楼迁到了新民头条一号。
我大姐那时5岁，但是她对海子边的印象很深，亲眼见证了公园不同时期的景象。民国时期太原就有“抽的顺风烟、看的丁果仙、逛的海子边，赛过活神仙”的民谣。 海子边曾经是阎军的炮兵阵地，公园里的砖栏杆被阎军拆去修了碉堡，公园地上到处是灰渣垃圾，伴着一坑臭水，使这个公园成为不堪入目之地。1950年，市政府开始修整海子边，初步恢复了公园面貌。为纪念公园回到人民手中，市政府将“民众公园”改名为人民公园。
1951年3月7日在劝业楼前，举行了山西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劝业楼里的一群孩子挤在人群中目睹了这一盛典，碑顶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妇女五人组成的黄铜铸像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竖起的第一座纪念雕塑。
█ 作者母亲在烈士纪念碑前
我大姐记得，海子边西岸，是文化娱乐场地，曲艺杂耍盛极一时，每天卖艺说唱的摊位有二三百个。唱小曲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打快板的、唱晋中落子的、耍魔术玩西洋景的、打卦算命的，就像老北京的天桥，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文瀛湖周围是众多老百姓健身打拳、艺人们吊嗓子练功的好去处。到了夏天，还有许多人在湖里游泳。海子边饭店当时位于公园东北角的一处大院内，据说孙中山也在此吃过饭。院子三进落，旧时曾作过县、市衙门，饭店里卖的饼子和刀削面很出名。
我家在劝业楼住了几个月后，搬到了报社重新分配的新民头条的一处平房。房子不小，但屋顶不遮雨，房墙不挡风，墙皮斑驳，到处是漏洞，房里房外一样冷，但是总比地下室好，能见上太阳光。报社总务给配了两张铺板、四条板凳等。母亲从街上买了几捆高粱秆，找了几捆旧报纸，把大房子一分为二，用高粱秆搭了个间壁墙，又把里面半间糊了个顶棚。火也生上了，但还是冷，我二姐的双脚长了冻疮，冻疮破了流黄水，疼得整天哭。两条换洗的包脚裤子倒替着在炉子上烘着，二姐整天穿着湿裤子，夜里睡在大人怀里，早上起来，脚都难以暖和。肚子没食，身上少衣，饥寒难熬，我母亲很后悔离开保德那间温暖的小窑洞。
1951年秋天，我家搬入三圣庵17号，这是报社的家属院，位于桥头街妇儿商场后面。院内有不少平房和一座简易单面筒子楼，楼房每层五户，共两层，楼梯在外。院子里有一处公厕。我父母住在二层中间，户门正对着楼道的门，风直接往里灌，冬天很冷。家具还是由报社配给。吃饭时碗里除了糊糊以外，还能吃上窝头。我大姐就近上了十六完小。1952年4月3号，我哥春和出生，这是我母亲第一次住院，享用新法接生，孩子生在妇幼保健院，由医院的日本大夫接生。由于父亲工作忙，我母亲坐月子时无人照料，得了很重的月子病，全身关节疼痛，受冷时浑身抽搐，无法自理。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带着三个孩子回了保德，1953年春天母亲又重返太原。1953年夏天，山西日报搬入双塔寺街新址出报，我家也随即搬入双塔寺街报社宿舍。巧合的是，劝业楼地址是海子边24号，报社搬家后，地址是双塔寺街24号。
█ 搬到双塔寺街后的《山西日报》社
前些时，我和二姐用轮椅推着母亲去瞻仰劝业楼，随后我又单独去劝业楼寻找我家住过的地下室，纪念馆工作人员小唐告诉我，劝业楼从来没有地下室，她又询问了1986年筹备纪念馆的老人，也说没有地下室。可是她说，我是第二拨来打听地下室的人，前段时间也有一对夫妇来打听，说是小时候父母在报社，他们和父母在这里地下室住过，遗憾的是，小唐没有留下他们的联络方式。回家后，我查了一下几年前的新闻报道，据媒体报道：2011年劝业楼做了一次较大的维修，基建负责人杨盛华对记者说，这次维修关键在于彻底解决了“地基”的问题。而且在勘察后发现，地基中有9米多厚的渣填土。难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地下室被填充了？我母亲是迄今山西日报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性，今年96岁，一向头脑清晰，记忆力好，难道是她记忆有误？为此，我感到十分困惑，劝业楼到底有无地下室显得扑朔迷离。
█ 作者在劝业楼
劝业楼，见证了孙中山宣讲救国之道，更见证了后来被誉为“红旗报”的山西日报创刊时的艰难而辉煌岁月，亦见证了当年我家的艰苦生活。一栋楼，居然与报史、家史联系在一起；一栋楼，一张报纸，影响了三晋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这样的事情，在社会变革史中是不多见的，故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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