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15年山东省优秀田野考古工地
邾国故城遗址处于峄山之南、郭山之北、高木山之西、津浦铁路之东,遗址总面积约九平方公里,金水河从东北至西南穿过遗址中心。2015年3月至7月,山东大学考古系对邾国故城进行了首次大规模主动考古发掘。发掘区位于遗址“皇台”西南约400米,揭露面积930㎡,共发掘遗迹单位757个,其中灰坑715个、水井11口、沟24条、墓葬4座、房址1座、窑炉2座。主要收获为:1、初步建立起比较细密的邾国故城遗址春秋中期至西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2、区域调查收获:邾国故城遗址调查中罕见新石器时代和春秋以前的遗迹遗物,当时的聚落中心可能在遗址西北六公里外的野店遗址;峄山之北的斗鸡台遗址和上山遗址调查发现有同时期的遗迹遗物,它们可能与邾国故城遗址存在附属关系。3、遗址布局新认识:遗址中心区域“皇台”周围以秦汉时期大型建筑基址和官府手工业遗迹为主,地表遍布砖、瓦,秦汉时期的遗迹对东周遗迹破坏较为严重。
定陶十里铺北遗址
十里铺北遗址位于鲁西南地区定陶县仿山镇十里铺村西北约100米处,菏商公路及菏曹运河斜穿占压遗址的东北角,东南距定陶县城约5公里。2014年至2015年的发掘取得了如下重要收获:1、清理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窖穴及地层堆积,还发现了大汶口早期或更早阶段的遗物,填补了该区域距今5000-6000年人类发展的一段空白。2、发现了文化面貌复杂且富有特色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及商代遗存。龙山文化面貌与豫东同期文化更加接近,岳石文化遗存同样表现出复杂性,商代遗迹广泛分布,主要属晚商时期,集中出现多座动物坑,还出土完整的卜甲,应为祭祀区,还发现多件陶范残块,可能有铸铜作坊遗迹存在。3、发现岳石文化、晚商时期的城址及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城址始建于岳石文化时期,商代晚期多次拓宽、修补、加固,东周时尚沿用。以该遗址为中心,半径1.2公里范围内,发现周围绕以6处堌堆遗址,形了以十里铺城址为中心的夏商时期的一个区域性政治实体。十里铺北遗址是鲁西南地区现存古文化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堌堆遗存,是研究、展示6000年以来该区域环境变化、社会演变的绝佳实例;该遗址是在东西文化交汇地带发现的第一座夷商城址,是东夷西进、先商南下、晚商东渐路线上的重要城邑,是鲁、豫、皖交界区夏商考古发现的新突破。在多方努力下,遗址获得原址保护,工程建设绕道避让。
唐冶遗址位于济南市历城区唐冶新区唐冶村塔山之南,遗址北临世纪大道,东至土河,南抵文苑街,西达刘公河,总面积近6万平方米。为配合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工场的建设,2014年8月,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唐冶遗址进行勘探与发掘。勘探表明,唐冶遗址西南部存在一个小型环壕聚落,现存遗址东西136米,南北110米,面积约11500平方米。环壕聚落东西136,南北60.8米,面积约7040平方米。发掘共清理750平方米,主要发现有龙山及西周时期文化遗存,发现灰坑178座、灰沟2条、墓葬11座、灶2座等共计192个遗迹单位。出土器物有陶器、石器、蚌器、骨器、角器、铜器等。唐冶遗址是一处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小型环壕聚落。其中的牛马祭祀坑、超大型灰坑H175、墓圹狭窄的墓葬等现象为此地独有或其他地区少见。这是首次在济南地区发现大批夹砂红褐陶器物,与分布于胶东地区的珍珠门文化有着相似性,应属于夷人文化因素,这就为探究夷商、夷周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城子崖遗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市西部龙山街道办,其地处泰沂山区北麓,北临黄河,为山前平原地带,遗址地貌现呈台状,平面近方形,面积20余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普遍厚约2~6米。遗址内涵丰富,包含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文化遗存,其中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存和青铜时代早期的岳石文化遗存为主。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研究需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2014年3月至6月对城子崖遗址上世纪三十年代已发掘的纵中探沟进行了重新揭露,2014年10月至12月对纵中探沟南端东侧区域进行了选择性发掘。通过这三次的发掘,有以下重要发现: 1、于遗址北部发现龙山文化城墙及早晚两期岳石文化城墙及对应壕沟。2、在遗址中部偏北位置探明存在一条圆弧状龙山文化人工壕沟,该壕自遗址中部向两侧延伸150米后拐向北。3、基本上弄清了遗址中部湖沼相淤积(城内洼地)的南北向分布范围及龙山、岳石、东周各时期的堆积性质。4、在纵中探沟南部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岳石文化夯土台状遗迹及几座具有岳石文化因素的商文化(二里岗上层文化)墓葬。
北沟头遗址位于临沭县郑山镇北沟头村北,是一处居址与墓群并存的古代聚落。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临沂市沂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北沟头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与较为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面积多达六十万平方米,最终确认北沟头遗址面积35万平方米。勘探发现围沟一处,面积约3万平方米,古河道一处(小北河),堤坝遗迹一处,自然冲沟两条,墓地两处。通过历年来地表采集的石器、陶器等遗物可知北沟头遗址自新石器时代、商代、周代、汉代、唐代均有人类在此生产生活繁衍生息。
临沂平邑县南武故城
南武城故城,位于平邑县南约45公里的郑城镇南武城、北武城村一带。为配合城墙保护方案和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经省文物局批准,临沂市沂州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勘探目的旨在探明城墙的长度、宽度、城墙结构及城门、城壕等。工作始于2014年2月11日,止于4月15日。勘探采取单线追踪法顺城墙走向勘探,每隔30米进行横向勘探。同时利用沟壑、地坎或城墙的断面进行刮削,以期掌握城墙的建造工艺、分期分段或壕沟等相关信息,勘探结果表明:城址平面形状呈不规则的圆形,南北约1530、东西约1600米,总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城墙总长约6370米,由山险、石墙、石包土墙、土墙四部分构成。城门位置、多少均不确定,唯北墙中部发现路土,疑为北门。发现马面三处,分别位于南墙中部和北城墙中西部。城内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东周、汉代时期大量的陶器残片、陶瓦、印纹硬陶片、瓦当等。
曲阜鲁国故城
鲁国故城位于山东曲阜市城区及其周围,是周代重要都城遗址之一。基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2011年以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通过对周公庙建筑群夯筑基址的全面重点勘探,以及勘探基础上对南、北城墙的三处解剖,西城门、城内西南部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全面揭露,确认其鲁故城宫城。根据打破关系和出土遗物综合分析,初步判断宫城始建于春秋晚期,战国晚期废弃,汉代重修,最终废弃于魏晋,最初的修建原因可能与仲孙、叔孙、季孙“三家侈张”有关。东周、汉、唐代F4、F6、F8均与其南部宋、明清周公庙大殿方向、中轴线等基本对应。推测该区域存在是东周太庙的可能性。汉代利用、重建原宫城城墙、城内建筑等,结合1940、70年代在东部发掘发现情况,我们认为汉代建筑群规模较大,规格较高,西汉时期以西部为主,东汉时期以东部为主。根据TG402以及TG201的夯土分期情况分析,宫城在汉代经历剧变,城墙进行两次大规模修补,反映的城内布局或有较大变化,也应当是与政治经济形势的剧变相对应的。结合郭城的考古工作可知,郭城始建于两周之际或春秋早期(各城墙部位或有所不同),宫城始建与春秋晚期。至春秋晚期,鲁故城形成了以中为尊,内外两重城圈的布局结构,对研究城市发展史、鲁国历史和鲁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重点在于鲁故城的建筑“礼制”。2013-2015年的考古工作为鲁故城遗址公园建设的文物本体保护、环境整治、规划设计、施工等提供了坚实基础资料和理念,为公园顺利挂牌提供了考古方面的有力支撑。
黄岛区安子沟汉墓
安子沟汉代墓地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珠海街道办事处安子沟村西300米处的低丘上,地表现存的封土有3处。根据调查勘探的情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5年7月上旬至9月下旬进行发掘。以往发掘的鲁东南地区西汉墓葬以木椁墓为主,且墩式封土墓发现较多,本次发掘的墓葬绝大多数为砖椁墓,形制接近于济南、淄博、潍坊等鲁北地区的西汉中小型墓葬。多数墓葬砖椁并不完善,有的紧贴二层台砌砖一圈,有的象征性地于二层台上铺设一两层砖,类似现象在黄岛海青廒上墓地等也有发现。墓葬位于小山顶部,挖出墓圹前仅铺一到两层垫土,区别于墩式封土墓先做出较高土墩,于土墩上挖出墓圹的做法。墓葬所在地区西汉时期属琅琊郡。秦置琅琊郡,西汉因之,今山东东南部广大地区属其管辖。墓葬所在的安子沟及周边王家楼、土山屯等处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汉代墓葬,说明附近可能存在较大规模的汉代居址。墓地西北方向约3公里处有祝家庄遗址,通过调查、发掘,发现大量汉代遗存,可能存在汉代城址,安子沟汉墓以及周围墓群可能与该遗址有关。釉陶器是鲁东南地区汉代墓葬的重要特征。这批墓葬随葬的釉陶器与长江下游一带西汉墓葬中的同类器物形制基本一致,应该是通过贸易得来的,也从侧面反映出汉代这一地区同南方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烟台三十里堡汉墓
三十里堡古墓群位于烟台开发区古现办事处南(原属于福山区)约5 里处的黄海海滨的丘陵地带,墓群分东西两部分,相距2.5千米,东墓群在岗嵛村西山岗上,南北宽约1.5千米;西墓群南北长约3000米、东西宽约900米的范围内。2012年3月,为配合斗山机械研发中心工程建设,经山东省文物局批准,烟台市博物馆组织考古勘探技术人员对工程占地部分进行勘探。通过勘探发现古墓葬,同时,了解了该区域墓葬的分布情况。2012年3月至7月对遗址进行发掘,本次发掘共清理墓葬 151座,根据墓葬形制,可分为土坑墓、砖室墓和瓦棺墓三种类型。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少量的铜器、铁器等。陶器器型为陶罐、陶壶等,铜器主要是铜镜,铁器主要是铁剑、夯具等。
济南神通寺遗址
神通寺遗址位于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东北约2公里的琨瑞山金舆谷中,为配合四门塔景区对神通寺遗址的保护、展示规划工作,济南市考古研究所于2013年5月至11月对其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通过勘探发现房址15座、墙体3条、道路1条、铺石板遗迹1处;通过发掘清理房址14座(含早年清理1座)、墙体3条、道路1条,基本弄清遗址内主体建筑布局。根据一般寺庙布局,结合房址形制、发掘位置、文献记载和遗址内碑文内容,本次勘探和发掘的房址应为现存神通寺基址的主体建筑,该寺庙基本遵守了中国古建筑中轴对称的布局设计,中轴线上自南至北共发现F4、F3、F1、F8、F11、F13等六座建筑,其中F4应为山门殿、 F3应为天王殿、 F1应为大雄宝殿、F8可能为千佛殿(或罗汉殿)、F11可能为方丈、F13可能为法堂。山门西侧之F5可能为鼓台(鼓楼),大殿东南之F2应为伽蓝殿,大殿西南之F15应为祖师殿(未发掘)。本次勘探发掘,对神通寺遗址现存基址有了初步认识,不仅为保护方案的编制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下一步的继续发掘提供了借鉴,而且为研究历史时期的寺庙发展、建筑方式等提供了一批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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