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中央银行的那些事儿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的密谋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迅速扩大，日本关东军占领的长春城一片肃杀。吉林永衡官银号大门紧闭，日本关东军荷枪实弹，重兵把守。银行金库的门口贴上了封条，上面赫然写着“日本军占领，犯者杀无赦”。
与此同时，关东军也对长春城内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了抢占和洗劫。通过摸底调查，对这些银行重新开业附加了十分苛刻的条件。例如，不对外发放新款；原有放款，无论是否到期，原则上一律尽量收回；对于一般商民的存款不限制支付，但是对以前的官署存款及军政高官的私人存款则不准提取。归纳起来就是：只准进，不准出。
而当时的伪满政府首任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正在忙着与关东军统治部财务课课长十五岚保司秘密策划着一场巨大的阴谋：十五岚保司向统治部财务课上交了如下提案：“新设满洲中央银行，由其接受旧券发行的一切资产负债，这既易做到也易见实效。”
成立伪满洲中央银行，对侵略者来说，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货币战争”。
“亚洲之冠”的诞生
1932年3月15日，一次特殊的会议在长春城被服厂内召开，这就是伪满洲中央银行的创办大会。3个月后，“满洲中央银行法”等一批相关法规，经由伪满国务院会议通过并正式公布。
一切准备就绪，但关于银行总裁人选却迟迟未定。经过认真思虑，日本关东军和驹井德三最终都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叫荣厚的满族人。他是溥仪的远支姻亲，北洋政府时期历任奉天省内务司司长、辽沈道道尹等职。随后，荣厚接到正式任命，成为伪满洲中央银行首任总裁。
但是，在伪满洲中央银行，荣厚只是日本人的一个摆设，根本无法掌握实权。一时间，副总裁一职成为诸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为避免出现僵局，日本关东军最终决定，由台湾银行理事长山成乔六担任伪满洲中央银行副总裁。这位“空降”的副总裁成了伪满洲中央银行实权掌控者。
1932年6月15日，伪满洲政府对银行的主要头目作出任命，伪满洲中央银行也在这一天正式宣告成立。
1932年7月1日午后，伪满洲中央银行举行了隆重的开业典礼。伪满洲元首执政溥仪、国务总理郑孝胥、国务院总务长官驹井德三以及其他伪满洲国军政要人悉数前来祝贺。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行、支行共128个单位也在这一天正式开业。
为在最短时间开业，尽快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活动实行全面掌控，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行最初就设在了位于长春大马路上的吉林永衡官银号长春分号。不论是在内部设施还是外部功能设计方面，这栋建筑都始终难以满足满洲中央银行的业务发展需要。于是，在伪满洲国国都新京的建设规划《大新京都市计划》中，“满洲中央银行”被列为第一期重点项目，日本人对这座大楼给予了非同寻常的高标准、严要求。
1934年4月23日，伪满洲中央银行在大同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正式掘土动工。
伪满时期，为掩盖伪满洲国实为傀儡国家的实质，《大新京都市计划》内的许多建筑都在“五族协和”精神指导下，形成了一种多元素杂糅的特殊建筑风格。然而，与之同时期的伪满中央银行大楼既没有中式的琉璃瓦，也不同于日本的帝冠式建筑，而是将希腊古典风格和现代造型相结合进行设计。这得益于它的设计师——西村好时。作为日本著名的设计师，他曾多次负责日本银行的建筑设计，并长期担任日本第一银行建筑课长。因此，他成为伪满洲中央银行大楼建筑设计的不二人选。
建成后的伪满洲中央银行大楼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主体建筑高度为21.5米，塔顶最高部为27.5米。建筑外墙采用了东北产花岗岩贴面，端庄大气。整栋建筑最明显的标志则是大型古希腊式石柱的运用。大楼的门柱是以10根3层楼高、带棱和凹槽的花岗岩雕成，直径达2米。挺直的柱身从台基上拔地而起，赋予了这座建筑雄伟的身姿。
银行大楼地上4层，地下2层，建筑内设有采光天井。营业大厅的墙壁、两侧的28根石柱以及地面都采用天然的大理石装饰、铺设。附设的咨询台、休息座椅、填写台的造型设计都是采用古希腊风格，用大理石雕刻而成，风格庄重而奢华。置身其中，犹如身处一家历史悠久的银行，不会对其殖民掠夺的本质产生丝毫联想。
从1934年开工，到1938年建成，这座银行大楼的工程总作业人数超过55万人次，是同时期建设时间最长、用工人数最多、造价最昂贵的建筑。
按照日本关东军的设计要求，伪满洲中央银行大楼的建筑主体要能承受重火力的攻击和轰炸。因此，施工方采用了一种比普通钢筋混凝土结构浇筑更稳定的方式。银行大楼地上4层，每层楼的地面全部用20毫米粗的钢筋一根挨一根拉制，钢筋用量5000多吨，约占伪满全国当时建筑工程用量的一半。大楼的外墙面使用东北产的花岗岩贴面，使这座大楼更加坚固。由于整栋大楼耐火防震，对空袭有特殊的防御能力，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坚固”建筑。
在银行大楼的地下部分，建有6座金库及保管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金库的库门都是在美国专门定做的，采用了特殊的合金钢材质，最轻的15吨，最重的则达25吨。为了加强“安保措施”，金库周围还有4块巨型反光镜，不论人们站在什么位置或角度，外面都可以看到。
毫无疑问，西村好时的设计取得了极大成功。虽然经过了80多年的历史变迁，大楼内部的房间、装饰也几经更改，但银行大厅还基本保留着原貌，仍在作为金融机构开办业务，它曾经的奢华与忙碌也历历在目。
疯狂的“掘金机器”
“九一八”事变以前，地处东北腹地的长春在中日俄3方势力的争夺中，成为货币制度最混乱的地方。除了国内银行、地方银行和个体私钞，俄国的卢布和日本的金票也在沙俄的附属地和满铁的附属地内流通。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全面沦陷。对于日本人而言，这种货币混乱的形式显然非常不利于贸易交流和金融统治。于是，一场精心谋划的货币改革就此拉开帷幕：他们决定迅速组建伪满洲中央银行，以银行控制货币发行权，再以新币清理旧币，最终实现币制统一，以达到控制东北金融命脉的目的。
1932年，伪满洲中央银行正式成立之后发行了第一套新式纸币，也是收藏界习惯称呼的“五色旗”。此后十几年间，伪满洲中央银行又发行了4套新式货币。
同年，伪满洲中央银行开始“清理旧币”的工作，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新币与旧币的兑换率。按照日本人拟定的兑换比率，“奉天洋票”“吉洋小票”各50元和“铜元票”60元能分别兑换1元伪满新币；吉林永衡官银号的官帖甚至要500吊才能兑换1元伪币，黑龙江省官银号的官帖达到要1680吊才可以兑换1元伪币。
对此，当时的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裁荣厚认为，如果原有旧币的兑换率定得太低，不利于旧币清理工作，并与当时的伪满国务院总务长起了争执。最后，驹井德三强硬表态：“这个兑换比率无不合理之处，必须断然照此执行。”荣厚此时才恍然惊醒：自己虽为总裁，却并无实际权力。
除了兑换率不合理，老百姓对新币还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伪满洲中央银行所发行的纸币纸质较差，大家更加不愿意去兑换新币。为尽快回收旧币，日本人绞尽脑汁，最终副总裁山成乔六想到了这样的方法：在中央银行旁边开设一家日用品店，专门从日本进口日用品，以低价卖出，并规定凡购买者须以新国币才能购买。想要购买日本进口用品的人，只好先到银行换纸质较差的新币，再去购买日用品。以此方法，日本人回收了一些纸币。
很快，伪满洲国的新币成为当时东北最主要的流通货币。伪满洲中央银行也“一家独大”，依靠“国家银行”的地位，既制定相关的金融政策法规，又担任法规的实施推行者，敛财掘金的功能日益强大。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为配合所谓的“圣战”，伪满洲国政府在日本内阁的授意下，于1942年颁布了“国民储蓄会法”，并宣称“大东亚战争愈益接近决战阶段，需要有效地供应大量的资金……应利用一切机会，使各种的浮动购买力转为储蓄”。
就这样，储蓄成为了伪满洲国的国民义务。所有的机关、学校、企业、团体等都组建了集体储蓄会，接受摊派任务。1943年，伪满洲中央银行开展了农村储蓄，要求农民在出售农副产品时向合作社强制缴纳15%的储蓄金；1944年，伪满洲国发行了“必胜储蓄票”，百姓只能用于购买保险、债券或储蓄，而且在规定时间内都不可以兑取，不能买卖流通。
从衣、食、住、行，到娱乐、买卖，从城市到乡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了储蓄项目。1939年到1945年的短短6年间，伪满洲国的国民储蓄目标额从5亿元猛增到60亿元，这种吸纳储蓄的举动可谓疯狂至极。
从1944年起，日本政府开始赤裸裸地从伪满洲国筹措军费，仅仅一年左右时间，日本人在伪满洲银行筹措的军费就达到34亿元。当伪满洲中央银行随着伪满洲国土崩瓦解后，人们在当时的银行档案中看到一个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到日本战败投降时，伪满洲中央银行已经向日本献出白金117公斤、金刚石3726个、伪满洲铸币5700余万元，在日债权95.4亿元。
然而，这些数字也不过是这台疯狂捞金机器的冰山一角。
历史的见证者
1946年1月22日，长春大房身机场迎来一位特殊客人——南京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在机场，苏军为宋美龄举行了简单而热烈的欢迎仪式。这位国民政府第一夫人身穿褐色海龙皮大衣，头戴紫貂皮帽，面带微笑，看上去雍容华贵，淡定从容。事实上，宋美龄此行的目的并不简单。
1944年8月，苏军从4个方向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攻，几个回合下来，日军便宣布投降。长春光复，并由苏联红军正式接管。但根据《苏军从满洲撤退计划书》规定，苏军将于1945年12月3日从中国东北撤退回国。
一旦苏军撤退，东北必定会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时间，蒋介石精心导演了这场“夫人外交”。
在长春，宋美龄被安排在了昔日的伪满洲中央银行大楼，这座号称“亚洲第一坚固”的建筑此时已经去掉“满洲”二字，被重新命名为“中央银行”。
1946年1月23日，也就是宋美龄抵达长春后的第二天，银行大楼的4楼宴会厅内觥筹交错、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召集者正是宋美龄，宴请对象则是苏军总部的高级将领。
这次宴会是宋美龄长春之行的重头戏。席间，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向苏军表示了感谢和慰问。在整场宴会中，宋美龄风度优雅，仪态大方，虽然有求于苏军，但依然表现得不卑不亢。蒋介石的这次“夫人外交”发挥了效力，苏军撤军的时间最终为1946年4月14日，而国民党在当天正式从苏军手中接管了这座城市。
然而局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苏联撤离长春的当天下午，中共东北民主联军的13个团就在东北联军副总司令、吉辽军区司令周保中的指挥下，向长春发动了进攻，并迅速占据优势。这就是“四一四”战役。
1946年的长春，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经过数天的激战，国民党残余部队已无力招架，决定退入原来伪满洲中央银行大楼内。因为这栋建筑异常坚固，易守难攻。国民党守军将这里作为最后负隅顽抗的总指挥部。这座银行大楼也因此见证了第一次解放长春的历史时刻。
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包围了银行大楼。双方短兵相接，激战30分钟，东北民主联军大获全胜。晚上7点，银行大楼被攻破，整个攻城战斗结束。
然而，就在长春解放的半个月后，国民党正规部队便抵达东北，并向长春大举进攻。历史上长春的第一次解放只持续了短短一个月。此后，这座城市一直被国民党势力占据到1948年。
1948年9月，在长春被围困4个月后，国民党守军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此时，他们再一次选择了原伪满洲中央银行作为指挥部。原因在于这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建筑物，全部外墙均用花岗岩砌成，厚度在一米以上。室内可储存大量弹药、粮草、淡水，还能自行发电。当时，大楼的3层是司令的卧室，4层是会议室，指挥部则在地下室。
驻守在长春城内的两支军队——王牌军（新七军）和杂牌军（第六十军）之间也存在很大的矛盾。当时，新七军的日子还好过些，第六十军的处境却非常困难。自从长春被围困以后，六十军官兵先是吃豆饼掺高粱米，后来高粱米吃光了，只好去酒坊挖陈年酒糟吃。
10月17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毅然起义投诚。当时人民广场东侧已经被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占领，银行广场的大楼里，每层窗户都堆着沙袋，从里面伸出黑洞洞的枪口。此时，已成孤家寡人的郑洞国还在银行大楼内做着最后的抵抗。
10月21日凌晨，时任国民党驻守长春的最高军事长官郑洞国，躺在中央银行3层卧室床上，辗转反侧，万念俱灰。昏昏沉沉中，天已经亮了。郑洞国的参谋长杨友梅喊道：“事情已到最后关头，请您快下楼去主持大计！”
来到一楼大厅，郑洞国才发现，这里已经布满解放军，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他最终无奈投降。
当时，银行大楼外，东升的太阳已经照亮了这座久经风雨的建筑和它所在的城市。中央银行大楼再次成为了长春解放的见证者。
岁月如歌，斗转星移。经历了3年解放战争，长春也迎来了久违的和平，中央银行大楼也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在此办公，开始了为人民服务的新征程，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如今，银行门前的石碑默默地记录着它曾经的身份：伪满洲中央银行。风雨如磐，大楼封存着鲜为人知的往事。它矗立在历史洪流中，正向人们讲述着一段无言的尘封历史……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作者：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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