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7位保管人,9处存放地,揭开中央一号机密的尘封往事(上)
1949年9月17日,中共华东局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去一份急电。大致内容为:我们收到了一万五千多份文件,包括大革命及内战时期大批中央文件和党的重要历史档案,请求中央指示,如何处理?
9月18日,收到这份急电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起草了一份三A级复电。复电原本是这样写的:“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珍贵,请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中央秘书处。对保管文件有功的同志,请你处先予奖励。”
毛泽东修改电报
毛泽东审阅这份复电后,将“对保管文件有功的同志”改为“对保管文件有功的人员”。最后。复电由周恩来亲笔签发,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到了上海。
这才揭开了上海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是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他们的工作,是守护藏在上海滩的两万多份秘密文件。
为此,他们必须长期在封闭中,忍辱负重,甚至,牺牲生命。
秘密存放地#1
戈登路1141号
保管者:张唯一
张唯一
张唯一(1892—1955),湖南桃源人。早年,他曾经出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到1933年底,一直在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任文书科长,组织内称他为“张老太爷”。
1930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的信中强调: 由于环境恶劣, 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 凡是不需要的文件, 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这里的“保管处”,就是“中央文库”的第一个秘密存放地——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也是张唯一每天工作的地方。
戈登路1141号
到这一年深秋,这里已经积攒了二十多箱文档资料。为了确保这些文件的安全,周恩来先是牵头组建了中共中央文件保管委员会, 研究妥帖管理文件的方法,后来他又和张唯一等人一起共同商定,将“文件保管委员会”改为“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随着二十多箱文件安全等级地逐渐升高,文件保管人员的工作准则和工作流程,也开始渐渐地成形。
刚刚被排挤出政治局、在党内暂时没有担任职务的瞿秋白,针对中央文库的现状,写出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接到《文件处置办法》后, 中央文库的整理工作随即展开。
二十多箱文件,按照国际的、中央的、地方的、群众团体的分门别类,打包存放;重要的入库,无关紧要的销毁;会议记录、统计报表、人员名册、暗语代号、党内指示等绝密文电,装入机要箱, 放在既隐蔽又方便转移之处。箱内常备火柴, 一旦遭遇紧急状况,一把火立刻烧掉文件。
张唯一还制定了《一切文件归档案制度》和《关于文库材料编目问题的方案》,按照时间和目录项目,对文库的档案进行分类顺序编目。中央文库的“开局”有了思路,也有了最初的操作流程。
这一切,原本进行得有条不紊。然而,在1931年4月的一天,远在武汉一处游艺场的魔术表演,把一切打破了。
1931年4月24日,武汉一处热闹的游艺场,几名国民党便衣,三下两下,押走了一名正在表演的魔术师。被带走的魔术师,正式的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第三科的负责人顾顺章。
在上海,他主要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第二天,顾顺章就叛变了,并且声称要面见蒋介石,供出他所知道的一切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消息。
上海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的中央文库危在旦夕,必须转移。
共产党一号机密第一位守护人,
周恩来叫他“张老太爷”
秘密存放地#2
法租界静安寺明月坊,湘绣店
保管者:陈为人
陈为人
陈为人(1899—1937),湖南江华人,五四运动时期同张太雷等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
1932年6月下旬的一天,法租界静安寺的明月坊,张唯一把二十只皮箱里的两万多份机密文件,托付给了陈为人。
祖籍湖南的陈为人,在自家的一楼开了一家湘绣店。白天,他身着高档款式的衣服,以富商的形象与前来的客户洽谈生意。入夜,店门关闭之后,陈为人径直爬上三楼密室,开始真正的工作。
湘绣店
在张唯一工作的基础上,陈为人对中央文库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处理:比如把两万多份文件整理成中央的、苏维埃的、共产国际的;另外,他还调动自己的经验推理,把文件中有年代缺失的都一一填补妥当。甚至在总分类之下,陈为人还按照地区、时间、问题,对文件进行进一步的明细分类。
按照中央文库的工作规程,陈为人每天封闭在明月坊,专心整理文件。外联工作,则是由他的妻子韩慧英单独承担。张唯一虽然把两万多份文件托付给陈为人,但他依然是中央文库的负责人,他和中央文库沟通的唯一管道,就是韩慧英。
张唯一作为陈为人夫妇的上级,伴随着中央文库工作的转运,在平稳中度过了四年。
1935年2月的一天晚上,法租界雷米路丁家弄文安坊6号,突然涌入了很多国民党的特务,这里是上海中央局秘书处张唯一的办公地点。就在同一天晚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九个活动据点,遭遇国民党警探和特务的破坏,三十多位中共中央工作人员被捕。
其中,就有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
张唯一
1935年2月22日,上海法租界区的雷米路上,一位身着小花格子便服的瘦小女子,在迅速瞥了几眼身后和左右两侧之后,径直走向丁家弄文安坊6号的三层小洋楼。
在门口,她抬眼向二楼望去,暗红色的窗帘静静地悬垂着。这位女子上前一步,轻轻敲门——敲了三次,始终没有人应答。略加迟疑之后,她又重重地拍了几下大门。这一次,突然从背后冲上来两个人,把她推进了屋子。
丁家弄文安坊6号的三层小洋楼里,此时空无一人。
被推进屋里的女人看见的是一地纸屑杂物和东倒西歪的家具,屋内所有带门的柜子箱子,全部都是敞开着的状态。随后她用余光看了一眼窗台的方向,完好无缺的那盆兰花,从未有过被挪动的迹象。
因为保管中央文库任务重大,张唯一与韩慧英常年保持着单线联络。丁家弄文安坊,是他们经常碰头的地方。当然,作为地下工作的惯例,张唯一跟韩慧英有一个暗号约定,一旦出现意外,暗号就会出现。
然而,那一天深夜,张唯一突然被捕,完全没有时间向韩慧英发出任何暗号。
革命时期的爱情故事:
历史中余则成和翠萍们面临的生离死别
韩慧英,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被捕时32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当时在法租界3个小时的审讯中,国民党的情报机构一无所获。但最终还是把她引渡到了龙华监狱。
而此时静安寺明月坊一家湘秀店的陈老板,心急如焚。妻子韩慧英出门以后就一直没有回来,陈老板绕着大街小巷找了几个小时,不见妻子的踪影。
最后,他在听一些百姓茶余饭后的聊天得知,最近几天,在这附近有一些人被抓走,其中有男性,也有女性。
妻子韩慧英始终没有再回来。深夜中,陈为人已经想好了搬家的事宜。或者说多年以来,随时搬家一直是他们夫妻的重要计划。
第二天清晨,陈为人带着6大皮箱的机密文件和3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了静安寺的湘绣店。
秘密存放地#3
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一幢二层洋楼
保管者:陈为人
1935年2月,法租界再也没有给权贵们定做旗袍长衫的陈老板了。湖南人的湘绣店,就这样消失了。
当时,36岁的陈为人在小沙渡路,高价租下了合兴坊十五号的一幢二层洋楼,又化身为一名木材生意的阔气老板,周围的人都以为自己多了一个有钱的邻居。
合兴坊15号
为了寻找党组织,陈为人尝试了不少迂回的方式,比如登报寻人,以及偷偷在附近的巷弄张贴印有暗语的小告示。
但是,党组织始终没有找到。窘况中,陈为人整日心绪难安。但每一天,他都必须扮演成一位闲适而阔绰的木材行老板。
他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一边要保障文库的安全,一边已经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络,断绝了经费的来源,又不能出去工作。他还要养活他和韩慧英的三个孩子。
和组织失联后,他成了“断了线”的风筝
当时,陈为人搬完家以后为了掩人耳目,只留下了一楼的家具。他把二楼、三楼的所有东西全部卖掉了,其中也包括自己的部分衣物,铁皮罐头等零星杂物。即便如此,昂贵的房租与他和三个孩子的生计,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
陈为人
他的三个小孩,当时最小的才两岁,因为没有钱,孩子们每天只能搞一点便宜的山芋当饭吃。
但他要显得有钱,于是他把两片鱼干就盖在饭碗上面,外人看上去是顿顿在吃鱼,条件很好,实际上这是一个道具,他到了楼上就把鱼干拿掉,转天再盖上进行伪装。
但是时间长了,外人难免起疑,孩子的母亲是谁?
于是,通过上海的中国革命互济会,陈为人把当年的狱友李沫英请到了自己的身边,照顾孩子,打理家务。同时他也在联系韩慧英的妹妹韩慧如,以韩慧英生病的借口希望她来探望。
被姐夫陈为人骗到上海时,韩慧如身上带着300块的积蓄,这原本是准备给姐姐治病用的。得知姐姐被捕入狱,看到姐夫的日常工作与生活陷入各种被动无助,韩慧如没有更多的抱怨,开始默默地帮助姐夫。
然而,姐夫提出的一个请求,让她左右为难,他希望妻妹韩慧如可以假扮他的妻子。
韩慧英、韩慧如姐妹
按照陈为人的说法,保管中央文库这项重要的秘密工作,必须以家庭的方式展开,家中既要有男主人,也要有女主人。
然而,当时的韩慧如,还没有中共党员的身份,于理,她可以拒绝假扮陈为人妻子的要求;但是,于情,她却必须保护自己的家人。
就这样,木材店老板的女人回家了,孩子们有了新的妈妈,陈为人担心的问题解决了。在照顾孩子,照顾陈为人之外,韩慧如每天出去教书赚钱,同时按照陈为人教授的方法,寻找党组织。
瞿秋白
在韩慧如的帮助下,陈为人每天封闭工作。按照当年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和中央秘书处《关于文件编目的规定》,他一点一点地梳理两万多份原始文件。他逐渐整理出一个思路,形成了一个文件,就是“开箱必读”,最终编制成《中央文库目录》,相当于给中央文库制定了一个检索系统。
1936年的春天,一个阳光暖照的清晨,韩慧英走出了监狱大门。整整一年的囚禁生活结束了,她返回了家里,与失联一年的丈夫孩子团聚。
1936年还迎来了第二个好消息,初秋的一天,陈为人与徐强在上海闹市区一家二层楼的饭店里第一次见面。
他终于再次和组织取得了联系。
陈为人在孤军奋战的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正处在万里长征中,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陕北后,中央立刻派冯雪峰到上海恢复联系,通知上海的秘密组织负责人徐强去寻找中央文库。
然而当徐强找到陈为人的时候,陈为人已经病危。
肺结核得病,没有钱,也没办法抛下档案去看病,考虑到陈为人的身体状况,徐强带来了中央的指示:转移中央文库,并寻找安排好下一任文库保管员。
回到家中,陈为人突然开始剧烈咳嗽,大口吐血,随后一头栽倒在客厅的地板上。1937年3月12日的晚上9点,38岁的陈为人停止了呼吸。守在他身旁的,是妻子韩慧英和妻妹韩慧如,那一刻,妻妹禁不住失声痛哭。
然而,妻子韩慧英一下子捂住妹妹的嘴,轻声嘱咐说:你不能哭,你一哭邻居就知道我们家出事了,他们如果都跑来看,我们就很有可能暴露了。
陈为人为文库献出了生命,而他的继任者们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呢?
【未完待续】
凤凰大视野
《一号机密-中央文库纪事》
编辑:朱一伊 王鼎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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