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黄埔
原载于《博客天下》2014年第18期,作者韩福东。此处略有删节。
黄埔军校本校本部大门
黄埔军校建立于1924年。这所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军校,培养了诸多军事人才,为蒋介石北伐名义上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许多闻名的指挥官也出自黄埔。这所学校和它培养出来的人,见证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风起云涌。
烙印
苏联的枪械船到达广州的前一天下午,孙中山的电谕传到了黄埔军校,要他们做好军火入库的准备。
“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高兴采烈,尤以一般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时为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在很多年后回忆,有的学生抬枪入库时兴奋得连饭都不要吃,“我们不能不感谢革命的朋友苏联。也惟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然而这时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来个拦路抢劫。”
这是1924年10月7日。三个多月前,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孙中山在讲话中说,“俄国在6年之前,一经发动革命,便同时组织革命军,以后着着进行,所以能够消灭旧党和外来的敌人,大告成功。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中国革命有了13年,到今天还要办这种学校,组织革命军,可见大凡建设一个新国家,革命军是万不可少的。”
经历了陈炯明等人的背叛,孙中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体认到拥有属于自己的“革命军”的重要性。黄埔军校被赋予了代表未来愿景的重任。但这个在经费、武器和人才均匮乏情境下匆忙登场的军官培训基地,当时就像一个草台班子:党代表廖仲恺和兵工厂交涉多日,也只批发到了30支粤造七九毛瑟枪;校长蒋介石一度撂挑子不想干了;滇军第三军军长范石生曾当面奚落蒋介石: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要派一个营就可以完全缴你的械。
10月7日苏联运来的军火,对黄埔军校乃至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意义重大。孙中山特地草拟了《欢迎苏联军舰祝词》,由何应钦代为宣读:“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关系为最密切。且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以推翻强暴帝国主义,解除弱小民族压迫为使命;本大元帅夙持三民主义,亦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而奋斗。现在贵司令率舰远来,定使两国邦交愈加亲睦,彼此互相提挚,力排障碍,共跻大同,岂惟两国之福,亦世界之幸也。敬祝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万岁!”
当斯时也,孙中山正面临广州商团军的罢市和叛乱挑战。一周后,他发布了平定商团手令。苏联的军火派上了用场。剿灭商团军是黄埔建军以来参与的第一场战役,以全面获胜告终。
在黄埔建军的过程中,孙中山并未掩饰苏联的作用。就世界革命的大势而言,1920年代并非高潮时段,中国似乎成为苏联输出革命的唯一希望所在。中国国民党和苏维埃俄国一拍即合,苏联的赤旗插入广州。黄埔军校自创校开始,就被打上深刻的苏联烙印,当时的主流大报如《申报》,即以“赤校”来称谓黄埔军校。
结盟
“俄巡舰七日可抵黄埔,各界决在陆军校欢迎。”
上海《申报》刊发这则香港电的时候,已是苏联军火运抵广州黄埔的次日。5天后,该报再发新闻称:“闻俄舰来粤带步枪二千杆、七生半炮七门给孙。庚(八日)由福安舰载此项枪炮,赴黄埔陆军校暂贮。”
媒体在报道黄埔军校从苏联订购枪械的数量有误差(一般的说法是8000支枪械),但就当时的舆情而言,孙中山与苏联合作已是举世皆知。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不断向各个帝国求援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虽然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利益上与国民党及中国时常存在矛盾。苏联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就有了对外输出革命的使命感,他们解放殖民地的号召,以及放弃沙皇在中国租界的具体行动,在备受列强压迫的中国颇能引发共鸣——如果联系到1919年巴黎和会上胜利的协约国列强罔顾中国的“分赃”,就更能理解当时的公知何以会对苏联生发好感。
不过当时的苏联与中国,在外蒙古和中东路上,存在利益冲突,苏联并不愿意放弃。这构成苏联与民国政府交往的障碍。孙中山当时只是偏居广东部分领地的叛乱组织领导人,谈不上有多大实力,尤其在他1922年夏天被陈炯明部驱逐之后。苏联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快了与孙中山联盟的脚步。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即在这期间发布。
1923年1月,孙中山草拟了一封信,经由苏联外交代表团团长越飞带到了莫斯科。信中说:“为了改造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希望得到声援、支持和帮助,并希望对拟议中的各项事业给以财政援助。”这个月的26号,孙中山与越飞在上海签署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这个宣言值得关注的几个要点是,孙中山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做了让步:同意中东铁路的管理维持现状,且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苏联所做的退步是,同意孙中山所说的“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关于共产和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表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方便孙中山应付党内的右派元老们。
对孙中山的利益而言,宣言中最为核心的表述是“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宣言标志着孙中山与苏联联盟关系的正式建立。
在苏联的援助中,创建属于国民党自己的“党军”是重要项目,它包括财政、军火和顾问团的支持。
建制
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之前,共产国际已多次督促孙中山建立自己的军队。可以说,黄埔建军是在苏联的一再建言下才得以实施的。
最早可追溯到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创办军官学校”建议;4个月后,另一代表达林在广州再次提出“建立国民革命的军队”命题。
在苏联派往中国的顾问团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属鲍罗廷。虽然在他之前,维京斯基、马林和达林这些人都曾作为秘密使节到中国进行过考察。但只有鲍罗廷一个人,可以在M·C·贾比才等所著的《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一书中,被冠以“支配广东的人”这样霸气的头衔。
鲍罗廷是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后的1923年10月初来到广州的。鲍罗廷曾在一次报告中描述广东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全省有二十万军队。你走到广东任何地方,都可以碰到某个军阀的参谋部。那些军队的主人,就是几十个将军,他们或者是完全独立的,或者纠集在一个实力较强的将军周围。”
“土匪组织要么与军阀有勾结,要么就为城市里翻云覆雨的政客所操纵。由香港支持的买办阶级正在争夺政权。豪绅们把持民团(即乡村警察)鱼肉乡民。广东大学落在反革命手中。商人们憎恨国民党及其政府,工会组织害怕参与政治而采取旁观的态度。吴佩孚、张作霖和其他军阀的爪牙在街上到处乱窜,组织自己的派系。”
“国民党在改组之前根本没有政党的机能,国民党员们为谋求自身最大利益而投靠一些军事和政治派别集团。所有的机关内部都有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间谍在活动。学生们经常举着标语上街游行,吵吵嚷嚷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者。近来,农民也组织起来,掀起了反对‘绅士’的流血斗争。参加到这个运动中的工人们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举行罢工。在旁观者看来,军阀各派或单独行动,或受香港唆使,都在进攻广东……”
这段描述带有共产主义左翼人士的鲜明视角,如果抛弃一些表达爱憎和价值观的词汇,它倒不失为描述广东混乱局面的绝佳范文。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国民党在改组之前根本没有政党的机能,国民党员们为谋求自身最大利益而投靠一些军事和政治派别集团。”他显示出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对无组织纪律性的国民党的失望之情,同时也暴露了国民党要员们附着于军阀的面目(不是军阀被革命党所感召而归顺)。
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黄埔军校,是接下来对这个半死不活的革命党攸关重要的两大举措。它奠定了国民党崛起的基础,也为内部派系四分五裂预示了前景。
在黄埔军校的创办过程中,孙中山之外,最为核心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校长蒋介石,另一为党代表廖仲恺。蒋介石在鲍罗廷抵达广州前两个月,率4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进行政治、军事和党务考察,一直到当年年底才回国。组建黄埔军校的计划,此时已如箭在弦上,但蒋介石彼时看上去并非意志坚强之人,面对军校草创时的烂摊子,刚从上海赶到广州不久的他,并没有坚持到底的决心。
廖仲恺几乎可以算是孙中山麾下与苏联结盟立场最为坚定的实权人物。虽厕身国民党组织,但其左翼立场,和中国共产党相比无多让焉。与国民党右派如胡汉民等人的斗争,在他逝前几年内一直如影随形。但黄埔军校的建制,以党代表与政治部的设立为代表,基本遵循了苏联的教诲。孙中山要求按照苏维埃的军事制度来组建党军,而在军队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貌。”
党指挥枪的原则,在那个时候,就确立了。
介入
“我们这次到中国来,觉得中国好像到了大海中一样,什么都没有了,单单剩下几个热心革命的人物。这几个热心革命的人物是谁?就是国民党、孙总理和帮助他作革命运动的几个同志。我曾问过孙总理,你对于中国革命已有准备吗?他答道:‘已有准备了。’他们这几个人,现在已实行把国民党改组,重新实施他们的革命计划。又办了这所陆军军官学校,给诸位求学。他们极盼诸位出来实行革命,如果他们来问你们对于中国的革命,已有准备没有?我也望诸位能答道:‘已有准备’。因为你们青年应担负中国革命的全副革命责任。”
这是鲍罗廷1924年在黄埔军校的一次讲演中所说的话,它表达出对中国革命比中国人还操心的使命感,也寄予黄埔军人以“全副革命责任”的重托。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在提及热心“革命”(当时颇为时髦正确的一个词汇)的人物时,独推孙中山和国民党,而没有谈到已在1921年创立的中国共产党。
相较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当时是更为薄弱的力量。苏联将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共产党当时也被要求加入国民党,襄赞革命。在国民党,则有著名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苏联派出了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在黄埔军校筹办时即有深度参与。先后来到黄埔军校的顾问,有名字可查的有40多人。其中最早担任军事总顾问的巴甫洛夫,在1924年7月溺水而亡。
6月16日召开的盛大开学典礼上,鲍罗廷和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一起,坐在了主席台上。在《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一书中,美国作者丹尼尔·雅各布斯称:“孙中山一有机会就试图宣传鲍罗廷。在政治集会和群众大会上,孙一再介绍鲍罗廷是他的朋友和辩护人,因而抬高了鲍罗廷的形象。他使鲍罗廷卷入了国民党事务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组织问题还是政策问题,是国内问题还是国外问题。鲍罗廷出席政府和党的所有重要会议,参与制定国民党最基本的政策,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在中国国民党内部拥有如此重要的权力,和他们对孙中山的奥援分不开。虽然按照学者李吉奎的研究,苏联对黄埔军校的援助,款额支付零碎,军械也并非赠送,而是订购,但这对财政枯竭的国民党而言,仍具雪中送炭意义。据追踪越飞访日的大阪《每日新闻》记者布施胜治记述,孙中山对国民党元老张继的说法是:俄国从1924年前后起,每年给广东提供200万元的援助,其中70万元是黄埔系军官学校的费用,130万是国民党政费。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是鲍罗廷在孙中山的委托下起草的。除了援助黄埔建军,鲍罗廷在中国的另一重要使命即是促成中共加入国民党,完成国民党的改组。这在国民党内部激发出巨大回响,矛盾一直酝酿着直到北伐期间以“清党”的方式大爆发。
分裂
黄埔军校内部的斗争,是整个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小规模演练。左右之分,以“青年军人联合会”(青军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口诛笔伐展现出来。
前者更多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所占据,后者则是右派组织。虽然在蒋介石的干涉之下,两个组织都宣告解散,但暗潮汹涌的争斗从来没有停止过。而这之间,即有苏联介入国民党改造的深刻背景因素。
国民党右派一直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们向孙中山请愿,并非难鲍罗廷。共产党内部也针对这个决策产生分裂。但鲍罗廷仍然坚持共产国际的主张,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以这种方式密切合作。
内部派系斗争正酣时,北上试图实现总统梦的孙中山因癌症病逝。在这之后,国民党内最激进和坚定与苏联合作的左派领袖、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被人暗杀。
事件发生后,满城风传是国民党右派元老胡汉民所主使。鲍罗廷参与了对案件的侦破,这个案件至今仍有诸多谜团,胡汉民是否介入该案迄今仍缺乏证据,但毫无疑问,胡汉民恨廖仲恺入骨,并在听到手下要干掉廖的狠话时沉默不语。
派系斗争,并没有影响到国共两党共同面对外部敌人时的出击力度。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第二次东征……在孙中山去世的这一年,国民党取得了一系列带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胜利。黄埔军校,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枪杆子勃发出的光芒,此后将一直照耀国民党前行的方向。
在苏联的影响下,国民党政策越发左倾,从剿灭广州商团到支持上海和省港工人罢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存在,以及军阀割裂局面,让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诉求,成为感召青年一代的最强口号。理念的吸引力,以及可以左右时局的军事想象力,让广州的黄埔军校成为很多学生趋之若鹜的理想国。
在黄埔军校逐渐壮大的过程中,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一直如日中天,享受着外来和尚会念经一般的礼遇,还有实权。一直到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爆发,国共间的裂痕开始急剧扩大,而苏联在国民党内的角色定位,也到了要扭转的前夜。苏联顾问的住宅,开始受到蒋介石的监视。
蒋介石怀疑中山舰卷入一桩想要劫持他到苏联去的阴谋中。他扣留了炮舰,逮捕了一些人,甚至将三名苏联顾问驱逐出境,还让孙中山的接班人汪精卫——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左派去了法国。
这之后,在紧张的政治博弈之后,鲍罗廷仍然决定退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开始受到削弱,但苏联仍继续援助黄埔军校和国民党,北伐以求统一中国。
只是,分裂的种子已经到了破土而参天的时刻。
摊牌
在广州以北的一些军阀眼中——譬如盘踞在浙闽苏皖赣的孙传芳,北伐时期的国民党仍然是“赤党”,国民革命军是“赤军”,毫无异议黄埔军校也是“赤校”了。国共间的内部摩擦以及蒋介石同苏联顾问的矛盾,并未给外界造成他们已经关系分崩离析的印象。事实上,苏联顾问对北伐的贡献卓著。
在参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中,实力最强的第一军的官兵更多是由黄埔军校师生所组成。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成为北伐军总司令。
接下来的战斗,让大半个中国充满血光之灾。北伐军节节胜利,但内部的理念分歧也让权力竞逐者彼此难再相互容忍,到了该摊牌的最后时刻了。当共产党忙于在新的地域“打土豪分田地”,它甚至激发了北伐军内部的反弹。在反帝运动的分寸与策略上,革命者内部也四分五裂。
虽然尚未最终夺取胜利,但当时成立的两个权力中心——武汉和南昌,产生了所谓的“迁都之争”。鲍罗廷站在武汉这一边,与在南昌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对抗。在1927年1月12日的武汉,蒋介石与鲍罗廷争辩后,自感受到侮辱,他在日记中写道:“生平之耻,无逾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在“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之后,他于晨8时起床,内心仍极度不平乃至“几欲自杀”。
自杀的冲动,暴露出外表坚强坚毅的蒋介石内心脆弱不堪的那一面。随后不久,他就给共产国际去电报,要求召回鲍罗廷。与共产国际的联络,意味着他仍然未打算与苏联做最彻底的切割。
对军阀战争的好消息,和内部分裂的坏消息,此后一直相伴而行,直到进入了4月。革命党内部终于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内部的理念歧见。掌握军权者胜,蒋介石从此稳固了权基,那场“清党”运动,也终于让中共脱离了国民党,而苏联以支援国民党的方式输出革命的想法,至此也算落了空。
革命的蒋介石从此成为了赤色理想国践行者眼中的“反革命”,当鲍罗廷一行搭乘火车离开汉口,开始归国之旅时,黄埔军校和国民党脱帽与“赤色”旗帜行了道别礼。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起航。
蒋介石仍然兼着黄埔军校校长——这个学校更准确的名字此时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它已远离广州那个叫黄埔的小岛。黄埔系自此在多达20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中国军队实力派的代名词。当蒋介石1947年底卸下校长一职时,属于黄埔系的荣光已经散尽,当年支持国民党的苏联,此时成为加速其败亡的外部力量。
这个靠枪杆子打下的江山,最终败亡于枪杆之下。
转载自公众号《老衲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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