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京城——建国门“豁子”

如今赫赫又名的建国门，明、清城墙本无此门，北面有朝阳门，南边是东便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日寇占领北平，为兴建东郊的所谓工业区，在现建国门地方拆除了一段城墙，形成一条宽7.9米的倒八字形豁口。当时并未顾及城门的建设，仅仅安装了简易的铁栏杆（一说铁门）。四十年代初，日伪当局曾拟议过新开豁口城门的名称，初定东豁口名“启明”，寓意“旭日启明”之意。但北京人仍然叫东豁口为“豁子”，以示对日寇占领北平的不满。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1月抗战胜利后，北平特别市政府改启明门为建国门，但仍没有建正规城门，始终是个“豁子”。1957年，建国门随东西段的城墙一道拆除。现还保留古观象台一段明城墙。

附图一画面是1957年由西向东拍摄的建国门，9路公共汽车正驶进建国门豁口。右面就是建国门豁口城墙；左边有一座“公私合营建国门食堂”坐落在贡院东街的南口，后来改为建国门副食品商店。从胡同口向北不远，年轻的木工李瑞环同志当年就住在贡院东街7号院里。

公私合营建国门食堂原是一家开业于四十年代的私人小饭馆，门牌号大约是东城根六十八号，当年位于建国门外护城河木桥的西桥头，这里人来车往，饭馆生意兴隆。现在其位置在建国门内大街中心线附近。

笔者一至三岁时，我家曾租住在这家“食堂”的里院，房东沈太太十分稀罕我，经常从建国门食堂给我买好吃的。没有生育的沈太太有把我过继给她当儿子的念头，那时我母亲生了我弟弟。我家是从西四大宅门里走出的大户人家子弟，加之我又是父母的长子，岂有过继之说。没多久，我家就搬离了该院。谁曾想，时间没过几年，东观音寺街扩宽成70米宽，改称建国门内大街，房东沈太太夫妇俩都安置到建国门外永安里楼房居住。过年时，母亲领着我到沈太太家去拜年，我对沈太太家三居室大房子曾羡慕不已。

建国门的“建”字，会意字，从廴（引长之意），从聿(意为律)。《说文》中对这一动词的解释是：立朝律也。建字引领的词组也大都沿用了这一语义：建法（制定法律）、建中（订立标准）、建极（制定至中至正的建国大法）

复兴门和建国门则是日寇侵占北京时，在内城东西城墙上扒开的两处缺口。看过北京地图就可知道，老北京城内城东面的朝阳门、东直门及西面的阜成门、西直门，位置都偏北，内城南部确实缺少横贯东西的干道。但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谁也不敢轻易将城墙扒开口子，据说是怕破了“风水”。据北京市档案馆1999年第四期《北京档案史料》所载《日伪统治时期华北都市建设概况》记述，日寇于1939年起，就开始在北京西郊筹建用于商业和住宅的“西街市”，并在东郊筹建用于工业区的“东街市”。为沟通“两新街市区域与城内之交通，特就东西两面城垣各辟一新城门（东称‘启明’、西称‘长安’）……所辟新城门仅有缺口而未设门扇与门洞，因陋就简，迄未修饰，是其物力不济之象征”。二门最初只是一个7.4米的倒八字形豁口，宽约百米，两端成坡型。西豁口位于邱祖胡同、卧佛寺街西口附近；西豁口位于东观音寺街东口和贡院东街附近。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按照当时流行的“复兴、建国”的政治口号，将日寇命名的“长安门”改为“复兴门”，“启明门”改为“建国门”。1946年11月何思源接任市长之后，曾“修建复兴门等城防工程共十三处”，在整理复兴门缺口处时，增建一座高12.6米的城台和一座宽10米的单券拱门，并加装了铁门。附图四是四十年代末复兴门的照片。

1955年，北京市政府为展宽道路，将复兴门的门洞拆除，拓宽了缺口。而建国门则从未建造门洞，一直是缺口状态。解放后，为改善交通，将老北京城墙扒开了多处缺口，即未建门洞，也未命名为“某某门”，只是依据附近地名，称作“十条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名称。老北京人则称其为“城豁子”。再后来，老城墙被拆除，有豁口的地方，大都兴建了立交桥，昔日的“十条豁子”变成了“东四十条桥”，“北小街豁子”变成了“小街桥”。残留的少数“豁口”，已成为标注在公交线路站牌上的车站名称，如明城墙的“齐家豁子”。

“文革”期间造反派破“四旧”，将许多带有所谓“封、资、修”色彩的地名废除更改，如“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但造反派们可能并不知道“复兴”、“建国”这样听起来无甚不妥的地名，却是当年由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命名的，因此未做更改。

众所周知，现在建国门立交桥西北的标志性建筑是社科院大楼和古观象台。五十年代，在笔者眼中的标志建筑是“建国门食堂”改称的建国门副食店，马路东边则是东观音寺东口的“马掌店”。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里的交通很不发达，主要交通工具主要是马、骡、驴拉着的大车及人力三轮车、少许的自行车等。由于建国门城门是城内外人们来必经之处，也是诸多畜力车经过之处，所以在古观象台的西边墙根下有一家“钉马掌”的铺子。所谓钉马掌，就是那时拉车的马、骡等牲口由于拉车走远路，它们的蹄子磨损厉害。钉马掌，就是赶车人为了保护牲口的蹄子，在牲口蹄面钉上一块半圆形的铁掌，俗称“钉马掌”，小孩们戏称“给马穿鞋”，店铺简称“马掌店”。

东观音寺“马掌店”位于东观音寺东口与柳罐胡同北口把角处，只是两间平房，房前有个木头架子，形似现在的单杠，大约有2米多高，木架上绕着绳子。赶车人经过这里若给牲口钉掌时，先将牲口卸下，然后把牲口拉到木架中央，把牲口的蹄子绑在木架上。这时，钉马掌的师傅走过来，用铲刀先将牲口的掌面修理平整，然后再钉上铁钉即可。

平时没有马车来，马掌师傅要制作“铁马掌”的半圆形铁圈和专用铁钉。店铺在门外有化铁炉和打铁的架子。冬季旁晚，火红的化铁炉堂和打铁师傅有节奏的打铁声，是东观音寺东口的一景。打马掌由二个师傅操作。老师傅坐在板凳上，一手用铁夹子夹住烧红的铁棍，不停转动铁棍位置，另一手持2磅小锤，学徒的年轻师傅站着，有节奏地轮动8磅大铁锤，二人轮流打向马掌，“叮当叮当。”一声高，一声低。我在山西修京原战备公路和京原铁路时，开山辟路，干过打炮眼的活儿。

东观音寺“马掌店”附近的大人们中的养花的，则向铺子里的师傅要一些削下的牲口蹄掌的残屑回家给花做肥料，是上等花肥。笔者记得1968年我插队离开北京前，家养的一盆“万年青”，足有一米高，花冠一平米面积，主干一寸多粗，每周我要浇足一次马掌水。把从“马掌店”淘换来的碎马掌泡在罐头瓶里，泡到水质变黑才能浇花，味道奇臭无比。

我最后一次见到东观音寺“马掌店”是在1971年的10月6日的下午，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天下午3时，我从山西返京探亲，从北京火车站走到柳罐胡同北口，被建国门内大街的欢迎队伍阻拦住，横穿不了马路，在路南呆了一个多小时。

六、七十年代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当外国元首到北京访问，从东郊飞机场驶来迎宾车队，在建国门换乘红旗牌敞篷轿车，沿着东西长安街直到钓鱼台，那时的东西长安街叫“迎宾大道”。

从建国门到复兴门，沿街有十几万群众列成两队欢迎，有个宣传术语叫“夹道欢迎”。那天下午欢迎的是埃塞俄比亚访华团，欢迎队伍等候一个多小时后，贵宾车队在建国门木桥的西桥头停下，周恩来与贵宾换乘敞篷轿车，接受夹道欢迎，所以在建国门停留的时间最长。

夹道欢迎的群众热情地、有节奏地、反复高呼：“热烈欢迎 埃塞俄比亚皇帝 海尔塞拉西 一世陛下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那个绕嘴的欢迎口号，至今记忆犹新，我就是靠在东观音寺“钉马掌店”的喂马的石槽（木架子没有了）听了有十多分钟。

夹道欢迎队伍主要是沿街的中小学校的学生。一般头天通知学校，学校常年备有欢迎队伍使用的彩旗、纸质鲜花和彩带等，这是政治任务，学校组织有欢迎队伍，能参加欢迎队伍是无尚荣光的，等同于参加天安门广场游行。参加夹道欢迎的小学生们，无论冬夏一律穿少先队队服，佩戴红领巾。我在方巾巷象鼻子中坑小学读书时，我校的鼓号队被安排在北京站口北侧显著位置，叫迎宾鼓号队，五、六年级我是鼓号队“打小镲”的。

附图二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建国门外护城河、建国门护城河木桥、建国门外大街的照片。笔者6岁时有个大我二岁的伙伴，常带我玩，我叫他大友哥，那时他在东观音寺胡同小学读一年级。1956年8月，大友哥被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嘎斯51”大卡车在“豁口大桥”上压死了。他弟弟二友比我小一岁，他说，他哥哥借了同学足球到豁口外二闸踢球。他边走边踢球，为了捡回踢到大桥中央的足球，才被卡车压了。

附图三是1975年修建二环路的照片，建国门立交桥西北角是地铁工程兵工棚（现地铁建国门站），东北角施工场地正在盖建国门国际邮局，前面是新建的外交公寓大楼。

（转自新浪博客：ruiren4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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