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全州升乡大岗蒋得超移民到重庆的研究

原创:蒋 朝 吟

“树发千支归一本，水流万里实同源。”重庆市南岸区龙门浩蒋氏后裔的本在哪里？源于何处？由于年代久远，忙于生计，不知何时起搞不清楚了。先祖们代代相传：“我们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一定要按照班辈诗取名，今后才能找到我们的根”。

二○一四年蒋秉高主编的《蒋氏西南联谱》问世。我们购买此书并加以研究，发现了重庆龙门浩支蒋氏后裔的本和源，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永岁镇大岗村。当即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责任主编蒋祥发联系，初步得到证实。于是二○一九年四月，我们专程从重庆出发,前往桂林市全州县永岁镇大岗村进行考察。考察期间，全州县老县长蒋良嘉热情接待了我们，恭请拜读了光绪三十四年第四次重修《全州大堽蒋氏族谱》，瞻仰了大岗村蒋氏公祠“世德堂”，与大岗族亲进行了亲切交谈。

“世德堂”

清明节，随同大岗族人到集资修茸一新的势琳公墓、及梅潭始祖妣蒋母毛氏一品成国夫人（即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蒋琬之妻）墓虔诚祭扫，全州县梅潭蒋氏文化研究会会长蒋连生赠送了亲自签名的《修缮梅潭蒋氏始迁祖妣毛氏夫人坟墓纪念册》。

蜀国丞相蒋琬之妻毛氏为全州多数蒋姓的始祖母（大岗、梅潭为全州最重要两支）

回渝以后，我们查阅了大量文史资料，对照《全州大堽蒋氏族谱》和龙门浩蒋氏家谱，初步整理出了康熙年间蒋得超移民到重庆的佳话。

始迁祖是“湖广填四川”到重庆的移民

清朝康熙年间的湖广行省，包括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湖广填四川”,指发生在明清时期，从湖广到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潮。

据《四川通志》记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明朝时四川人口最高纪录达到四百一十万之多,但康熙二 十四年人口统计，四川仅剩九万余人。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 清代湖广行省地图（台湾版）

从历史上看，但凡四川动荡，川民就会沿河而下隐匿到湖广地区。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为了利用四川“千里沃野”自然条件，恢复和发展经济，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招民垦荒，鼓励湖广人入川开垦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但是，初期并没有什么成效，许多百姓仍然持观望态度。当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走马上任，赶到新的官邸以后，发现传说中天府之国，竟然是千疮百孔、荒凉残破。康熙六年（1667），朝廷开始下达更加严厉的行政令，敦促川民回川，仍然收效甚微。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到重庆等地考察后,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移来四川。康熙皇帝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还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明令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插占为己，视为永业”。对移民垦荒地亩，免税五年，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凡他省人员“在川省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 同时，清政府要求移民原藉地当局和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配合对移送人口加以核实，安排上户藉，编入保甲。同时，把入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重庆湖广会馆展品）

这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特点：一是时间长。始于顺治末年，盛于康雍乾，止于嘉庆年间，前后持续150多年。二是地域广。主要由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陕西、贵州、云南、山西、河南、山东等十二个省份，移民到一个四川省。

川渝两地今天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裔。据统计，川东地区接纳移民约95万，川中接纳约215万，川南接纳约312万，合计接纳移民约620多万人，占当时四川总人口的62%。重庆龙门浩蒋氏先祖代代相传：“我们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至于何时何地来渝？来自哪里？年代久远，忙于生计，搞不清楚了”。并告诫后辈∶“一定要按照老家带来的班辈诗取名，今后才能找到我们的根”。

龙门浩蒋氏家族这个梦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始迁祖蒋得超来自湖广省桂林府全州六乡之升乡（清乾隆、嘉庆《全州志》村落篇记载为升平乡），地名叫做大堽（同岗、冈）。现在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永岁镇大岗村。

始迁祖来自桂林市全州县永岁镇大岗村

二○一九年四月初，我们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永岁镇大岗村作进一步考察，寻根问祖。恭请拜读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唐景崇题字的第四次重修《全州大堽蒋氏族谱》，访问了潜心研究族谱五十多年的老人蒋钦月及其传人蒋洪标，会见了广西蒋氏宗亲联谊会常务副会长、《蒋氏西南联谱》广西壮族自治区责任主编蒋祥发，共同研究了“湖广填四川时的全州”“得超公的名号及家族历史”“得超公移民到重庆的原因和路线”等课题。

大岗村田园风光

通过考察，我们确认：重庆始迁祖蒋得超(字先立)，“湖广填四川”时来自湖广行省桂林府全州升乡，地名大堽。即，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永岁镇大岗村。

●蒋钦月介绍光绪年间大岗蒋氏族谱

首先，据《大堽蒋氏族谱》记载:从伯龄公九十二世孙起，璨公支启用前辈创修行伦班辈诗为“文时守尚得，锡汝叶荣生，永作朝廷士，钦洪材焕承。”即子嗣要以“文”字开头，“嗣后接连文字照依诗句出名，毋得错混。”这与重庆龙门浩蒋氏族谱（即民国二十六年作善录《蒋氏族谱》）的“蒋氏世系班派总目”的记载，完全相同。

●大岗谱创修行伦班派诗

其次，《大堽蒋氏族谱》有文方五代子嗣（即：文时守尚得）的婚配及生育的记载。龙门浩作善录《蒋氏族谱》的记载，与这些内容大部分相同,只有微小差别。

●龙门浩谱世系班派总目

如,大堽谱记载文方系文庠生，妣唐氏生二子敬和激，继妣陈氏生一子敕。龙门浩谱《蒋氏十代婚配及生育子女简况》，文方无学历记载。妣唐氏生二子时敬、另一子无名；继陈氏生二子时激和时敕。可见，文方的三个儿子名字无误，但激的母亲是唐氏或者陈氏，两族谱的记载有出入。

●大岗谱关于儒次子记载

又如，大堽谱记载，恒长子尚修,由吏任雒县典史,妣唐氏。恒次子尚儒,配万氏先抚养子全，后生二子超和祖。龙门浩谱记载，没有尚修的任职和配偶。至于尚儒配万氏生二子全、起，未提及祖。

大岗村古建筑

再如，在分述尚儒的子嗣时，大堽谱记载：“儒次子得起，字先立”。这里将尚儒次子“超”误录为“起”。重庆谱有得起，而没有“字先立”。大堽谱这里将尚儒次子“超”误录为“起”，致使重庆谱将始迁祖误记为得起，流传至今。

●大岗谱关于儒次子记载

　

第三，《大堽蒋氏族谱》有文方先辈婚配及生育的记载：“念公晖公三子。妣罗氏，生殁葬所未知。二子：衣、方。继妣唐氏，生殁葬失考。四子：塘、襄、庆、廉。”龙门浩谱对此毫无记载。这表明龙门浩谱的记载虽然有欠缺，但来源是大堽谱。

第四，《大堽蒋氏族谱》有得全和得祖婚配及生育的记载。得全妣肖氏抚谭姓子凤。得祖妣余氏生三子：三、侯、偀。甚至还有全子锡凤，字和鸣，妣夏氏，一子：樟。就是没有得超的婚配和生育的记载（仅记载有“二子”）。然而，龙门浩谱却有得起（应 “超”）妣赵氏（二子）锡登，及锡登生于康熙丙子年（即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正月等记载。而大岗谱却没有相关记载。

●龙门浩谱十代婚配及生育

显而易见，锡登出生之前，得超公就离开了湖广行省桂林府全州升乡大岗，并携带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载明首创行伦班辈诗的二修大堽蒋氏族谱，到达重庆府。

蒋得超是入川到重庆的始迁祖

从历史记载来看,外地人迁入四川居住的原因主要有四条:一是奉旨入川，二是生存入川，三是经商入川，四是为官改籍入川。先祖为什么要由湖广行省桂林府全州升乡大岗,长途跋涉迁入重庆呢？关于这个问题，无论光绪三十四年的三修大岗蒋氏族谱，还是民国二十六年蒋作善抄录的重庆龙门浩蒋氏族谱，都没有记载。蒋得超入川时携带的康熙二十四年大岗蒋氏族谱，更不可能有记载。现在，我们只能凭借历史资料和先祖述说，来分析始祖蒋得超入川到重庆落户的原因。

一是奉旨入川，结伴而行。

康熙三十三年（1694）九月正式颁布了《招民填川诏》，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并且制定了许多移民优惠政策。始迁祖得超公忠君报国，遵照《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入川，亲友结伴而行。实属自愿移民，而不是捆绑入川。

这体现了先祖大爱报国的优良品质。

二是生存入川，插占务农。

●百度搜索，《全州志》记载。

据广西全州志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月全州大肌，担米售银2两。二十九年(1690年)十二月大雪，竹木尽凋。三十四年(1695年)正月，全州发生地震。那时的全州连年灾难，民不聊生，人心惶惶。然而，那时的四川是闻名遐尔的“天府之国”，物产丰富，令人十分向。

灾后为了谋求生存 ，提高一家人的生活质量，始迁祖得超公勇于负责，敢于担当，荜路蓝缕，背井离乡，入川独闯天下，享受四川移民优惠政策，插占为业，垦荒务农。所谓“插占为业”，就是垦荒者自己划占一片土地，用树枝或其它做上标记，视为自己垦殖的田业。

这体现了先祖敢于担当的优良品质。

三是投亲入川，留在重庆。

明清时期，全州升乡大岗有不少学而优则仕的前辈，在四川为官。如，时相任四川巡检，守洵任成都府同知，守述任彭山县典史，尚铭任德阳知县等。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得超公的伯父尚修，此时已入川任雒县(今四川广汉北)典史。当时得超公身强力壮，具有独自谋生的能力。于是就携带父亲书信，偕妻子赵氏入川，到雒县投靠伯父尚修。

●《全州志》升平乡古道图

古人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得超公从桂林府全州升乡大岗出发，乘木船或竹筏渡过湘江，到达陶家埠，走古道翻过越城岭到达东安境内。经武岗、黔阳、芷江，到达贵州境内。再经铜仁走出贵州到达四川秀山后，展转到达重庆。

●全州到重庆府巴县路线图绿色箭头所示）

重庆府离此行目的地四川雒县还很远。始迁祖得超公从桂林府全州到重庆府巴县的长途跋涉中，已经饱尝风餐路宿、攀援栈道、荒山野岭、豺狼虎豹、舟揖劳顿、盗贼横行之苦。加之，赵氏有孕在身行走困难。四川的移民优惠政策到处 一样，重庆府巴县和桂林府全州都是鱼米之乡，山川、河流、气候、习惯等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大致相同。因此，得超公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留在重庆。庚即向重庆府巴县衙门，缴纳了桂林府全州颁发的《通行遵照》等手续。巴县衙门在登记了先祖的情况,办完移民手续后，分配了移居地方。于是，始迁祖得超公居住在重庆府巴县怀石里。

这体现了先祖求实决策的优良品质。

●1910年重庆湖广会馆

蒋生澄是龙门浩开枝散叶的第一人

康熙四十六年（即l707年）,巴县怀石里分为忠、孝、廉三里，始迁祖之子锡登、锡登之子汝琇、汝琇之子叶凤，都生长在巴县的廉里八甲地名刘家场(坪)一带。

从各省迁徙而来的移民和本地居民，有着不同的文化意识和生习惯。为了生存发展，湖广填四川的重庆移民大多具有宽厚包容的特点。我们海纳百川，求同存异，主动搞好移民之间、以及与重庆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

乾隆年间，随着重庆移民人口的迅速增长，巴县城周边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插占为业的时代已经过去，甚至出现了租赁土地耕种为生的各地移民。大约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叶凤公一家移居到巴县义里一甲地名杨家嘴。随后，迁至川东道重庆理民府义里一甲,地名大坪岗。荣朝生于杨家嘴。其长子生魁、女梁蒋氏(适梁启惠)、次子生澄,都生于大坪岗。

先祖居住的刘家场、杨家嘴、大坪岗蒋家山一带，海拔高度大约300-500米左右，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清新、昼夜温差大，种植水稻生长期普遍比平原丘陵地区长，因此大米谷粒饱满、味道甜美、口感很好。先祖凭借在桂林全州鱼米之乡学会的种植技术，享受清政府的移民优惠政策，取得地契,耕读传家,裔遂繁衍。世世代代谨遵“湖广填四川”时带来的二十字行伦班辈诗取名，坚持做到辈数不乱，以便日后寻根问祖。

我国是一个农业国，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生活的必需品。产粮区和非产粮区、歉年和丰年、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粮食调剂和储蓄，显得特别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代以前（包括清代），粮食成为商品流通的主导商品，粮食生意大有可为。先祖用百多年时间，苦心经营“插占为己，视为永业”的土地，同时秉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原则，以诚信为本，不断开发身边的资源，精心经营巴县鹿角场、长生桥一带历史上著名的山米生意。

山米，以长生桥产的米最为著名。这些米一部分系从当地地主手里购进，用石碾碾成熟米发售。大部分则来自南川、石滩和凉水井一带（此处的米带油浸色），经石岗、界石运到鹿角场和长生桥，再经龙门浩渡口转运到长江对岸及下游各城市的米粮市场出售。

为了利用龙门浩的交通优势，在艰苦创业取得显著成效后（大约同治十年，公元1871（《中国坤舆详志》1908年） 年），第101世孙生澄公既保留了巴县长生桥小湾的农业基业，又邀约亲朋 好友，迁入水陆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的龙门乡，经营山米生意。

●龙门浩太平渡渡口

生澄公先在湖广老禹庙（即入川各地客商集资建造，湖广移民将其作为酬神演戏、联络同乡、款叙乡情的主要场所）坎下麻柳嘴居住。这里离龙门浩码头和太平渡码头都很近，便于从长生桥、老厂、鹿角乡、甚至 南川，贩运米粮上船。1890年重庆开埠以后，法国人占据了麻柳嘴，在这里修建了中西合璧的建筑典范“洋酒馆”，专门供外国船员登岸后吃喝玩乐和住宿。

龙门浩得名于从瓦厂湾延伸到野猫溪那数公里长的碛石。一年四季，碛石随江水的涨落而起伏于长江之中，犹如长龙戏水。石梁中部有一断处如门，形成浩口，称为“龙门”，可供扁舟出入。宋朝绍 兴年间，有人在石梁两边刻上“龙门”二字，成为古迹。石梁顺江而下，阻隔江中波涛汹涌的急流，形成一个水清浪静的浩湾，非常适合往来船只停泊。浩内平静的水面上,倒映着一轮皓月，闪烁着万点银星。此时，与浩外的急流险滩对照，一静一动相映成趣。历代文人挥毫泼墨，吟咏《龙门》《龙门浩》《龙门浩月》等诗词歌赋，或颂朋友之谊，或明爱国之志，让“龙门皓月”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古巴渝闻名遐迩十二美景之一。

●枯水时节龙门浩的浩口

江边有龙门浩，岸上就有龙门浩街道。追溯到明朝朱元璋年代，重庆守将戴鼎依据“九宫八卦”,修建了九开八闭的十七座城门。由于太安门为闭门，所以到南岸只能走东水门，乘柏木船到太平渡。与东水门隔江相望的龙门浩，历来是重庆市民到真武山和老君洞朝圣烧香，虔诚拜佛的古道，以及往来川黔的要津。远在800年前南宋绍兴年间，形成了水陆码头。清代，则形成粮食主要集散地，地名巴县廉里龙门乡。

随着米粮生意的不断扩大和家庭人口的不断增加，麻柳嘴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大约光绪六年（1880年），在巴县廉里七甲地名龙门浩川主庙侧（即现在登上美国杂志闻名遐耳的龙门下浩米市老街），修建了“蒋记米房”，增加了门市、加工作坊和仓储的场所。

据曾经跟随生澄公经营米粮生意的永厚(号德斋)公回忆，米房选址颇有考究。

●龙门浩川主庙旁蒋家米房

蒋记米房座落在太师椅之上， 背靠杨家岗大山，左傍川主庙，右邻禹王庙，有神灵保佑。屋前二股“银水”，一大一小，汇入长江。一是，清水溪环绕觉林寺、葡萄院、龙门浩正街，汇集在喻家桥的流水，经过董家桥后形成数十米高的瀑布，飞流直下马脚凼。再经过门朝街皓月桥后又形成数十米高的瀑布，滚滚直奔长江。二是，万里长江东逝水涌入龙门浩浩口，波光粼粼的水面倒映着一轮明月，形成重庆古代著名风景“龙门皓月”。先祖生澄公对此十分满意，不惜血本在山崖上修建350平方米蒋记米房。一楼一底房屋主体，修建在长86米、高2.8米的十四级条石砌成的堡坎之上，并且在米房旁边的悬崖上，亲手栽种了黄葛树。黄葛树好栽易活，根深叶茂，喻意生意兴隆、子孙兴旺。在米房的对面，又修建了68平方米的门市。蒋记米房仍以批发为主,既搞批发，又搞零售，还搞加工。经营方式为前店后厂。

后来，经营米粮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从川主庙到禹王庙这一带路上，铺满了装着大米和其他粮食的口袋和箩筐。民国时期，把川主庙到禹王庙这一段路命名为“米市街”。蒋家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米商。

随着生意的扩大和人口的繁衍，生澄公在龙门浩正街又修建了蒋家大院,专门住宿。占地约3.5 亩,建三层楼房约600平方米,其余都是院坝，栽种树木遮阴。

蒋生澄是重庆龙门浩开枝散叶的第一人。

蒋永厚开办“利东药室”

1891年3月1日，由英人霍伯森控制的重庆海关正式开关，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重庆开埠后，西方列强在重庆开设洋行、公司，建立工厂，开采矿山，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严重破坏了自然经济。洋机器加工稻谷的成本，远远低于本土骡马和人工用石碾子碾米的成本。蒋记米房在市场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生澄公于1905年去世以后，跟随生澄公做米粮生意的永厚(号德斋)公继承了祖业，苦苦经营。“永”字辈分家以后，直到1936年，永厚公才放弃米粮生意，开办龙门浩规模最大的中药房“利东药室。

永厚公将药房取名“利东”,有三层意思:

其一,“利东”,在藏语中指“佛法”。利东药室，意为佛法护体的神效药室。

●图左的两间门面原为利东药室

其二,“利东”,针对1929年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主持下通过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史称《中医废止案》),具有弘扬东方医药(即中国医药)的含义。

虽然，这次“废止中医案”以失败告终，国家成立了国医馆。为纪念这次胜利，从1929年起，3月17日被定为"中国国医节"。但是不久, 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卫生部通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因此，我们以“利东”冠名药室。

利东药室，指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国传统医药的药室。

其三,“利东”,表明药室的经营理念,一定要正确处理好“东家”和“利东”的关系。具体说,就是处理好所有者 (店主) 利益和相关者(病人、店员、医生、供药商,甚至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利益的关系。利东药室，指秉承蒋记米房的经营理念的药室。

永厚公为什么要开办利东药室呢？

首先，中医药科学是国之瑰宝，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医药科学作为中华文明杰出代表，是中国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中，形成了许多独特学术思想、学术主张和独到诊疗技术的学术派别。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古名《金匮玉函经》），后世被分为《伤寒论》《金匮要略》)，创立的伤寒派。李东恒《脾胃论》和张景岳张景岳《景岳全书》，创立的温补派。刘完素《温病条辨》《临证指南医案》《瘟疫论》等，创立的温病派(又称寒凉派)。张子和（张从正）《儒门事亲》，创立的攻邪派。至于外科鼻祖华佗、针灸科的王惟一……等等,都是一些小门派。这些学术流派,从宏观、系统、整体角度揭示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成为人们治病祛疾、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重要手段。中华民族屡经天灾、战乱和瘟疫，却能一次次转危为安，人口不断增加，文明得以传承。几千年历史证实，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应当发扬光大。

其次，当时西医药地位远不如中医药。

以重庆为例。早在公元1696年（清康熙三十四年），法国人梁洪仁、毕天祥随着传教把西医传入重庆，在定运坊杨家十字天主教堂行医。当时主要传入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

鸦片战争后签定《南京条约》〔1842年〕，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许可设置教堂和医院。英国医生罗克哈特，于1844年在上海开设医院〔即后来的仁济医院〕。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的建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 1892年美国美以美会派遣美国医生马嘉礼，到重庆开办第一所西医院——宽仁医院。四年以后，1896年英国伦敦布道会，差遣英国籍医生樊立德来重庆开设了第二家医院——私立重庆仁济医院。

重庆仁济医院最初地址在重庆城内的木牌坊（即 民族路94号）。沈德才医生于1918年接任院长后，在南岸皇经庙下面的叶家山（离下浩正街不远），买了一块基地计156.28亩。1924年开始修建。1934年医院大楼落成，仁济医院本部才由市区迁至南岸。

这时，西医尚未被重庆人普遍接受,重庆人普遍接受中医药。

第三，重庆是西南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

重庆是西南的交通枢纽。量多质佳的四川药材，以及陕、甘、康、藏、滇、黔等省所产药材，都在重庆集中后再转运各地。湘、鄂、粤等省药材销往西南各省，也要在重庆集中后再分发各地。所以，重庆逐渐形成荟萃西南、西北各路药材的大市场。当时，下半城的储奇门、羊子坝一带，药源丰富，品种齐全，成为西南最大的药材交易市场。到一九三○年，重庆中药业已有字号五十三家，外省运销商九十家，广药铺三十四家，择药铺九十八家，手工作坊几十家。

中药材市场的繁荣，促进了中医药行业的分工和发展。医生专门为病人治病，药房和药厂专门采集、炮制加工后出售。当时重庆最有代表性的药厂，是重桐君阁药厂和民生制药厂。桐君阁药厂生产的安宫牛黄丸、大活络丹、人参归脾丸、咳嗽丸等，以及民生制药厂生产的“苏东坡乘驴商标”金灵丹、民生丹等，销路甚广，经常脱销，开门营业时顾客已排成长龙，业务发展很快，效益显著。

第四，开埠以来龙门浩经济迅速发展和人口快速增长，但缺医少药的局面极不适应。

1891年重庆海关的建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龙门浩码头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清政府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购买地产。英国商人立德乐在重庆设立“德乐洋行”，利用中国买办卢序东的名义，将龙门浩地区“九湾十八堡”连亘数里的地皮,以”永租”的方式占为己有。从此,大兴土木,修建码头、仓库，厂房，大量招雇工人、学徒，大肆进行经济掠夺。清末以来,南岸为重庆猪鬃的主产区。龙门浩开设的猪鬃洗房不少于三十家,每一家洗房的工人成百上千，洗制熟猪鬃出口,完全垄断了重庆的猪鬃经营。以后“德乐洋行”转变为“隆茂洋行”,隆茂洋行又转化为白理耳的“白理洋行”,带动了龙门浩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成倍增长。龙门浩尽管大的工厂不多,但是小的手工业和家庭作坊比比皆是，各行各业都有。据不完全统计,龙门浩有桐君阁制药厂、船帮、力帮、马帮、猪鬃业、滑竿业、棺材业、竹木业、建筑业、造船业、煤炭业、屠宰业、砖瓦业、石灰业、牙刷业，饴糖业、茶馆业、中药业……等,不少于二十五个行业，从业人员快速增长。这要求医药卫生业有较大的发展。

为了适应龙门浩经济迅速发展和人口快速增长，1934年仁济医院本部由市区迁至南岸时，住院部设置病床100张，有各科门诊室、手术室、药房、浆洗房、各部办公室、礼拜堂、护士学校教室和职工宿舍。当时，龙门浩没有个体西医。然而，中药业只有六家∶即中新街田野樵，下新街吴绍周、杨焕斋和夏仲禹，老码头王锡安,觉林寺刘厚安。其中, 田野樵、吴绍周和杨焕斋不懂医术只能卖药，店铺较小；夏仲禹、王锡安和刘厚安是老中医，看病开方为主, 附带开设药铺。龙门浩还没有一家上规模上档次的中药铺。仁济医院服务对象是使馆洋行的职员和达官贵人，收费较高。重庆人普遍接受中医药，身患疑难重症的人们信不过草药摊摊。显然，龙门浩缺医少药的局面依然存在，中医药有广阔的市场。

永厚公解放前就具有高中文化水平（龙门浩派出所户口薄记载），尽管不懂医术，但是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拜师学习中药材知识，重金购买到手抄药方，能制作膏、丹、丸、散一百六十多种，定制精洁饮片百余种。由于永厚公不熟悉医术，只会认药、配药、制药和卖药，所以，1936年开办“利东药室”时，将临街的铺面作为店堂，设有中药房和诊疗室。二楼、三楼和后院，是晒药、制药和住宿的场所。

●利东药室掌柜蒋永厚

永厚公亲自采购药材、制药配药,,并聘请梁锦成、兰××、王××三名医术精湛、远近出名的老中医，坐堂看病和开方。贵州当兵的四内弟吕文显回到重庆后，永厚公亲自传授技艺，培养他为中药师,专职负责中药配药。

利东药室坚持诚信经营，慈善施药，救死扶伤，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永厚公亲自到储奇门、羊子坝一带采购地道药材。配药决不以假冒真、以次充好。人参选用高丽参而不用东北参。虎骨选用四大骨而不用其它骨。每逢瘟疫流行和贫困病重者，慈善施药，救死扶伤。如:家住沙罐窑的蒋洪发，母亲身患痢疾，久治不愈，卧倒在床，痛不欲生。永厚公请本店医生到他家诊治,药到病除，不收分文。蒋洪发十分感谢，认为晚辈，经常往来，每逢节日都登门问候。1960年永厚公逝世以后，他主动安排蒋山墓地安葬，并看守坟茔。

利东药室一直经营到1953年，国家提倡走集体化道路时，将房屋、器材设备和中药材折价入股，成立“下浩联合诊所”。蒋永厚住房由下浩正街的利东药室,迁往米市街原蒋记米房。

永厚公深情解读蒋家经商历史，颇有感慨地说：“我们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必须做到海纳百川、平和包容”。“要在重庆生根、开花、结果，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必须勤奋创业、诚实守信”。 我们经商的秘诀是诚信不欺。如果失去诚信，那么欺骗的不止是别人，更是自己本人和自己的生意。种田时，“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卖米时，“宁做尖商（米在斗中冒尖），不做奸商。”卖药时，绝对不能掺杂掺假。瘟疫流行时，还要广施汤药，接济病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干见利忘义、拣芝麻丢西瓜的蠢事。”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守住平和包容、诚实守信这个做人的底线。

平和包容、诚实守信，是先祖又一的优秀品质。

研究蒋得超一家从湖广行省桂林府全州升乡大岗，移民到重庆府巴县怀石里，迁徙到龙门浩的发展历程，我们洞悉了移民的优良品质：“大爱报国、敢于担当，求实决策、平和包容、诚实守信”。作为“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裔的重庆人，我们一定要发扬光大这个优秀品质。

注:此文也是作者向先祖家乡親友征求意见之稿，收集建议修改后，将成为龙门浩蒋氐族谱的开篇。欢迎您提出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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