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23号——中国银行大楼的“前世今生”
外滩，北起外白渡桥，南抵金陵东路，全长约1.5公里，东面靠着黄浦江，西侧是一幢幢风格各异的大厦。在这里，一场历经百年的“万国建筑博览会”从未落幕，他们矗立在十里洋场中，再现昔日“远东华尔街”的风采。其中，位于中山东一路23号的中国银行大楼(以下简称“外滩中行大楼”)是外滩建筑群中唯一一幢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联合设计和建筑的大楼,是中国银行乃至近代中国金融业最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中山东一路23号，共同解读中国银行大楼的前世今生。
民族银行业拼搏自立的“里程碑”
“我对这幢大楼的定义是：它并非普通建筑，而是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站在气势雄伟的外滩中行大楼前，业已73岁的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行史顾问李庆对记者表示，“它标志着中国民族银行业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挤迫’下，经过无数前辈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与抗争，终使国内业务和国际汇兑渐占优势，‘抬起头来’。在众多外国银行挤得密不透风的外滩一线，这座唯一由中国人自己出资、自己主持联合设计、自己建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中行大楼，正是这段中国民族银行业拼搏史的写照。”
李庆介绍，兴建这座大楼的主要策划者——中行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张嘉璈，在1928年就立下豪言壮志：“以中国银行之奋斗经过，……努力推进，何事不可追步欧美，甚或后来居上！”果然，胸怀大志的他走遍欧美日各大银行，引进外国银行专家，改革人事、会计、稽核制度，确立“服务公众，改进国民生活”全新经营理念，把中行带入快速发展阶段，铸就中行历史的一段辉煌，并牵动了整个银行业。
时间来到1934年。张嘉璈信心满满地提出要在外滩建造新大楼，“中国银行饱经风险，未见动摇，内部组织既已革新，银行实力足与驻在上海的欧美银行相抗衡，必须有一新式建筑，方足象征中国银行之近代化，表示基础巩固，信孚中外。”他的提议，获得中行董事会一致赞成。
“张嘉璈是否说大话？当然不。有事实数据佐证其雄心背后的实力。”李庆指出，“帝国主义入侵后，外国银行纷纷‘闯进来’。因清政府软弱，加上固有的‘钱庄思想’（小本、小范围经营，农村为主，靠个人信誉维护钱庄信誉)，我们一见到洋人的大银行就不知所措；而外国银行反倒利用钱庄与农村、农副产品出口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迅速渗入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尤其在国际汇兑业务领域，因钱庄和初期的内资银行在海外均无分支或代理行，只能依靠外国银行。这种‘业务上的渗透和占领’，突出体现了当年外国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的强势地位。”
面对外国银行的闯入，中国金融前辈忍耐50年后，终于创办了第一家民族银行，努力在夹缝中求生存，陆续成立上百家银行，涌现了一批民族金融家，张嘉璈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为改变外汇业务落后的现状，张嘉璈亲自出马筹划，1929年在英国伦敦开设中行首家，也是中国银行业第一家建于世界最大金融中心的海外机构，宣告中国银行业正式走向世界。接着，又在日本大阪、新加坡、美国纽约设立分行。至1935年底，中行已在43个国家建立116家特约代理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汇兑银行，逐步打破了外国银行垄断中国外汇市场的局面。”谈及这段重要的历史背景，李庆精神振奋，“我查到中行1934年的年报，这一年，全国国际汇兑交易额是15.64亿银元，其中，中行国际汇兑交易额达9.8亿银元，占一半以上。尽管当时外国银行势力仍很强大，但中行在国内已从交易总量上占据了国际汇兑业务的高点。所以，张嘉璈确实有底气提出建造大楼，从而在外国银行占尽风光的外滩，彰显中国银行业之地位。
外滩唯一彰显民族风格的大楼
在毕生服务银行业的李庆看来，外滩中行大楼之所以享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还取决于大楼强烈的民族风格，因为这正是决定建造大楼的民族银行家们的强烈意愿，“当然，前辈们并不‘泥古’，大楼也采用了大量西方先进建筑技术，如高层建筑结构、高速电梯、中央空调、楼层信息显示、超大现代金库等。可说是西方技术与中国风格结合的典范。”
“在老外滩所有建筑中，1936年奠基的外滩中行大楼，由中国银行建筑课长陆谦受（后曾任全国建筑师协会副会长）与英商公和洋行共同设计，乃整个中行系统唯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楼。直到今天，它仍是所有外滩建筑中体量最大的一栋。”身为“中行人”的李庆自豪地说，“公和洋行设计的汇丰银行大楼（中山东一路10—12号），面积2万多平方米，当时号称‘英国本土之外最好的建筑’。中行大楼后来居上，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再者，外滩其他一些建筑早已‘易主’，如汇丰银行大楼，历史地成为浦东发展银行大楼所在地；又如中国通商银行大楼（中山东一路6号），现属某企业有限公司所有。惟外滩中行大楼自落成之日起至今，一直为中行所有、所用，彰显了国家对民族建筑和民族银行的高度关怀和重视。”
正如李庆所言，凭借庄严、祥和、典雅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在外滩诸多满载异国情调的大厦里，外滩中行大楼的民族特色历历在目：屋顶为平缓的四方攒尖顶，上盖绿色琉璃瓦，楼檐用传统斗拱装饰，檐下围以独特的凹凸对应的如意云纹；清一色米黄金山石外墙，显得温暖而明亮；面向外滩的东立面，每一层两侧从高到低，有变形的钱币形镂空窗框；底层高达十米牌楼式石砌门框，上方镌刻约一米二见方的“中国银行”四个柳体大字，乃当年著名银行家、中行总稽核汪愣伯先生所题；下方有孔子周游列国画卷式石雕，但见孔子端坐中央，两根粗大方柱上刻有如意云纹；门框边侧，各有一个硕大的中式石质花格窗；两扇雕饰经典缠花图案的紫铜正门，乃外滩第一大铜门……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浓浓的“中国味”。
楼高之争背后的民族气节
著名作家陈丹燕曾经撰文写道:“很多人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座大厦上，公和洋行与中国建筑师希望它是外滩最高的建筑，宋子文（时任中行董事长）希望它能在英国人的外滩显示中国银行与一切外国银行平起平坐的实力，中国商人希望它象征着中国资本的力量。”
可是，当年的建楼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相反颇显曲折。让我们将时光的指针再度回拨，看看那段日子里发生了什么事。
据史料记载，1921年，中国银行以63万银元的拍卖最高价，向政府购入外滩23号的前身——原德国总会大楼。1928年，中行总行管理处迁入上海，因业务发展，人员增加，大楼不敷使用。1934年，中行总行董事会决定拆除德国总会，另建新楼，遂成立大厦管理处理事会，拟建当时上海与全国的“第一高楼”。孰料，却引发一场“层高之争”。
“根据保存下来的民国23年（1934年）9月27日中行大厦管理处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原定设计方案是造306英尺高楼（折合93.27米），比当年刚开业的号称‘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高近6米，但洋人把持的工部局（负责管理公共租界的市政建设）不允。而这已为中行大厦理事会事先言中。因为会议纪要记载‘如工部局对于高度未能准许，则由贝祖诒经理亲向接洽’。然而，时任中行副总经理贝祖诒前往交涉，据理力争，惜无功而返。”李庆表示，工部局此举实为照顾其利益方——沙逊大厦之“颜面”，只因后者与将建的外滩中行大楼毗邻，在层高上落后，极为不爽，“保护伞”工部局遂出阴招，压着不批，最终迫使中行让步，将大楼“定格”于十七层(合74.5米，比77米高的沙逊大厦略低)，方始作罢。
“除了白纸黑字的理事会会议记录，前年我还找到分别于1933年和1935年入行的老员工唐天保和叶子圣求证，他们都证实当年确有此事，大家皆很愤慨。现已95岁高龄的叶老师，还为此写下了书证。不过，中国人还是很聪明的。”说着，李庆向记者展示中行于1935年和1936年印制的两张钞票，“你看，前一张的主图是中行外滩大楼原设计稿，层高超过左边的沙逊大厦。后一张的主图虽然是被迫降低高度的大楼，但‘BANK OF CHINA’的英文称谓，还是把沙逊大厦的顶‘压掉’了。”
“人证、书证、物证俱在，反映了我们曾经遭受外族欺侮的那一段‘民族记忆’。因此，所谓‘层高之争’，实质并非简单的建筑争端，而是前辈们在我们国家还不能掌握国际主动权时，一次应有的民族气节之争。”李庆感慨地说。
大楼里的“过往故事”
屈指算来，自1937年基本建成至今，外滩中行大楼已“80岁高龄”。在这段漫长岁月里，楼内当然发生过许多值得铭记的“故事”。
在历史的“车轮”演变中，我们看到：1937年大楼结构和外立面完工，中国银行总行与上海分行正着手装修入驻，大展身手之时，抗战爆发，上海随之沦陷，中行总部被迫迁往重庆。大楼被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占用。1945年抗战胜利，中行总部迁回上海，沪行于1946年元旦正式对外营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华东军管会在中行大厦宣布全面接管中国银行，立即恢复营业。从此，中国银行翻开历史新篇章。1952年起，外滩中行大楼由上海市房地产局管理。除中国银行外，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各大银行的上海市分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国家外汇管理总局上海分局，以及多家外贸公司均陆续在此办公营业。解放后的三十余年里，在人民银行领导下，外滩中行大楼俨然成为当时上海的“金融中心大厦”。
在支持国家建设的进程中，我们看到：刚解放，经陈毅市长批准，中行在外滩大楼内建立外汇交易所；为突破帝国主义封锁，大楼内的中行员工以“一滴外汇一滴血”的精神，千方百计把国家出口换得的外汇绕道收回。计划经济时期，这栋大楼成为上海金融界外汇业务的中心；中行作为国家外汇专业银行，办理国际结算，重点支持外贸企业，服务侨汇事业。改革开放至今，第一个经营调剂外汇，第一个开办短期外汇贷款业务、第一个推出个人外汇存款业务、第一个发行信用卡、第一个开办买方信贷、第一个牵头银团贷款；第一个直接投资上海大众汽车、耀华玻璃等重大项目，第一个直接投资闵行、虹桥、漕河泾、外高桥等国家级开发区……中行多项在申城“拍板”起步、创下“第一”的开创性外汇外资业务，都曾在这栋大楼里调研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2003—2004年，外滩中行大楼进行全面内部修缮，经详细测量，寸寸细查，众多专家纷纷赞誉这是一栋设计超前、质量优秀的银行专业建筑。为适应现代银行业务发展，尤其对被誉为“远东第一”的银行营业大厅升级了空调及照明设施，减少柜台安排，格局略做调整。但整体上，仍努力保持了原有样貌和宏大气势。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中国的银行业发展相当艰难。不管怎样，1937年外滩中行大楼最终落成，宣告中国的银行业已开始‘站起来’，且一直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代表民族银行家奋斗历程的一个‘结点’，也在这栋大楼体现出来。”李庆强调，“正因为有一批爱国的民族银行家，再加上解放后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发展，直至如今据有关媒体报道我们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已雄冠全球，这其实是一个连贯的必然过程。
走出外滩中行大楼，和煦的阳光洒满大地。记者转身回望，但见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任凭风吹雨打，风云变幻，皆“不为所动”，既见证了中国银行谱写的一曲又一曲华章，也见证了整个中国银行业一个又一个凤凰涅槃的时代更迭。
原文刊载于公会会刊《上海银行同业》57期
作者：上海金融报社编辑傅烨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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