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5周年，我们深切缅怀革命先烈，追寻红色记忆！
纪念
2018年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5周年。85年前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和浴血奋战，创建了以寺村塬、照金、南梁为活动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创了西北地区民主革命的绚丽篇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和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特殊的重大贡献。凤县地处陕甘交界处，革命战争年代，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红二方面军及三五九旅在凤县都有活动，周恩来、任弼时、贺龙、习仲勋、肖克、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凤县留下革命的足迹，是老一辈革命者给凤县带来了曙光，播下革命的种子。为了讲好凤县的红色故事，让更多的游客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辈为新中国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精神，凤县投资7000余万元，建起了凤县革命纪念馆，并用一幅幅纪实的图片、一件件陈列的文物、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全面再现了发生在凤县的革命历史事件。今天我们就一起去重温一下由习仲勋、刘林圃、吕剑人等革命先辈先烈，在凤县策划的著名的“两当兵变”。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5周年
开展兵运
1929年，关中大旱，惨遭年馑。习仲勋父母、叔母、大妹秋英、三妹夏英相继去世。亲人离世和异常艰难的家境遭际，给习仲勋带来精神的痛苦和思想负担，长时间难以排解。他决心要离开家庭，投身到更广阔的的革命斗争中去。
苦难是磨砺人生、铸就人格的一所学校。童年的经历，形成了习仲勋不怕吃苦，热爱劳动，关心群众，献身革命的优秀品格，努力现实自己改造社会的人生理想。
1930年2月6日（正月初八），年仅16岁的习仲勋泪别故乡。此前，他已得到中共武字区组织的指示，决定派他去数百里之外的一支国民党杂牌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这时，已有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该部一位支队长王德修他早已熟识，习仲勋在支队停留月余之后，被任命为二连见习官。
1930年3月下旬，在长武县的药王洞，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三人召开了一次会议，成立了党小组，由李秉荣负责。不久，党小组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在队伍中发展组织问题，并决定派在支队任军需文书的中共党员刘书林赴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省委同意在该队建立党的组织。该年6月，王德修支队又被编为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
1930年秋冬之交，以王德修为司令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被杨虎城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王德修任二营营长。习仲勋升任二营二连特务长，仍负责该连地下党的工作。改编后，二营营地东移，驻防彬县。
按照省委部署和要求，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等经过一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使该部二营党组织得到一定发展，全营已有党员30余人，一、二、三连建立起了士兵支部，成立了营党委。李秉荣被推为书记。不久，一营特务长李特生继任书记。
1931年5月，王德修营，奉命转移到凤翔县，并在新驻地进行集中整训。此时，不满18岁的习仲勋继李特生任中共营委书记，挑起了领导全营党的工作的重任。
凤县策划起义
1931年10月，川军邓锡侯、黄隐师由甘南进占陇南一线。杨虎城命陕西警备第一师马青苑部攻打川军，警备三旅二团也奉命到达陕甘交界的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该团一营王德修部就地驻扎。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扎凤县县城凤州，二连驻双石铺，三连驻甘肃两当县。
习仲勋于1930年2月进入王德修营两年间，这支武装由西北民军改编为警备骑兵旅，又编入陕西警备三旅，三次易帜；防地由长武移驻彬县，又到凤翔、凤县，辗转数百里。但该营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坚持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艰苦细致、扎实有效的工作，使该营的兵运工作出现了高涨局势，举行起义拉出队伍、走向光明的条件日趋成熟。
凤县历史悠久，古称凤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此设故道县。之后，为梁泉县、南岐州、凤州。明洪武7年(公元1374年)，降州为县，凤县名始于此。清朝、民国沿袭明制。习仲勋等到达这座历史古城之后，兵运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并得以顺利开展。
宣传教育，启发士兵觉悟。习仲勋以特务长身份作掩护，采取个别串联，召开秘密会议、散发传单、散发《告示兵书》、《告全国同胞书》和书写张贴标语等方式，揭露封建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农民的剥削和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对人民压榨掠夺的罪行，揭露蒋介石祸国殃民的反动行径。鼓动士兵向长官清算经济、伙食、被服、军械帐，争取实行经济民主，反对长官打骂、欺压士兵，正确实行政治民主。教育士兵不要迷信命运，要进行斗争。由于多数士兵是陕西乾县、礼泉一带的青年农民，他们在大荒之年为了活命而投军的，所以很快接受了革命教育，萌发了革命思想。
尽管这时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是秘密的，但这些言行在队伍中已显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习仲勋等处处关心士兵的疾苦，体贴士兵的冷暖，把党组织的意图灵活地灌输给士兵，因而尤受士兵拥戴。
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在宣传革命道理，进行革命教育，提高士兵觉悟的基础上，他们积极物色对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经过谨慎细致的工作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先后发展的党员有左文辉、许天洁、张子敬（张觉）、高瑞岳（高祥生）、吴彦俊、魏明山、张茂修、郭立山、吴进才、李裕初、刘世明、石文杰等。
该营达到凤县后，全营的中共地下组织不断加强和发展，并起到了掌握和控制部队的中枢作用。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营党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活动经常，形成了有力的核心。三个连的多数排、班长由共产党员担任。一连一排长张子敬，二排长吕剑人；二连一排长高祥生，二排长吴进才；三连一排长许天洁，二排长左文辉；一连特务长李特生，二连特务长习仲勋，三连特务长王清栋；吴彦俊、魏明山、张茂修、张彦芳、萧颂才、张定坤等任班长；刘书林任营部军需文书，郭立三任营部副官。
一营党组织的活动，引起该部上层军官的注意。团长曹润华采取掺“沙子”的办法安插自己的亲信。该营4个连长被换了3个，机枪连连长李秉荣，被调入团部任军械官。把士兵分拨至各连，另行由收编的部分土匪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机枪连，致使该连无法发展党员。
怎样及时掌握和控制这个成分复杂的连队，习仲勋颇费心思。习仲勋曾告诉刘书林，我们一定要在机枪连发展党员，开始可以先同他们交朋友，工作进一步深入。于是，习仲勋和刘书林对机枪连的两个排长和一个特务长有意接近，表示亲热。
结识进步人士，建立秘密集会地点。党组织建立后，为了了解和掌握凤县情况，联络感情，便于开展工作，习仲勋设法与地方有关单位接触，结识进步人士。该营司务长阎鸿章与凤州城内东门里文昌宫模范国民小学教师刘尚志（字希贤）关系甚好，习通过阎认识了此人。当时同刘相识的还有刘书林、排长张秋臣。习仲勋等与刘相识后，彼此经常往来，相互交谈，关系甚好。习仲勋对刘希贤说：“你是个老实人就不要参加国民党和一些集团道会，要靠拢人民”。在多次接触和闲谈交往中，习仲勋掌握了地方上的许多情况，并发现刘的思想比较进步，对革命抱有同情心。于是，就同刘希贤、阎鸿章、刘书林、张秋臣结拜为“金兰” 兄弟，拍了纪念照，并在照片上方写有“希贤鸿章序臣书林仲勋金兰纪念摄于凤州”字样。这是习仲勋在青年时代最早的一张照片，刘希贤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
从此，习仲勋就以刘家（独院）为秘密集会地点，经常召集地下党员在这里开会，研究革命工作，开展兵运活动。同时还以打猎、游玩作掩护，经常在凤州城外的南歧山、猴石山和张果老洞等地集会，交谈情况，布置工作。
整顿军纪，维护群众利益。该营系杨虎城收编的甄士仁的土匪部队，军纪很差。习仲勋等到该营开展工作后，为了把这只部队改造成人民的军队，处处注意严肃军纪，发现士兵抢拿老百姓的东西时，就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和制止。
曾有一次有几个士兵在凤州城外以东来家坪农民家里逮鸡、搜粮，抢布、要钱，农民阻拦反遭痛打。气愤之下，农民进城伸冤求救。习仲勋知道后，立即建议并取得营长王德修的同意，派人抓回了这几个士兵，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处理。这件事教育了全营士兵，使该营的军纪大有好转。
习仲勋不仅注重本部队的军风军纪，而且对其他过往部队军纪不严的也进行强烈干预。陕西军阀、伪军司令顾鼎新，因川军北犯奉令由关中调往汉中，途径凤州。该军沿途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凤州百姓听说后惊恐不安，四处躲藏。习仲勋闻讯便召集会议，商议对策，连夜书写和张贴了“打到奸淫、掳掠的顾司令！”“顾司令所到之处一扫光！”“希望顾司令严整军纪！”等许多标语。顾鼎新到此一见，大吃一惊，为了顾其面子，又怕惹出事非，便下令不准士兵在此胡闹，并派清查队日夜纠查，因而使当地群众免遭了一场灾难。
习仲勋对地方恶霸欺压百姓之事也非常痛恨。一次一个靠卖菜为生的李老汉，把新产的莴笋背到凤州街上卖，被当地恶霸龙文明看见，依仗他有钱有势，强抢不给钱，李老汉不给，龙便用敲诈手段逼李老汉交出十块大洋的税款。李老汉无大洋可交，百般焦急失声痛哭。习仲勋知道此事后对李老汉说：“不要给他钱，有事我担着。”隔日龙文明派人来收税，李老汉不交，来人就要抓人。习仲勋以军人的身份出面阻止了。从而，灭了恶霸的威风，维护了群众的利益。
经过积极慎密的兵运活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实施兵变计划做了一定准备，奠定了基础。
1932年初，当起义条件成熟时，团长曹润华又作出一、二营互换防地的决定。该营要开往甘肃徽县和二营换防的消息传出，全营出现了强烈的对抗情绪。
已是阳春三月的凤县，仍寒气逼人。一营士兵的衣衫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连袜子都没有穿上。当他们听说队伍要拉出陕境，开往徽县、成县，并得知那里更是山大沟深，气候严寒时，一股抵制换防的情绪迅速蔓延开来。因一营官兵大部分是乾县、礼泉人，不愿到离家乡更远的山区去，怕生活艰苦，抵触情绪很大。习仲勋急忙在凤州西门外主持召开营党委会议，研究对策。他认为，党组织基本可以控制军队，士兵政治觉悟提高，向往光明，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利用换防之机举行兵变，拉出队伍是极好机会。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并决定派刘书林、张克勤速去西安向省委汇报此事。
省委同意立即举行起义，并指示起义后将部队拉到旬邑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部汇合。随后，省委即派省军委秘书长刘林圃为特派员，由张克勤作向导赶赴凤县，直接指挥此次起义。刘林圃达到凤县后，直接到了二连驻地双石铺，与习仲勋等见面。
在双石铺镇东，小峪河与嘉陵江交汇的三角地带上，耸立着一座高高的山峦，这就是丰禾山。它像是一座积土垒起的圆锥，更像丰收的麦垛。山上长满古老的柏树，又像一座绿色的金字塔。山顶有明代所修祖师庙一所，建筑结构巧妙，弹丸之地，竟可一进两院，造屋二十多间。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为庙会，各地香客、游人前来参禅或游玩者络绎不绝。
当晚习仲勋在丰禾山庙内主持召开营党委会议，刘林圃郑重宣布了省委的决定。习仲勋等表示坚决执行省委的决定，迅速做好起义准备。并议定了起义的具体事宜，由刘林圃负责行动方案和起义后的行军路线。为确保刘林圃的安全和保密需要，决定让他就在此庙内隐藏住宿。同时约定，在队伍移防经过此地时，通知他在双石铺街旁等候，乘机插入队列，以便直接指挥队伍行动。
两当实施起义
1932年4月1日，曹润华下达了一、二营换防的命令。拂晓，王德修带领一连和机枪连随营部从凤州出发，途经双石铺，二连随营主力一起向两当进发。刘林圃在营党委的安排下随军前行。当日黄昏，部队行至甘肃两当县城与三连会合后宿营。营部驻县政府西侧一个地主宅院，三连驻县政府内和西街，一连驻北街南端警戒东门，机枪连驻北街，警戒北门，二连驻南街。
晚九时左右，刘林圃、习仲勋、李特生在县城北街一个马车店内主持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全营所有党员干部参加会议。习仲勋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刘林圃同志，并讲了开会的意图。刘林圃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省委关于举行起义的决定。他在讲了全国和陕西的革命形势后，分析了起义的有利条件和起义的重大意义，并对晚上起义行动作了具体安排。营党委遂决定，起义在当夜十二点举行。一、许天洁为起义总指挥，由许准时鸣枪为号。二、一、二、三连连长由各连就地处决，不是党员的排长下枪带走。三、机枪连没有党员，由一连吕剑人负责收缴其枪械。四、二连一排高瑞岳负责解决营长王德修和警卫班，左文辉、张子敬带领本排战士分别把守东、西城门。五、各连、排完成任务后，迅速将队伍带到北门外集合。
4月2日零时，一声枪响行动开始。各连官兵按计划同时行动，迅速将原任一连连长韩生信、二连连长唐福亭、三连连长张遇时分别击毙，并按命令收缴了一些排长的枪支。高瑞岳带领全排去抓营长王德修，王听到枪声，知道情况不妙，即带警卫班翻墙朝凤县方向逃跑。起义的枪声惊动了机枪连，该连代理连长张某到门口遇到吕剑人，问：“什么事？”吕说：“有情况，你来一下。”张还没走到吕的跟前，就被吕身后的一名战士击毙。此时，吕剑人率一连战士包围了机枪连，因该连已有防备，并在门口和房顶架起机枪，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由于机枪连顽固抵抗，始终未能解除武装。战斗到鸡叫时分，集结号响起，起义各连按规定到县城北门外姚沟渠集合。该营三个连和机枪连部分士兵约300多人被带了出来，起义初步成功。为避免意外变故，营党委决定起义队伍趁天未亮时撤离两当。刘林圃简要向起义战士作了动员：“我们起义是为了到陕北找刘志丹当红军去，大家愿不愿意？”战士们一致高喊“愿意”。随之部队连夜北上，沿广香河向太阳寺方向前进。
第二天早上9点多，习仲勋、刘林圃率起义部队急行军70多华里，到达两当县最北端的太阳寺。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和作战，已十分疲劳，即传令吃饭休息。饭后，习仲勋召集营党委开会，研究部队改编、干部配备和行军方向事宜。会议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进才任支队长，刘林圃任支队政委，习仲勋任中共支队队委书记。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下编3个连：吕剑人为一连连长，高瑞岳为二连连长，许天洁为三连连长、左文辉为副连长。会议还补充任命几名班长为排长。会后，刘林圃站在一个石磨盘上代表省委给战士们讲话，鼓舞士气并宣布了营党委的决定。他说，两当起义后，我们已经成为革命的军队。我们要开往陕甘边区，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合，编为红军。大家要遵守红军的纪律，不准抢劫，不准侮辱妇女，打仗要勇敢，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消灭沿途阻击我们的敌人。他的讲话，得到了支队官兵的一致响应。因许天洁参加过渭华起义，懂军事，会打仗，不日即接替吴进才任支队长（兼三连连长）。部队从太阳寺出发后，过天水利桥，在陕甘交界的宝鸡县（现陈仓区）西部过渭河。河水湍流浪急，冰寒刺骨，官兵手拉手，相互搀扶涉水过河。经通洞峪、赤沙、香泉，沿千陇边境进入陇县的八度、娘娘庙（东风镇），千阳县北端的高崖、花花庙，一路行程数百里，沿途与当地保安团作战十多次，均取得胜利。
当起义队伍行至甘肃省灵台县，在页岭和国民党正规军杨子恒部一个连遭遇，对方在蔡家河东梁卡住山路，截住起义部队的去路。由于敌人占领制高点，又有土围子，战士们数次进攻未能成功，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为了保存实力，习仲勋当即在沟底蔡家河堡子召开队委会议，针对当时的处境，作出决定：一、停止攻击蔡家河东梁，绕道麟游北部的页岭东进。二、由习仲勋、左文辉去西兰公路一线侦查有无敌军，到长武县亭口镇找关系，准备渡泾河的船只。三、由刘林圃、吕剑人前往乾县（因吕是乾县人），通过地方私人关系，看能否把部队带到乾县后再做决定。四、由许天洁、李特生负责把部队带到麟游和永寿两县交界处岳御寺休整待命。根据队委会决定，第五支队连夜向岳御寺开拔，次日临晨到达目的地。由于白天打仗晚上行军，官兵疲惫不堪，各连自行宿营休息。支队官兵没有料到，宿营地正是大土匪王结子的老巢。上午10时许，许天洁发现部队被王结子的数百步兵、骑兵包围。他立即指挥各连占据有利地形进行反击。激战数小时，支队官兵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失去战斗能力，除少数人跑出去外，其余被缴械。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几经辗转返回西安，旋被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刘林圃于1932年9月26日英勇就义，年仅23 岁。
三天后，在长武县亭口一带打探敌情和渡河地点的习仲勋、左文辉得知部队北进失利的消息，心情非常沉重，深为历经数年，呕心沥血、艰苦工作而最终没有把这支部队带到陕北苏区抱憾不已。以后的数十年间，习仲勋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起义的经验和教训。
1932年9月，习仲勋在耀县照金地区见到刘志丹和谢子长。他在详述了自己搞学生运动坐牢，两当起义失败等情况，感到内心很沉重。刘志丹鼓励他革命不要怕失败并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后来总结认为：“两当起义之前，我们进行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起义失败的教训也是沉痛的。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相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笔误应是凤县）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必要的联合，有时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及时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起义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两当起义”部队行军路线示意图
两当起义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它在分化瓦解反动势力、鼓舞革命斗志，扩大红色区域，策应刘志丹开辟陕北苏区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党在国民党内部开展武装斗争，建设人民军队，改造旧军队，创建和扩大革命武装，提供了丰富经验。唤醒了凤县人民，播下了红色的火种，为凤县和陇南地下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和思想基础。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那些坚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更坚定了信心，吸取了教训，积极勇敢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编辑：杨静 校对：蔡静 审核：孙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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