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后人岳钟琪，竟然也倒在“莫须有”上，雍正：只为防患于未然
岳飞，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为“民族英雄”，尤其是他“精忠报国”的精神与气节，更是被推崇至今，为后世所歌颂。
可连岳飞也不会想到的是，他一生都在抗击着由女真人建立的金国政权，更是立誓“直抵黄龙府”，渴望将女真人驱逐出中原故土，而他的后世子孙中，却有人恰恰是用尽一生在拱卫由女真人后裔建立的大清王朝，这不可不谓之是历史的一种“巧合”。
这位岳飞的后人，便是其二十一子孙，清朝时期的名将岳钟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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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钟琪横跨康雍乾三朝，立下战功无数，为这一时期大清王朝的统一与边疆安定做出了极为巨大的贡献，而他本人也得到了极大的封赏与褒奖，甚至可以说是做到了清朝时期“汉人武将的第一人”。
然而，虽然岳钟琪对于大清王朝是忠心耿耿，从未有叛逆之心，可依旧难逃雍正皇帝的惩治，甚至还险些因此丧命。而更为可悲的是，岳钟琪的罪名也几乎同他的先人岳飞一样，都是“莫须有”，或者说，他们都是倒在了帝王的猜忌与惧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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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康熙朝时期，岳钟琪就已经是功勋卓著、名声显赫。
岳钟琪是个标准的“将二代”，他的父亲岳升龙是康熙朝前中期的名将，曾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及之后的“征讨噶尔丹”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后被晋封为四川提督，同时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与欣赏，而这无疑也给了岳钟琪提供了极高的人生起点。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发动叛乱，占领拉萨进而控制了整个西藏地区，引得举朝震动。于是康熙将自己的十四子胤祯（雍正登基后为避讳，将其改名为“允禵”，顾一般也称其为“胤禵”）封为“大将军王”，统领十数万大军前往平叛。
时任四川永宁协副将的岳钟琪在平叛过程中变现极为勇猛，接连攻克叛军主力。随后更是作为先锋，率先攻进拉萨，并且平定了城中动乱，就此立下不世之功，岳钟琪也凭借此功勋晋封为左都督，升任四川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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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伴随着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皇帝登基，盘踞在青海的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趁着西北大军将帅更替之际，在雍正元年（1723年）发动叛乱，于是雍正派遣自己的“藩邸故人”同时也是自己“大舅哥”的年羹尧统兵西北，并将其封为“抚远大将军”，率兵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
而这个时候的岳钟琪，已经成为了年羹尧的副将与重要帮手，他积极配合年羹尧的行动，屡立战功，特别是他率部全力追击罗卜藏丹津的叛军残部，并将其打得全军覆没，俘获罗卜藏丹津的家人，而罗卜藏丹津本人靠着化妆成一妇人才勉强逃脱。
于是，岳钟琪也再次凭借卓越的功勋，被雍正封为奋威将军，同时晋封为三等威信公，授太子太保衔，并且担任甘肃巡抚，辖管甘肃、青海两地军务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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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雍正三年（1726年）的时候，雍正与年羹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雍正以“九十二条大罪”赐以年羹尧自尽，岳钟琪正式接替年羹尧成为了川陕总督，并且节制西北地区军政民务。
此时的岳钟琪可以说是来到了其人生中的巅峰，其在西北给年羹尧做了多年的“二把手”之后，也终于被扶正了，可殊不知，“麻烦”也随即不找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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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六年（1728年），“曾静逆案”爆发，岳钟琪可谓是“无故躺枪”。
当时，湖南教书先生曾静派自己的学生前往岳钟琪的大帐鼓吹“反清复明”，并劝谏他“重拾”岳飞后人的身份，率领大军起兵造反，重新恢复汉人江山。
这样的言论让岳钟琪大惊失色，同时他也主动选择了“自证清白”，将此事报告给了雍正。
于是，曾静被雍正抓捕并且押送到了北京进行审讯。而根据曾静的交代，他是受到了吕留良的“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进而进言岳钟琪劝其谋反，整个事件也被证实确实与岳钟琪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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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一切调查清楚后，雍正下令将曾静“悖逆思想”的根源吕留良扒坟掘墓、挫骨扬灰，并对其全家进行了流放，同时撰写《大义觉迷录》澄清事实，并且让曾静去给自己歌功颂德。
至于岳钟琪，雍正当时并没有对其进行任何的处置，甚至可以说是“一言不发”，可朝堂上已经逐渐出现了对岳钟琪极为不利的舆论声音，雍正对于岳钟琪本人的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终于，到了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对岳钟琪的“清算”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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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1732年），策妄阿拉布坦的继任者噶尔丹策零率部偷袭哈密，造成了清军的部队伤亡，同时还烧毁了大批军需粮草。哈密的守军随后展开了反击，最终打退了噶尔丹策零的进攻，不过并没有对其进行追击，最终让其逃之夭夭。
雍正在得知此事后世极为震怒，不仅下令将涉事的将领处死，同时严厉斥责了岳钟琪。
“攻敌不速，用人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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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此“小败”，在加上是敌人的偷袭，追击时又遇到山谷之地担心有地方埋伏，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要追究责任，仅处置参与和涉事的将领便可。然而雍正却以此“大做文章”，极力呵斥岳钟琪，其中的含义是可想而知的。况且这也是雍正处置官员们的一贯做法，他这样做就是要表明态度，引导百官进行参劾，之前对于年羹尧、隆科多等皆是如此，可谓是“屡试不爽”。
于是乎，早已“心知肚明”的朝堂官员们，随即对岳钟琪进行了疯狂的弹劾，他们之中牵头的便是日后被雍正赐以“配享太庙”殊荣的鄂尔泰。
就这样，岳钟琪被罢职议罪，并且还被判以“斩立决”，后来雍正念其功勋以及“岳飞后人”的身份，改为“斩监侯”，进而将其投入大牢，直到雍正去世才被乾隆皇帝赦免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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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于雍正皇帝而言，如此严厉的处置岳钟琪也是一种必然。
一方面，岳钟琪终不是年羹尧，他是一介“不在旗籍的汉人”，并且与雍正之间也缺少真正的牵绊。
清朝时期，并不是没有汉将受到重用的先例，关外时期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到后来入关之后的吴三桂、佟图赖、佟养甲、巴颜以及施琅等人，他们都曾经手握重兵，统兵在外征战，可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汉军旗人，包括年羹尧，其家族也是隶属于汉军镶白旗。
而岳钟琪，只是“普通”的汉人，并不是“汉军旗人”，可他又掌握着当时整个大清王朝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就是一种“逆袭”般的存在，因而对其的猜忌和防备也是可想而知的。
与此同时，岳钟琪还有一点是无法与年羹尧相匹敌的，那就是年羹尧不仅是雍正的“藩邸故人”，他的妹妹还是雍正最为宠爱的敦肃皇贵妃年氏，这二人之间既有主仆关系也有亲缘关系。反观岳钟琪，也缺少了这样一份亲缘的牵绊，况且，岳钟琪最早是由康熙皇帝发现并被提拔的，雍正和他之前也就没有了“知遇之恩”，剩下的只有“利用”和“利益”关系，也自然会疏远许多。
所以，岳钟琪不会像年羹尧那样，被给予极大的信任，当其权势和地位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得到了也必然会是猜忌和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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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雍正也担心“曾静逆案”，也绝非只是“个案”。
前文中也说到了，曾静之所以选择岳钟琪，既是因为岳钟琪手中握有重兵，同时也是看中了他岳飞后人的身份，希望就此唤醒他的“民族意识”。既然曾静可以如此，那么其他有“反清复明”想法的人也会步曾静的后尘，毕竟，选择策反岳钟琪，无疑是这些人实现其目标的最佳选择，甚至可以说是唯一路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雍正剥夺了岳钟琪的兵权，并将其拿下治罪，无疑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选择，对于岳钟琪的谋反也只能抱有“莫须有”的态度来看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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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雍正将岳钟琪由“斩立决”改判为“斩监候”，并不是因为念及他的“民族英雄”岳飞后人的原因，而是同样有着他自己的考量。
首先，岳钟琪并不像年羹尧那样飞扬跋扈、居功自傲、结党营私、贪婪奢靡，相反，岳钟琪本人是非常的谦逊低调、谨慎严明，并且做人做事也非常的得体，在加上他并没有实质性的“悖逆”行径，所以雍正对岳钟琪处置过于严厉和决绝，难免会遭到世人的非议。
其次，此前在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叛乱以及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的过程中，岳钟琪屡立战功，从而维系了王朝的统一与边疆安定，算是有大功之人，特别是岳钟琪在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中可谓居功至伟，帮助雍正彻底稳固住了皇位，这样的功勋也不得不让雍正为之感念。
再次，当时传统八旗子弟已经腐化堕落，战斗力全然不如从前，因而打仗更多的还是要靠汉族将领以及绿营兵士，所以在处理岳钟琪的时候，也需要照顾这些人的感受，从而对其尽可能的进行安抚。
也正是因为如此，岳钟琪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得以在狱中活到了雍正去世，乾隆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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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年（1737年），岳钟琪得到了“平反”，从而回到成都养老。
乾隆十三年（1748年）“大金川叛乱”爆发，面对复杂的地形与民族矛盾，乾隆皇帝决定重新启用已经阔别军旅长达十年之久的岳钟琪，并将重新提拔为四川提督，命其随同大学士傅恒出征金川，希望利用岳钟琪对四川地区的熟悉与了解，能够扭转战局。
而岳钟琪也不负众望，随即迅速平定了“大金川叛乱”，并在此后继续坐镇西南，为维系这一地区的安稳做出了积极贡献。
乾隆十九年（1754年），岳钟琪病逝，享年六十八岁，乾隆皇帝赐其谥号为“襄勤”，也算是对其一生战果与贡献的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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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钟琪能够在其人生的暮年时候得以“平反昭雪”，并且重新披挂上阵，率兵出征，发挥“余热”，不免让人感到一丝欣慰。然而，岳钟琪谦逊低调、为官沉稳，并且是功勋卓著，他的人生命运本不该如此。可就是因为其“不在旗籍的汉人”身份，以及担心被一些想要“反清复明”的人进行劝谏和策反，就遭到了猜忌和打压，进而雍正朝时期迅速从巅峰跌落谷底，甚至还险些因此丧命，这也不得不让人感慨岳钟琪的“时运不济”与“命途多舛”，同时对于其人生境遇，也只能抱有深深的同情和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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