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最古老的井:越王井 || 冯沛祖

粤王井越王井。朝汉台与越王台均早已湮没,而粤王井至今犹在,位于今广东科学院后院北墙下,三元宫正对面,应元路南侧。历史上又称九眼井(明清广州地图基本上都是这样标示)、九眼古井、佗井、赵佗井、天井、玉龙泉、清泉、越台井、达摩泉、越井、越台冈井等等。附近有清泉街与清泉街小学,当由此得名。清乾隆南海县志·一》称:“越井一名清泉。今越井南衢犹以清泉名。”

此井相传为赵佗所凿,至今已历二千余年。

广州最古老的井

明末清初《广东新语》记:“九眼井,在歌舞冈之阳,相传尉佗所凿。……名越王井。《通典》谓南海有天井门:天井者,越王井;门者,石门也。井又名越台井,以在越王台之下也。广州诸井此最古……自汉至今,以为尉佗之遗泽云。”

南越国时代,今广州地区近海,受海水顶托浸润,地多卤碱,故饮用水多取自井、泉和溪流。广州诸井中以此粤王井为最古。水甘冽,被誉为清泉。

赵佗像

粤王井是古代附近民众主要的饮用水源。

南朝宋·沈怀远《南越志》称:“天井冈下有越王井,深百余尺,云是赵佗所凿。诸井咸卤,惟此井甘。泉可以煮茶。昔有人误坠酒杯于此井,遂流出石门。古诗云:‘石门通越井’。今则井塞,犹有井形。”(北宋《寰宇记》卷一五七“南海县”引)可见此井在南朝时曾淤塞。至于说此井水直通至石门,北宋《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九引《郡国志》就干脆说是赵佗坠杯:“广州越井冈,一云越王井。云赵佗误坠酒杯于井,遂浮出石门。”这只能看作民间传说——石门距广州城西北30里,不大可能的事。

正史《旧唐书·志第二十一》亦有载:“越王井,州北四里。”

唐代时,越王井处在州城西北一里半的郊外、越秀山南麓,四周林森草茂,居人不多,但井仍“砖甃完备”。井北为文溪北支水道,西通兰湖。唐末·刘恂《岭表录异》载:“越台井。井在州北越王台下,深百尺余,砖甏完备,云南越赵佗所凿。广之井泉率卤硷,惟此井冷而且甘。”

广州水质最清甘的井

越王井之水历来被人称颂。清初《广东新语》更是说得玄乎,称此井之水“水力重而味甘,乃玉石之津。志称佗饮斯水,肌体润泽,年百有余岁,视听不衰”。这当然是民间传说。晚清爱国诗人丘逢甲亦有诗咏享寿百岁的赵佗饮此井水:“凿井秦人老塞烟,抱孙雄踞海南天,江山不改遗民尽,独坐秋风自品泉。”晚清樊封《南海百咏续编》亦称清初平南王尚可喜饮此井水,“八十七乃终,童颜矍铄,视听弗衰,医者云得甘泉之力。”[尚可喜(1604—1676)非享年八十七。]

唐亡,刘氏割据岭南,建南汉国,都城广州。南汉之前,越王井水是让民众汲用的。南汉王刘岩却独占此井,“刘氏呼为玉龙泉。民莫得汲。”(南宋《南海百咏》)。北宋大将潘美灭南汉后,“方与众共之”(北宋初《番禺杂志》)。

据北宋初年南海主簿郑熊《番禺杂志》载:“越井半存古甃(井壁),在悟性寺前。”可知当时越王井已残破。北宋乐史(930-1007)《太平寰宇记》亦载:“昔有人误堕酒杯于此井,遂流出石门。古诗云:‘石门通越井’。今则井塞,犹有井形,殆宋时尝经湮塞也。”可知此井曾经“湮塞”。

后来,此井又曾为豪强霸占。

北宋元符三年(1100),大文豪苏东坡曾在广州逗留过,他有一封写给王敏仲的信,信中记述了当时的罗浮山道士邓守安这样说:“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可见不但南汉王霸道,北宋官员“及有力者”也同样霸道。谁会喜欢饮咸苦水的?只由于官府及地方土豪把井霸占了。

越王井

南宋时出了个好官叫丁伯桂,宋蒲田人,嘉泰(1201-1204)进士,后官至给事中,他任番禺县令时,不但开放古井给民众汲水,还在井口加上九孔石井盖,以利从各孔汲水,“汲者欲得井华,分绠而下,瓶罍各满,毋相抵触,人甚便之。”(《广东新语》)故此井又名“九眼井”。今井盖残石尚存。由此也可知,宋代时,越秀山南麓越王井一带已有一定规模的村落和相当数量的民居。晚清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梁于渭撰《越王井铭并序》描述当年人们来汲井水的情状:“递宋番禺令丁伯桂,覆以三石,凿为九眼……紫绠分悬,每当花市溽暑,柳波涸寒,园僮晓担而憩林,野客晚觞而思茗。玉缸藏碧,结蓝水之冰华;铜鼎煎红,抵兰陵之酒价。”写得颇有诗意。

南宋时,此井井水被认为是最“清甘”的,井上曾建亭。南宋方信孺(1177一1222)《南海百咏·越台井》载:“今此井在悟性寺前,清甘实为一郡之冠。而后来乃亭其上而榜焉。”并称此井为达磨泉,考证道:“越台井……曰达磨泉.初无所据.只何公异所作《南征录》及《图经》云达磨初来,指其地曰:是下有黄金,取之不尽。贫民竭力掘之数丈,遇石穴而泉迸。达磨云:即此是也。何公,乾道(1165—1173)中人,盖此井已在达磨泉之后,好事者又为此说以附会之。今越冈无他井,即此无疑。又尝读《唐子西集》有《游广州悟性寺》诗,其结句云‘泉脉来何处,中含定慧香’,则亦指此为达磨井矣。”并赋诗:“古甃寒潮百尺清,伪王题品老佗营。渴来不饮盗泉水,特地翻为达磨名。”

元《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记》亦称之为达磨泉:“越王台,在大城北。尉佗筑……山有达磨泉。达磨自天竺航海至,指其地曰:‘地有黄金万余两。’贪者力凿得泉,达磨曰:‘是可铢两计哉。’今海水卤咸,泉最冽。”

明代扩筑城池,此地纳入城中,居民增多,九眼井(越王井)水为周围一带居民所共享。

明天顺四年黄谏撰《广州水记》称九眼井“井在粤秀山下”,没记具体方位。现在的资料多称九眼井即今三元宫南面的粤王井;这个应是不错,因有九孔井盖为证,而别的井没有九孔井盖。现存明清地图基本上都明确标示今粤王井为九眼井,却没有一幅标为粤王井或越王井的。《广州水记》载:“居人皆谓大北门内九眼井甘甚……复汲此井。至春,地气上升,水亦颇易其味。”可知当年州人认为九眼井水是极佳的。黄谏却评它为第八。

官府都想独霸越王井

清代初年,平南王府又曾独占此井达十年之久,并在井的四周建围墙,派兵把守,还贴出告示:有私汲井水者,鞭笞四十。至撤藩府后,才重归民用。

清嘉庆《羊城古钞》称:“今井在粤秀山南麓,方广丈余,实一泉池耳。……会城官署、民居均饮此,几如菽粟之不可一日阙。”文称会城官署均饮此井水,是不对的。官署内有井,用不着跑到越秀山脚来取水。

清嘉庆史善长(1768一1830)《味根山房诗钞·越台井》诗咏:“清甘冠一郡,利泽及千年。砖瓮犹存汉,源流枉说禅。禁严金鼎火,香散石楼烟。亭榜今何在?台基故宛然。”可知建在井上之亭与匾都早没有了,而台基犹存。

清光绪五年(1879)刊刻的《驻粤八旗志》卷二四载:“越王井,在天井冈下,俗呼九眼井,尉佗时所凿也。远近往汲,大旱不竭。”似乎当年四周民众仍来汲井水用。而清光绪八年(1882)刊刻的樊封撰《南海百咏续编》则记述:“九眼井,在越井冈下。平邸(清初平南王尚可喜的王府)在井南,因禁民汲,缭以墙垣.藩卒守之……后平王八十七乃终,童颜矍铄,视听弗衰,医者云得甘泉之力。今者人居既盛,溲液横侵,水味顿改,一勺咸卤,与行潦无殊矣。”

看来《驻粤八旗志》的作者并没有来取过越王井的水,而樊封所记应是事实,考晚清时,古井四周已是民居密集,汲者日众,“溲液横侵,水味顿改”。也就是说,晚清时,此粤王井的井水也变得不大好了,称不上甘泉了。但通自来水之前,城北一带居民,仍是多挑运古井井水饮用,当年无井栏,久失疏浚。井坭淤积,水泉渐涸,不大清洁了。

时代发展,环境巨变。至20世纪50年代,仍有民众汲粤王井水饮用,到60年代后,古井失去它原来的功能,而成为一个古迹,却长期没有得到修缮,周围环境更遭到破坏。1964年被划入广东科学馆后园,当时古井已塞毁,仅外廓仍在。1983年8月,古井被公布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和1997年,曾发生过一场“毁井护井”的风波,新闻媒体报道得十分热闹,而终以“恢复原貌”作结。在被毁损之前,可见古井井身全部石砌,直径达2.1米(清嘉庆《羊城古钞》称井“方广丈余”,看来不确),因井底淤积,深仅余7米,旁边有“九眼古井”石碑一方。

在1998年以前,一堵涂了白灰水的围墙把越王井“挡”在了科学院内,墙上嵌一块白石匾,正中书“粤王井”三字;石匾西侧是一只破旧的木门;再加围墙脏而旧,看上去十足是一处普通民居,毫不引人注意,因而寂寂无闻,几乎不为世人所知。1998年初动工重修越王井(同年11月16日通过验收),原来那堵极普通的围墙建成了通栏,护着一片花园草地,翠绿可人,这是“粤王井景区”。步入景区,首先是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弯曲小道,寓意“历史长河”。小道尽头,便是古井所在。井口盖上了用花岗岩重新凿制的井盖,上钻九个圆洞,仍然“九眼”——九个井口。上筑一亭,粗壮四柱,飞檐斗栱,绿瓦四脊,顶端立一只长颈铜鸟,朝南,乃仿照南越王墓出土的屏风饰物铜朱雀制造;马路边、人行道上建一井形墙护卫,正对应元路的墙体上嵌回“粤王井”的白石匾。墙、基、亭柱均呈灰红色,显得古朴而典雅。景区的整体风格跟不远处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保持和谐一致,一望而知是一处名胜,比以前实在醒目多了。

越王井亭

1983年8月13日,公布粤王井为广州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越王井真是赵佗开?

在此不得不提出的是,尽管在不少史志文献中,称粤王井(越王井)乃赵佗所开,几可谓言之凿凿,但若细加考辩,却是颇令人产生疑问的。

首先,最早记载此井的是上引南朝宋·沈怀远《南越志》,这时距赵佗去世已五百余年。南朝以前的两汉、三国、两晋史籍,均无记载。沈怀远是从哪里抄来的,无从考究;而他也是用了一个不肯定的语气来表述:“云是赵佗所凿。”

其次,《南越志》称这井“深百余尺”(直至清代文献亦如此记载),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南朝铜尺,一尺为25厘米,百余尺至少是二十五六米,即现在八九层楼的深度。今在中山四路南越国宫署遗址1.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600多口水井,最深的那口才14米。越王井位于越秀山麓,赵佗时此地一带水量相当充沛,大概挖个十来尺就会出水了,何需挖百余尺这么深?又如何挖得了百余尺那么深?

第三,当年文溪北支流在此地一带流过,溪流宽阔,水量充沛,往西注入古兰湖,真要取淡水,取这溪水便是,何需挖个如此巨大的深井?难道南越国时代的珠江海潮倒灌,竟灌到了这里而使水皆咸卤,故凿此“深百余尺”的巨井,以供饮用?似于理不合。

清初康熙十二年编成的《广州府志》就否认九眼井为赵佗所凿,文曰:“九眼井,在越台前一里,唐都督刘巨鳞所凿。南汉号为通泉,世亦目为达磨井,尤非。宋番禺令丁伯桂始凿石盖以覆之。”(《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引)

事实上,历代对越王井的记述是很不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混乱的。

请看如下史志的记载。

1、唐·杜佑《通典·州郡十四》载:“南海……天井冈,俗云越王井也。”北宋《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九:“广州越井冈,一云越王井。”清同治十年《番禺县志》:“越台,在越秀山之阳,又名越冈井,又谓之天井。”这些记载多为后世引用同,却很令人困惑:天井冈、越井冈是山冈,越台是建于山顶之台,而越王井、越冈井是水井,三者岂可同一?

2、唐代岭南人、乾符五年(878)官翰林学士的韦昌明于是年撰《越井记》,文曰:“南越王赵佗氏,昔令龙川时,建池于(敖山)湖之东……凿井于治之东偏,曰越井……井周围为二丈许,深五丈。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其源出(敖山)山,泉极清冽,味甘而香。自秦距今,八百七十馀年,其迹如新……”(《全唐文·卷八百十六》)据此记载,赵佗开凿的越井是在龙川,不是在广州。

3、南宋《南海百咏》、元《南海古迹记》均称越王井即达摩泉(见上引文),而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又称为达摩井,并把越王井、鲍姑井、达摩井并列为三井,跟上引文献所载相异。文曰:“越王井,在番禺越冈半,曰赵佗井。刘汉呼为玉龙泉。鲍姑井,即葛洪妻也。井在弥陀寺。达摩井,在悟性寺前,梁达摩指其地曰:‘下有黄金万余两。’贫者力凿,泉渫而金亡。以师为诳,师曰:‘是金未易以斤两计也。’”南宋《方舆胜览》亦载:“达磨井,在悟性寺前。梁达摩指其地曰:‘下有黄金。’贪者力凿,泉渫而金亡。”北宋后期诗人唐庚亦称:“游广州悟性寺。寺有赵王台,盖尉佗时所筑。有井,甘甚,号达摩井云。”(《宋诗钞补》)清同治十年《番禺县志》亦称:“《南海志》云:光孝寺初名法性寺,有达摩所穿井,《通志》(指明嘉靖黄佐《广东通志》)遂误附合于天井冈之悟性寺耳。今观音山万善寺,即南汉悟性寺。然则越冈、九眼、达摩本三井,不得比而同之。”

可见,至少自南宋始,越王井、达摩泉、达摩井是一口井,还是不同的井,是没有公认的说法的。

4、明永乐《永乐大典·卷一一九○六,广字韵,「广州府二」》引元大德《南海志》载:“南海县井。越井,名天井,又名越台冈井,或名赵佗井。《番禺杂记》云:‘伪刘呼为玉龙泉,唯以供己,禁民无得汲。’由此井数步而南,井曰‘通泉’,刘龑所凿。刘龑,始据南越者。今北二井,莫知所存……越井久废。莫考其迹,或云在越台山凸处。。”

依这段记述,元代时此地有两井,一名越井,或名赵佗井(当然就是赵佗开凿的)。南面数步还有一井,名通泉,是南汉刘龑开凿的。当时这二井,不但都已湮没了,没有了,而且不知道具体在哪里了(“莫知所存”)。又相传赵佗井(越井)“在越台山凸处”,传说而已,何谓“凸处”?无从考究,既是“久废”,更是“莫考其迹”。无处找寻。

5、明永乐《永乐大典·卷一一九○六·广字韵·广州府二》引《南海志·南海县井》载:“越井,名天井,又名越台冈井,或名赵佗井……越井久废,莫考其迹。或云在越台山凸处。”也就是说,越井在元大德八年(《南海志》写成之年)之前就“久废“了,而且已找不到它的所在(莫考其迹),以后再说到这井时是不是原来的井都成了疑问。

6、明永乐《永乐大典·广州府境之图》标出“九眼井”,明永乐《永乐大典·广州府南海县之图》在同一位置标为“九眼泉”,可见是同一井或同一泉。问题是,这“九眼井”或“九眼泉”是在北城濠(今应元路一线)的北面,即今三元宫范围内,而不是现在的在三元宫南面的粤王井位置。而这里又只标出一井。依图标示,今粤王井并非当年官府认可的九眼井(或九眼泉)。

7、明天顺四年(1460),黄谏撰《广州水记》载:“居人皆谓大北门九眼井,甘甚。予乃日汲之。井在粤秀山下,与江较之远近相若……因暇乃登粤秀山,转而西行,憩悟性寺中,东苑一井颇佳,视九眼井殊胜。昔达磨卓锡得之,与九眼井相去百步,盖达磨泉也。郡志:越井冈,伪刘王(南汉王)玉龙泉,恐即此井。又鲍姑井在越台西南,意即此地,为是后汲城北洗臼井,颇淆浊不佳。盖越冈井,伪刘王玉龙泉也。”又载:“越王井,在州北越王台下。深百尺,赵佗所凿。水味清甘。刘反呼为玉龙泉,民莫得汲。潘美克平后,方与众共之。今在悟性寺前。”(文载于清乾隆《番禺县志》卷十九《艺文一》)

依这段记载,九眼井在大北门,越王井是在悟性寺(今三元宫前身)前,而悟性寺中东苑又有一井,称达摩泉。在越台西南,又有一口鲍姑井。即一共是四口井,这是黄谏亲见。越王井与越冈井是同一井,在南汉时被刘王称为玉龙泉。而达磨泉可能即玉龙泉。与九眼井相去百步。可见黄谏自己也没有真的搞清楚。

8、明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张诩(1455一1514)著《南海杂咏·卷六·达磨泉》称:“达磨泉,在郡城北,即今‘九眼井’也。昔达磨自天竺航海至,指其地语人曰:‘下有黄金万斤。’贪民竭力掘之,数丈而遇石,穴石而泉进。达磨曰:‘是不可以斤两计也。’后人伐石为盖,开九窍,护以石栏,其味冷而且甘。若夫刘氏呼为‘玉龙泉’,与夫所谓‘越台井’、‘鲍姑井’,盖又是一井,在越台下,久塞。方孚若指即此泉,非也。”并赋诗:“水火良为世所需,争知仁道急于渠。是谁凿此先天窍,万两黄金也不如。”

依此记载,达磨泉即九眼井、玉龙泉,张诩著《南海杂咏》的时候仍在。越台井、鲍姑井是另外一井,而且很久以前就湮没了。他还指出南宋方信孺(方孚若)认为达磨泉就是越台井,是不对的。

9、清初《读史方舆纪要·广州府》载:“越秀山……一名越井冈。相传井亦尉陀所凿,南汉时号曰玉龙泉,有九窍,亦名九眼井。”

依这段记载,越王井、玉龙泉、九眼井是同一井。

10、清康熙《广州府志》载:“越台井,在府城内北五里,其深百尺。……其西南有鲍姑井,今不可考。《古图经》云:姑行灸于南海……其地有井自名。《南海百咏》谓在弥陀寺、菖蒲观,今不可考。”又载:“越秀山……上有越王台。台西一里,有歌舞冈。其阳有越台井。西为鲍姑井。”(《古今图书集成·广州府部》引)

依这段记述,鲍姑井在清前期康熙十二年(此康熙《广州府志》成书年)前,鲍姑井已“今不可考”。而后又称鲍姑井是在越台井西面。这大概是两位编者各说各话。但至少说明鲍姑井不是越台井。

11、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檀萃《楚庭稗珠录》卷二载:“达磨泉,今无其处。梁时,达磨指此地有黄金,民争穴之,深数丈,泉涌出。师曰:‘是金非可斤两计也。’鲍姑井,传在越台之西,亦无其处。城内水泉极多,井以数十百计,然泻卤所侵,其味不佳,惟九眼井为胜,则越王井也。”

依此记载,在清代乾隆时,达磨泉、鲍姑井早已湮没了,找不到了(今无其处)。九眼井即越王井,当时是数十百计的井中水质最好的。达磨泉、鲍姑井不是越王井。

12、清道光《白云越秀二山合志》说到达摩井:“旧《通志》谓在悟性寺,《南海志》谓在弥陀寺,《名胜志》谓在粤秀山右,即白沙祠,今《光孝寺志》又云在诃林东廊下古井。卒无确据,当阙以俟考。”可见清代时有关达摩井究竟在哪里并无公认的说法。

13、清同治《番禺县志》称:“越台,在越秀山之阳,又名越冈井,又谓之天井……《南海古迹记》云:一曰赵佗井,一曰鲍姑井……南汉刘龚号为玉龙泉,禁民不得汲。”这是把越王井与鲍姑井视为一井。《古图经》亦载:“越井,即鲍姑井也。”(见明永乐《永乐大典·卷一一九○六·广字韵·广州府二》引《南海志·南海县井》)。而南宋《南海百咏·鲍姑井》载:“其井今在弥陀寺菖蒲观,然皆湮废……《图经》云景泰寺亦有井,今已不见.”

还有一说,明永乐《永乐大典·广州府》引《郡县志》载:“千秋井,在县东,按《南越志》云:赵佗于此穿井,冰深山峻,民不能及。后(唐都督)刘巨麟于此凿井,人皆利之。于上置千秋亭,因名之。”赵佗时番禺城凿井,依现存文献,就“越王井”一口,依此记载,赵佗还在城东凿过一口井,而该处竟然“冰深山峻,民不能及”,但城东何处会“冰深山峻”啊?不可能的事。若说这口井就是越王井,那是在城外北面,不是城东。说“山峻”还可,“冰深”则不可能。

有关这些名称不一的古井,历代文献所载,真可谓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这口相传为赵佗所开凿的井(越王井、粤王井、赵佗井、越井、越台井、越冈井、越台冈井)与九眼井、鲍姑井、玉龙泉、通泉、达摩井(达摩泉)到底是同一井,还是分处于不同地方的井,依上引文献,因记载不一,实在难下断语,也难以确考。若各只取一二说来彼此商榷,那只会纠缠不清,永远也辩不清楚。现今该地一带只剩下了一口古井,视为赵佗所开凿的井(越王井),也合乎情理。南越国时代留下的古迹,在今天广州实在没有几个了。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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