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识万千人
朱亚宗
笔 者：
朱老师，以前您写过一篇《读书漫谈》的文章，我看后深受启发，今天我们就以这个文稿为基础，谈谈您有关读书的心得。记得您曾给我讲，人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万千人”，这是一种怎样的认识？
朱亚宗：
我作为读了一辈子书而仍然兴味浓厚的读书人，有些读书体会也许可供年轻的同志们参考。
今天，在人类本能类活动之外，还没有任何一种活动，能象读书一样，几乎人人终生参与，往往决定人生命运，又如此关乎国家的兴衰。情况正如钱学森所言，“面向未来的战略优势不能只着眼于军事，而是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这中间，科技与教育将成为影响发展的关键因素”。“在21世纪国与国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比赛，最关紧要并有决定性的，是公民的教育文化水平”。 而决定科技教育与公民素质的基础活动即是读书。作为个人来说，寻求与天性、兴趣、潜质、需求相契合的书来读，是人生重大的战略之一，是为军队、国家、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必须准备，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我作为读了一辈子书而仍然兴味浓厚的读书人，有些读书体会也许可供年轻的同志们参考。
笔 者：
您在那篇《读书漫谈》中，首先谈到的是有关读书的“师承与自学”，对此，为何会有这样深刻的感触？
朱亚宗：
应该说，这和我的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我有幸受到非常好的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中学毕业于一所有名的省重点中学，但是我这一代人读书时，中学里非常优秀的老师已极为罕见，他们早已为急剧发展的高等教育或其他部门所吸收。看看钱学森 回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师大附中的教师阵容与教学内容，是我这一代和以后各代中学生难以企求的：校长林砺儒，著名教育家与国学家，解放后任教育部副部长，数学老师傅钟孙，后为北师大名教授、著名数学家，美术老师高希舜，著名国画大师……。而钱学森回忆当年在北师大附中高中理工科学过的课程有：“伦理学、解析几何、微积分、大代数、非欧几何、第二外国语德语、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等等”。 以至钱学森感慨地说，这些出色的老师“给我中学时代的数、理、文等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实际上，高中毕业时我们已经达到相当于现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
中学毕业后，我有幸进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读书。上世纪60年代该校设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有60%的科学家在学校任教，我学的两门基础课程《普通物理》与《理论力学》，分别由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院士及钱临照院士主讲。此外，在校时通过聆听演讲或阅读文章，领略了不少科学大师的科学思想、研究方法及学术风格，许多精辟见解，至今深印脑海：如钱三强“有所不为而有所为”的战略思想，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已经概括我个人科研经验的哲学体会，华罗庚“从薄到厚，从厚到薄”的读书经验，严济慈关于创新式学习的比喻：要学关羽，舞出超越老师的新套路，不要学周仓，只会扛大刀不会舞大刀，等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大学毕业后脱离所学专业在最基层的单位工作了10余年，致使未能实现当物理学家的梦想，最终却当了一名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的教授。人生就是这样奇妙：曾有名师指引的专业之路未能走通，却主要靠自学奋斗投身另一行业。我在改行从事实际工作的10余年中，在做好实际工作的同时，结合自身兴趣、素质特长及社会需求坚持自学，广泛阅读，独立思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抓住1978年第一届研究生招考的机会，进入复旦大学学习，毕业后来到国防科技大学，从事自己心爱的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笔 者：
您以前多次和我谈到当年在湖南冷水江的那段岁月，就是 您大学毕业后脱离所学专业在最基层工作的10余年吧，那段人生际遇对您影响看来确实很大。
朱亚宗：
是的，人生有许多际遇是自己无法把握的，我要告诉年轻朋友的切身体会是，在人生的漫长岁月中，老师指引下的读书时光总是短暂的，即令拥有名师指点过的读书生涯，也未必能使你顺利走上成功之路。而只有自主选择的自学式读书，才是更能持久、更有兴味、更加可靠的成长之道。人类科技史上，确有由名师直接引导而登堂入室的幸运者，如钱学森、李政道等科学家。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的成功者，不管是否有非凡的学历与学缘，在实质上主要是靠自学成才的。只有中学学历而自学成才的数学大师华罗庚与国学大学钱穆自不待言；拥有苏黎世工业大学文凭的爱因斯坦，其知识结构中最有活力的成 分──物理学与哲学的交叉部分，完全靠自学得来；创立有限元算法的中国计算机大师冯康，早年读的是电机专业，却以常人难以想象和忍受的艰苦自学，在大学期间将物理学和数学专业的全部课程学完，大学毕业后，继续自学数学大师的经典著作，终于先后成为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的教师和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员，此后冯康虽然也有留学苏联的经历，但其创立有限元法必备的独特知识结构──经典物理学、工程技术与纯粹数学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却主要通过自学建构而成。请年轻的朋友们记住华罗庚的真知灼见：“自学，实际上不是神秘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讲，一辈子总是自学的时候多，不在学校的时候多，没有老师比有老师的时候多。……历史上每一个发明创造家都离不开自学。” 华罗庚同时又指出，“自修是一种比较艰苦的学习方法，但它的优点是无论何人、何时、何地都可以采用。只要我们能按部就班，不懈不殆，积之年月，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达到科学的光辉的顶点的。凡是具备了普通语文修养的人，就可以运用自修来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
有抱负有才华的年轻朋友们，世界人才史上还有一种启人深思的普遍现象：名师大多适于培养拓展传统领域与自身风格的高徒，与突破传统、开辟方向的超一流人才相比，这些高徒只能算是一、二流人才。马克思、毛泽东、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海森伯、维纳、华罗庚、冯康、袁隆平等超一流人才突破传统的颠覆性创新，虽有其社会文化基础和学术专业渊源，却根本不可能由名师指引，而是非凡意志、独立精神、杰出才能加上刻苦自学而成。名师出高徒只能出一、二流人才，超一流人才必靠自学而成。
笔 者：
您能否具体谈谈关于读书的方式？对此，您有何感悟？
朱亚宗：
读书的方式，因人因时因书而异，实在难以用简单的几种方式归纳。就我数十年的读书生涯而言，从大处着眼，大致可以分为学习式、创新式与欣赏式三类。早年求学期间的读书，以学习式为主；大学毕业改行后探索时期的读书，既有学习式，又有欣赏式，也偶有创新式；从读研究生开始，到国防科技大学从事教学科研期间，则发展为创新为主而兼以学习、欣赏的读书方式。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小学教材编得真好，难易适度，繁简适中。我的姐姐比我高二个年级，教材并无变化，于是我常在假期里凭兴趣预先翻看姐姐留给我的教科书。我在中学喜欢物理，记得高一暑假里便凭兴趣翻阅高二物理教材，花半个月时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竟无一不懂，教材中的习题竟然也一一会解。开学后的学习自然轻松自如，便常去图书馆翻看杂志或借阅图书。每当看到近30年来，身边的中学生要做那么多繁难的习题，要上那么多被动的课时，我内心总是充满无限的同情与疑问，同时我也庆幸自己竟能度过那样轻松、愉快、主动的中学时代。我不是天才，只是求知欲旺盛的一名普通学子，为什么后来的学校教学不能使我这样的学子享受学习的乐趣和培养良好的自信呢？
大学读书期间，受惠于不少名师的教学方式和治学方法。1963年到1964年期间，严济慈先生为中国科技大学62级物理类学生讲了整整一年《普通物理》，既无公开出版的教材，亦无完整的讲义，只是断断续续发了几章严先生自编的油印讲稿。当时不少学生仍囿于背透一本教材以应考试的应试教学模式中，便经常向严先生催要完整的讲义，严先生却回答说，我不给你们发完整的教材，就是要使你们上课专心听讲做笔记，也可使你们养成查阅参考书的良好习惯，科学需要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严先生的创新教学思想和训练方式，在当时并非例外，我本科学四大力学时，不论是有名望的科学家主讲，还是中青年教师主讲，均未指定与发放过教材。这样的锻炼使我从应试模式中解放出来，并懂得为适应创新教学学生应如何读书。
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有幸听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著名物理学家郝柏林院士的一次演讲，郝柏林院士说，学习相对论要读爱因斯坦的原始论文才有味道。现在的物理教科书讲相对论以物理实验事实与经典力学理论的矛盾作为出发点，但是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实际过程却是从经典力学理论体系的内部矛盾出发。应当让学生知道科学创新有多种模式，有科学史上的实际创新路经，也有理论上的可能路径。为此，有能力的学生不仅要读教科书，还应读原始文献，不仅要向教材学习，还应向杰出科学家学习。真乃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郝柏林院士的演讲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其关于相对论创新路径多样化的观点，不仅是物理学史研究的一个创见，而且对教学方法创新也有很大的启示，这也为我提供了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研究中领域如何创新式读书的一个范例。
笔 者：
早年就受到名师指引，确实也是人生幸事。在您所讲的三种读书方式中，哪一种最值得学习？
朱亚宗：
这个不绝对，要因人而已。创新式读书与学习式读书及欣赏式读书相比，有些不同的特点。学习式读书受学科内在逻辑及教学计划的制约，需要较强的适应性与计划性，个人主动性较小，以至于象爱因斯坦一类人难以适应严格的学校学习方式。而欣赏式读书可以随心所欲，有极大的自由度。对于创新式读书而言，既有创新的条件约束，又有创新的思想自由，自由度介于学习式与欣赏式之间，因而战略选择显得尤为重要。我到国防科技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后，读书主要围绕科研而进行，并确定了以观点取胜的创新战略。国防科技大学地处长沙，学术信息相对闭塞，而军队环境也有不利于学术交流的一面，我曾在北京读大学，又在上海读研究生，深知长沙与北京、上海的差别。如要在地处长沙的军校里在学术上与国内的同行竞争，就必须有正确的学术战略及与此相应的读书方式。通过反复思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三大研究策略——以资料取胜、以观点取胜、以文笔取胜三者中，我结合长沙的环境与自身的特点，选择了以观点取胜的学术战略，这就意味着不能靠最新信息与孤本秘笈取胜，而要在大家共同享有的信息资料基础上，看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提出别人想不到的创见。与这样的学术战略相适应，必须建立深广而独特的知识结构，于是在自己原有物理学、气象学、科技哲学、近现代科技史的基础上，加强阅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知科学、西方哲学史、军事技术史、中国科技史、中国历史与文化等领域的大量经典著作和理论文献，许多专著在非专门图书馆难以借到，我便大量购买各种新旧学术著作。28年来，以观点取胜的战略、独特的知识结构与相应的读书方式，使我在科技哲学、科技史与国防科技战略等领域里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如提出军事技术上的攻防不对称律，解决千年以来造纸起源的争议，构建科技价值观的理论体系，等等，为国防科技大学成功申报军内第一个科技哲学博士点做出了一定贡献。我还将这些创新成果用于教学工作，用于青年人才的培养与思想政治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绩。2003年9月2日，因此而受到江泽民主席的亲切接见。
须要指出的是，现代教学制度虽然适于源源不断地批量化培养有知识的人才，但是迄今未能解决如何批量化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问题。也就是说，学校教学生读书，却不知道怎样使大多数学生实现从模仿性的应试型读书到创新型读书的飞跃。以钱学森之见，所以产生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是因为人类尚未完全解决教育科学中的一个核心难题：“即人的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智力是怎样获得的，有什么规律。解决了这个核心问题，教育科学的其他学问和教育工作的其他部门都有了基础，有了依据。没有这个基础理论，其他也都难说准。”中国应试教学的传统更为深厚，与世界先进教学水平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以数学为例，华罗庚早在1956年总结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经验时即已指出，高水平的数学竞赛有与培养创新思维相脱节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对学习数学的同学的要求，是‘计算技巧的熟练’、‘几何直观能力的培养’和‘创造性地思考的能力’。……如果有一个学校的教师，错误地理解了数学竞赛的要求，给学生出了很多难题，以‘培养’数学竞赛的优胜者。我们必须反对，因为这是贻误青年的有害的做法。很明显，从做难题入手，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纵使学生做了一个类型的难题，而对另一类型，却依然是生疏，并且难题是很多的，层出不穷的，又哪里做得完呢？单靠做些奇奇怪怪的难题，是锻炼不出很高的才能来的。只有掌握了原则，才能无往不胜，才能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因而才能有所创造。”
时隔半个世纪以后，中国中学生数学竞赛成绩更为骄人，在2008年马德里数学奥赛中，中国队获得5金1银，团体总分列世界第一。然而高水平考试与创新思维相脱节的问题依然如故。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得主、世界数学大师丘成桐曾感慨地说，中国奥数金奖获得者极少有成为杰出数学家的，有的跟我读博士甚至毕不了业。而国际上曾有从奥数金奖获得者成长为菲尔兹奖得主的佩雷尔曼与陶哲轩。
由于学习式读书与创新式读书之间的巨大差别，以及教育理论与学校教学的局限，目前通向创新式读书的途径仍是经验性的和不确定的。当然，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习杰出人才的成功经验，以及相互讨论启发，仍是应该重视和实践的有效途径。
欣赏式读书是不少人的读书主张，在社会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的当代，欣赏式读书，休闲式读书，已蔚然成风。革命年代被鲁迅讥讽为“以闲适为基调，以个人为中心”的林语堂式的休闲之作，今天正以燎原之势，席卷有文化而有闲一族的心灵。对这种于己有利、于人无害的欣赏式读书的认可，是时代文明进步与社会宽松和谐的标志之一。但是我只能偶而享受一下欣赏式读书方式，我欣赏的书刊，多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及其评论。除古代名著外，我喜爱鲁迅、梁思成、李泽厚、朱东润、傅雷等人的作品。我还非常喜欢竺可桢先生的科学与文学交融的文章，他以83岁高龄最终完成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是一篇既能发表于顶尖学术期刊《中国科学》，又能刊登于《人民日报》的杰作，是真正文理交融、雅俗共赏的美文，令人叹为观止。断续的长期的阅读与欣赏，也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古典文学与书法艺术的审美情趣及鉴赏能力。2003年，我的忘年之交——南京大学微结构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冯端先生出版了综合文集《零篇集存》，近50万言的著作，内容涉及物理学、科学史、科技哲学、教育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在南京大学一时竟难以找到合适的书评撰写人。于是我以检验自己读书研究水平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写出15000字的《科学与人文交叉视野中的学术大师》一文，竟受到冯端先生的好评。若无长期的欣赏式读书的积累，要完成这一书评是难以想象的。
笔 者：
除了读书的方式，您还谈到“技艺与智慧”，对此，您能否深入谈谈？
朱亚宗：
中国古代有“道”、“器”之别，也有“学”、“术”之分。这就是说，一件事情或一种行为，都可作两个层面的分析：一个是理论或智慧层面，另一个是技艺或操作层面。中国古代普遍重道轻器，重学轻术，但事实上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轻重判别是有条件的，难以一概而论。对读书而言，同样有智慧与技艺两个层面，以钱学森之见，智力处于较高层次，而技艺属于较低层次，技艺较易训练，而智力较难培养：“培养一个人的智力同教会人一项技艺这两件事不在同一等级上……。学一项简单的技艺，例如学讲一种外语，讲到外国人能听懂，可以用这种强行灌输的方法。外国期刊上这一类包教包会的广告很多；但是没有包教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广告！就是外语，能说到使外国人听懂是一项技艺；但要讲外语讲得达到文理优美，有风趣，那就不是一项简单的技艺，是文化教养的问题。” 当然，层次高低与何重何轻并不能简单对应。当技艺成为影响全局的关键时，提高技艺就会成为首要的选择。但是就当前中国教学的问题和广大青年的实际而言，强调智慧的培养是完全正确的选择。
30年前刚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听到有的导师讲：读研无他，脚踏实地做完10000张卡片即可毕业。当时没有个人电脑，也没有能力购买很多书刊资料，搜集积累资料的唯一途径是借书和做笔记，当然笔记也可采取卡片的形式。笔记大致分为4种形式：一是摘录笔记，摘录作者精辟的论点，严密的论证或优美的文字；二是注释笔记，要深入理解一本书或一篇论文的内容，往往需要参考很多资料，所作的注释使原文显得更为厚重，这就是华罗庚所谓的读书初级阶段：“从薄到厚”，经过大量注释和思考，一旦深刻理解原文，发现其精髓原来非常简单，这就是华罗庚所谓的读书高级阶段：“从厚到薄”；三是提要笔记，在上述基础上，便可将一书、一章或一节的重要内容简要概括出来；四是心得笔记，就是要写出读书思考所得的见解，这种见解也许前人早已有之，也许经不起推敲，也许是前无古人的创见。经过查阅筛选，如果确是“good idea”，便可进一步写成论文。在个人电脑普及的今天，恐怕已很少会有年轻人做这样费神费时的手工操作了。但是在当年，下这种苦功夫却被认为是学人走上成功的必由之路。一个典型案例是国学大师钱穆。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钱穆在昆明郊区宜良县的一个偏僻山寺中完成了史学名著《国史大纲》，写出洋洋53万余言，一凭从清华大学南迁时带出的卡片；二凭惊人的记忆；三凭创新的见解。
后来读书多了，见闻广了，发现未必都需按部就班地作这样的笔记，读书的技艺和方法，其实是灵活多变、法无定法的。毛泽东读书喜在书上直接批注，德国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全书仅有10万字，青年毛泽东的批注多达1万余字；国学大师陈寅恪晚年失明，却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在助手帮助下写出80余万字的文史名著《柳如是别传》；钱钟书不喜藏书，依靠借阅，博闻强记，一次黄永玉向其请教一典故出处，钱钟书竟可信口告之；国学大师顾颉刚恰与钱钟书相反，藏书6万，且多孤本秘笈；杨振宁习惯到图书馆随便翻翻，等等。不管各位大师在读书技艺方面千差万别，由技及道，技智兼具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而今天年轻的朋友们则娴熟于操控电脑网络。目前对大多数青年朋友而言，搜索、储存资料信息的技艺有余，而深入理解资料信息进而作出创新的智慧不足。如何引导年轻人在读书过程中兼具技艺与智慧，使技艺成为促进创新的有力手段，不仅是当代学校教育的重大战略任务，而且也是实现学习型军队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虽然今天的认知科学和教育科学尚未完全解开由技及道的具体规律，不能提供有章可循的具体途径，但是历史的经验仍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示的路标。
笔 者：
您谈的 钱钟书不喜藏书，依靠借阅，博闻强记，以前也有所听闻。钱钟书就是您的老乡，以前和您回去无锡时去过一次钱钟书故居，后来和杨爱华教授又去过一次。今天，互联网使得获取信息门槛降低，您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在读书方面应注意什么呢？
朱亚宗：
时代虽然在变，但有些还是不变的。
一是要在读与想之间取得平衡，恰如孔子早就指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有时“想”要多于“读”，因为联想与比较是产生创造性思想的重要途径。而为了产生高质量的联想与比较，又必须加强记忆。钱学森在与青年科技工作者谈学习方法时指出，“要‘巧’必须先记熟许多基本数学关系，而且还要会熟练地应用。有人不赞成熟记公式，主张用的时候去查笔记或手册；……比较便宜的办法还是花些时间把它们记在脑子里”，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则要熟记大量的案例与史实。若无深厚的记忆积累，则可以采用“头脑风暴法”，即在短期内高强度地大量阅读有关文献，使这些资料在大脑中交叉、联想、组合，从而产生思想的火花。
二是要在阅读经典与浏览信息之间取得平衡。经典著作是历史筛选出来的思想文化精华，是数十、数百、乃至数千年文明积累的成果，是无数人智慧汇聚的结晶。后人读书就是继承前人的创造，而不必重复艰难复杂的历史过程。牛顿用20余年的心血与智慧，才从苹果落地现象和开普勒定律等出发创立万有引力定律，而今天的中学生只须一个学时即可学会万有引力定律。而有无经典文化知识背景，会对一个人的眼光、智慧和才能产生深刻的影响。如观察自然社会或浏览书刊网络，若从欣赏的角度看，各人确有平权的机会，但若从学习与创新的角度看，便千差万别，大相径庭。波普尔深刻指出，观察渗透理论，一个人从观察与阅读中看到什么，不仅决定于观察阅读的对象，而且决定于观察者或阅读者的思想理论及知识背景。千百年来，有无数的读书人读过中国古代文献《甘石星经》，却惟有席泽宗院士从书中发现中国人早在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木星卫星之前1500多年，即已用肉眼发现木星的卫星。其中的奥秘只在席泽宗院士有深厚的西方天文背景知识。
我希望年青的朋友们在浏览欣赏丰富多采的网络信息的同时，结合自身特点选择若干经典著作认真阅读，日积月累，定见成效。届时再用思想理论武装起来的头脑观察世界、浏览网络，见识感受自有新意，智慧女神自会青睐。
阅读，让时间看得见，遇见最好的自己，邂逅有缘的你，把你的阅读心得与大家分享，让知识在流动中实现价值跃迁，共同学习，快乐学习，欢迎加入我们的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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