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焦山石窟寺（七）

四、法果奉诏筑须弥

话说，那时中山国境内的赵郡（今河北赵县），住着一位出名的高僧，法号称法果。以“诫行精至”又能开坛讲法，而远近闻名，尤其在石邑（今石家庄一带）影响很大。拓跋珪在去年兵出井陉时，就听到大师的名声。而今拿下了中山国，就以大礼把法果请到平城。

这位法果和尚，是汉人，有儒学功底，四十来岁才出家，可以说是一位“半路和尚”，但是他兼具儒学与佛学的双重功底，又加上有曲折的社会阅历，故而通晓世故，成府甚深。由此而产生了对佛教的独到见解，那就是：要想发展佛教，必须依靠政权。皇帝就是当今如来。礼拜天子就是礼拜佛陀。他说：“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正是由于他有这样的见解，所以和拓跋珪很谈得来。对佛教有卓越的贡献。

法果和尚在佛教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贡献，就是僧徒可以“礼拜皇帝”。这在佛教史上一件大事。僧徒（沙门）是否“敬礼王者”？当时在南方东晋的朝野，曾经争论了几十年，而且已经有了结论，最后敲定为“沙门只礼拜佛陀，而不礼拜人王”。这个结论还是由东晋权倾朝野的桓玄拍得板。没想到，南方僧徒们好不容易争得的胜利成果，轻易地就让北方的法果给否定了，的确震动很大。正因为如此，法果和尚在南方僧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叛逆者”，所以在南方僧人编撰的《高僧传》等文献中，对法果只字未提。这里谈法果，只限于《魏书》中的点滴材料和平城考古的一些蛛丝马迹。还真的难以塑造一个完整的法果和尚。

不过法果和尚在平城的建树，不仅是佛教史中的重要事件，而且也是大同历史文化的重要标志。当我们弄清楚了天兴元年的三大佛教建筑中的两项以后，非常有必要弄清其第三项——须弥山殿。这个任务就由这篇《话说焦山石窟寺》来说说清楚吧。

话说皇始二年冬天，拓跋珪平定了中山。第二年（398）正月，车驾从中山出发，经过赵郡，（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时候会见了法果和尚），然后到达邺城。拓跋珪非常欣赏当年曹操建筑的宫城台榭，还产生了定都的意图，（很有可能法果和尚在他耳边说了些邺城不宜建都的话），他就改变主意只设置“行台”，并留下五千人马镇守邺城，然后就回到他的匈奴故地盛乐城去了。六月，拓跋珪在盛乐下诏讨论国号，大臣们的意见是“启基云代，应以代为号”。而拓跋珪用了崔宏的意思（也许还有法果的意思），认为：我们鲜卑人的远祖，发祥于“幽都”，仅仅是一个远方的小国，现在虽然登上了王位，但是还“未定九州”，今天既然已经“扫平中土”，应该看得更大一些，国号应该称“魏”。（魏者大也）

国号一定，立马在七月就迁都平城，（选择平城为都也可能有法果和尚的意见）。到了平城以后自然是：“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经过半年的努力，已经把个不大的汉平城建设成皇宫气象了。就在那年的十二月，拓跋珪登临新建的天文殿，接受太尉、司徒进献的“玺、绶”，和百官们的“三呼万岁”。拓跋珪一高兴，下令“大赦、改年”。于是从这一年起，就改为“天兴元年”。（但据《南齐书》记，北魏的这一年还称过“天瑞”。那么大概拓跋珪在平定中山时，获得那些玺绶、图书、府库、珍宝、簿列，之后，认为是天降祥瑞，有可能在回到盛乐不久就改年号为“天瑞”了。十二月的改为“天兴”可能是这一年第二次改年。）

在拓跋珪营建宫室的同时，法果和尚也没有闲着，他大概踏遍了平城周围的山山水水，为佛教建设，相风水、审地利，做到心中有数。果然，拓跋珪就在这一年，在迁都平城后的繁忙事务中，下达了那一道兴建佛教建筑的诏书，（不能排除其中有法果的建议）。其全文曰：

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纵遗轨，信可凭依。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休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这个“有司”自然就是法果和尚了。他是北魏历史上被皇家敕封的第一任“道人统”，“道人统”既是官职，又是一级国家机构，专门管理全国的僧徒。当时是一个很有实权的机构和职务。

当法果和尚接到诏书以后，他的才能和用心，就充分显示出来了。法果和尚作了一个完整的规划与部署，魏收按照他的建设程序在诏书之后作了记录：

是岁，始作五级佛图（塔），耆闍崛山（洞），及须弥山殿（殿）。加以绘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

这些建筑，在刚刚创立的都城中，必然格外耀眼，所以史家给它记了浓重的一笔。可惜历史无情，没过多久它们就被毁坏了。但是虽然经过千百年的风雨，毕竟还是留下一些斑驳的遗痕。近年逐步觅到了文献记录的这些建筑遗迹。

那么这些建筑在哪里呢？

1、五级佛图（塔），在平城内城之舍利坊。今天上华严寺大雄宝殿的丈二台基，就是五级佛图的塔基。北魏太武帝灭佛时，塔毁基存；文成帝复佛时，依其旧址重建五极大寺；辽金时改为大华严寺；明清时分为上、下华严寺。（关于此项考证，在《大同华严寺史话》中已有叙述，这里不赘。）

2、耆闍崛山（洞），在武州山东部，即今云冈石窟的第3窟。是取意于印度灵鹫山之洞窟象征，它是以释迦牟尼坐禅、成道，及其徒众集结于其洞窟而称著的。法果是利用武州山的原有的天然岩洞，加以整修而成的。然后在其迤东一带创建僧舍，以安置僧徒，成为僧寺。明元帝在京邑四方建寺时，把这里建成“通乐寺”，延伸到今第1、2窟一带。太武帝灭佛时，通乐寺毁，而耆闍崛山之洞窟存。文成帝复佛后，大约在献文帝时，于第3窟前建“灵岩寺”，而成为“武州山灵岩石窟寺”，并成为武州山所有石窟寺之总代称。北魏迁都洛阳后，于景明至正光间（500~525）在第3窟内补刻了三身造像，保留至今。（关于这些考证，在《云冈石窟文化》与《话说云冈石窟》中已有叙述，这里不赘。）

3、须弥山殿，建在车论山（即今天的焦山）。用以安置比丘尼，而成为大尼寺。对这个建筑以及它的所有情况，至今还没有见到详细论证，这次这本《话说焦山石窟寺》就说说这个问题。

从现在的地理位置来看，平城（大同城）距离武州山（云冈）是三十里；而武州山距离车轮山（焦山）也是三十里。这就是说，法果的三大建筑，取得是各距三十里。这个“三十里”还是确有讲究的：佛教经典中经常使用的距离单位是印度古老的单位，叫做“由旬”，一由旬等于古印度的三十里（也有佛经说是四十里）。而这个“三十里”，又恰好与中国“一舍”的距离单位（中国古制军行三十里为一舍）相吻合。至于古印度的一里与古中国的一里是否相等？我不知道。法果是不是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是这个“三十里”与这里的自然地理情况是巧合了。看得出这正是法果来到平城以后，对周边环境勘测与选择的结果。（未完待续）

杰之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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