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陶行知的上海时光

上海故事周末茶座 • 2022-01-15 • 阅读 1251

陶行知逝世的地方，13号3楼

上海余庆路过去叫爱棠路（EdenRoad），至今小区门口有“爱棠新邨”几个大字；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先生在弄堂深处146弄13号3楼突发脑溢血病逝。上海，留下了陶行知先生最后的人生呼吸。

在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

陶行知逃到上海，住在静安寺路和赫德路交界处的好朋友程霖生家中。风声更紧了，政府在晓庄被捕的人士中查出共产党员，认定陶行知是幕后指使者，于是加紧了对陶行知的追捕。陶行知悄悄地转移到虹口，躲藏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书店。不久，1930年一个早晨，程霖生派人来悄悄地告诉陶行知，情况紧急，请他尽早离开上海。于是，陶行知悄悄地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

1930 年年年底，好消息传来，政府撤销了对陶行知的通缉令，他于1931 年春天回到上海。

《申报》老板史量才聘请陶行知、黄炎培和戈公振为报馆顾问。在1931 年至1934 年间，陶行知参与策划、修改和撰写《申报》的时评。1931 年9 月2 日至1932 年年初，他以“不除庭草斋夫”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开辟“不除庭草斋夫谈荟”专栏，总共写了104 篇文章。

陶行知更渴望做的事，是回南京恢复晓庄师范学校，但已无可能，他决定利用庙宇、公共场所或民房来办学，继续推广平民教育。

1932 年春天，陶行知在沪太路孟家木桥车站看到一座古老的红庙，于是利用它作为校舍，创办一所新型学校山海工学团。1932 年（民国21 年）10 月1 日，山海工学团正式开学。

农友问啥叫山海工学团？陶行知解释道：“一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处在宝山、上海之间；二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山海关危急，取名‘山海’有共赴国难的意思。为什么叫工学团呢？工就是做工，靠自己生产劳动来养活自己；学，就是学习，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团，就是大家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生存权利。我们学校招生原则就是来者不拒，不能来者，送上门去。”

农友们对山海工学团响应热烈，于是，先后有青年、儿童工学团、养鸡、养鱼、棉花工学团等十几个工学团成立，有数百人入学学习。

陶行知带领教师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相处融洽亲切。

“大家都觉得陶先生讲的话，就是我们农民心里要讲而又讲不清的话。经他一指点，便豁然开朗了。所以，陶先生每到村里来，农民不管是男是女，或老或少，都热情地围拢去，无拘无束地跟陶先生有说有笑，亲如一家人。”一位当事人回忆道。

1932 年6 月，陶行知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永裕村创设了一所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推广科学教育，该校直至1935 年因经费无法维持才停办。

1933 年秋天（民国22 年），棉花工学团成立，陶行知、张劲夫担任顾问，他们把新棉种迅速推广到整个大场地区，还有附近的顾村、罗店等地。

从1932 年起，陶行知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团等，同时创造并推广“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

1934 年1 月28 日，陶行知在儿童工学团大会上正式提出“小先生制”。小学生制就是四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当小先生，在校帮助低年级同学和参加学校管理，回家则给父母兄姐上课。陶行知还编印《小先生丛书》。

陶行知前往杭州、萧山、南通、无锡、淮安、南京、天津、济南、九江和汉口等地，鼓吹推广“小先生制”。

小先生

有个在静安寺电车站卖报的报童申广圣年老后回忆：我们看到一位穿粗布长袍戴眼镜的先生，笑嘻嘻地主动走上来买报。一份报4 个铜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角或二角，都不要报童找零头。他还对报童说，“你们不都是逃荒来的吗？国家现在穷得连灾民都接济不了，苦了你们这些小朋友。”十二三岁的报童听了都感动得流出眼泪。

一天，陶行知在静安寺电车站又遇到报童，问他们什么时候休息。报童说，早上卖《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傍晚卖晚报，中午有空。

“你们把报纸卖给别人，自己看得懂吗？”陶行知问。

报童回答看不懂。

“读了书就看得懂，你们愿意学习吗？”陶行知问。

“没人教啊。”报童说。

“我请一位先生来教你们。”陶行知说，“你们还要教家里人和邻居的孩子，读一课教一课。”

陶行知派了一位十七八岁老师来到报童居住的地方，从上午10 时到下午2 点为他们上课。

陶行知还对大先生和小先生进行培训，每年寒暑假请人来办讲习会，邀请艾思奇、邹韬奋、薛暮桥、田汉、聂耳和冼星海等人，前来主讲时事、政治、哲学和经济等。

陶行知在外日夜忙于普及教育，不料家里发生状况了。

1932 年，陶行知把家从南京迁到上海。1933 年春季的一天，大儿子陶宏突然失踪。陶行知十分焦急，四处打听，均没有消息。他想会不会儿子出事住进医院了呢，于是赶到红十字医院，果然看见了儿子。原来，他骑自行车被一辆汽车撞倒，当场昏倒在地，被路人送往医院，经过两三个月才恢复健康。

不久，母亲曹翠仂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陶行知和儿子陶宏在医院日夜守护。他晚上让儿子睡在床上，自己打地铺。那天深夜，母亲病情急剧恶化，陶宏跑去叫医生，医生还没有赶到，陶行知已经看到母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山海工学团、多个学校和陶行知的朋友和学生都送来花圈，陶行知对大家说，如果送钱他是接受的，因为办学需要钱。陶行知捐献了为母亲储备的10 年保险费1000 元，买了一架便携式电影放映机赠送给山海工学团。

陶行知山海工学团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从1932 年“一•二八”到1937 年“八•一三”，“山海工学团”先后在红庙、沈家楼、萧场、赵泾巷、朱郭家桥和孙宅等村庄开办了6 个分校；帮助农民建立了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以及幼儿园和农忙托儿所。硕果累累，蔚为壮观。

山海实验村学校牌匾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工学团所在地区成为中日战区。“山海工学团”被迫停办，部分师生撤退到上海租界，组织里弄工学团；部分师生参加了战地服务团。

中共建政前，山海工学团在沈家楼复校。1949 年10 月，山海工学团改为公办制，更名为山海实验乡村学校。1951 年8 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将山海实验乡村学校改名为上海市行知小学。1953 年，大场镇北郊的育才学校正式更名为行知中学。

人们怀念陶行知，1986 年在山海工学团旧址兴建了陶行知纪念馆。走进纪念馆，就看见陶行知的塑像，还有雕刻在围墙上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12 个大字。笔者在馆内看到了300 多件图片资料和实物，看到了陶行知献身教育事业的一生。　

作者摄

在生命的最后100 天

1946 年4 月11 日，陶行知离开重庆，回到阔别10 年的上海。

陶行知借住在一家饭店三楼，在8 平方米的亭子间开始勾勒新的教育蓝图。他一面忙于育才学校的迁校和筹办上海社会大学，一面积极参与领导民主运动，承担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他在3 个多月演讲100 多次，同时积极筹组“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

1946 年4 月21 日，陶行知在育才中学演讲《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24 日，在储能中学召开的上海教育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讲；他还在大任小学、圣约翰大学、大同中学和沪江大学等演讲。陶行知重申“民为贵，人民第一，一切为人民”和“天下为公，文化为公”；他特别指出，教师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6 月23 日，以马叙伦为首的“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请愿团”要到南京请愿，上海10 万人在北站集会为他们送行。陶行知走上大会主席台发表演讲，讲到激动处振臂高呼：“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

马叙伦等11 名代表在南京下关下车，遭到了一群暴徒围殴。中央社、《中央日报》把这一事件说成是“民众冲突”。25 日，上海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陶行知在会上发表谈话，严正指出：殴打民众代表是政府中某团体所主使。反动力量已逐渐将三民主义变为法西斯的组织。如果美国仍继续支持国民党，那么只能鼓励法西斯分子打内战。他要求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铲除中国法西斯的斗争。

第二天，上海的英文大报《字林西报》，以《陶行知博士为下关事件等问题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为题，报道了陶行知的谈话。

7 月12 日，知名人士李公朴在昆明遭到暗杀，陶行知闻讯后奋笔写了一首挽诗，题为《追思李公朴先生》。他在诗中写道：“你争取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你争取和平，反对中国人杀中国人。杀你的人是杀民主，杀和平，杀害中华民族的生存！这一颗凶恶的子弹不是打你一个人，是打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身。”

7 月15 日，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杀害，郭沫若、翦伯赞等人提醒陶行知，他已上了暗杀名单，当心黑枪。陶行知坦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

李公朴先生

闻一多先生

陶行知先生

7 月16 日，陶行知写信给育才学校的师生。他在信中说，他的生命有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他提议“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来顶补”，因为“只有肯为民主牺牲，中华民族才能活得下去”。他告诫育才师生说，平时要以“仁者不优，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的美德相勉励。这封信成为陶行知的最后遗言。

面对暗杀传言，陶行知搬到老朋友任宗德的家。

1946 年7 月25 日早晨，任宗德见8 点钟已过，可陶行知还没有下来吃早饭，就叫人上楼请。那人上去就奔下来说“陶老师犯病了”，任宗德赶忙跑上楼，看见陶行知半躺在卫生间里的地上，满面通红，大口喘气。任宗德赶忙拨打多个电话。

一会儿，沈钧儒和他的医生儿子沈谦过来了。他抢救后说，陶行知是突发脑溢血，送医院瑨不及了。大家把他抬到床上，在他额头上敷上冰毛巾，期待奇迹的发生。

12 点30 分，陶行知逝世了。

中共驻上海代表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赶到了，周恩来握着陶行知尚有余温的手，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我们一定要争取全面的永久的和平，并实现民主来告慰你……”

沈钧儒先生

周恩来

报纸新闻

1946 年10 月27 日上午9 时，上海震旦大学礼堂内外聚集了4000 余人，陶行知追悼会在此举行。陶行知生前的好友、社会各界名流和美国友人，分别从上海、北平、重庆、南京等城市赶来。

礼堂舞台上正中，安放着陶行知的巨幅画像；台口横向悬挂着蓝底金字匾额，上书“民主之魂，教育之光”；两旁挂有“天下为公，文化为公”和“满腔热血为民主千秋自有定论，毕世功勋在育才万代长出新苗”的挽联。

追悼会开始，在哀乐声中来宾纷纷脱帽默哀致敬。

追悼会主席陈鹤琴致辞：“陶先生是近百年来的大教育家……他认识‘人’有无穷力量，所以发动学生儿童来推行教育。他创造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以至去年提倡的‘民主教育’，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他是万世导师。”

史学家翦伯赞介绍了陶行知的生平：“……家境清贫，借债赴美留学，先后入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为名教育家杜威所器重……”

与陶行知共事5 年的美国友人艾德甫先生用中国话说道：“……纪念他，我们要联结起来，为他所生活的、所努力的、所死的教育事业而奋斗！”

一位山海工学团的农民上台讲述：“我们得到陶先生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叫他做老先生，他叫我们做老朋友。他首先叫我们一面读书，一面做工……”

一名15 岁的女孩上台就放声大哭，她呜咽着说，“陶先生天天出去募捐，来维持学校，人家说：你算了，你关了门吧！这不是抱着石头在游泳？他说：不，我是抱着爱人在游泳，愈游愈有希望，愈游愈有办法……”

陶行知逝世后，延安各界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的悼词。

先前，陶行知以民盟中央领导成员的身份，参加重庆民众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毛泽东的庆祝会。毛泽东飞返延安时，陶行知代表民盟中央前往机场送行，并与毛泽东、陈诚、张治中等在机场合影留念。

1946 年12 月1 日清晨，陶行知灵柩由上海运往南京晓庄公葬。

中国近代多灾多难，“教育救国”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一个梦想，陶行知一生都在为中国教育探寻新的发展之路，并30年如一日践行他的平民教育。他的理念，他的实践，丰富了中国教育史并放射散出一束独特的光芒。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为民主大胆发声，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人格光彩，为他的人生添上了最后一抹光彩。

人物档案：陶行知

陶行知（1891 年10 月18 日－1946 年7 月25 日），安徽省歙县人，教育家，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陶父母生育一子二女，仅有陶行知和陶文渼长大成人。

陶行知字世昌，本名陶文濬，因欣赏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說改名为知行，后来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为行知。

陶行知于1909 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赴美留学。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

1917 年秋，陶行知回国。他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和南京安徽大学校长等职。

1923 年他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6 年，他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于1927 年春舍弃教授生活，在南京郊外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32 年起，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和“晨更工学团”等。1936 年7 月到1938 年8 月，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前往国外宣传抗日救国和考察教育，足迹遍及欧、美、亚、非4 大洲28 个国家和地区。1938 年10 月，陶行知回国抵达重庆。1945 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1946 年7 月25 日，因病逝世于上海，享年5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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