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银行极简史
金城银行外景(张翔 提供)
(一)沿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北洋军阀政府财政上对银行资金的需要,刺激和促成了金城银行的创立。该行成立于1917年5月15日,是中国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被称为“北四行”的主要支柱。
金城银行的发起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军阀、官僚及他们的代表人:
安徽省督军倪嗣冲(以其子倪幼丹出面)
安武军后路局督办王郅隆
陆军次长徐树铮
天津造币厂监督吴鼎昌
长芦盐运使段谷香
山东财政厅长曲荔斋
陆军部经手发放军饷的陈星柚
另一类是与军阀官僚有联系的交通银行当权人物:
总行协理任振采
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
总行稽核课主任周作民
前一类人拥有雄厚的资力,而后二类人又有管理银行的实际经验,这两类人结合起来使金城银行的资本较一般银行充实,揽取“达官贵人”、“军政机关”,存款门路广,买卖投机公债消息灵通,同时还能取得官僚资本的交通银行的特殊帮助。该行设总行于天津,“名曰金城,盖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也”。
1921年,该行与盐业、中南两银行组成三行联营事务所,实行部分联营;翌年,大陆银行亦加入,遂成为四行联营。1936年1月,金城银行总经理处迁移上海,天津改为分行。1951年金城银行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等五家银行组成“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并于1952年12月参加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与其他银行、钱庄一起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金城银行内景(云飞 提供)
(二)机构和领导者
该行组织机构分为总经理处、总行、分行、办事处。除各行在当地分设的办事处经营各该行的一部分业务外,总行、分行、办事处均由总经理处指挥监督,编制除董事、监察人外还设置总经理、协理;经理、副经理;稽核长、稽核。总经理、协理由董事会聘任,总经理代表全行办理对外事务,除有特别规定须报告董事会外,对于全行营业及任免职员,有权处决一切事务。总行、分行各设经理一人,主管各该行一切事务,总经理有权指派稽核长或稽核兼各行执行经理、副经理职务。经理、副经理所做各项交易,均按总经理的计划及命令执行,遇有重要事项及放款在l万元以上,无论何种性质,均先须经总经理的许可后方可执行。
该行第一任总董王郅隆,董事梁士诒、朱宝仁、段永彬、倪道杰、徐树铮、任凤苞、倪道煦、魏联芳、王景杭、曲荔斋、吴鼎昌;监察人为胡筠、郭善堂;总经理周作民。1919年梁士诒当选董事,倪道煦去职。1920年王郅隆改任董事,梁士诒当选总董,朱宝仁、魏联芳任董事;吴鼎昌担任监察人。1921年郭善堂去职由郑凤藻接替。1922年梁士诒改任董事,朱宝仁担任总董。1923年梁士诒、徐树铮去职,吴鼎昌当选董事。1924年陈国栋接替郑凤藻监察人职务。该行创始人之一周作民,在创业初期虽然股份很小,直至1929年才被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的董事,1935年才被选为第八届董事会的董事长,但从建行至全国解放始终担任该行总经理职务。
从1921年始,该行内部分设业务、会计、文书三科。1931年在上海设展业科。1932年增设储蓄科。1934年因业务课迁沪,裁展业科。1935年又添设证券、仓库两科。1936年1月总行与总经理处全部迁沪,总经理下设事务、业务两部,并另设稽核、秘书、顾问三室。各分行设营业、会计、出纳、文书、庶务五课。
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金城银行大楼(王泰 拍摄)
(三)资本
金城银行在1917年创立时,资本额定为200万元,实收50万元。1919年1月收足200万元后,又将额定资本增为500万元,至1922年3月收足。金城银行资本来源中,军阀官僚的投资所占比重很大,创办时占90.4%,收足200万元时还占82.1%。1922年资本收足500万元时,工商业者、金融业者及一般散户的投资大大增加。工商业者投资增多,是由于部分军阀官僚旧股东不能按比例增认,而总经理周作民也有意识地着重吸收一般中小产股东,以便摆脱几个大股东的约束,同时他又处心积虑地以本行资金收购股份充作所谓行股。1923年,该行资本再增为1000万元,至1927年4月实收700万元,此时行股达到89.8万元,占资本总额的12.84%,1935年更占19.24%,而新旧军阀官僚的股份仅占总额的16.88%。全国解放后,金城银行遵令增资为人民币115200万元,其中天津分行2400万元。
原金城银行天津伦敦道(今成都道)办事处,现工商银行某支行(王泰 提供)
(四)分支机构
1917-1940年金城银行机构设置
设立年份机构名称
1917北京分行、上海分行
1918汉口分行
1919天津东马路办事处、蚌埠办事处
1920南京下关办事处
1923郑州代理处
1927大连分行
1929武昌办事处
1931上海静安寺路办事处、天津梨栈储蓄分处、哈尔滨分行、南京分行、苏州办事处、青岛分行、上海曹家渡办事处、郑州办事处、北平东城办事处、上海八仙桥办事处、青岛山大办事处、上海北四川路办事处
1933南京城北办事处、苏州胥门办事处、常熟办事处、长沙办事处
1934北平西城办事处、北平南城办事处、上海西门和平路办事处、定县办事处、潼关办事处、许昌办事处
1935新浦办事处、北平北城办事处、新乡办事处
1936天津分行、广州分行、重庆办事处、广州惠爱路办事处、香港办事处、同里办事处
1937彰德办事处、上海霞飞路办事处
1938上海愚园路办事处
1939天津伦敦道办事处
1940天津河东办事处
金城银行徽章(抱一 提供)
(五)营业范围及规模
1.存款
金城银行创建后,由于资本雄厚和锐意经营,存款业务开展很快。1917年至1920年存款由404万元增至1198万元。其存款来源大多为军阀官僚和机关大户,定期存款的比重也愈来愈大。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工商业萧条,国民政府增发公债引起银行信用扩大;1933年“废两改元”后,钱业衰落;金城银行巧妙利用以上因素大力扩展业务。1934年和1936年,存款总额分别达到14000万元、18000万元,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全国私营银行之首位。抗日战争爆发后,金城银行业务重心转移到南方,其存款业务日渐萎缩。1937年该行存款总额为3亿元,但存款性质已发生了变化,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比率分别为70%、30%。至1948年12月,活、定期存款的比率分别为93.08%、6.92%。
金城银行天津分行东马路办事处活期存款折(抱一 提供)
2.放款及投资
金城银行对工商放款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放款集中于少数重点户,主要投放于与投资有关的企业和自营企业。第二,在工业放款中,主要投放于四个行业;即棉纺织、化学、煤矿和面粉工业。金城银行对化学工业放款主要对象是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永利试制洋碱时期,该行曾单独予以60万元巨额放款进行扶植,使水利公司的“红三角”牌纯碱进入国际市场。1937年6月,该行对永利的放款高达245.5万元。此外,金城银行还对煤矿、面粉厂、纺织厂都曾有过巨额放款。从30年代起,金城银行的投资也逐渐增多,1934年后尤为显著,到抗战前夕的1937年6月,投资金额为1000.3万元,比1927年的164万元增加了5倍多。投资95个单位,其中工矿及交通运输企业59个,商业及金融业34个。
此外还为靠拢四大家族,而在他们的企业入股并投资其子公司。除重点投资外,金城银行还利用资金的方便,直接设立自营的附属企业,主要有经营商贸的通成公司、专营公债买卖的丰大号和太平保险公司,其中太平保险公司后来成为华商保险业的“巨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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