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气长存│我的一篇小说找到了杨运烈士的家乡

我的一篇小说找到了杨运烈士的家乡

作者 高作智

1976年10月,共和国的天空,阴霾一扫,天展清华。党中央远见卓识,及时地提出了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号令。我想起了在我县人民心中享有盛名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区长杨运烈士,想根据他不仅在刑场上大义凛然,而且在被围剿到最后一个人,失去党组织监督的特殊情况下,到老乡家里借红薯打欠条等故事,写一篇小说,以歌颂一位老八路的传统作风,鞭策现代那些淡薄军纪的带枪的人。于是,小说《带枪的人》很快在辽宁日报上以相当重要的位置和篇幅发表了。这是1977年12月12日的事情。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为老一代树碑立传”等奇谈怪论,仍如一条条带血的鞭子,在我书案面前晃来闪去。《带枪的人》本来写的是杨运烈士真实的事情,我却把心目中多年崇敬的名字隐藏起来,用谐音“杨云”代替了。然而,当我打开报纸一看,杨云的“云”字被编者加上了两笔,变成了“运”字。久病者偶遇良医,我顿时愁云一扫,暗暗感激报社富有经验的副刊编辑部主任吕秀珍的胆略和才智。这绝妙的两笔,不仅使这篇小说对我县人民增召了浓厚的阅读感情,而且,引来远方的一封使人震惊的书信。

1978年1月8日,辽宁日报转来了河南偃师县缑氏公社官庄大队杨万现同志写给辽宁日报编辑部的信件。书信中说,他的哥哥一九三九年(当时十五岁)秘密参加革命,一九四五年以后至今下落不明,看了小说《带枪的人》,觉得其中人物杨运,从名字、年龄、经历都很像他的哥哥……辽宁日报让我实事求是地给他回信。

我一时无法按捺自己激动的心情,我是在杨运区长战斗过的熊岳望儿山下度过童年的,他的英雄传奇最早活动在我天真烂漫的心地,我县不仅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乡镇,而且采取多种形式号召人民群众向他学习。在多次办展览馆的过程里,不知有多少同志为他的出生地点和前段革命经历不详而苦恼过。被学习了32年的英雄区长,至今不知他家谓何乡,亲眷何人,实在使纪念他的人忧心难平啊!如果真的书信者有据,岂不万人同欢?事情就从这里开始了。

32年郁闷,一朝崩发;寻人之情如雷霆电闪,两个月中,我与杨万现往返信件18封。

39岁的杨万现,说他的长兄原名叫杨万洪,1924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父亲是个穷机匠,父母靠卖工织布维持全家生活。哥哥从小一边念书一边过早地承担着家里父亲干不过来的活计,14岁时小学毕业,因无钱升入中学而被留校当一个幼小的堂役,不仅敲钟杂役干得出色,还经常跟他的地下党员老师焦宗海偷偷地学些革命道理。由于这所小学是共产党的地下党支部,就更加用心地培养了小万洪。

1939年的冬天,万洪带着焦宗海老师给写的秘密介绍信,悄悄跟父亲说,他要到延安去。父亲看他年龄太小,制止着他;而他却说:“你不让我去,我就偷着跑。”父母劝说无果后,在一个雪天,父亲借了两块银元,母亲把介绍信缝在他破旧的棉袄襟里,父亲领着15岁的万洪,冒着风雪走了40多里乡路,从县城上车,孤身一人投奔延安去了。这所有的一切,全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后来在万洪给家里的信中知晓,先是在八路军在安吴堡办的青年训练班学习,后到陕甘宁边区搞青年工作,并改名杨运。1945年春天,杨运给家里写了最后一封信,说他将跟随部队赴东北开辟敌后工作,从此便杳无音信了。解放后,家里曾给东北人民政府写信查找,得到的回信说,到东北来的青年千千万万,无法查寻。

杨万现还介绍了他的家境,1953年曾挂过军属光荣牌子,1956年终因无根据而被摘掉,庄里舆论纷纷,不少人以为杨家子弟在外做了恶,侄子参军被说成社会关系不清。父亲6年前带着无名的苦衷去世,76岁的老母因儿子参军无人证实而整日哭哭啼啼,出嫁外庄的万洪的两个妹妹,也年过50,对此无能为力……

一种革命的责任感在急剧地催促着能够为此而尽力的人们。不久,我接到了杨母保存了39年的一张一寸免冠照片,这是万洪小学毕业时为贴毕业证书而拍摄的,我如获至宝,拿着它在熟悉杨区长的同志中间辗转,向人们突然袭击着:“你看这是谁?”人们捧着那张14岁少年的照片,一下子都愣住了:那圆鼓脸,尖下颏,肿眼泡,长眼角,厚嘴唇,那微微蹙起的眉心,现着端庄、刚毅、倔强的神情。这是一张多么熟悉的面孔啊!看过照片的人都惊喜地回答:“这不是杨运吗?!”“杨区长,我们又见到你了!”同志们的惊喜,变成了我把事情办到底的力量。我又到有关同志那里,取来了保存三十多年的杨运区长在东北的一张全身照片进行核对。尽管这张照片是从集体像中裁下来的又进行了翻版,面孔不十分真切,而且与前一张照片相隔七岁,但那脸形、嘴角、鼻梁还保持着少年杨运的特点。出于慎重,我又将第二张照片寄给了杨万现同志,让他们再辨认一下。76岁的杨母捧着这张照片,热泪夺眶,像见到儿子一样,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说:“万洪,万洪啊,这回可把你找到了!”为了长久地看到儿子,老人特意让万现到公社照相馆翻印了一张,永久地珍藏起来。春节将临,为了给他们一点安慰,我又寄去了一张一群少年儿童在老师率领下,在杨运烈士墓前悼念烈士的照片。

这一年,杨家过了一个特殊的春节。晚上,全家召来亲友,围坐在一起,一边亲昵地端祥着杨运的遗容和陵墓照片,一边朗读着辽宁日报上的小说《带枪的人》,读到杨运英勇就义的场面,失踪的悲苦,就义的威壮,信息的喜悦,一并化作一行行热泪。然而,革命的代价,需有革命的报偿,那就是要由人民政府发给他们一个光荣牺牲的烈士证明。于是,我在王德明同志和民政局同志的支持下,把手中的全部资料全盘托出,端到了县委领导面前。县委领导十分重视,马上责成民政局组成了专案组。很幸运,我被认定为重要知情人被吸收到三人专案组里,1978年5月,使我有机会踏上了烈士故乡的土地,闻到了别有特色的桐花香。

14岁的河南少年杨万洪,和22岁的东北杨运,中间7个年头的步履空白,要有数个证人证言来填补,这是个任务量很大的工作。

民政局的两位同志首先在东北找到了杨区长的通讯员、区里共事的同志及他的上级领导,这些感情挚密的同志,除了对少年杨运的照片给予果断地肯定和对区长深切怀念之外,我们还得到的是:区长在闲唠时只说过一次,他是洛阳人。我们觉得,一位远涉千里来到东北的异乡人,以此称原籍倒也不算不贴切,因为洛阳同偃师县城只有六十里之遥。

在同年春麦铺黄的季节,我们踏上了河南省偃师县平坦无垠的沃野,在该县民政局协助下,根据杨万现信中多次提供的线索,在河南省境内像箭一样打来打去,经过26天的征程,终于找到了介绍杨运去投奔革命、在陕北工作及开赴东北的一个个证明人。但是,官庄的杨万洪到陕北改名杨运,尚未得到证明,需要到官庄去,这是我们早就梦寐以求的事了。

1978年6月19日,我们来到了缑氏公社官庄村。在大队里召开了杨运同伴们的座谈会,有的是当年同他一起念书的学友,有的是当年杨运常常去借宿的老邻,有的是经常替父亲读他从陕北寄到家里的信、对杨运更名至今记忆犹新的乡亲……他们共同回忆了杨运孩提时代的质朴、勤劳、刚毅、早熟的性格,又核实了两张照片的共同特点。听了我们介绍的杨区长斗争事迹之后,他们既为失踪三十二年的同伴,在外竟做出了惊天动地事业惊奇不已,也为家属多年受到的冷遇而感叹万分。

在我们吃午饭和休息的时候,有一位瘦削的中年人,为我们殷勤地跑上跑下,始终不即不离。看得出他那强烈抑制着的笑容总是冲开他那宽厚的嘴角,偷偷地流露出来,表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感情。我不禁向大队干部问道:“杨运的弟弟杨万现来了没有?”大队干部咯咯地笑起来,指着那位瘦削的中年人道:“就是他。”

想不到站在我们面前,满口河南乡音的人,就是与我通了十八封书信,盼我们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似的英雄区长的弟弟杨万现。32年积压的语言一下子迸发出来,民族的的礼节限制了我们拥抱的欲望,热泪模糊了彼此的眼睛。

英雄的母亲就住在西院啊!我县人民32年的会亲愿望,难道就被一道墙隔住吗?不能啊!我们决定同该县民政局的同志商量,改变他们结案后再拜见家属的建议,在晚上离去之前,要拜访英雄的母亲,他们最终同意了。

一堵高高的灰色砖墙左侧,是一座几尺宽的牌门楼,这是河南乡里古老而普通的民宅样式。

推门而入,是一座不太宽敞的庭院,迎面被东厢苫墙所挡,左拐见西厢,身后是南屋。杨运区长的母亲已换上新浆洗的白色偏大襟短袄在南屋里等我们了。她见了我们,好像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妈妈,您老身体可好?”

“好!好!你们可来了!”

老人热泪纵横,听说我就是《带枪的人》的作者,激动得一下子扑到我身上,抓我的手,抓我的胳膊,看我的模样,似乎看到了她多年未见的亲人。

“你就是我洪(那里乳名简称一个字)工作地方的人,你跟俺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跟俺洪那么好……”

老人很重的河南乡音已泣不成声。她把小说的第一人称写法当成真的人物关系了,我没有解释,因为我县人民不都是怀着一颗同小说中的“我”一样的心吗?

接着,我们把解放后我县如何多次进关查找杨运区长的故乡,如何把他树为楷模,而今一旦知道了消息,县委马上就派人来了等等,一一告诉了她,安慰她。

老人揩去眼泪后说:“我洪为革命死了,俺乡不知道,我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你们证明他在外边没干见不得人的事就行啊!”

一生无他想,但求身后名。老人像区长一样刚强,对失去儿子的待遇毫无奢想。

我们安慰老妈妈说:“我们全县人民都想来看看您,您的儿子为国捐躯了,但您的儿子还有成千上万!”

1979年6月,经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盖县民政局正式向杨运区长的家属颁发了为革命光荣牺牲的荣誉证明,并把杨运在我县的英雄壮举用书面形式详细地报告给偃师县委。官庄召开了庆祝大会,还请了戏班子唱了三天大戏,杨运区长的英名在故乡的土地上大放异彩。

1982年4月5日清明节,英雄母亲冯玉歌已八十一岁高龄,在次子杨万现和大队长杨公水的陪同下,千里迢迢,从麦田浮翠的伏牛山下,来到这杨柳依依的盖县,我同妻子到火车站把他们接到家里招待早餐,接着,县委领导热情地接见了英雄的母亲。在以烈士命名的杨运公社举行的盛大扫墓仪式上,千百名群众自发地涌向烈士墓前,同老人一起向烈士的英灵致哀。

老人哭了,但当她听人给他诵读碑文的时候,她又擦干了眼泪,看着花岗岩石垒成的台阶和陵墓,上面覆盖着无数个嫣红似火的花圈,满意地向人们说:“儿子行,这里的人也好!”

1982年4月25日 ,《辽宁日报》刊载了头版通讯《三十六年盼今日》,并配发了英雄母亲扫墓的照片。

两年后,英雄的母亲带着安慰,与世长辞。

1987年由我执笔编剧、辽宁电视剧制作艺术中心拍摄的连续剧《杨运传奇》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上映,又给英雄的家乡及亲人送去一分骄傲和自豪。

敬爱的杨区长啊,如果说你在刑场上蔑视罪恶枪口的时候,告慰的是异地广大人民群众,而如今我们又在您的故乡,告慰了您的乡亲和慈爱的母亲,使跳动在新时代征程上的千万颗心,从而解除了内疚。

悬心落地,烈士永垂!

(作者系营口作家协会原主席)

本文选自《营口春秋》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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