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创办北洋医院和医学堂始末
李鸿章像
清军北洋医院旧址（1910年）
修缮后的水师养病院
李鸿章在创办北洋海军过程中，面对这个科技含量高和综合性的近代新兵种，积极倡导“借材异域”，既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舰艇、枪炮，还引进了大量的军事外洋人才，创办了众多的水师学堂，北洋海军官兵军事素质得到大幅度提升，成绩斐然。然而，对作为北洋海军重要后勤保障的军事医疗设施，用力不多，相形见绌，仅在天津、旅顺和威海设立了北洋三所医院和一所学堂，且所雇洋医、洋教习及所收生徒人数也很少，已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军队建设的实际需求，并在甲午战争中弊端凸显。然而，这些医院与医学堂的创建，揭开了中国近代军事医疗卫生事业的序幕，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开风气之先的天津总医院
谈及天津总医院，离不开一个叫马根济（G.K.Mackenzes)的英国人，他是伦敦布道会的一名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位医生，在天津行医时与李鸿章相识。1878年冬天，李鸿章夫人突发病症，郎中说是中风，外邪入侵导致半身不遂。吃了不知多少服药，然病就是不见好。无奈之下，李鸿章让马根济来府一试。6天中，马根济采用了“手摇电机诊治法”，终于挽回了李夫人的性命。
李鸿章从此开始相信西医，并引申出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在天津建一所西医医院？他开始做天津的官僚士绅工作，甚至安排了一场由马根济操刀的“手术秀”。当一个比拳头还大的颈部肿瘤被马根济顺利摘除时，官绅们都啧啧称奇。在李鸿章积极倡导下，社会人士募集了六千银两，再加上他亲自捐赠的四千两，共计一万两银子。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一日，在天津创办一所小型的医院，名为“北洋施药局”。《天津通志》有这样的记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
光绪七年(1881)，中国留美幼童撤回中国，被分发至南北洋服务。此时，美国驻天津领事包地可(W.N.Patick)乘机向李鸿章建议，甄选一批由美返国的学生肄习西医，以留作服务陆海军之用。此议为李鸿章所接受，于是就将“北洋施药局”改组为“北洋医学馆”，并沿用马根济主事，这是中国举办西医教育之始。
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间正式招生，原本计划招收八人，因考生成绩不理想，结果仅录取六人。次年，又招考第二届学生，仅录取四人，皆为香港师范学校出身。光绪十年（1884），再招第三届学生，录取12人，皆由香港中央学校而来，后以英文程度不够，在堂时间较久，其中还有二人转入电报学堂改学电报。
光绪十一年（1885），第一届学生毕业，除两位优秀者留校外，其余都分发至各军舰服役。光绪十三年（1887），第二届学生毕业，也多分发至各军舰工作。次年（1888），马根济逝世，改以第一届优秀毕业生林联辉继任院长。同时，为配合北洋海军的成立，李鸿章又将北洋医学馆扩大编制，改称为“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简称为“天津总医院”。
天津总医院位于天津城外，医院有房屋180余间，并附设学堂教室及宿舍78间，年度经费8300余两。总医院分为三部分：储药处专司购销药料；施医院专管诊治弁兵；西医学堂专管培养医官。西医学堂“挑选生徒分班肄业，俾学成后，派赴海军各营舰充当医官，尤为北洋各医院之根本”。学堂与医院皆为衙门式的古建筑，门楼高大、黑漆大门，各悬横匾一块，分别为“北洋医学堂”和“北洋医院”，二者均系李鸿章所写。李鸿章还为该学堂题写了一副对联：为良相，为良医，只此痌瘝片意；有治人，有治法，何妨中外一家。意思是：对于国家的沉疴就如同医者对于病者痌瘝一样体贴关注，记挂在心；在治病救人还是治国安邦上不妨融合西方的医术与政令法规。
院内组织除援照天津水师学堂及武备学堂成例外，还参考《美国陆军水师施药治病救生章程》酌量变通。设有正副总医官、监督、员司、夫役等。监督（校长）一职仍由林联辉出任，另外又延聘英国医生梅耶士及伊尔文，分别担任内科和外科总医师。为了提升医疗救护水平，梅耶士还特别训练了一支医疗队，分赴各地（或军舰）为海陆军伤病救治，同时也为一般民众看病。
但令人诧异的是，虽名为总医院，但规模小，医护人员少，远远不能满足战时救护的需要，平时只有三名医生，在1895年3月战斗最激烈之时，两个出差，只剩下伊尔文一人独自给二百余伤员诊治，还有六百名伤员行将入院治疗，医护人员的缺乏可见一斑。
光绪十九年（1893），为了满足海陆军对军医日益增长的需求，李鸿章又将原来附设于该院的医学堂再加改组，辟建“北洋西医学堂”，或称“天津医学堂”，以便培养更多的军医人才。第一批招生20名，并订定各项优厚待遇及奖赏，以鼓励学生努力向学。1894年5月，李鸿章奏告光绪帝：西医学堂“所选头、二班学生，分习洋文、医理、讲贯编摩，均能领悟……自天津医院告成，试办至今，著有成效”。在奏折中李鸿章强调创办西医学堂的重要性：“北洋创办海军之初，雇募洋医，分派各舰，为费不赀。是以兴建西医学堂，造就人才实当务之急”。从李鸿章要求审批经费之请，光绪帝下旨：“天津总医院遵照海军章程接续开办，估需经费银两，下所司知之”。然而，计划尚未付诸实施，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1月，旅顺、盖州失守以后，天津总医院就成了清军战地救护的总后方，其救护工作日益繁忙，“受伤兵士现已陆续回津，诊治实繁”。锦州陷落前，锦州医局迁往榆关，同时将伤员分批载回天津总医院。这时天津总医院的伤员已不下二百人，而医生奇缺，“医院向来以西人伊尔文为正医官，华人林鹿棠为副医，麦佐之为帮医官。现在林君随傅相赴东赢，麦君另有差事，只有伊尔文君，奏手为之应接不遑”，更为严峻的是“尚有受伤兵士六百余人，不日可到”。
甲午战后，北洋海军覆灭，李鸿章去职，该学校和医院发展逐渐陷于停顿。
解放前，学校和医院先后拆除。解放后，场地被辟为一路汽车站和无轨电车站起始站的停车场。
先天不足的旅顺和威海水师养病院
旅顺和威海卫作为北洋海军两大基地，至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之时，提督署、兵舍、炮台及机器局、屯煤所等各类军事设施建设完毕，但作为北洋海军重要后勤保障设施的医院尚付阙如。
1888年，为了满足北洋舰队对军医的需求，李鸿章等在奏定《北洋海军章程》中规定创建“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与威海、旅顺水师养病院”。根据《北洋海军章程》，1889年，威海、旅顺两医院相继开办，但规模很小，缺医少药，条件异常简陋。
旅顺水师养病院位于旅顺口区九三路48号，建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建筑面积797平方米，地上二层，古典欧式建筑。该院设中医、西医两个部，为北洋水师官兵服务。由北洋海军提督、水师营务处、津海关道会商派员管理，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海军的大东沟决战中，北洋舰队沉五舰，官兵伤亡数百人，战后返回旅顺军港，伤兵转到北洋海军所属的旅顺水师养病院救治。21日，天津总医院的西医伊尔文携药料赶到旅顺，医治受伤官兵。由于中西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今受伤之华人，在旅顺口医院疗治者共二百五十二员名，大半可期速愈，不必奏刀砉然”。
然而，刚好两个月之后，旅顺于1894年11月21日被日军攻陷，水师养病院遂停办。
1898年3月，俄国强租旅大，把原水师养病院改成旅顺混成（指综合性）野战医院。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后，日本占领了该院，称旅顺卫戍病院。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军接管，仍为驻军医院。
1955年，苏军撤离旅大，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海军406医院。1971年，406医院迁址，此处改为海军招待所（分所）。
威海“水师养病院”位于刘公岛北洋海军提督署东侧的坡地上。医院基址购用民地27亩，建大小房间108间及走廊、院墙等，共用工料银约18万两。在建成初期与水雷局合署办公，1889年夏，李鸿章专门致电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为防止将来战事爆发，养病院“不敷军士养伤之用”，让牛昶昞“速将水雷挪设别处，多留房屋，以备养伤”。
1895年2月3日，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当日军在海角登陆时，有许多中国人员，自谓依法不必留者，遂离去。最奇者，彼曹中有医士，裹伤护士及其他医院中人员”，而这些医护人员于战前离开的唯一理由是“彼等属于道台，而非属于将军或提督，彼乃文吏”。军政当局条块分割、互不隶属、缺乏配合的僵化机制，给贪生怕死之徒临阵脱逃之借口。而他们的离去导致“岛上医护人员缺乏，医疗设备简陋，药品不足，伤兵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在这种艰难形势下，英人泰莱和克尔克医生却坚定地留了下来。“共同工作之七日间，院内惟余予等二人及予仆，偶或暂请仵作之助而已。当此星期之末，轰击最激烈之时，予等镇日革治”，虽然没有麻药止痛，为救士兵的性命，他们埋头苦干，以至于“地上残断之手足堆积渐高”。在战火纷飞中，洋医不仅为伤员减轻了痛苦，也挽救了大量宝贵的生命，西人的责任心与工作热情令人敬佩。
刘公岛水师养病院在以后的100多年的时空转换中，历经战火洗礼、英军租占和日军占据的万般屈辱，原有文物建筑已基本损毁，仅留存下来的5栋建筑也是解放后由驻岛部队所建。（作者：彭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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