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投湖五十年了，太平湖填了，丹柿小院里还有柿子吗？

五十年前的8月24日，一个受尽了凌辱、污蔑和毒打，心灵又遭受了重创的作家，殉身太平湖。他留下的《茶馆》《正红旗下》《骆驼祥子》《离婚》《猫城记》等诸多佳作，身后闪着光芒，足以让后人用“杰出”二字评价。老舍之死，几十年间不断经人言说，由于第一手线索尚不完全清晰，一直还存有许多疑问。他的选择，他的奋身一跃，他无言地枯坐一整天，这一切，直到今天，仍然是灼痛中国文坛的一个抹不去的记忆。

我们从来没有忘却老舍，老舍从来不应该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中被淡忘。今天，我们征得李辉先生同意，刊出他的《老舍逝世50周年，投身湖水是他最后的抉择》。同时，从“朝花”文库里，我们选出两篇与这一记忆相关，与不停地追问相连的文章，与读者一起追怀与感悟。目下玩味老舍生活趣味的文章不少，但真正像李辉、宋永毅等研究者和史料专家精心梳剔、不断追问这一段更有价值的悲剧的，恐不太多了。

丹柿小院的柿子和菊花只要还在，老舍先生就一直在。

老舍逝世五十周年，投身湖水是他最后的抉择

文 | 李辉

又一次来到老舍殉难的太平湖。

这是夏夜。我伫立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西侧的护城河旁，凝望对岸的“太平湖”。 我许多次路过这里，但还从来没有像这样静静地伫立过。我凝望着对岸，品味着喧闹中的清静。当然，我更会遥想起当年发生在对岸的那个永远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悲剧。

说是太平湖，其实作为“湖”它早已不存在，甚至这个地名在这里也已消失。大概在七十年代修建地铁时，这个不大的湖被填平，在上面修建大片的厂房，成了地铁车辆的停车场。在文革后，老舍的亲人们曾再次走进“太平湖”，缓步于纵横交错的铁轨之间，追想着当年悲剧发生时的情景。他们根据当年的记忆，找寻老舍殉难的地点。然而，一切都已改观，只能指出大概的方位，而具体地点则是无法确定了。

哪怕出现在面前的太平湖早已面目全非，哪怕岁月的流逝早已改变一切，我也相信，那个老舍钟爱的太平湖，那个成为老舍生命终点的太平湖，还是会以当年的模样深深地留在他们的心中。

我们这代人只能从老北京的回忆中感受太平湖。

太平湖民国时期的名称是“苇塘”。

在老北京的记忆里，和京城别的那些著名的湖水景观相比，太平湖自有它的迷人之处。它颇有野趣。荷花在水面迎风摇曳，水边长满芦苇，时而有野鸭或者叫不上名字的水鸟从苇丛中飞起，把静坐在柳树下的垂钓者吓一大跳。湖东岸与新街口外大街马路之间，有一片空地，湖边种了许多花草树木。矮矮的松墙成为一条界线，界线以西便成为太平湖公园。临街的松墙有一个缺口，或者称为公园的入口，但不收门票，人们可以随时进去散步、闲坐、垂钓。因为它在大马路边上，南来北往的行人，走累了，也爱到里边去歇歇脚，聊聊天，坐在沿湖的木条椅子上望望西山。所以专程到这里来逛公园的不多，顺便歇歇脚的不少。湖的南岸是护城河，河水一年四季都是那样慢悠悠地从西往东流淌，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湖西岸交通不便，没有多少住家，满目荒芜，但更显其幽静。

这便是老舍当年钟爱的太平湖。当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离开它。他永远与这个湖相随。不管它存在着还是已然消失。

老舍因太平湖而结束他的生命，太平湖因老舍而久留在人们记忆中。我不知道，假如没有老舍的悲剧发生，人们是否还会想到这个业已消失的太平湖？

消失的不仅仅是太平湖，还有曾经巍峨壮观的城墙。

对于老舍，北京城墙可能显得更为重要

对于老舍，北京城墙可能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北京城西北角德胜门一带的城墙，维系着他的一生。这一块小小的天地，是他的人生的起点，也是他的人生的终点。他对北京的全部情感，他的艺术想象力，因这一小块天地而得以形成。不难想象，没有城墙衬托的太平湖，会带给老舍多少失望与惆怅。

在老舍最后一次默默地坐在太平湖边的时候，德胜门一带的城墙还没有拆除。从湖边朝南看去，可以看见城墙高高地耸立着，护城河依偎着它，更显其平静与温顺。老舍熟悉城墙内外的一切。城墙那边是他笔下一个个人物活动的天地：祥子拉车穿行的胡同，“四世同堂”的四合院，还有那大大小小的茶馆……

不管旅居到世界什么地方，真正在老舍心中占据首要位置的从来就是北京，他的所有创作中，最为成功的自然也是以老北京为背景的作品。早在四十年代他便这样描述过他与北京难舍难分的依恋：“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可是，没有了城墙，没有了原有的人情世故，老舍还会一如既往地留恋北京吗？

这一带的城墙先后被拆除是在七十年代修建地铁和二环路的时候。老舍没有亲眼看到城墙的拆除，这样，他的最后一次凝望，便具备特殊的历史告别意味。也许可以这么说，当他头一天受到众多红卫兵的毒打之后，当他把最后一撇目光落在城墙上之后，他所熟悉的、所眷念的那个可爱的北京就不复存在了。

现在的太平湖一角

老舍是不幸的，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然而，从某一角度来说，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不再会受到风暴的席卷，不再会亲眼看到浩劫中的古都，如何一日日变得疯狂，变得让人痛心。他不会料到，在随后的一些日子里，老北京曾经有过的令人温馨令人留恋的东西，将或多或少地被此起彼伏的斗争渐渐消蚀。他所珍爱的正直、善良、礼性、侠义等等，似乎一夜之间在人们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些被扭曲的、粗糙的情感和举止。

太平湖、城墙，其实都不妨看作为一种象征。它们的消失，意味着老舍所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北京完全成为过去，文革风雨席卷过改变过的北京，将是一个外表和内在都使老舍感到陌生的北京。假如老舍得知人们不得不从“您好，谢谢、对不起”的训练中开始文明的起步时，一定会感到惊奇和困惑。他不会知道也不会明白，十年中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的道德、古都的文化，怎么会变得如此支离破碎？

老舍怎么成了革命的冲击对象

老舍绝对不可能预料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一场革命的冲击对象，并承受从未经历过的屈辱与痛苦。

他被公认为新时代的“创作标兵”，他的笔为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挥舞。一个如此出色地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应该说最有资格避免悲剧的降临。

毛泽东接见老舍和梅兰芳

老舍在从美国归来不久，就率先成功创作出反映北京新变化歌颂新时代的话剧《龙须沟》，因而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响应罗瑞卿的号召，根据真人真事创作了配合肃反的讽刺喜剧《西望长安》；他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创作出《全家福》和《女店员》……还有诸多的急就章。短文也好，快板也好，诗歌也好，都是他手中随时可以派上用场的工具。他积极地配合着大大小小的节日或者会议、活动，从而，在不少报刊的编辑看来，他是有求必应的好作者。还没有别的作家能够像他那样活跃，像他那样热情持久。

有的作家还记得，好多年里，每当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前举行庆祝游行时，总有两三个人作为领队，兴奋地走在文艺界的万人方阵前列。他们中间一直有老舍。在那些日子里，他无疑是一个典范，一面旗帜，他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文人，能够成功地行进在新时代的大军之中。

从不愿意修改已经发表的作品的老舍，后来亲自动手修改起《骆驼祥子》了。

在一九五五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骆驼祥子》上，旧版中的第二十三章后半部分与第二十四章的全部，都被删去。在这一章半里，老舍本来是集中写祥子的堕落，删去了这一章半，实际上改变了祥子的结局。而且，他当年说结尾过于匆忙，本应再多写几段，但这次修改，不仅改变了自己所说的从不愿意修改作品的习惯，而且不是增加篇幅使其更加完整，反而是将最后一章半删除。

纯粹文学创作意义上的那个自由自在的老舍改变了。总是将生活中的人与事放在首位的老舍也改变了。

那个自由自在的老舍改变了

老舍真诚地愿意走在时代的前列。

不过，老北京才是老舍真正的文学之根，创作之魂。

是根，是魂，它才可以像一条从没有枯竭的泉水，默默地在老舍的心底流动着，为他激发灵感，为他输送着语言的鲜活和形象的生动，使他在一日日的急就和应酬的情形下，仍然没有失去文学的活力。这便是老舍的可爱和可贵之处。或者说，是他生存状态的另一面，最终决定了他在逐渐改变自己的时候，仍然能够写出《茶馆》和《正红旗下》这样一些堪称《骆驼祥子》后又一个艺术高峰的作品。

可以想见，当老舍脑子里活跃着自童年起就熟悉的老北京的形形色色人物时，他便真正进入了自由自在得心应手的艺术境界。仿佛一切都早已活在他的心中，声音、味道、画面，都无须苦苦搜寻，便涌到了笔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的《茶馆》，才能成为世纪的风俗画与艺术瑰宝。其实，即便在创作《龙须沟》这样一些剧作时，对老北京的人与事描写，依然是作品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文学从来就是这样，只有自己真正熟悉的东西，只有自己放进了全部情感的东西，你才能出色地描绘出来。外在的东西也许一时热闹非凡，甚至能够赢得远比应该得到的多得多的喝彩和荣耀。但如果没有深深的根，没有魂，它最终只能是过眼烟云，甚至仅仅因为曾经昙花一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才不时被人提及。

老舍当年为黄永玉创作的齐白石木刻肖像题字。文革后，黄永玉回赠老舍夫人胡潔青并题词，可谓一段佳话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似乎矛盾的两面，居然能够并存于老舍一个人身上。许多他的同时代作家，譬如茅盾、巴金、 曹禺、沈从文、田汉等人，如果表示出与旧我告别，就尽可能地将以往的影子全然抹去，然后，以崭新的姿态开始走进新的陌生的生活，并尽量去适应它，反映它。老舍有些出人意料。他既能毫不逊色地配合政策，涉足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做一名创作标兵，又能不时沉浸在过去生活的影子中，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从中挖掘出艺术瑰宝。

这大概便是老舍的天赋，或者说是在老北京文化的熏陶下，他的性格具有了调和一切保持平衡的能力。我们看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社会与个人，政治与艺术，热情与冷静，不管那一方面，在他那里都不会是脱缰的野马。他仿佛是一位出色的导演，能够让每一个角色在最适合自己的时候出场，表演，退场。

别的人无法拥有他这种能力。

他成功地完成了一种调和，一种平衡。于调和与平衡中保持了文学生命的延续。

善良，正直，常在心中

几年前，在写一本关于沈从文和丁玲的书时，我读到丁玲对老舍的一段回忆。一个文人的正直和善良，从此开始令我景仰，令我难以忘怀。

在1960年召开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时，丁玲已经身处逆境在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不过，仍是中国作协理事的她，还是荣幸地被邀请到京与会。离开文坛仅仅几年，可对她来说，却仿佛有隔世之感。昔日的荣耀不再重现。她出现在会场上，多么希望和久别的同行们握手、拥抱，然而，她被冷落在一旁。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出现。她有些失望和沮丧。正在这时，老舍走到她的面前，与她握手，问上一句：“怎么样？还好吧？”

老舍夫妇联袂为著名舞台艺术家于是之绘画题词

并非过多的问候，只是简单一句寒暄，却令丁玲终身难忘。她得到一种被理解被关心的满足。因为她深知，这在当时称得上一次难能可贵的举动。这需要正直、善良和宽厚，也需要一种勇气。

人其实不需要过多的表白，在世态炎凉的时候，一个类似于老舍这种与众不同的举动，便能将人的善良凸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对他我总是怀着钦佩和敬意。

一次到广州看望黄秋耘先生，主要是和他谈周扬。但谈话中，他也以充满敬意的口吻谈到了老舍。就在1960年召开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之前，黄秋耘帮老舍起草一份报告。一天，老舍去逛隆福寺的旧书摊，很高兴地拿着一幅画回来。黄秋耘记得这是一个老画家送给吴祖光的一幅泼墨山水画。当时吴祖光已经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老舍说：“这可是祖光心爱之物啊!他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绳床瓦灶的景况了。不然，不会把人家送的画拿出来变卖。将来要是祖光能活着回来，我把这画还他，该多好！”

老舍与胡絜青新婚时合影

黄秋耘的印象中，当时老舍的眼眶微微发红，但他又突然止住话头，沉默了。黄秋耘看出了他的顾虑，就说：“请您放心，在您家里看到的，听到的，我都不会对人透一星半点儿。”于是，老舍才恢复了平日的幽默：“对，对!这不足为外人道也！”时间久远，许多事情黄秋耘已经不再想起，但老舍的这一侠义之举牢牢地印在他的记忆中。

黄秋耘回忆的这件事，后来从吴祖光先生那里得到了证实。老舍购买回来的这幅画，是齐白石老人送给他和新凤霞的。一次吴祖光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偶然遇到老舍，老舍便热情地将他带到家里，把画还给他，并说要不是经济条件有限，他本应将他们所有散失的字画都卖回来。

可以想见，备受冷落的吴祖光此时此刻的心情。对于他，这当然是终身难忘的一幕。

吴祖光(右）与黄永玉合影

在知道老舍这样一些事情之后，我开始明白，老舍为何在同时代文人中间具有感召力，令人们永远怀念他。他虽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但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老北京人的细致、周到、善良和正直，却能给予朋友以温暖和信赖，而这，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则是最为珍贵的。

这便是老舍。一方面，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落后过，他的身份，总是免不了积极表态，甚至发表符合要求的批判文章，即便被批判者可能是他曾经深知的友人，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可是，表面上的批判，并不代表他的内心。于是，另一方面，在不同场合他又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他依然保持一种友善，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会伸出援助的手。

在这样的时候，政治让位于人情世故，让位于根深蒂固的做人的原则。

老舍还是老舍，没有失去本色，没有割断传统的根。

孔庙里的红色风暴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北京文庙的遭遇，应该说是老舍一生中感觉最突然最不可思议最难以承受的。他的性格，他的处世哲学，乃至他的信念，突然间受到前所未有过的考验与摧毁。

在一群红卫兵的押解下，他和二十多位作家艺术家，被拉到国子监街文庙大院里，让他们在大成门前的空地上，时而下跪，时而围着燃烧的戏装和书堆跳“牛鬼蛇神舞”。

老舍家庭而合影

这是文庙，曾经被读书人视为神圣的殿堂；这是北京，是老舍全身心热爱的地方；这是二十世纪，被公认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新世纪。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地点，老舍被挂上黑牌，受到生平第一次的侮辱、毒打。他流血了，伴随着血滴和汗珠的是书籍焚烧飘飞的灰烬。他平生描绘过多少生活场景，可他似乎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更无从预料自己竟然成为这个场面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他的确没有意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局面。头一天他接到开会通知便从医院回到家中。他本来可以托辞留在医院，但正在风起云涌的运动，使他无法安稳地留在病房里。多年的惯性驱动下，他不能忘却作为北京市文联领导人的责任，历次运动中从来没有落后过的他，这一次同样不能被认为消极、淡漠。他回到家中，早上穿得整整齐齐，拿上准备好的发言稿，如同以往去主持会议一样走出家门。

老舍是一位对新时代怀着满腔热诚的作家，一位总是愿意将自己融入现实生活的人。多年的忠诚，多年的热情，已经使他能够在一次次出现的新情况下保持自我的安稳和平衡。也许仍有独立的见解，也许仍然于内心深处保持着对生活的复杂感受，但这些，并不会影响到他与上面的政策和号召保持一致，因为他相信领袖超过相信自己。

然而，这个世界变了。北京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八月十九日是疯狂的开端

这些日子里，整个北京已经陷入了狂热之中。仅仅几天前，八月十八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红卫兵第一次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林彪在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浓浓的火药味顿时充斥整个古都。

北京真正是在一夜之间完全变了。八月十九日是疯狂的开端。“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成短裤，余下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作废品处理……”这不是讽刺小说的调侃，而是出自这一天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的第一份红卫兵传单《向旧世界宣战》。就在这一天，三十多万红卫兵冲上了街头，开始了他们所认为的“破四旧”的壮举。

老舍所熟悉的一些地方在狂风暴雨中喘息。

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得稀烂，换上由红卫兵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木牌，而挂在店里的山水字画全部被撕毁；“荣宝斋”的牌匾被“门市部”之类

的字样盖住，《砸碎“荣宝斋”》的大字报张贴在原来展览艺术珍品的橱窗上；百年字号瑞蚨祥绸布店内所有字画、契约、宫灯、画屏，都被毁坏……

素来温文尔雅、幽默平和而著称的北京话，忽然间也改变了原有的形态。红卫兵小将们开始毫不顾忌地满嘴粗话，“他妈的”、“老子”、“小子”、“狗崽子”等等，在他们看来，仿佛惟有此才能表现他们的革命性，才能标志着与传统文化的决裂。

此刻的北京，当然不再是老舍所热爱的那个北京。同样，此刻的北京，也不再可能接纳老舍。

文化大革命批斗场面

但是，住在医院里的老舍似乎对这些没有预感，或者说，他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即将降临于自己的冲击。当他那天走到会场时，他才发现人们的眼神已经与以往大大不同。当他被挂上了黑牌时，当红卫兵将他和同行们押解到太庙时，当他看到火焰无情地吞噬书籍时，当他受到呵斥和毒打时，他才开始明白，今天真的与过去大不一样了。

何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何曾受过这样的侮辱。

老舍可以忍受许多别人难以接受的东西，可以真诚地改变自己早年的某些禀性，但人格的侮辱，对于将名声和面子视为生命的这个老北京来说，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承受的。他似乎温和，似乎苍老，但在邪恶和无知面前，他依然有他做人的傲气在。于是，当下午被接回市文联后又受到红卫兵的鞭打时，他愤然将挂在颈上的黑牌子扔到地上。

在愤然扔掉黑牌之前，老舍在想些什么呢？

在那一时刻，老舍的目光一定充满着困惑与愤慨。

五十年代初的老舍与胡风，很快胡风被打成反革命

他不理解，他曾经热爱的北京，他曾经为之描绘为之讴歌的北京人，居然会野兽一般向他扑来。这座城市昔日的温文尔雅昔日的彬彬有礼，仿佛刹那间荡然无存。他不理解，人的眼睛里怎么会闪烁着那么多的仇视和凶残？从人性的角度，从传统的角度，都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

在那个炎热的日子里，老舍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无法预料也无法躲避的厄运，他对文化的爱，对北京和祖国的爱，他的所有信念和情感，都在烈火中焚烧着。北京和中国，将在很长时间里，不得不吞咽那场风暴中种下的苦果。

一直愿意跟上时代的老舍，最终仍然没有跟上一个特殊的年代。他被挂上了批斗的黑牌，受到人格的侮辱。难道岁岁年年所作的一切不能证明自己的进步和清白？难道过去获得荣誉、荣耀转眼间就是梦中泡影？当他在红卫兵面前扔

掉挂在脖子上的那块黑牌时，他也就把一个个疑问、质问掷到了地上，让它们发出无声然而却又能在天地间久久不会消失的回响。

最后一天如此漫长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一定是老舍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头一天他的愤然反击受到更为严厉的对待。人们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将他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尾随而来的红卫兵，又轮番地毒打他到深夜，直到凌晨，才允许家属把他接回家。

他是以何种心情度过那个夜晚的我们已无法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最初决定走出家门时，是否就确定要到太平湖寻找归宿。一切，一切，都再也无从知道。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他让家里的人都走了，甚至妻子也被他说服到单位去参加运动。他不愿意家人因为自己而遭受新的打击。在走出家门时，他手里拿着一副手杖，还有一卷亲自抄写的毛泽东那首著名诗词《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老舍为什么选中带这首诗词，在身处那样一种处境时，他会以何种心绪来品味诗词的意境，如今永远是个谜。

就这样，带着昨天留下的累累伤痕，带着昨天承受的人格侮辱和巨大压力，老舍走出了家门。最后一次出门，再也没有回来。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注意到了这样一个老人的来临。他回忆说这个老人在公园这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有动过。他估计，悲剧是发生在午夜。

静坐湖边，动也不动，石雕一般。

老舍晚年最后的留影之一

可以相信，当万念俱灰毅然投入湖中之前，老舍的内心，显然会是前所未有的激烈。太多值得回想的往事，太多值得咀嚼的人生体味，但，我猜想，更多的是困惑，是自省。甚至会有对自我的否定，有深深的自责。

这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革命。所有传统文化的精华，书也好，文人也好，为什么都将成为必须清除的历史垃圾，如同焚烧的书一样化为灰烬？ 为什么社会的道德规范人的尊严，一夜之间会变得全无价值？为什么人的兽性会成为社会的主导？

更使他痛苦的还是自己。为什么自己曾经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为什么自己如此真诚如此勤奋仍不能避免这样的命运？为什么偌大一个北京，容纳不下他这样一个从无害人之心的普普通通的文人？

我们已不可能描述老舍当时的全部心情。但我宁愿相信，他也在深深地自责，他有许许多多的内疚和懊悔。他会后悔失去了过多的自我；他会后悔在历次运动中，写下过那么多批判同行的文章；他会后悔没有更多地关心陷入逆境的朋友；他会后悔没有写出更多的如同《茶馆》一样的作品。这样的推测并非是我的一厢情愿，而是符合老舍正直、善良的性格本身的逻辑发展。

“文革”结束后的老舍追悼会，邓小平李先念敬献花圈

他最终走出了生的困境。他不愿意再蒙受新的屈辱，也不愿意因为自己而牵连家人。他看不到前景，无法预测未来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也许死对于他才是最好的、唯一的选择。老舍，曾经给予过人们多少安慰和温暖，可在他最需要安慰和温暖的时候，却无从获得。

浓重的夜色里，没有人发现老舍做出最后选择。

儿子舒乙第二天看到的是已经告别人间的老舍。他描述说：父亲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头挨着青草和小土路。他没有穿外衣制服，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没有什么泥土，他的肚子里没有水，经过一整天的日晒，衣服鞋袜早已干了。他没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贴身的衣裤已很凌乱，显然受过法医的检验和摆布。他的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干固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的青紫色的瘀血。他遍体鳞伤。

老舍著作一览

老舍把屈辱、困惑、自责、痛苦留给了自己，也把一个悲剧留给了历史，留给了不断关注它解说它的后人。

我在几年前，采访访问北京的一个日本作家代表团。在一个场合，见到了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读巴金那篇《怀念老舍》的文章时。从巴老的文章里我得知在老舍去世之后，水上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表文章表示怀念的人。

在得知老舍不幸去世的消息后，水上勉在一九六七年写下了散文《蟋蟀罐》(又译《蟋蟀葫芦》)。他记述老舍访问日本时到他家坐客，交谈中他告诉老舍说，他在一个朋友那里看过一只木制的罐子，说是从中国的旧货摊买回来的，是养蟋蟀用的。老舍当即答应他，假如他到中国去，可以带他到旧货商店去找。令他难忘的是，老舍还答应陪他参观六祖慧能大师的东禅寺。他把老舍的许诺看作一个美妙的梦。但这一切，只能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了。而老舍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因这美梦的破灭，显得尤为珍贵。

访问日本期间的老舍。此时他与水上勉见面

见到水上勉的那天，人很多，我没有向他提出过多问题，后来也没有机会深谈。现在想来，我其实应该详细问问他当年听到老舍去世消息后的心情，从他那里了解，日本文化界是如何看待老舍，如何理解老舍。或者，如果有可能，话题可以更深入一些，他们当时和后来，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文革的演进，如何看待文革发生的种种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事情。

水上勉那次送给我一本他的近作。这是一本长篇小说，我不懂日文，但我喜欢它的装帧，所以，一段时间里，它总是摆放在书架的醒目位置上。为写这篇文章，我重新找到了早已翻译成中文的《蟋蟀罐》，又一次为一位日本作家对老舍的深情怀念而感动。这只是一篇很短的散文，可是字里行间流溢温情、伤感。尽管他与老舍只有一次见面，可他比文革中的中国人更能认识到老舍的价值，他为中国失去一个老舍而婉惜。

“最近，风闻老舍先生已经去世，这简直不能相信，难道我再也见不到老舍先生了吗？”

读这样的字句，我仿佛听到了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一个焦虑而急促的声音。声音显得有些苍凉。这种苍凉，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散去。

（转自公号“六根”并经李辉先生本人授权刊登）

丹柿小院

文/ 焦正安

我住在正义路南口的瑞龙苑饭店里。沿这条路往北走五六里，就到了丹柿小院。在“正义路”上走，有意思。走过去，这是一条正义路呀。

主人在院子里自栽了两棵柿子树，因此称这座院子叫丹柿小院。院子里还有枣树。我怎么觉得枣树挺像柿树的呢。多半是因为我想到了鲁迅《秋夜》中的枣树。与其说我把两种树联系在一起了，不如说我把两位作家联系在一起了。这两棵和主人一样风骨的柿树还不到五十岁，算是年轻的。然而，它们的样子是抑郁寡欢的。也许是昔日对它们呵护有加的主人命运使之然。

丹柿小院是老舍1950年买下的住宅。这么大的院子，养花正合适。1952年老舍夫妇在院内菊花丛中的合影，可掬的笑容和菊花一样灿烂。洁白的花朵儿比拳头大。1966年老舍在院子里栽花的照片上，是专注还是沉思呢？老舍怎样爱花，看一看这两幅照片就明白了。老舍为什么爱养花，读一读他的《养花》就知道了。爱花者，爱养花者，定然是热爱生活的人。作为四合院的丹柿小院，其实不合：四座房子没有连成一体。是因为雨水少吧，从这一座到那一座要穿过庭院，担心淋着的时候少。要是养花种草，浇水就得勤着点。老舍养了几百盆花，这浇水的事够累够烦的。但是乐在其中。

现在，丹柿小院展出了老舍的生平事迹。展览品中，有老舍儿时的玩具：泥饽饽、羊拐。有1920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生总评成绩记录，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排列着，最高分是89.66，老舍排在第五位，是85.78分。分数都是用大写汉字书写的。还有荣获“人民艺术家”荣誉后，赵树理、端木蕻良等作家表示祝贺的签名原件。

小院主人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丰富多彩的生活至“文革”便结束。那一天下午，老舍与萧军、端木蕻良被逼着对孔庙大成门前的大火下跪。老舍不从，落下一个“对抗红卫兵”的罪名，当场加挂“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并勒令他第二天上午去市文联接受批判。

第二天凌晨，老舍走出家门。丰富胡同北端是以明朝特务机构东厂为名的胡同。夜深人静之时，老舍也许走过了东厂胡同。即使没有走，此刻他一定会想到距离他的家只有二百米远“东厂”。我带着悲凉的心情，从丹柿小院走向东厂胡同。走进东厂胡同，毛骨悚然。还好，这一条胡同并不长。出了东厂胡同是北河沿大街，其北端是五四大街，南面连着正义路。走在“穷途末路”上的老舍，也该想到“正义”吧。“正义”离他太远，而“东厂”则靠近他。“天亮”之前，“光明”到来之前，老舍丢下他的读者，丢下他的丹柿小院，丢下他的家人，丢下他心爱的花儿，投进了太平湖。书房里的日历翻在他投湖之日——1966年8月24日。

我想去看一看太平湖的。太平湖填了。

右边的卧室里，挂着老舍夫人胡挈青多年以后写的一首诗：“识苦尝辛八十年，此身难得一日安。……伤心京华太平水，湖底竭时泪不干。”看到这样的诗，谁能不泪眼模糊？太平湖填了，掩埋不了作家的悲哀。

我怎么就觉得洁白的菊花簇拥着老舍的那幅照片是不祥之兆。老舍死时无人为他献上洁白的花，他生前就自己给自己献上了。

——刊于2001年01月14日解放日报朝花版

关于老舍之死

文/宋永毅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十年浩劫的首次政治洪峰便吞噬了老舍的生命，他死在北京城郊的太平湖公园。许多年过去了，关于老舍的死因至今仍众说纷纭。一九六七年以后，当被砸烂了的中国文坛对老舍之死尚一片沉默时，日本汉学界的水上勉、北浦藤郎等学者、作家即发表了悼念文章，并对死因进行了猜测。接着苏联的汉学家热洛霍夫采夫、安基波夫斯基等也发表了类似文章，法国的巴迪·保罗还为此写了《忆老舍之死》的长篇论文。

“文革”结束后，老舍家属和国内学术界也对此进行了推测，不外乎“自杀”和“他杀”这两类说法。在1986年3月的全国老舍研究会上，吴祖光先生在发言中仍怀疑是“他杀”，而苏叔阳则在他的剧作《太平湖》内处理为“自杀”。

我以为：对老舍死因的推测，不仅要注意到一些现场的蛛丝马迹，更要注意到他的个性、气质和深层文化心理，如果从这一视角去分析老舍之死，那么毫无疑问是“自杀”。

在我与老舍长子舒乙、长女舒济的多次探讨中，我们也认为是“自杀”。然而，将他的死单纯地归于政治压力却仍只是在浅层的原因上滞留。十年浩劫中挨斗的老作家并不少，为什么许多人就没有自杀呢？纵观老舍一生的文化构成和气质性格，我以为是浓烈的“士”意识、隐伏的宗教“涅槃”观、被压抑的忧郁气质的突然释放这三者“合力”的结果。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将前辈文人作为自己人格楷模的心理习惯，老舍最喜欢的诗人是屈原、陆游和吴梅村等。如果说在前二者身上他学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君报国”的“士”的传统意识，形成了以“献身”来完成人格的心理模式；那么吴梅村“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教训正从反面强化了“献身”的观念。这一观念的积淀从积极方面说是屈原式的身逢乱世的“以死谏之”和“士可杀而不可辱”，陆游、诸葛亮式的“鞠躬尽瘁”、“以死殉国”；从消极方面说则是岳飞式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总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士”意识中，“死”常常是完成理想人格与道德价值的最高方式。

老舍临终前一天，曾对胡絜青说过：“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投湖自杀时又特意带着一卷手抄的毛主席诗词。虽然不是遗嘱，但这里难道没有一点“忠君报国”的悲剧意味和“以死谏之”的深层内涵吗？事实上老舍一直有这种“献身”的思想准备，抗战时他在重庆就讲过如果敌人打进来便准备投嘉陵江之类的话。《四世同堂》里他为祁天佑安排的死也说明了他长期有一旦受辱便以死抗之的心理准备。

其次，我们不能完全排斥老舍作为一个曾笃信基督教的人，有着隐伏的宗教生死观一一“涅槃观”与“归宿观”、“解脱观”，这又促进了他的“死谏”。再次，从老舍的性格气质来看，一直是热情的“胆汁质”和感伤的“忧郁质”的混合，解放前“忧郁质”占明显上风，才写出了《猫城记》、《离婚》那么深刻的作品。解放后他忙于社会活动，真诚地歌颂新社会，在气质上反过来形成了“胆汁质”对“忧郁质”的压抑，这一气质使他几乎成了个单纯的乐观主义者。现代心理学观察告诉我们：在猝然不及的打击面前，有的“胆汁质”型的人比“忧郁质”的更易导致自杀，因为对形势的变幻缺乏情绪上的准备。老舍自杀前曾在太平湖畔徘徊了一整天，眼前这场动乱中所发生的一切与他三十年前《猫城记》中的预言如此相似，他作为一个作家不会不想到。这是否又使他从单纯的乐观主义重返了以往深刻的感伤主义的心境呢？而这种大起大落的心境也必然会成为他自杀的推动力。苏联汉学家热洛霍夫采夫和谢曼诺夫把他们一篇论及老舍之死的论文名为《对预见的惩罚》，我看是有深意的。

——刊于1986年09月14日解放日报朝花版

老舍经典作品还在不断被翻演，北京人艺于是之版《茶馆》让人永远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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