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金融史上的创举: 四行储蓄会和四行准备库(上)

天津金融史上, 北四行( 中南、盐业、大陆、金城)声名显赫,与北四行拥有同样巨大声誉的,还有一个特殊的机构,那就是四行储蓄会,时人誉之为“四行一会”。四行储蓄会是当时北四行之间形成的一种联合信用组织,它的出现,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现象,可谓天津金融史乃至中国金融史上的一大创举,其意义极为深远。

为什么北四行要通过这种罕见的特殊形式进行合作?说到底,还是与20 世纪20 年代中国私营银行业的实力有关。那个时候刚刚诞生不久的华资银行,处在众多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的碾压之下,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它们垄断国际汇兑、控制对外贸易、大规模吸收存款、发行钞票、开展商业银行业务,当走在天津解放北路上经过那些豪华气派的各国银行大楼时,就可以想象一百年前中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是何等惨烈。

当然,当时华资私营银行内部的竞争同样激烈。民国初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私营银行业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25 年实存私营银行130 家,实收资本从1912年的747 万元增加到9308 万元。为了争取储户,新设的华资银行不得不纷纷高息揽存,致使华资银行的经营环境日趋恶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私营银行开始对自身经营模式进行反思。为了抱团与外资银行竞争,为了结束华资银行之间的恶性竞争,四行储蓄会这样的合作联营机构应运而生。

1921 年,位于天津的盐业、中南、金城三行决定“协议联营”,制订了《三行联合营业事务所简章》以及《联合营业规约》,规定联合营业之范围,以“不侵害各行各自之营业为限”,并规定三行联合后有“互相协助之义务”。1922 年大陆银行加入,从而形成四行联营之局面。1923 年1 月四行代表在北京开会,决议在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之下设立四行储蓄会,“储蓄会之营业,完全独立,与各行之盈亏无关”。也就是说,四行储蓄会是一个独立于四行之外的机构,既要实现四行之间的优势互补与信用联合,又要切断与四行之间的风险传递关系,使四行储蓄会可以保留比较独立、超脱的地位,防止四行的不当介入。

四行联营的形式,除了四行储蓄会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四行准备库。北四行中只有中南银行一家因系华侨资本,获得了钞票发行权,而其他三家均无此权力。四行联营后,“中南银行为慎重政府赋予发行权及保持社会流通之信用起见,特将本行发行钞票规定十足准备之章程,联合盐业、金城、大陆各银行设立四行准备库,公开办理,以昭核实”。这就是四行准备库的由来。而“准备库职务专办钞票之发行、准备金之存储以及印票兑现一切事务,不兼做其他营业”。而且,四行准备库有专门的机构,“无论在何地方均须特立机关设置于四银行之外”。可以说,成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是北四行联营后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而这一举动对于增强四行的社会信誉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四行联营集团的构建是近代华资私营银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私营银行发展初期的信用联合。其合作的初衷,是希望在外资银行的夹缝中寻求华资银行的立身之地,通过合作来实现华资银行的壮大。不得不说,这是中国金融史上特殊的历史时期“被逼迫出来”的金融智慧。通过这种合作,不仅提高了参与联合的私营银行的信誉和实力,还极大地降低了它们本应独自承担的运营风险,为华资银行谋求了更大发展空间。这段天津金融史上中国银行业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的创举,值得今天借鉴。

(王丹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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