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大公报》全知道
《大公报》，知道吧？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大报之一，众多学校都爱考。该报的知识点散落在教材的各个角落，你能串联起它的前世今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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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真题
名词解释：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广西大学2018，陕西师范大学2018）
简答题：
1. 《纽约时报》宗旨与新记《大公报》“四不主义”的背景、内涵、思考（中国人民大学2018）
论述题：
1. 结合史实论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8）
2. 试论述《大公报》在我国新闻发展史上的影响。（暨南大学2018）
3. 分析新记《大公报》的办报过程和四不方针。（复旦大学2017）
4. 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是什么，这一方针是否始终得以贯彻执行（中国传媒大学2016）
问答题：
1. 《大公报》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是如何分工的，这对该报有何影响？该报
的办报方针对社会和报业产生了哪些影响？（苏州大学2019）
《大公报》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在中国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不同阶段，《大公报》的运作和报道有着各不相同的特点。
《大公报》于 1902 年由英华在天津创办，取“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之意。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评价称，该报是一份“‘具有保皇立宪思想的满族知识分子，依靠教会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利用买办资产阶级的投资办起来的资产阶级报纸。’这个报纸之所以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主要是它是一份以‘敢言’著称的报纸。”
1916年，英华将报馆卖给王郅隆，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任主编。胡政之对《大公报》进行革新，例如加强国际新闻报道，普及世界知识，革新版面。这些措施让 《大公报》渐渐摆脱以论为主的格调，拓展该报作为传媒的社会功能，热心传播新思潮，采纳多方观点。例如，长沙《大公报》聘请毛泽东为馆外撰述员，其中就一位新娘为反抗封建婚姻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他接连发表 9 篇文章，猛烈抨击封建制度，指出只有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才能解决问题。1923年，社长辞世，主编辞任，报纸难以为继。1925年停刊。
（二）新记大公报
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吴鼎昌独资5万元自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至此，“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三要素正式合并。复刊号发表《本社同人之旨趣》，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
四不主义
不党：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
不私：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不“盲从”、不“盲动”、不“盲争”。
“四不”方针彰显了张季鸾等人主张办一张经济独立、言论自由、客观中立的报纸的思想。有评论说，“四不主义”是中国本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初步形成的标志。
张季鸾的报业生涯中，无数次用其笔尖贯彻了“四不”的新闻理念。一骂吴佩孚有气力而无知识，二骂汪精卫好为人上，三骂蒋介石人生观谬误。1927年12月2日，也就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次日，张季鸾写了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针对蒋介石“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指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蒋介石折服于张季鸾的出众文采、端正人品，对其礼遇有加，视为“国士”，《大公报》也成了蒋介石从办公室、到客厅、到厕所必备报纸。
在“四不主义”的方针之下，张季鸾始终坚守《大公报》独立办报、不趋炎附势，尊重客观实际，不偏不倚、力主精诚团结。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一片“剿共”声中，张季鸾就派记者到红区采访。1930年4月11日《大公报》刊登了「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和「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等消息。此后，还报道过红军英勇作战、士气旺盛的事迹。
1934年6月，《大公报》附刊《国文周报》连连发表苏区红军的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的介绍文章，向世人告示，红军不是国民党宣传的“土匪”、“流寇”等。当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就是看了这些文章后，萌生到陕北、西北考察的念头。
文人论政
“文人论政”在近代民营报业史上一种显而易见的特点。“新记”《大公报》将王韬、梁启超等人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顶峰，关心政治，畅言国事，将民营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我国的“文人论政”推向成熟阶段。
“文人论政”主张，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敢言政治，反映民众的活动，成为民众喉舌。文人论政”办报思想主要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经济独立，这是言论自由的前提。
第二，独立言论，站在中立公正的立场上，针砭时事，议论国政，引导舆论，体现了近代报人独立的精神境界。
第三，重视商业经营和报业管理，如《大公报》领导层精英辈出，人才济济，经营管理制度先进。
第四，文风通俗易懂，平易近人，达到好的传播效果。
除《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傅斯年等人外，许多民营报人都用此思想实现报国追求。如于右任与 “竖三民”（按：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邵飘萍与《京报》，史量才与《申报》，邹韬奋与《生活周刊》。这些著名报人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敢于发表政见。他们的目的在于救国救亡，富国强民，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最终理想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他们的追求推动了我国报业的发展，为当今报业树立了典范。
范长江
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从成都出发，开始西北地区考察旅行，他把旅行见闻写出通讯陆续在《大公报》上发表。通讯揭露了西北地方的弊政，描述人民的悲惨生活，第一次揭露红军长征的一些真实情况。此举使全国人民开始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长征，知道陕北有个毛泽东，一时范长江名声大振。后《大公报》将范长江的旅行通讯辑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
文艺副刊的兴盛
1933年9月，《大公报》设立《文艺副刊》，后改名《文艺》，由沈从文等人主编。当时，很多大家以此为阵地，进行创作，文采诗艺喷薄而发。进入三十年代，《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成为北方乃至全国颇具影响的文学阵地，尤其是《大公报》移师上海出版之后，《文艺副刊》更成为全国作家和文学青年风云际会的平台。胡适、梁实秋、丰子恺、林语堂、曹禺、冰心、茅盾、巴金、沈从文、老舍、林徽因……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巨匠，都曾是《大公报》副刊的作者。
1935年，吴鼎昌辞任。鉴于平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落户上海，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三）抗战时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津沪版相继停刊。
张季鸾、胡政之等人相继创办《大公报》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转辗迁徙导致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仍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在全国仍处于领先地位。
《大公报》另一位记者孟秋江以战士的姿态奔走，以笔代枪，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事新闻报道，生死命悬一线。《大公报》派驻孟秋江任南昌记者，负责采访东战场消息期间，他发表了《江西大战的前夕》、《庐山脚下的难民》、《湘北大捷的经过》等通讯。孟秋江深入战场一线跟踪报道，“用脚底板跑出大新闻”使得全国人民能够通过《大公报》如实地了解实时战况，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斗志。
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最佳新闻服务奖”颁给大公报，颁奖辞中赞扬大公报“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肯定了大公报的历史地位。《大公报》概括其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小骂大帮忙
《大公报》不仅“敢言”，而且“善言”。归纳起来，该报言论的技巧和艺术大致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批评政府的同时，积极向政府提出建议，有意识地将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结合起来。二是在纷繁复杂的时局面前，独具慧眼，把握关键，提出新颖的独到见解。
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十分注意“言”的效果，尤其是批评言论。在《大公报》看来，批评只是一种手段，帮忙才是目的。“为了国家的利益着想，报纸对于政府，应该是小批评，大帮忙。假使批评为难，则帮忙时也就乏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般民众以为反正报纸都是政府的应声虫，不会有真知灼见，而国际读者也以为你们的报纸没有独立精神，而不重视，到那时报纸虽欲对政府帮忙，而也没有力量了。”正因为如此，大约从40年代开始，“小骂大帮忙”就逐渐紧密地与《大公报》连在一起，成为了反映其言论效果的代表性说法。
“小骂”：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更多是张季鸾的看法）
“大帮忙”：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尤其是在国共两党斗争问题上，竭力为蒋先生及其反动政权鼓吹。
《大公报》在言论上的这种“效果论”是由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决定的。该报虽然经常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僵化、腐败、堕落予以言论抨击，但在根本上还是维护其统治的，并且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幻想借国民党政府之力来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这实际上反映了《大公报》政治上的天真和幼稚，也正是该报此时“敢言”的阶级局限性。
但从另一角度看，报纸立场和方针的宣布毕竟只是纸上的东西，需要具体的从业者来落实，且新记《大公报》所历的20多年正是国民党政府形式上基本统一中国的时期，统治力量的政策、控制和压力很难说不对报纸产生影响，那么，《大公报》在其早年宣布的“四不主义”根本方针之外会不会有操作性的策略融进去，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报纸的言论主张？某些报人的实践又会不会给报纸的立言方针增添变数？或许张季鸾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就是《大公报》在某段时期内出现了被称为“小骂大帮忙”的报道的原因之一。
（四）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各版的复刊工作，津沪版相继复刊，港版1948年复刊。言论方面，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质疑共产党，不满国民党，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分别受到《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的抨击。1948年，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五）1949年后大陆的《大公报》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公报》经过公私合营易名为《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天津《大公报》改组，经毛泽东同意改名为《进步日报》，归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上海《大公报》归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后因上海《大公报》发行量大减，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成为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的全国性报纸。从建国后到文革前的《大公报》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集中力量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发挥出经济报刊应有的指导性作用。
1966年9月，受文革影响被迫停刊，《大公报》改名《前进报》，并于当年 12月正式停办，从此退出中国大陆历史舞台。
（六）1949年后香港的《大公报》
1949年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立场靠近中共，政治色彩浓厚，在当地公信力较低，与《文汇报》、《香港商报》同属香港的左派报纸。
金庸早年在上海《大公报》任翻译，机缘巧合被调遣到香港《大公报》，并在此创作并连载了他名噪几代人的《书剑恩仇录》等武侠小说。
《大公报》对于今天的启示
《大公报》以一张民营报刊的姿态，秉持民间立场，并希望以自己的舆论影响中国社会的进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报风格。它的办报理念闪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光芒，给当今报业很大的启发。
首先，必须坚持新闻的客观性原则。经过长期发展，现在，客观性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公认的新闻语汇和报道模式。它代表了现代社会对新闻事业的常识、期望，是人们评价新闻实践和新闻机构的标准。《大公报》“中立公正”也许可以为我们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提供借鉴。正如《纽约时报》普利策奖获奖人HowellRaines说:“我们不应放弃新闻记者那种愤世嫉俗的怀疑精神，我们的职业是探究真相，不是去当啦啦队；我们的责任是告诉人们事实，而不仅仅是赢得公众的热爱。”
其次，强化媒介的服务意识，让老百姓满意。只有老百姓才是社会大众的主体，新闻传播活动之所以发生，也就在于满足大众对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在媒体市场过度依赖广告收入的今天，没有受众这个群众基础，新闻媒体就会成为无本之木而日趋萎顿。因此，媒介应该胸怀受众，让传播行为自觉接受受众需要的制约，在服务上下工夫，使媒介产品实现增值。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提出“为百姓谋利益”、“为大众服务”，强调贴近生活，提高媒介的服务性，就是服务意识增强的表现。
再次，加强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建设。新闻责任感可使新闻工作者不致被社会压力和个人私利弄得东倒西歪，站不稳脚跟，也可使他们免受功利主义的影响，而且只有这样才会使自由不致变成放肆，才会使事情做得合情合理。所以说我们要对新闻从业人士进行新闻专业主义的教育的时候，就意味着不仅是对他们进行业务素质的教育、业务技能的培养，还要对他们进行新闻职业道德的教育，并最终在专业主义的潜移默化中使他们自觉地把新闻道德准则付诸实践。
总之，在市场经济时代，媒体应该继续发扬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以行使媒体“社会公器”的进步职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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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羽生作者：春光
编辑：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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